
登飞来峰赏析
作者: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1)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飞来峰: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
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俗称塔山。
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飞来,故名。
(2)千寻:极言塔高。
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耸。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4)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
汉陆贾《新语》:“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
”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5)缘:因为。
(6)眼:视线。
(7)塔:铁塔。
(8)最高层:最高处。
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
〔9〕鸡鸣见日升:鸡鸣时可以望见太阳升起。
译文: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赏析:这首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
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
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
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
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
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
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
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
承句写目极之辽远。
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
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
”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
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
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
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
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转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
”浮云遮望眼”,用典。
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
”王句即用此意。
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
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
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
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
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
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
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
这与王之涣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似。
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
”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
”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着座右铭。
王安石改诗告诉我们什么
答司马谏议书《答司马谏议书》,散文篇名。
北宋王安石作。
司马谏议:即“司马光”,当时任右谏议大夫,曾写信指责作者的变法举措。
篇中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言辞犀利,针锋相对,是古代的驳论名篇。
原文: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安石启: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可是商讨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在许多方面不同的缘故啊。
虽然想要(向您)硬罗嗦几句,(但)终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虑(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是简单地给您写了封回信,不再—一为自己辩解了。
又想到君实很看重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宽恕我吧。
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注重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
(假如)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掌握了。
现在君实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
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
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
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
如果君实您责备我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缘由(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得很。
赏析: 本文选自《王临川集》,作者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临川人,曾被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
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两次出任宰相,坚持推行变法,世称王安石变法。
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他主张为文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
他的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王荆公诗文集》。
文体知识:本文是书信体驳论文。
全文主要驳斥以司马谏议为代表的保守派对新法的指责,所以属驳论文。
王安石的说理文见识高超、论辩犀利。
主旨: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
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
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
文章逐条驳斥马司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层次段落。
全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即开头一句和第一自然段。
这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段即第二个自然段。
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第三段即第三个自然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是不是我所敢领教的。
第四段即第四个自然段,结束全文,说一些礼仪性的客套话。
现在再就第二段驳斥的几个重点进行分析。
关于侵官,依据名实相符的原则,王安石阐明制定和贯彻变法的规章制度,有皇帝的命令,有朝廷官员大臣讨论确定,有具体官吏执行,步步有据可查,不是侵官。
关于生事,新法实行,影响一些大地主和大官的利益,引起他们不满,司马光把这说成扰民生事,王安石阐明变法是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可造福于人民大众,加强国家的统治,不是生事。
关于征利,司马光等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征利,王安石驳斥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目的在于理通财政,有利整个国家,表现出政治家的宏伟的韬略。
关于拒谏,司马光等人认为王安石不理会保守派意见就是拒谏,王安石义正辞严,指出自己抨击不正之理,驳斥不怀好意的人,证实自己光明磊落,坚持自己变法应有的态度。
所谓天下怨诽的问题,王安石举出历史事实,并分析说明保守派这些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乃是他们因循守旧的腐败作风。
王安石坚持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委婉地表示对司马光的说法则非某之所敢知。
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为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
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新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
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
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
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
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
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
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疑难词句: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窃,犹“私”自的意见,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
每,是往往经常,术:方法,此处指政治主张。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重念:又考虑的意思。
视遇,是看待,反复,指书信往来,具道:详细的说出,冀是希望的意思。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辟是批驳,抨击,难是责难,壬人是小人,是奸泞之人。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胥通与,相与之意,又“皆”义。
非特:不仅仅。
作者简介: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批驳的传统观点是
树立自己的观点是
称读〈孟尝君》 【年代】北宋 【作王安石 【体裁】驳论文 【出处】《临川先生文集》[1] 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读《孟尝君传》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②。
嗟乎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③,岂足以言得士
不然,擅齐之强④,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⑤,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2]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注释 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
《孟尝君传》指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公子。
②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卒,终于。
其,指门下士。
虎豹之秦,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秦昭王曾欲聘孟尝君为相,有人进谗,秦昭王又囚而要杀他。
孟尝君像昭王宠姬求救,宠姬提出要白狐裘为报。
而孟尝君只有一白狐裘,已献给秦王。
于是门客装狗进入秦宫,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为孟尝君说情,昭王释放孟尝君,继而后悔,派兵追赶。
孟尝君逃至函谷关,关法规定鸡鸣才能开关,门客有能为鸡鸣者,引动群鸡皆鸣,孟尝君才脱险逃出函谷关,回归齐国。
③特鸡鸣狗盗之雄耳:特,只、仅仅。
雄,长、首领。
耳,罢了。
④擅齐之强:拥有齐国的强大国力。
擅,拥有。
⑤南面而制秦:南面称王制服秦国。
古代君臣相见,帝王坐北面南,臣在对面朝见。
制,制服。
[3] 译文 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赢得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顺他,(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
唉
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难道值得说得到了贤士
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哪里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
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下,这就是(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门下的原因。
[2] 编辑本段结构分析 (一)自“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至“以脱于虎豹之秦”—— 连环画-鸡鸣狗盗 [4] 记叙世人皆称孟尝君能得士。
(起) (二)自“嗟乎
”至“岂足以言得士”—— 说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
(承) (三)自“不然”至“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说明孟尝君如能得士,便不需鸡鸣狗盗之力。
(转) (四)自“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至“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在鸡鸣狗盗出其门)。
(合)[5] 编辑本段文体主旨 《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
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1]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1、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
(《唐宋文举要》引楼迂斋语);[3] 2、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
(同上,引沈德潜语);[3] 3、此文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真可谓尺幅千里者矣。
(同上,引李刚已语);[3] 4、王安石的论说文《读〈孟尝君传〉》,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
它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
一生立志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十分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治教”,要有益于社会进步。
他曾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
”又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
”《读〈孟尝君传〉》这篇论说文,就是为“有补于世”而作的。
很明显,抨击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自然就会使读者认识到,不能像孟尝君那样,徒有“好养士”的虚名,而没有济世兴邦的才能,应该脚踏实地为振兴国家作出具体贡献。
《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所以能成为“千秋绝调”,为历代文学爱好者传诵、欣赏,就是因为它文极短而气极长,就是因为在如何看待“孟尝君能得士”的问题上,王安石有务出新意、发人深思的脱俗看法。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战国时齐国的公子,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
他与当时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都以“好养士”出名,称为“战国四公子”。
孟尝 孟尝君与士人 [6]君当时有食客数千,可谓宾客盈门、谋士云集了。
但是,王安石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士”必须具有经邦济世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根本不配“士”这个高贵称号的。
孟尝君如果真能得“士”,也就可以“南面而制秦”,又何必赖“鸡鸣狗盗”之力而灰溜溜地从秦国逃归齐国呢?被世人赞为“孟尝君能得士”的例证“鸡鸣狗盗”故事,正是孟尝君“不能得士”的有力佐证。
因此,孟尝君只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耳”。
王安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一反“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使人耳目一新。
真是寥寥数语,曲尽其妙,淡淡几笔,气势纵横,细细玩味,有很丰富的政治内容。
《读〈孟尝君传〉》作为一篇翻案性的论说文,并没有冗长的引证,长篇的议论,仅用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就完成了立论、论证、结论的全过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土,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为一立,开门见山提出议论的中心问题,即孟尝君能不能得士?“嗟呼!孟尝君特鸡呜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为一劈,陡然一转,否定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作者对孟尝君的评价,即孟尝君仅仅是个“鸡鸣狗盗之雄”,实在劈得精巧,劈得有力。
“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为一驳,驳“孟尝君能得士”,驳孟尝君“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紧扣主旨,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十分有力地证明,孟尝君是不能得士的。
“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为一断,断“士以故归之”,断然肯定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辩。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劈,一驳,一断,一波三折,严谨自然,完整统一,强劲峭拔,极有气势。
王安石非常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反对过于雕镂的文辞,主张“意惟求多,字惟求少”。
他给祖择之书云:“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已。
”《读〈孟尝君传〉》这一篇论说文,谋篇布局严谨自然,遣词造句也极其简练,文简意深,完全符合其“要之以适用为本”的行文用词原则。
孟尝君自秦国逃归齐国,《史记·孟尝君列传》有较详细生动的描述,是历史上一个情节曲折令人爱读的故事。
但是,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中,没有引用孟尝君自秦逃归齐国故事中的任何情节,而是抓住最本质的内容,从“鸡鸣狗盗”成语着笔,这样,就省去了许多笔墨。
“鸡鸣狗盗”这一成语,在文中共用了三次。
第一次“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是为破“孟尝君能得士”而用;第二次“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是为破“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而用;第三次“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是为破“士以故归之”而用。
三次所用,各在其位,各有其非用不可的重要作用,所以,读来并不使人感到重复累赘,反觉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津津有味。
可见王安石用词的精妙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2]5、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全文不满百字,被历代文论家评为“千秋绝调”,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不少诗文名作,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名人的名作未必篇篇都是白璧无瑕,所以对名文不要迷信。
他的这篇《读〈孟尝君传〉》就不是好作品。
不管怎么吹捧它“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也不管怎么赞扬它“一波三折,严谨自然,完整统一,强劲峭拔,极有气势”,这些看法全是表面的、形式的。
问题的实质是这篇翻案文章论证不稳,站不住脚。
主要缺点在两方面:翻案没有事实根据,推论又不合逻辑。
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鸡鸣狗盗之徒,又有士,如冯驩(huān)、冯暖(xuān)之类的人物,这在《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
如果要翻案就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以上两部书的记载,否则这个案是翻不掉的。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避开它而翻案,只好想当然妄发议论:“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刘德斌对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议论不去批评反而赞扬作者不引《史记》记载“省去了许多笔墨”,抓住了“最本质的内容”。
读历史书不为习俗之见所束缚,敢于以怀疑的眼光去探索问题,这种精神是可取的。
王安石这篇文章可取之处仅此而已。
但是他不依据事实去翻案就大错特错了。
科学的态度要求实事求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点科学精神也没有,不值得学习。
证论问题当然离不开推论,但推论的大前提必须牢靠、稳固才行。
“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得士就不要靠鸡鸣狗盗之力这个大前提是站不住的。
因此“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论据完全是主观臆断。
刘德斌却认为这个断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辩”。
对不合理的论断为什么不可以辩一辩呢
[2] 6、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读〈孟尝君传〉》,言简意深,历代传诵。
对此,王子野同志在《名文未必无讹》一文中提出批评。
他说:“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点科学精神也没有。
”他的理由是:“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鸡鸣狗盗之徒,又有士,如冯驩之类的人物,这在《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
如果要翻案就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以上两部书的记载。
” 笔者不揣冒昧,斗胆来“翻上一翻”。
“鸡鸣狗盗之徒”不算“士”,王子野同志和笔者的意见一致,因而不再赘论。
问题是“冯驩之类的人物”算不算“士”。
根据《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冯驩(又作冯暖、冯谖)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他“矫诏以债赐诸民”,为孟尝君“市义”,使孟尝君罢相回薛时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替孟尝君经营“三窟”,使孟尝君重返相位,而且“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但也仅此而已。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在治国安民方面有多少政绩呢
冯驩作为孟尝君的主要谋士,在治国安民方面给孟尝君出了多少主意呢
除了“以债赐诸民”在客观上减轻了薛地人民的负担外,还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
而且“市义”也好,“三窟”也好,并不是为了国富民强,而是为了巩固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至于三次弹唱“长铗归来乎?”更不是为了富国强民,而只是为了冯驩自己生活上的满足。
——正是根据冯驩的所作所为,王安石把“冯驩之类”逐出了“士”的范畴,而归之于“鸡鸣狗盗之徒”。
在王安石看来,冯驩和“鸡鸣狗盗之徒”是同类,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当孟尝君满足了冯驩“食鱼”“乘车”的要求后,冯驩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孟尝君客我!”——这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的形象吗
《读〈孟尝君传〉》指出:“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可见,王安石所说的“士”,不是仅仅“为知己死”的人,而是指目光远大、为国为民的人。
在王安石心目中,能为国立功、为民谋利的人才算“士”,而为自己或为某一个人谋利的人并不算“士”。
这从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可以看出。
他说:“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
可见,王安石所谓“士”,是像他那样能为国兴利、膏泽百姓的人。
在王安石看来,单纯为主子的个人安危荣誉出谋划策奔波效劳的人,如冯驩之流是不能列入士林的。
因此,他不必“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史实,便合乎逻辑地否定了孟尝君善养士的说法。
总之,《读〈孟尝君传〉》不愧为名家名作。
其立论的精当,论据的典型,论证的精辟,“足以为后世法”,值得学习借鉴。
[2] 这篇文章也引出了一个著名成语:鸡鸣狗盗。
[1]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 王安石像 [7]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 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1042年(庆历二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1067年(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1069年(熙宁二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8]宋神宗时宰相。
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
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
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9]
王安石 咏竹
1)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六艺。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2)丛书名。
清乾隆时编纂。
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
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
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3)北宋文坛四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 。
欧阳修:(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
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
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
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
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
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
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
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
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
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
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
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
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
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
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
后又因晰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
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
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
洪州分宁人。
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
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
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
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
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
有《山谷词》。
4)“初唐四杰” [编辑本段]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
《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
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
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
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
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
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
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
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