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心得体会400字
听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笼统。
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但至少外语教育是成功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
我们的英语比汉语说的精彩，英语成绩比汉语成绩好；在外国学生眼中，中国的学生都是了不起的计算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一边说这句话我一边感到痛彻心肺。
记得罗素当年去苏联（现在应该叫前苏联了）考察后回英国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国家不也是这样吗
正因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一提到日本，人人都咬牙切齿。
当我说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何的比我们的好的时候，就会有人向我使鄙夷的眼色，大概说我崇洋媚外、忘记历史。
不错，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不会忘记那时日军侵华的暴行，我也恨，但要恨屋及乌吗
我说日本教育制度好并不是说我赞成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那时在华战争的性质。
日本二战时也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它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却不行
这是为什么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吗
一说就说我们有四大发明、中华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什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听人家这么说我就有气，那都是优秀的文化吗
不是，正是这些所谓的优秀文化毒害了我们的思想，它是病毒、有毒的文化。
这一点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丑陋的中国人》时说的很得力。
不知老师看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没有，学校图书馆里有。
我们恨日本侵华时的暴行，但又有几个人仔细想过，越南人恨不恨我们
我们三征高丽，我们想过没有，朝鲜人有没有恨我们
历史考试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学历史我总是感到很痛苦，那不是不想上课但又不得不上时所感到的那种痛苦。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的女作家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英国的剧作家哈德罗·品特。
还没有中国人，有人大概要说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不错，他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他是法国人，思想也大概是法国式的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获该奖。
杨振宁如果生活在中国，他也不可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素质、水平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
孟母三迁是这方面的例子。
整个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只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三位，还没有英国一个国家获该奖的人多。
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许多事说起来总让人痛心、悲愤。
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却总不知道、总不承认，反而还认为很先进。
余杰说：“不把落后当落后是一时代绝对落后的标志。
”中国人太丑陋（不是指外貌），但中国人也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也不承认。
正如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所说的：“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 现在针对你在课堂上说的一些观点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记得你说过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以前是人制大于法制，现在好象进步到了法制大于人制了。
许多人、许多教材、资料上都说我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社会。
而我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是戴着法制的面具搞人制的社会。
我曾经在我的随笔本上写道：“这是一个忙碌而又浅俗的社会；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很黑暗，我要发光
这个社会当中犯罪最严重、违法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些宣称知法、懂法并戴着庄严的面具执法的人。
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严重吗
那些可是比谁都知法、懂法的共产党员啊
······ 这是怎样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我并不热衷政治，中国的官场太黑暗，但却还有那么多人近似病态地渴望得到权力。
我也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上面沾有太多的血、有太多的不义。
那么多学生那么拼命地学历史都只不过是为了考试得高分。
我对考试分数看的比较淡，这是我自从进入高三后就坚持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都应该认真地深思、反思历史，而现在的学生都在认真地深思哪些历史事件可能要考，他们都在麻木、盲目地记一些阿拉伯数字。
正如武汉有名高中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吸取教训。
”在看见军队野蛮、残忍的本质的时候，我想起罗斯金的一句话：“兵士的职业，实在而言，不是杀戮，就是被杀戮。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的拉格奎斯特在《侏儒》里说：“打仗是死亡、崩溃、毁灭。
战争给我们的只有饥饿和苦难，它总是和残酷息息相关。
”还有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在《我儿子的故事》里面说：“军队极其整洁的军容不过是为了掩盖战争就是流血、痛苦、腐烂和污秽的真相。
战争从来就是这一切。
”而每一本历史书上都在写战争。
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但中国实在没有几本值得读十遍以上的书。
中国以前的作家只会纸上谈兵，但现在的作家连纸上谈兵都不会----只会纸上谈恋爱。
中国的作家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从来都不敢谈政治，惟一一个胆大的只有李敖却不在大陆。
有人说台湾言论自由一些。
我要说的是，自由不是天赐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
李敖两次坐牢，出来后依然不改本色。
当年殷海光就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
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李敖、殷海光、雷震、柏杨、陈映真等人付出代价后争来的。
大陆的作家想要言论自由却又贪生怕死不想付出代价这可能吗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因此，大陆的作家不配享有言论自由，他们不配
在高中时我写了很多随笔，有同学看后就说我不应该这样锋芒太外露，谈政治（指没有权力的文人谈政治）都不会有好下场。
的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说到一件事，有一天，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在聊天的时候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情况
想了一下就回答说，他要么是坐牢，要么是闭起嘴来不说话。
也有笔友让我莫谈政治，这使我想起那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条幅。
我笑着说，我不怕，我要发挥上帝赋予我思想和嘴巴的作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嘴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更多的是用来传播你的思想。
高中时有个朋友流年·遇见说我有点像李敖，喜欢搞强盗哲学和自我标榜。
而她又不喜欢李敖，所以让我不要学他。
我说这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
1989年4月11日，李敖在《李敖来台四十年》里说：“严格地说，我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样。
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
”李敖1935年出生，我是1985年出生的．我当时就说我是五十年后降世于大陆的李敖。
今年9月，李敖来大陆时也说：你们不要作李敖第二了，就作李敖好了。
我还有个朋友Cigar在看了我写的一些随笔后对我说，她觉得我生错了年代，她觉得我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觉得我的思想和许多行为都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这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好了，这些太扯多了。
记得你说过（其实好多人也都说过），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观点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写在了那教室的一张桌子里：能够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伟人。
这个时代，谁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你说到一件事，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国家取消了生活补贴。
我相信当时有好多同学都会说自己命不好。
你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吗
我是湖北的，今年湖北高考试卷比去年难，叫我们遇上了，也有同学说自己命不好。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命运顶多也只有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还有一半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说的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记得老师还说过孔子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
老师为什么要说那后半句呢
当时教室里没有人站起来反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认同了，反正我是不认同的。
老师也正年轻，为什么甘心承认自己是凡人
中国变革太慢、发展太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都甘心做凡人，自甘堕落、不进取、不奋斗、安于现状。
如果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都认为自己是凡人，那么还有谁来改造这个社会
我看除了外国侵略者就不会有别人了。
年轻的时候如果认为自己是凡人，还有后来的吗
拿破仑也是如此，不甘心做凡人。
要有雄心壮志，要敢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记得高考后我与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流年·遇见在我们那疗养院里散步，谈到好人、坏人的划分问题。
她说，做了坏事的人才叫坏人，没做坏事的人都是好人。
我说，为什么不说做了好事的人才叫好人，没做好事的人都是坏人
她说，那你认为这世界上是坏人多而好人少了
我问她，那些没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的人该怎么划分
她说那是平凡的人。
我说，什么是平凡的人
既没做好事也没做坏事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说是平凡的人还叫为脸上抹光了，应该叫平庸的人。
世上没有平凡的人，只有平庸的人；也没有凡人，只有庸人。
正如她所说的，我说话总是那么刻薄、残酷、不近人情。
这本来就是一个刻薄、残酷、不近人情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总是戴着“平凡的人”的面具做一辈子平庸的人。
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凡人，也不做什么平凡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还年爱别人、爱国吗
”还有种说法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
”我到多功能厅听到你在别人班上课时说了这句话，有个女生站起来反驳，她举了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先进党员的事迹。
老师当时想到些什么又欲言又止了，那次我们在路上谈话时老师也出现过一次欲言又止的情况，是政治问题不便说吗
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痛苦，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是真的难言还是不敢言
我觉得我们私下聊天时老师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对于爱自己、爱别人、爱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三者不能兼具。
有句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这方面的意思吧。
一个人爱国、爱别人就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别人，特别是爱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人不爱别人、不爱国我们能说他不爱自己吗
我相信人性自私论，正因为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有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爱国。
戚继光爱国，结果怎样
谭嗣同爱国、爱人民群众，不爱自己，以死来证明变法一路不通，必须革命，但是人民群众却不理解他。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学生在学维新变法时认为他不逃跑是笨蛋。
李敖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里余法师对康有为说了一段话：“个人只有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众的迫害，群众是最残忍的。
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
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的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
所以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报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
······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
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
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的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
”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我很愤怒，我就是这样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太丑陋。
不知道老师看过《北京法源寺》没有，写的很精彩，李敖就很欣赏谭嗣同。
又扯远了，我总是喜欢偏离话题。
想问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时容易说的一句话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首先得尊重别人。
我记得老师也在课堂上说过这句话，实话告诉老师，我听人说这句话不下一千遍，我非常讨厌这句话。
引用这句话的又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出处
1814年在德国魏玛，叔本华和歌德的关系不错。
后来，叔本华要离开了，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拿个本子让当时的名人给自己留句赠言。
他把那本已经有许多人留言的本子让歌德留句赠言。
歌德针对叔本华平时的言行举止，写了一句告诫他的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得学会尊重别人。
这句话被叔本华认为是那个本子上惟一的一句至理名言，后来他把其他人的赠言都毁了，就留下了歌德的这句话。
老师认为这句话正不正确
我自己认为，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这句话不正确。
我们尊重别人，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我觉得在如今这个社会，要想得到最广泛的人的尊重，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比别人强；其次是你必须给别人带来好处；最后才是尊重别人。
还有我极其讨厌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苛求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去适应。
高中时语文老师批改我的作文时在我的作文本上给了这句话。
有个同学看我随笔本后给我写纸条也写了同样意思的话。
我总觉得这是奴性未除的表现。
记得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里面有段话说：“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
” 我们为什么要扭曲自己去适应
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环境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为了仪式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很愚蠢、很不值的事。
我相信我现在有能力判断什么事值得去做、什么事不值得去做。
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模式化了，真是恐怖，我不喜欢过模式化的生活，别人总逼着我我去过、去做，我也是总是敷衍、搪塞。
我觉得，对那些事太认真是一种精神浪费。
比如说考试，记得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考场舞弊之我见”，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对它的看法。
在前面我就说过我对考试分数看的很淡。
在做每件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我就会认真去做；如果不值得而又不得不做的话我就敷衍它，这是我处世的原则。
对于现在的考试我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看的那么重，按照福柯的说法，考试是用无形的权力对人进行冷酷的定位。
我现在心特别不安分，按照《学生守则》上的规定，我恐怕在学校里待不到毕业就会退学。
当然，我对这个学校不满是真的，但不会像老师说的那样乱搞。
想到《学生守则》我就想笑，刚开始逼着我们在食堂听她们用扩音器讲《学生守则》，那时候体现了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
”对于学校也是如此。
后来还要考《学生守则》，这是我读书十三年来遇到的最卑鄙的行为。
学校的举措说明了学校的卑鄙，我们去认真应考说明了我们的愚蠢。
监考老师让我们抄，被抓到后学生通报批评，而监考老师则没有任何责任。
学习《学生守则》的目的总不会是为了考试吧
《学生守则》上很多规定都漏洞百出，通过一些规定也看出了学校的黑暗。
我曾对同学说了一句话：学校和高考考场都同官场一样黑暗。
今年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那考点有学生有标准答案，监考老师和巡视员都发现了，但都没有往上举报，他们害怕负责任。
考生当中也没有人去举报，只是在宿舍里说几句愤愤不平的话而已。
高考考场比我们平时考试搞的还松。
考场舞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不公平竞争，说轻点违纪，说重点违法。
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学生再愿意考试了，但中国古代却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考试----科举考试，甚至到老到死都那么热心。
我对科举的看法是：中央为了便于选择合适的人作奴隶而专设的一种制度。
科举考试，许多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它，是因为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做奴隶的资格与奴隶的身份。
考场舞弊的学生都是虚荣心极强的人，都是平时不想学习但考试想获取高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
对于考场舞弊我没有太多的看法，不像有些学生愤愤不平、有些学生拥护赞成，我既不愤怒也不热衷，因为我对考试根本就看的很淡，不愿意去为它费心费力，做我认为值得做的事就行了。
考试我无法逃避，所以我总在敷衍。
在宿舍写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宿舍里内蒙古那同学说：“我们来世不做人了吧
”另外一个室友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做人好难、好痛苦啊
”确实如此，高三时我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对她说：在这个社会中做人好难，做好人更难，做人比杀人还难。
终于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被迫不能好好做人之后就好好地去杀人。
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怪那些杀人犯。
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果我处在他们那种情况下说不定我也会去杀人。
如果一个社会中行不义的人多了，就说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社会。
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
这个社会中说真话、敢说话的人太少了，他们都在说一些愚蠢的、可笑的话，或者沉默。
《圣经》中说：“世人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么。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么。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
（《诗篇58：1-2》）”韩寒说：“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
”正是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更是一个敢说大话的人。
贪污现象的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
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
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
（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
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
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
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
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
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
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
（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
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
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
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
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
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
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
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
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
“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
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
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
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
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
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
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
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
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
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
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
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
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
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
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
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
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
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
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
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
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
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
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
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
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
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
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
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
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
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
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
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
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
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
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
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
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
”。
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
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
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
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
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六次整党整风运动
谈谈对学术造假的看法今天看了网上很多关于汪晖博士论文门的文章，对于现代的学术文章中出现的学术不规范乃至抄袭行为屡屡出现的原因，个人感觉应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方面：首先是没有明确标准，或者说标准知道者寡，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论文是否规范。
作为也算是做过几天学问的人，说句实在话，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关于文章抄袭和引用认定的方案，不但网上没有查到过，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可以说我的文章全是凭借的自觉，所以可惜调侃一下说句“如有'抄袭'，纯属正常”。
可以说造假门学术屡屡出现，问题首先出在于国家也没有相关的界定。
就算有的话我认为这个我没有见过的标准至少可以说是不广泛的。
其次是没有惩罚措施，犯规成本太低，没有人重视学术规范的重要性。
记得方舟子说他在国外学术打假，一般被打中的人都会被开掉。
而国内的造假者不但没有事情，反而有些人照样升官晋级，甚至还优先于人了。
而对于普通的学生无论是研究生、博士生，抄袭被发现大不了就是推迟答辩，如果是毕业后被发现也没有几个工作单位会进行特别实质性的处理，甚至请枪手会代工也没有太大的处分，更不用说是承担法律责任了。
可见学术造假没有太大的风险，特别是在法律上风险为零，这对于学术造假者自然没有顾及。
第三是各个行业对论文的字数，发表论文的数量却有硬性要求促进了造假的肆虐。
中国的学界对反而有的是硬性的指标，硕士毕业论文多少字，博士多少字，副教授几本书，教授出几本书等等。
在没有造假的认定标准和惩罚措施的时候，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要求，这种学术上的浮夸风自然而然就太正常不过了。
所以个人感觉汪晖论文门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国家要不首先制定明确的学术论文认定办法和惩罚办法。
然后把这些办法推广到全社会，让全民参与到对学术造假的揭发和认定，加之继续这种一切考核唯论文论的话。
中国的学术造假会还是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生生不息”的……
如何当一名合格的中职生作文600字
做文明中职生学校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为更好的优化学习生活坏境，我们应当“讲文明,树新风，争做文明中职生。
文明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荀：”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文明是尊重别人，更是尊重自己。
做文明青年，做文明学生。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古国。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承上启下，肩上担负着建设祖国的重担，更是祖国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在这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不仅要有高技能，更要有高素质。
所以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1）尊重师长，孝敬长辈，尊重他人，团结互助，把礼仪带进学校，带进社会。
（2）遵守纪律，维护公共秩序，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3）语言文明，不骂人，不说脏话，大话和假话，倡议用礼貌用语。
（4）爱护学校公共设施和财务，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不乱扔垃圾等。
（5）不吸烟，不赌博，不酗酒，不观看，传播反动和淫秽制品。
（6）珍惜时光，发愤图强，争做网络道德模范，文明使者和安全卫士。
（7）男女同学，自尊自爱，适度交往，举止文明，言行得当。
（8）增强集体荣誉感，牢固树立“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思想，时时处处想着为学校争光，做学校文明的使者和宣传者。
（9）衣着整洁，仪态大方，不穿奇装异服，不染发，不烫发，为校园增添色彩。
（10）遵守公共规则，维护正常的校园秩序。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精神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