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反围剿分别发生在什么时期
1930年10月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合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剿”。
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红军3万人在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
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第五次围剿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赣水苍茫-红军五次反围剿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说到长征，就不能不提到了那次著名的使中国革命陷入了泥潭之中的那次著名的第五次反围剿在红军在1930到1934年先后打破了敌军四次围剿之后，蒋军不甘心失败，又出动了大批人力，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反围剿但是由于红军内部的很多士兵过度的骄傲自满情绪、加上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再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阻挠，红军虽然费尽了九牛两虎，但是仍未打破敌军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儿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骄兵必败正是吸取了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以及之前郭沫若“甲申300年祭”所提到了的1644年李自成率兵反明、攻克北京获得胜利，以及在此后他因为过于居功自傲而在第二年兵败被杀的教训，所以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 就告诫咱们党的干部“务必要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作为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亲历者做好的向咱们党的干部的告诫，所以说，如果没有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教训，就不会有后来的长征，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确立毛 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所以说这后来的这两个务必也是毛 作为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亲历者，对咱们党的干部的谆谆诰诫。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至第五次反分别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193012月上旬，国民党鄂三省“围剿共集8个师3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至1931年2月退守六安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以第一、第二营为骨干武装起义，捣毁了六安县政府，取得胜利。
至此国民党对皖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第二次: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令5月下旬“完全肃清” 鄂豫皖区红军。
至5月下旬，红军共歼敌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次:1931年7月～9月，国民党组织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围剿。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 赶赴南昌指挥，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次: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至1933年3月，红军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仓促应战。
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左倾冒进~什么意思~当时老蒋有100万人~才用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不足10万，应对的方针应该还是以游记为主但在的路线先，采用死打硬拼~先和抢大城市，失败后退守，又步步设防，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兵力。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
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失败原因错误方针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
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
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
”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
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
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
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
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用心既狠且辣。
战力悬殊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
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
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
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
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
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
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
”“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
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资源困窘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
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
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
”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
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
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
据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
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
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
自毁长城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
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
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
”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
”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
”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
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
”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
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
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战争评价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
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不过李德回忆说在国民党采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游击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