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方志敏的体会
参观方志敏革命纪念馆学习心得为加强教育引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2009年4月14日，我公司组织党员到横峰县葛源镇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这里有方志敏、黄道等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全国六大苏区之一的“闽浙赣省苏维埃红色省会”，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他们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苏区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们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焕然一新的坚强的苏维埃阵地。
我身为弋阳人，这次又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乡，没想到家乡有这么多红色耀眼的地方。
以前对家乡的历史了解比较肤浅，对这些历史也没有去深入了解过。
在这次学习中我更全面地了解了方志敏（1899－1935），无产阶级革命家，江西省弋阳县人，1924年3月在南昌入党。
他的清贫精神当时被誉为“闽浙赣苏区廉政楷模”。
曾任闽浙赣省主席的他，妻子缪敏被捕后，妻兄向他要四百大洋保释时，他回答是，“哪能拿出许多钱去送给那些贪官污史呢
”廉洁的方志敏对中央苏区财政却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曾两次托人带给中央苏区带三百五十两金子。
同时，我也更深入地了解了黄道（1900－1939），江西省横峰县姚家人，1924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入党。
曾任闽北特委书记、军分区政委。
他十分节俭，在闽北时期，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一只水壶、一条毯子、一双草鞋和两套换洗的衣服。
通过参观学习，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同时增强了我加强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的紧迫感，一定要把老区的革命精神带到工作实践中去，要用好的工作思路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这次的确收获很大，开了眼界，长了知识。
时间虽短，但受教育甚深，真可谓是受益非浅。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方志敏代表的共产党员的富有是指的什么
《清贫》课文的体裁是散文。
本文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叙述了自己被俘后士兵搜身时的情景,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的高尚的革命情操。
方志敏代表共产党员的富有是指什么
共产党人的富人的标准不同于一般人的财富标准。
一般的财富是指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质财富，而以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拥有的是精神财富，是共产主义信仰，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是由此而获得得广大人民的坚决支持。
这才是共产党人的财富。
希望能帮到你。
后人评价方志敏
方志敏同志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从参加学潮到文化救亡，从鼓动革命到投身农民运动，从领导武装暴动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充分显示出他为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大无畏精神。
正当年轻的方志敏苦苦寻求新的出路时，五四运动爆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他同广大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
1922年8月，方志敏同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笃诚信仰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之中。
他曾坚定地表示：“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方志敏同志是这样表示的，也是这样躬行实践的。
1925年7月，他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农民部长，1926年4月赴广州参加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被选为江西农民协会秘书长，主持全省农运工作，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方志敏同志按照关于“须坚决反对”的指示，同国民党右派展开坚决斗争，粉碎其“圈定”阴谋，捍卫了党对江西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又蓄意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暴行：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解散南昌市党部，搜捕工人纠察队，制造“九江惨案”，等等。
面对这一桩桩、一件件反革命暴行，方志敏同志更加坚定地赞同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主张，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
”并在中央农委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以及国民党两湖省党部的支持下，迫使国民党解散了非法成立的江西省党部，改组了省政府，暂时停止其反革命活动，在江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告诫人们：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可怕，伟大的民族自救力，就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团结之中。
他被捕入狱后，仍不忘“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撰写了《可爱的中国》这一不朽之作，疾呼救国救民于水火。
他坚决表示：“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二）方志敏同志是一位勇于探索的革命实践者。
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赣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开辟了“方志敏式”的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方针、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理论，为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回到弋阳，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认为：“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
”他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以赣东北为基地，同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一起，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公开打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旗帜。
1928年1月，在九区窑头村他主持召开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正式打出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旗帜，举行弋横暴动。
会议通过暴动大纲和组织形式，成立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和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同志任书记兼总指挥。
弋阳、横峰暴动持续两个多月，暴动区域纵横百余里，参加群众达七八万人，形成了弋横暴动的高潮。
此后，方志敏同志认真地分析了暴动受挫的原因，深深感到单靠农民武装是不能对付敌人的正规军的，必须组织坚强有力的革命正规军。
他立即从武装起义的积极分子中挑选数十人，集中30条枪，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2军第2师第14团1营1连。
同时决定：立即停止进攻，整理内部，健全组织，精干力量，及时转入游击战争。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如果不实行由进攻到退却，由集中大量农军到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不仅农民革命武装将会遭受更大损失，而且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后来的红10军也是不可能的。
在此前后，方志敏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首先，实行了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
他认为，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他在举行弋横暴动时，就把“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写进暴动大纲，这在全国众多的武装起义中是不多见的。
特别是给地主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坏田的政策和策略，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创举，也是“方志敏式”根据地的显著特点。
它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使地主、富农有了安身立命之本。
实践证明，方志敏同志实行的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关于对待反动阶级要从政治上瓦解，思想上教育，生活上给出路的新鲜经验。
其次，正确地处理了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坚持在巩固中求发展。
1933年7月，他明确指出：“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如果苏区得不到巩固，“是要妨碍着苏区的发展的”；如果不乘红军的胜利迅速发展苏区，“自然也不会得到绝对的巩固”。
他联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斗争策略，要求把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相结合，逐步组织地方暴动、里应外合建立苏维埃政权，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稳步地向前发展。
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总结与敌斗争的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实践。
1930年6月，他在一个报告中，把赣东北红军的作战经验系统地概括为：埋伏要道、截击匪军，诱敌深入、埋伏截击，围魏救赵、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黑夜扰乱敌营，截击匪军交通线和粮食，有时分散、有时集中。
这些经验受到同志的热情赞扬。
1934年2月，他又撰写了《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全面地总结了赣东北红军创建以来的主要经验，深刻地论述了加强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和严格纪律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学习军事技术，尤其是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知识，要求把红军建设成为铁军。
正由于方志敏同志坚持从客观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方针、原则，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授予方志敏同志勋章一枚，授予红10军奖旗一面，表彰其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方志敏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他曾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迫害，但是，他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1930年7月，正当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胜利向前发展之时，中共中央要求红10军攻打九江，配合其它各路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方志敏同志表示坚决反对。
他认为红10军的兵力比较小，难以攻克敌人重兵据守的九江重镇，特别是红军没有水运船队，要由景德镇西渡鄱阳湖，进攻九江，难以实施。
因此，他向中央建议改变决定。
但是，中央拒绝采纳他的正确意见，并把他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
方志敏同志忍辱负重，服从中央的决定，被迫同意红10军攻打九江，但仍叮咛军长周建屏同志：“军事行动要相机行事。
”从而，既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又避免了红10军的较大损失。
方志敏同志回到领导岗位后，不计较个人恩怨，同邵式平、周建屏和唐在刚等同志一起，领导和指挥红10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1年7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等到达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竭力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全面否定了赣东北党的工作，排斥方志敏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尤为严重的是，他们还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错误的肃反，致使第三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方志敏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同“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者展开坚决斗争，公开为受冤屈的同志申辩，保护了大批党员和干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方志敏同志再次出任红10军政委后，果断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策略，率部南下东进，一举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32年底，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改称为闽浙赣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方志敏同志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粉碎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命令红10军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协同红一方面军作战。
当时，闽浙赣边区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敌情，如果红10军离开，根据地必将遭受损失。
但是，方志敏同志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并耐心细致地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
他坚决表示：“不管个人有什么想法，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
”“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
”红10军开走后，他又建立了新的红10军，继续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这种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高贵品质，成为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四）“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叶剑英元帅对方志敏同志伟大一生的高度评价。
1934年11月下旬，方志敏同志按照中央军区的决定，任新组成的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北上皖浙赣边区，以调动敌人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皖浙赣地区也已被敌重兵把守，形势极其危险。
但是，方志敏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率部北上。
由于战略指导的重大失误和作战指挥的失当，红10军团首战谭家桥失利，继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兵的包围。
在生死关头，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同7倍于己之敌苦战7昼夜，不幸于1935年1月27日被俘。
方志敏同志被俘入狱后，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大义凛然，祖死如归，宁死不屈。
他坚定地表示：“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
”“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
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这情真意切、正气浩然的朴素语言，表明了他誓以年轻的生命实践自己诺言的决心，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尚品格。
方志敏同志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
”在狱中，他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当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官僚政客、军阀党棍以及方志敏同志的同学、同乡和亲朋故旧充当说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规劝”，甚至抬出蒋介石委以要职，妄图使方志敏同志“归降”时，方志敏同志郑重宣告：“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我们共产党员都是深刻信仰共产主义的”。
这充分体现了方志敏同志乐于清贫、视死如归的伟大革命气节，体现了中华民族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
在狱中，方志敏同志不仅同敌人的威胁引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以顽强的革命毅力，以笔作枪。
他在半年的时间内，抱病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共20余万字。
这部分文稿，曾影响了许许多多志士仁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也为我们党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南昌下沙窝，年仅36岁。
方志敏同志虽然英勇就义了，但他那首慷慨激昂的就义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愿意的啊
”永远激励着后人。
今天，我们纪念方志敏同志，就是要学习方志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献身精神、开拓精神、求实创新精神，高举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周围，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军事科学院）
你觉得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富有是指什么呢
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富有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指的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一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