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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红四军纪念馆心得体会

时间:2018-11-15 15:37

写一篇去西山红四军纪念馆的日记

初夏的一个双休日,我和妻子从铁岭出发乘火车去北京看女儿(女儿工作单位住处)。

休闲之余,我们乘车来到了曹雪芹纪念馆参观游览。

  曹雪芹(1715—1764)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是中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文学家。

他的传世巨著《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的最好的一部。

  曹雪芹纪念馆座落于北京植物园内黄叶村原正白旗三十九号院。

这是当年曹雪芹生活著书的地方,这里有他的旗下老屋居所。

曹雪芹就在这里创作和完成了他的传世巨著《红楼梦》。

  走近曹雪芹纪念馆门口,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古式的木门和木栏隔墙,木门上方有书法家启功先生的题匾“曹雪芹纪念馆”。

院落古树苍天、草木成荫、阶柳庭花,古朴幽静。

  再往前走是一座汉白玉石雕座式的曹雪芹塑像。

只见曹雪芹手持古书、炯炯有神、从容自如地坐卧在绿树幽静、草木葱葱的院落里读书学习,凸显出他大气风采的文豪气质形象。

  随后我们走进了曹雪芹纪念馆展厅。

曹雪芹纪念馆创建于1984年,馆舍是坐北朝南的清式平房,馆藏主要有与曹雪芹身世相关的文物和各种《红楼梦》原著版本等。

曹雪芹纪念馆有三个院落,四个展室。

分别为旗下老屋、建馆由来、家世渊源、雪芹一生、千古风流几部分,全面介绍了曹雪芹传奇的一生和《红楼梦》的影响。

  旗下老屋:依据1971年题壁诗发现时的情况为基础,剔除了明显的近现代痕迹,重现了曹雪芹生活时代的清中期旗营生活氛围。

建馆由来:是曹雪芹纪念馆所在地----正白旗39号院外环境,与民间口碑中曹雪芹居所的环境相吻合。

  家世渊源:是从曹家的高祖曹振彦说起,曹振彦在努尔哈赤攻打沈阳时被俘为奴。

他靠自己的才干得到新主子的赏识,并屡立战功,成为“从龙入关”的旧部功臣。

  从曹雪芹的太祖父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作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在清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文武皆能,少年时即入宫担任御前侍卫,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

曹寅在任织造期间,曾四次接驾南巡的康熙皇帝,为此曹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亏空。

  曹寅在扬州天宁寺主持刊刻了《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自江宁前往扬州察看刊书进度的曹寅疟疾病死天宁寺。

曹寅死后,康熙皇帝命曹雪芹之父曹顒(yong)继任江宁织造。

曹顒文武双全,皇帝称:“所用包衣子弟,尚无一人及他。

”但,其命短,任职三年而卒。

江宁织造一职,由堂弟曹頫(fu)继任。

  雪芹一生:曹雪芹生于南京,他在秦淮河边度过了十三年富贵公子哥的生活。

江南的景物与市井民情都在《红楼梦》中有着体现。

雍正六年曹雪芹跟随家人回到北京城,初居住崇文门外十七间半。

雍正末年,乾隆初曹雪芹由京城迁至香山正白旗居住。

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曹雪芹就在这里创作和完成了他的传世巨著《红楼梦》。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曹雪芹的儿子因病夭折,同年除夕夜一代文豪曹雪芹与世长辞。

父子俩人都葬于地葬沟。

  参观曹雪芹纪念馆使我很有感触,从中受到一次红学传统文化教育。

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

《红楼梦》这部伟大巨著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现在不仅国人学习研究《红楼梦》,而且外国人不少学者也学习研究《红楼梦》,《红楼梦》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曹雪芹纪念馆是人们缅怀曹雪芹和学习《红楼梦》的最好场所,对于国人来说应该更多的人参观学习。

这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人的人文思想素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宁冈县现在叫什么了?

宁冈县,地处罗宵山脉中段,以前是江西省西南边陲的一个山区小县,2000年5月11日吉安市撤地设市取消吉安地区,同时取消宁冈县的行政级别,统一纳入管辖.2000年5月11日,国务院批准,将县级和宁冈县合并,组建新的县级。

驻厦坪镇。

红四方面军长征线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那就是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8000人的队伍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还成立了湖南苏维埃政府,由李立三任主席,长沙城头第一次飘扬起了的红旗,这是红军第一次占领省会大城市。

然而,仅仅九天之后,大获全胜的红三军团却于8月6日主动放弃了长沙,向浏阳、平江方向转移。

这,又是为什么的呢

■被迫执行冒险决策这件事情还要从李立三的疯狂冒险计划讲起。

当时,李立三要求各路红军迅速扩充兵力,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根据这个要求,同年6月,正在湖北大冶活动的红五军扩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开始了攻打武汉的准备工作。

其实,红三军团到底有没有力量去攻打武汉,彭德怀等人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左”倾中央的命令难违。

于是,彭德怀等人便采取了折衷的办法。

先消灭鄂东南的地主武装,占领岳州,再看根据形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1930年6月,彭德怀将刚成立的红三军团兵分两路:第一路进攻大冶县城,打攻黄石港、石灰窟等沿江集镇,控制长江水上要道;第二路进攻保安、金牛,攻占鄂城的部分集镇。

这样的军事布局,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围攻武汉的态势。

这一招实际上是彭德怀“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通过“虚张声势”进攻武汉来引诱蒋介石上当,以便于红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打败国民党的军队。

蒋介石果然上当,他看到彭德怀进攻武汉的军事部署,便急忙调驻守岳州的钱大均2个师4万余人的兵力星夜驰援武汉,造成岳州兵力空虚。

彭德怀抓住有利战机,率红三军团从鄂南迅速南下进至湖南北部,集中优势兵力7月2日一举攻占了岳州,7月15日,又进占平江县城。

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中原大战”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蒋介石正在集中兵力对付冯、阎、桂三派军阀,根本没有精力来顾及红军的行动。

联系到湖南战场,当时驻守长沙的何健部正在衡山地区追击张发奎的部队,长沙兵力空虚,只有约剩3万余人,且多是一些民团和杂牌武装,战斗力不强。

而红三军团虽然只有8000余人,但接连打下岳州、平江后,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士气正旺。

机会难得,失不再来。

彭德怀闻讯立即捕捉战机,果断地做出了进攻长沙的决策。

7月23日,红三军团抓住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在敌人向平江推进时两翼奋起夹击,一举歼敌主力4000余人,然后乘胜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城下。

不久,又趁长沙守敌出城攻击之机,尾追入城,经过激烈巷战,终于在湖南农军的配合下于27日胜利攻克长沙。

此次战斗,红三军团仅以8000余人破敌3万之众,创造了红军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战斗中,彭德怀同志也充分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但是,当时的红军并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所以第一次攻打长沙的胜利,只是特殊条件下的战役胜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主动放弃长沙“左”倾错误领导人李立三得到攻克长沙的消息后却欣喜若狂,认为是自己的“以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来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得到了证明,全国范围内已出现“直接革命的形势”,并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冒险计划。

对此,红三军团的领导人彭德怀当时有清醒的认识,他对李立三的主张表示怀疑,并认为红军不可能在长沙长驻。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分析到:“主观上不能采取进攻的策略,予敌人以集合残部调动所有反动力量的集合,没有促进全省政权,保护全省政权,消灭敌人之主力部队,采取进攻策略,达到几省胜利,进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似乎不可能”。

从这个材料中不难看出,彭德怀已经深刻体会到红军处于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力量的相对弱小,还不可能立即达到“以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来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

所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并没有理会“左”倾错误主张,而是将“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退却相结合”,在做好长沙城市工作的同时,同时积极准备把红军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

红军攻克长沙后,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引起了敌对势力的猛烈反扑。

何键逃至沅江后,立即纠集陶广、刘赝古等人商讨反攻计划。

8月,何健主力一部即由桂林向长沙急进,其余部队则分别在衡阳、益阳集结,准备会攻长沙。

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也一面调兵保武汉,一面派出三个师又一旅的兵力从北面进攻长沙,援助何键;8月3日至4日,大批国民党军队在十余艘帝国主义舰艇的掩护下,从南北两面逼近长沙城外。

美国炮艇“派罗斯”号甚至炮击长沙,致使城内大火四起,数千无辜居民伤亡。

在敌人重兵压境,而红军仅有少量部队防守的情况下,彭德怀认为这时固守长沙是不切实际的。

于是,红三军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让红军撤出长沙。

8月6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南门外的黄土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长沙,向浏阳、平江等群众基础和农村武装力量发展较好的地方转移。

■功过自有公论文革期间,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成了彭德怀的一大罪状。

说他是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唱反调,盲目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是在为“左”倾错误唱赞歌。

现在看来,李立三路线的实质是无视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否认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武装割据的作用,坚持城市中心论,实行冒险主义。

而彭德怀在第一次攻打长沙中无论是在主观思想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在积极排除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后,领导红军取得的重要胜利。

彭德怀纪念馆。

其实,当时的并不知道红三军团在攻打长沙。

只是在8月17日的报纸上才得知这一消息。

事后,对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也有一个正确的论断,他说:“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的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反响也是非常大的。

”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同志的这一论断。

总的来说,红军在第一次攻打长沙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机关枪、迫击炮等3000余枝(挺、门)及大批弹药、物资。

尤其是在政治上对湘、鄂、赣几省的震动很大,并且在全国造成了重大影响。

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夺取的唯一省会城市,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武装镇压人民的有力回击,给了国民党反对派以沉重打击,使白军后来“谈红色变”,极大壮大了红军的军威,也为以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鼓舞了军心民气;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对装备和扩大红军与地方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到了不少现金和物资,不仅改善了红军给养,而且使长沙附近的各县农民也得到了实际利益。

这些都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朱德说: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具体出处

1960年代上小学时,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扁担》,我们都能背诵: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同志会师了。

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

红军要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

井冈山上生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茅坪去挑粮。

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

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道去挑粮。

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爬山。

战士们想,朱德同志工作那么忙,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

大家劝他不要去挑,他不肯。

有个同志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

不料,朱德同志又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三个字。

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文章写得很朴实,表现了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优秀品德。

到了1990年代,我的孩子上小学时,在我面前背课文:朱军长找来了毛竹,亲自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了八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我说:“背错了。

”孩子说:“课本就是这么写的。

”我就想:怎么语文课本也知道与时俱进呀,历史故事还能改来改去啊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是朱良才上将。

这是他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卷:…那年,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跟大家一道去。

他着双草鞋,戴顶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

大家看到朱军长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又讲他不过,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

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 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字。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 “偷”了,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

同志们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

”每当挑米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大家就用这歌子互相鼓励。

问题又来了,朱德扁担上变成了五个字。

同一条扁担,怎么会有三字、五字、八字三种说法呢

后来我到了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红色文物,有朱德的扁担。

上面写的是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细心的同志突然发现:那个“乱”字是个简体字。

那个年代可没有简体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疑问引起我的好奇。

觉得有必要刨根问底,考证一番。

井冈山挑粮的由来 朱德为什么要挑粮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这是中共党史上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

但是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了:的队伍有2000人,朱德的队伍有2000多人。

另外,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民多达8000人。

这些人中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坐在箩筐里的孩子。

没有作战能力的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地区造成沉重的压力。

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经济落后。

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等,都成了大问题。

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抱怨:“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 , 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 。

”因为生活困难,湘南农民军也不愿意长住,一个月后陆续回家乡去了。

但是井冈山还是养不活这么多军队。

江西省委知道这些情况,派人传达指示,要红四军下山到湘南地区去发展新的根据地。

不愿意离开井冈山,朱德和陈毅愿意执行省委的命令。

于是,7月中旬,朱德带着28、29两个团下山去湘南,带着31团在井冈山周边活动。

没想到去湘南后,湘南农民军组成的29团不听朱德指挥,非要打郴州,结果遭到优势的国民党军反击,29团溃散,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部分队伍,打死了团长王尔琢。

朱德、陈毅遭此损失,只得收拾队伍重回井冈山与毛会合。

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称之为“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引起连锁反应,使井冈山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红四军兵力削弱,只能守山,无力出击。

山下永新、遂川、酃县等地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对井冈山形成包围。

原来在永新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反动派一回来,农民或逃上山,或反水,田地又被地主夺回去了。

当时正是稻谷收获时节,结果变成“农民种田,地主收获”,真是倒霉透了。

红四军困守井冈山,生活越来越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

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

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红军中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这就是朱德挑粮的缘由。

挑粮持续了多长时间

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和是在9月底回到井冈山的。

随后在宁冈、遂川一带游击作战,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期间行动飘忽不定。

到11月中旬,部队在宁冈砻市一带整训,挑粮应该在这个时期。

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国民党军随即对井冈山进行了包围和封锁,红军进入困难时期,挑粮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老红军杨兴顺又有一说:当时红军从外地运来的粮食,集中到宁冈。

国民党军即将围剿井冈山,所以要抢在敌军到来之前将粮食全部运上山。

部队全体挑粮,实际用了三天时间。

到第三天下午敌军到达永新之前,粮食已全部转运完毕。

说明朱德挑粮不是长期的工作,而是临时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

故事的产生和演变“朱德扁担”故事的作者,是开国上将朱良才。

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

1927年10月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在耒阳遇见朱德,加入红军。

上井冈山后,他在军部当通信员。

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写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四篇文章。

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说:在写作期间,朱良才发现问题不少。

《朱德的扁担》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得较多,也较具体,但与当年一起在红四军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一聊、一对证,大家的记忆都不一样。

终究是30年前的事情,谁能把挑粮的细节记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

朱良才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简化,最后形成了600多字的定稿。

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这个红色经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到了1980年代,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有记忆错误。

1928年朱、毛会师后,范树德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最早的后勤负责人。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范树德被留在西苏区。

1935年4月在汝城打游击时受伤被俘。

因曾就读黄埔军校,转为国民党军官。

抗战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

1948年中原战败后,逃回桂林做小生意。

1954年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战犯身份长期在开封、西安监狱关押改造。

1975年获特赦释放,1980年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范树德的坎坷经历,使他到获得自由后才能开口说话。

他看到《朱德的扁担》后,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他在《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一、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

二、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到茅坪,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

三、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30斤左右)。

江西地方党史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验证,认为范树德说的情况是准确的。

当年在井冈山,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楼所在地),朱德的军部住在桃寮村。

茅坪在井冈山半山腰上,山下的粮食是运不到那里的,只能在宁冈砻市以下的地方。

从砻市往下走,就是柏露村。

这里是永新通往井冈山上的必经之地。

朱德挑粮是从柏露到桃寮村,往返60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

朱德军长年岁大了,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

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至于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

范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

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

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

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

范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高高兴兴地返回井冈山。

一位细心人突然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乱”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实的复制品。

为了还历史原貌,又派人带着扁担赴桂林让其重写。

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

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点遗憾,同时也留下了朱德扁担故事背后的故事。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过去回忆中的错误:“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

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

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

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

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

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挑粮没有改变井冈山的困境朱德挑粮的故事,表现了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但历史事实证明:挑粮只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井冈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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