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继位时的主要官员
制定改革的方案不难，关键是这个方案怎么去实施，因为天地有变数。
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你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可以死掉，你就不要国家苍生了吗
君子讲气节，你耻与小人为伍，你把苍生丢哪儿去了
当政治家和当好人、当清流是不一样的。
所以，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富国强兵的理想能够实现，他躺在地上，谁在他身上拉屎拉尿、踩他、弄他都无所谓，“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是的，历史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他身上拉屎拉尿。
政治家这样一个气魄是很难做到的。
他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回家把他家的6个儿子、仆人、管家找到一起开了一个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当了宰相，你们不准跟任何政府公务员打交道，不准收他们任何的礼品，也不准谈论国家大臣。
如有违反，我知道以后一定惩处。
第二天上午，在他首辅办公室里面给北方的大总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我何德何能坐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我有这个位置就能实现我富国强兵的理想，对国家施以改革。
我知道改革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我做好了准备，哪怕所有的明枪暗箭朝我射来，哪怕所有的陷阱在前面等着我跳，我在所不惜。
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有一次香港请我去演讲，有一个记者问我，张居正的这封信，你是不是根据朱镕基总理讲的话是编的
我说这一点可以现在就告诉你，你去看《张居正》全集，470多年前在隆庆六年的阴历5月26日写的这封信，我只不过把他的信重新搬过来让你们知道而已。
他就是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来推进改革。
当时，推进改革的难度和代价有多大
一天，张居正把皇帝请来了，他选了三个折子：一个是山西的一把手写了一个折子，说在运城的哪一个县有一个男人有一天晚上突然变成了女人。
第二封是南昌市政府上了一个折子，说我们这个衙门里面有一个假山，有一天我们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个假山在往上长，大家都在看稀奇，长到二尺多的时候大家一喊“这个山在长”，这个假山听见以后就不再长了。
第三封是无锡市政府写的，说有一块田，稻秧都长得很好，后来那个田往湖里跑，听到人们的叫喊忽然就不跑了。
那个小皇帝听到这个折子说真好玩，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事。
张居正很严肃地说，皇上，你身居九五至尊，你知道皇帝应该怎么做吗
你任命的这些政府的官员应该做什么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嘉庆皇帝就喜欢看这些折子，喜欢看一些编得好玩的东西，证明他领导的这个地方到处出现一些好玩的东西，都是老天给的。
这些官员在这种路上走了几十年，因此新皇帝上任他们依然乐此不疲的按照老皇帝的喜好，跟小皇帝这样玩。
这时，听张居正这么一说，这个小皇帝就不吭气了。
张居正说，我们朝廷任免一个官员管理一个地方，是要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得到实惠，皇帝的恩泽，要通过这个官员传递给老百姓。
官员一天到晚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国家没有人管理。
我现在通过调查知道，皇帝的圣旨离开北京城门就没有人管了，不要说到达边疆，京城十里之外皇帝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所以改革首先就得改这个。
张居正后来怎么弄呢
他让每一个官员写述职报告——在隆庆皇帝六年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哪些有益于朝廷的事情
你做了哪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
哪些事情没有做，必须有统一的表格，要吏部制作，每个人都要汇报。
四品以上，相当于我们副省级以上的干部直接跟皇帝汇报，正厅级以下到县团级以上的就给组织部汇报，每个人都要汇报，然后决定他的去留、升迁或者降级使用。
首先从中央衙门做起，因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的衙门都管不好，你还管什么地方
就这样，规定2.6万干部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
副省级以上的说是让皇帝来看折子，但是皇帝还不认识字怎么看呢
全部都是张居正自己来看，然后组织检查组和评审组，3个月裁了6千人回家。
宣布回家的时候，人家真的要挖张居正的祖坟，那么多高级干部混了一辈子，到你这儿来什么都不是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回家就是回老家，不是说你在北京做官就可以呆在北京，你是福建的就得回福建，是江西的就得回江西。
为什么呢
因为把这些人贬职了他不回去，他每天在这里静坐怎么办
所以就得让他们回去让地方政府管理。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张居正，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讲，你说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奸臣。
后来我通过交流才知道，他的祖上就是当时被革职回家的一个副部长，他的祖上临死之前立了一个家训，世世代代都要记住张居正是奸臣。
所以，改革的成本，一个是国家的成本，一个是改革家自己的成本，国家付出的成本是由改革家来承担的。
所以，一项有利于老百姓的改革，必然会损害一些权势人物。
另外，开除了这么多干部，要用什么样的人呢
张居正就树立了一个标杆，他让所有的省级干部给皇帝推荐三个干部。
当时吏部把所有推荐的名单拿来汇总，得票最高的是海瑞，那么这个人一定得重用。
张居正第一次上任就建议当时的首辅徐阶重用海瑞，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然后把他放到苏州府去当行政一把手。
这个人干了两年，税收减了一半，很多富人在他上任的时候都纷纷转移资产，都移民到松江去去了，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人不缴税就算了，亏空的税就把富人捆起来，让家人拿钱来赎人。
他不发展经济，他就做这样一些管理的措施，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流民的产生，就是说不种田不要紧。
这样一来，最后弄得他这个班子里面的人都不跟他干了，班子里面的人宁愿不当官也不跟海瑞干，上上上下下都搞不好，他一看没有办法，他就跟皇上写了一个辞职报告说我不干了。
海瑞以为他们会挽留他，但是当时的首辅高拱拿到辞职报告以后就批了，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到了海南。
他拿到皇帝圣旨的批复同意他回去，他就很恶毒的骂了一句“举朝上下都是女人”，就是朝廷上下都是坏人，没有君子。
他这个人很极端，但是很极端的人一般又会被人欣赏，因为走极端的人他什么话都敢说。
当时吏部尚书找到张居正，他说海瑞得到的推荐票数很高，这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
张居正想了一下说，这个人不能用，吏部尚书愣了，说首辅大人你要注意了，他是官场的一个风向标，这么多人推荐他你不用他，别人就会说你选能人是假话。
张居正说，张峰是一个老贤臣，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廉洁，这个人不贪，这些都不错。
但是，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人的标准就是做人正派，对人真诚，不贪不要，这是好人。
好官的标准是，上让皇帝朝廷放心，下让百姓得实惠，这才是好官。
我们现在用的是好官而不是好人，只讲一头都不行——皇帝放心，老百姓不放心不行；老百姓放心皇帝不放心同样不行。
海瑞用了两次他都没有让人放心，因此就不要用他了。
张居正用人的方法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清流就是讲原则，但是做不了事情，这是一个不用的。
循吏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把事办成。
还有一个重用的，就是用了一个县衙门的人，叫黄清，他是一个残疾人，因为他没有文凭所以当不了大官，但是这个人对官场的运作、潜规则、明规则知道得很透彻。
来什么事用什么方法把事情做成，他都有办法，张居正觉得这个人可以重用，重用以后让他干什么事呢
淮北这一带当时出了问题。
那个时候东南的财富、粮食、物资要通过运河这一南北的大动脉，每年要运400万担粮食到北京。
但是，由于运河这一带经常泛滥溃堤，这个问题几十年都不能解决。
河道总督，几个府之间为了个人的利益总是协调不下来。
张居正说，让黄清去，就这么一个办事员提拔为扬州知府，之后他把扬州这一带弄好了。
几十年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一年就解决了，两年整个运河的运输能力从过去的400万担提高到600万担，用对一个人救了一条河，也救了帝国的动脉。
但是，官场视这个人为洪水猛兽，说斯文扫地，让一个瘸子做这么大的一个官，把我们这些有功名的人都不当一回事。
有一天他要向一把手汇报工作，底下的人使坏。
因为过河的时候有一块跳板，要踩着这块跳板上船，他们故意在跳板上撒水结冰，黄清这个瘸子上船，脚下一滑掉到水里淹死了。
张居正在京城听说以后痛心疾首，他知道用人之难，做事的人都是遭人憎恨的。
所以，张居正亲自给他写祭文，把他家里的后顾之忧都解决掉，以此做给官场看，不管你们对他什么态度，这一类的人我还要重用。
所以，在张居正当政的这十年用的人，都是我们后代一直传颂的能人，戚继光是他的干将，王国光是他的干将，中国的第一部《会计法》就是王国光写的。
他就是用了这么一批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的人。
所以，整个局面都彻底改革了。
这样，皇帝诏令离开之日就是天下实行之日，中央的权威树立起来了，皇帝的圣旨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为什么十年的时间他的改革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就是因为彻底树立起了朝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政策的权威。
过去皇帝下一道圣旨，下出来就完了。
今天不一样，有三个本子，比如说，这道圣旨是11月20号上午11点半离开紫禁城，通政司的领导签字收到这个文件是11点40分，要贯彻到广州来，800里加急，4天以后你收到了，你这里的一把手又在这个纸上写下11月24日几点收到，然后中央的督办就是看这件事情完成需要多少时间，皇帝的每一道圣旨到每一个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
三个本子合起来，三年考察一次，如果考察出这一个干部三年中贯彻中央的指令，如果做得很好的就重用，三年做不好的就革职回家。
这一招非常的好，叫“考臣法”。
改革的路子你一个人在北京想得很好，但是下面的人都做不到，你怎么去改革呢
所以，我觉得他改革最重要的是用人制度的改革，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要想保证改革健康、迅速的发展，首先是贯彻改革的这支队伍要健康，要充满生机。
清代的龚自珍当时面对晚清衰败的局面写过一首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我觉得龚自珍到底还是个秀才，其实重要的不是“降”人才，而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张居正高明的地方就是在用人，他说“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
你们平庸，普普通通的人只能做平庸的事情，非常之人肯定是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人，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说唐朝搞得那么好是因为唐朝有魏征，唐朝有大诗人李白，我们这个时代没有。
你老抱怨你的时代没有人才，别的时代有人才，这是一种错误。
张居正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
人才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所以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用这些人才，而不是老天爷空降人才下来让你进行改革，让你治理国家。
他在用人的时候，比如说殷正茂，做江西巡抚时被人告了，当时说这个人贪污。
当时广西造反，耗费朝廷几百万都没有平息，说人用错了又找不到能够镇压造反的人，然后就换了殷正茂。
殷正茂申请100万军费，张居正批了120万。
别人不理解，张居正说你们不是说殷正茂贪财吗
这20万就是给他去贪的，免得到时候说军费不足仗打不赢。
张居正就多给了20万，实际上就是发奖金，不叫贪。
结果殷正茂去了半年就平息了叛乱，国家管理的控制成本省下了几百万，那20万算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因为一个国家管理的成本是每一件事情组织起来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环节上成本控制不住，国家的成本就很高，财富是有恒定的，国家如果花钱很多，而财富来得很少，自然国也不强，民也不富。
所以，张居正的改革第一就是用人。
张居正把干部队伍管理完善之后，改革第二步就是经济上的，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全国丈量土地，把财富的来路都归结到“一条鞭”法。
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朝廷失控，导致民间很多土地被大户兼并，他们有办法把土地搞到一起来。
比如说我有三亩地，但是我家负债累累，我就把地卖给你，你那个土地没有上报，国家是没有税收的。
大量有权势的人、和官府勾结的人手上有大批的土地，但是都不缴税。
张居正丈量土地花了三年的时间，让整个国家的土地多了400万公顷，就这一项增加的税收就足够国防开支了。
过去说国家，这个“国”就是我的家，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所有的东西归我用。
中国说要改变这个东西，国就是国，家就是家。
因此，皇帝的开支必须要有预算，一年是多少，财富的提取，经费的开支从内廷公用库支出，国库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什么呢
兴修水利，加强军事，赈灾以及官员的工资、学校的建设。
这些钱由国库来开支，皇帝不能用国库的开支。
天下哪一块财富切给了皇帝呢
就是矿山的收入和一些专卖店的收入，这些收入切给了皇帝，你每年的开支从这个路子来。
国的开支就从国库里面来。
这也就是后来的人为什么要整他的原因。
他给官员提高工资，皇帝说，你们提高了我还降低了，哪有这种事情
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很低，郭子仪在唐朝，张居正在明朝，同样是国家宰相一级，他们的工资相差200倍。
所以，明朝官员的工资之低，一个县太爷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两银子，一两银子买100只鸡，而且明代的工资是分成三块，就是每个月给你一石粮食，给你一批布，再加上钱，三分之二是铜板，三分之一是银子。
他就把官员的工资用银两支付，等于提高一倍，铜板实际上是贬值的。
过去由每一家向国家缴税纳赋，赋就是各地方的行政收税，你每年给国家出多少劳力，像修河这些事情。
张居正实施的改革就是你现在不用出劳力了，你出五个铜板，你家有十个人就五十个铜板。
你也不用缴粮了，而且不是固定的缴，这个县负责给84个地方送粮食，最近的可能是十里地，最远可能是1千里地，以前都得要你自己去送，老百姓苦不堪言。
他统统变成银两之后，一下子把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拉开了。
社会各个行业一下子都兴旺起来了，城市的雏形就出来了，山西的钱庄就是这样产生的，明代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这样开始的。
当时全世界的白银的流动量是7千万两，一半在中国，城市的规模就增大了，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的空间打开以后，流通领域打开了之后，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和新的工作。
我们这30年改革产生了多少新的职业
道理是一样的。
张居正十年改革，58岁死在任上，是真正的积劳成疾，给整个明朝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明朝的中兴名臣。
在他之前都是混乱不堪，如果他的改革成果能够被万历皇帝继承，再继续推行下去，努尔哈赤就没有机会灭亡大明了。
注：上文所录为熊召政先生《张居正改革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