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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叮铃铃”刺耳的闹钟声打破了我的美梦，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一看只有6点半，心中不由纳闷起来：这么早叫我起来干嘛呢
又不上学，是不是爸爸妈妈老糊涂了
原来我今天说好和爸爸一起到他单位去的，我赶忙起了床。
为了不影响到爸爸上班，我的速度可比平时足足快了两倍呢
我揉了揉眼睛，发现爸爸早已从床上爬了起来，现在已经在为我做早餐了。
趁现在没事，我来为大家说说我爸爸的职业吧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地人，在工作上也毫不马虎。
爸爸他是保险公司的一名职员，每天都得跑客户，一跑就是一天，有是要到很晚才能到家，原先皮肤细白的他，现在手臂上都被晒得很黑很黑。
瞧，我刷牙洗脸都弄好了，爸爸也差不多了，他拿起面包，套上保鲜袋，便对我说道：“早饭我们带到路上去吃吧
否则时间都要来不及了。
”我心中不禁想到：爸爸每天都是这样的么
连吃个早饭的时间都没有，每天我起来时，爸爸早就已经在开会了。
就这样，大约6点55分时，爸爸背着一个沉重的包和我便出发了。
爸爸的单位靠近莘闸路黄河路，我们家到那边要先乘公交车，后换地铁，想必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出门的时间正好赶在了上班早高峰时段内。
我们先步行了3、5分钟到达了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不计其数，大多都是赶着去上班的。
在这季节，即使没有太阳火辣辣的照射，也会让人感到十分闷热，使人心情烦躁不堪。
等车的8分钟，让我感觉像度过了漫长的一小时。
公交车总算是来了，许多乘客纷纷上了。
只见车上位子都已坐满，我和爸爸只能站着，各自拉着一根扶手。
一开始，车内还只有几个人站着，空荡荡的，转眼间，人越来越多。
即使车内开着冷气，我感觉背上还是汗滋滋的。
有时，有人要下车，他们都得用力从人群里挤出来，到最后车上的乘客都背贴着背站着。
我们下车的那站大部分的乘客都会下站。
一下了车，我顿时感到轻松许多。
可是，更艰难的“任务”接踵而来。
地铁——早高峰时最拥挤的交通工具。
只见正好来了一列我们要乘的地铁，哎呀，我不禁想道：这可怎么乘呀，单看原本地铁里的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再瞧瞧等候区里的人更是无以数计，每一节车厢里人都是那么多，难不成真要挤上去
我把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爸爸听后笑了笑，幽默地说道：“你想要压成大饼就去乘吧
我们先往回乘一站，再乘回去，这样至少能保证不会挤不上了。
”于是，我听后便跟着爸爸一起乘对面的地铁去了。
原以为会好一些的我，竟没有料到，在乘回去时，车厢里的人还是摩肩接踵，但是至少比前面的那班车要好了一些，往后一站，也就是我们原来开始乘的那一站，有些人连地铁也挤不上了，“嘟，嘟，嘟”红色的灯闪烁着，地铁的门马上就要关上了。
突然间，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背了一个公文包，跑向地铁，使出吃奶般的力气，硬是挤了上来，车厢内更加拥挤了，我手伸不上来，感觉气都喘不过了，那时的我根本动弹不得，正如爸爸所说的，像“已经被压成大饼了”，我心中不由想道：爸爸每天都是这么挤上地铁的么
终于，到了我们下的那站了，爸爸带着我从人群中用力挤了出来，我第一次乘早高峰时段的地铁，以前我上学时，根本就用不着受那么大的“罪”，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上班的辛苦，现在的我，亲身经历过、体验过，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拥挤、辛苦。
到了公司后，爸爸便没有几分钟是和我待在一快儿的了，他一会儿说要去开会，一会儿又说要去跑客户，留下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直至7点多，我才终于回家了。
在这一天，我第一次踏上了父母上班的路，第一次那么深切地体会到父母上班时的艰辛，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地铁、公交车的拥挤，业务的繁忙等。
每天都是如此，当他们回到家时，我相信他们一定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认真学习时的模样，这也就是对他们一天工作下来最大的安慰。
父母那么劳累都是为了我们，我们自然也要学会感恩，只要每天为父母盛盛饭，做些小事就可以了。
我在这里想对父母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不知道行不望采纳
O(∩_∩)O哈哈~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说明中国运载火箭的—
卫星发射的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直上重霄，遨游九天，在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中，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入航天时代的序幕。
研制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的伟大决策，是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豪迈壮举。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对航天尖端技术的垄断，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坚强决 心和伟大力量，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和发射过程中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力量源泉。
35年后的今天，重温当年那段历史，对于弘扬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对于推动当前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进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让我们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让我们再创中国航天新的辉煌。
总理为之倾注大量心血 讲述：纪东(时任周恩来总理秘书)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冯春萍 为了这次发射，周恩来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周总理都给研制人员以大力的支持与鼓励。
仅仅是在卫星发射前，周总理就专门听取了卫星、火箭测试情况汇报。
针对发现的问题，他要求参试人员谦虚谨慎，进一步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卫星、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后，周总理又叮嘱在发射现场要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随后他又提出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全面要求。
卫星研制期间，正值“文革”动乱，一些重要的事情，要靠召开中央专委会来决定。
而在召开专委会之前，周总理会广泛听取专题汇报。
每次参加专题汇报的人员名单，都是周总理亲自审批的，每次有几十人，其中包括参与研制、生产、发射等各个环节的代表。
周总理特别善于最大限度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还特别重视听取一线研制人员的意见，每次开会都专门邀请一些普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向他们询问卫星的生产及质量情况，比如电池板的材料、应答机的生产等，并了解得非常仔细。
召开专题汇报会时，一般都会安排吃一顿饭。
只要知道有工人代表参加，周总理都会特意叮咛上一些好一点的菜。
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周总理总是希望借这样的机会给来自基层的同志改善一下伙食。
那时比较好的菜是“大烩菜”，里面有丸子、排骨、粉条、白菜等，算是很丰盛的了，主食就是米饭和一些小点心。
吃饭的时候，周总理一边嘱咐工作人员照顾好一线来的同志，一边专门把钱学森、朱光亚、任新民等专家叫到身边，边吃边聊，兼谈生活与工作，很是随和与平易。
那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把他熟悉的发射卫星的功臣们一一向主席做了介绍，并与欢庆节日的首都人民一起，兴致勃勃地聆听了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乐曲…… 在帅府看卫星划过夜空 讲述：周均伦(时任聂荣臻元帅秘书)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冯春萍 1970年4月25日上午，聂荣臻元帅刚刚用过早餐，秘书周均伦就向他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啦，收音机里能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聂帅听后非常高兴，感慨地说了一句：“要不是现在形势的影响，卫星还可以放得早一点啊
” 作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卓越领导者和奠基人，聂荣臻元帅从50年代起，就一直在组织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并多次亲临一线视察指导。
1965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与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研制卫星的建议。
同时，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也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出了将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并及早开展研制工作的建议。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赞同这两个建议，做出了人造卫星“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的指示，并委托张爱萍同志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研究。
“文革”期间，聂帅受到冲击，他和老百姓一样，也是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才知道这个新闻。
“文革”中的聂帅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见客，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聂帅仍然十分关注卫星的研制进展。
由于患病，他曾委托秘书甘子玉、周均伦替他去五院了解研制中的卫星的情况，回来后详细地讲给他听。
聂帅当年留学法国时，曾当过钳工，所以特别强调工艺的重要。
他说：“没有好的工艺，什么也做不出来。
卫星很复杂，是高度综合的技术，工艺一定不能放松啊。
” 1970年4月25日晚8点，在幽静的帅府前院里，聂帅与家人、秘书一起，抬头仰望夜空，等待着卫星飞过北京上空的时刻。
8点29分，“东方红一号”闪烁着明亮的光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在家人和秘书的指点下，聂帅目睹了卫星划过天际的情景，老人欣慰地笑了。
中国第一星底色鲜亮依旧 讲述：涂元季(钱学森秘书)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石磊 打开记忆的相册，35年前钱学森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手指着他写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书，向我介绍了一件件真实的故事。
钱学森实际上是卫星、火箭和地面设备整个大总体的技术总指挥，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总是冲在最前沿。
有一次，一院为解决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进行了半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箭体剧烈晃动的异常现象，设计人员有些不知所措。
钱学森来到试验现场，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
以他丰富的学识，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火箭的滑行段已临失重状态，而地面的仿真试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实际情况，因此，“晃动”不会影响飞行。
钱学森一语定乾坤，使得火箭的研制节节提速。
在卫星的研制中，针对许多技术人员都想利用这颗难得的卫星进行各种空间探测的要求，钱学森反复地做工作，指出要服从大局。
他说，中国第一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颗政治卫星，让全世界人民“看得见”和“听得到”，是这颗卫星的使命，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当卫星总体超重时，他果断地决定，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让路。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钱学森在酒泉发射场庆功大会上讲了话，他赞颂了这一伟大的创举。
随之，他实事求是地又说道，由于卫星发射时间的推迟，使日本赶在中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与日本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差距，就使中国屈居第五，自己作为领导，对此感到有些遗憾。
1970年五一劳动节的夜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放卫星的功臣们，而此时的钱学森，悄悄地从前排退到了后排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毛主席回过头来想和他说话，却没有找到他。
35年过去了，中国第一星的底色还是那么鲜亮。
因为，它是千千万万个像钱学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用赤诚的热血凝就的，它鲜亮永恒。
周总理祝卫星一路平安 讲述：任新民(长征一号火箭总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刘思燕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当年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发射卫星的功臣，任新民和十几位航天人受到了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
”听到周恩来总理隔着人群招呼自己时，任新民的心情格外激动。
随后，周总理又把任新民介绍给在座的西哈努克亲王，并说，这是“我们放卫星的人”，语气中透着自豪。
其实，周总理和东方红一号卫星以及任新民的渊源远不止这些。
作为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指挥者之一，任新民当时的身份是航天五院第一分院副院长，同时兼任长征一号火箭一二级液体火箭总设计师。
1970年4月24日晚上，当《东方红》的乐曲在太空中回响的时候，任新民想起了20天前，他和钱学森从即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卫星发射进展情况，周总理听完后最后叮嘱他们道：“祝东方红一号卫星一路平安。
”任新民仰望星空，心里默默地将这句话念叨了一遍又一遍。
不过，让任新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当他们向周总理说到火箭中发现了多余物时，本来还是语气平和的周总理，一下变得十分严肃。
他用批评的口气告诫任新民等同志：“你们的产品是死的，可以搬来搬去，总可以搞干净，无非晚两天出厂。
如果带着多余物上天，不可以原谅。
”周总理的谆谆话语，让任新民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但是随后，当他们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周总理的两次询问卫星发射情况的电话，又让任新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有了一副更有力的肩膀在与他共同承担。
回想周总理对航天事业的关怀，任新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航天精神铸造中国第一星 讲述：孙家栋(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杨建 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35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孙家栋。
谈起“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过程，孙家栋说，是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
孙家栋说，要研制卫星，队伍是基础。
1967年，五院刚成立时，人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来自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另一部分来自中科院。
前者参加过导弹研制，有系统工程经验，但缺乏卫星方面的理论基础；后者在卫星理论方面有一定基础，但缺乏工程研制经验。
要将这样两支队伍尽快融合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聂荣臻元帅的关心下，航天人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卫星研制队伍很快建立起来并形成了战斗力，用短短3年的时间便把卫星送上了天。
在这么短的时间，做成这样一件大事，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孙家栋回忆说，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仅以小小的电连接插头为例，当时国内能够制造有二十几个插针的合格插头的企业几乎没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怀揣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通过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的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
经过反复探讨、试验，终于将这种卫星上用的插头造了出来。
为了将卫星尽快研制出来，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工人，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群众，都充分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529厂一位工人，在做卫星表面处理时怎么也处理不好。
在得知另一个工厂掌握这种技术时，他连中午饭也没吃，就骑自行车跑去向人家请教，一直到晚上天黑，出来时才发现自行车丢了，原来是太着急忘了锁车。
那时自行车可算是一个“大件”，比较贵重，但一连许多天，这件事他都没对人说起过。
正是因为有了精神，才有了“东方红一号”的成功，也才有了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航天生涯中的里程碑 讲述：戚发轫(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杨振荣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对我国的航天事业、对我个人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当年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的戚发轫如是说。
1970年的五一劳动节，戚发轫和试验队其他代表成员以及原国防科委领导一起应邀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节日晚会，并安排他们乘专机从发射基地回到北京。
但是当时参加节日晚会要求的“穿最好的衣服”却让戚发轫犯了难，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并没有什么“好衣服”。
好在当年的老五院是部队建制，在他所有的衣服里，找到的最好的衣服就是军装。
节日晚会上，戚发轫穿着一身军装受到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晚会后，周恩来还特意留下来和代表团17名成员合影。
周总理让戚发轫站在他身边，戚发轫却不敢站。
因为当时参加合影的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而戚发轫只有37岁，最终周总理和蔼可亲的态度打消了他的顾虑。
在戚发轫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还珍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一本薄薄的1970年版的旧书——《人造地球卫星》，定价0.20元。
这是远在哈尔滨的一名普通工人林卓送给这位卫星总师的珍贵礼物。
翻开书的扉页，上面留着林卓写给戚发轫的话：“2002年8月3日偶然在哈尔滨南岗区动物园附近书摊见到，现把此书送给您。
” 戚发轫告诉记者，这本书是卫星发射当年出的，印数并不多，收到这本书让戚发轫特别高兴。
因为这本书他当年就看到过，但是没能保存一本，没想到在三十多年后，又有机会得到这样一本有纪念意义的书。
戚发轫激动地说：“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了当年的一切。
” 让戚发轫铭记35年的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那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的技术负责人杨南生曾有的一个许诺，戚发轫幽默地说：“杨南生说发射成功后请我吃烤鸭，35年了，我也没有吃到
” 为卫星准备了很多“饭” 讲述：杨南生(长征一号火箭三级固体发动机负责人) 采写：中国航天报记者 刘思燕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担任发射卫星任务的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火箭三级固体发动机负责人的杨南生激动得热泪盈眶。
早在任上海机电设计院副院长时，杨南生和他的伙伴们在研制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同时，就梦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卫星，甚至连卫星草图都画好了。
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造星还只能停留在梦想中。
好在老天给了杨南生圆梦的机会，在指挥发射成功我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后不久，杨南生就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航天五院四分院负责技术的副院长。
1964年8月，四分院的固体发动机被选为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
为此，该院成立了工程领导小组，杨南生被任命为组长。
从1964年8月到1970年4月24日，经历了远非6年的自然光阴可以承载的众多磨难，杨南生终于近乎完美地圆了早年的造星梦。
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没有入轨发动机，火箭第三级就当然地承担了入轨发动机的任务。
在卫星发射之前，杨南生被要求将火箭第三级的数据报告给负责卫星发射的人员，用于计算卫星的轨道。
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杨南生将比较保险的数据报了上去。
计算结果表明，卫星将进入近圆形轨道。
发射当天，火箭升空后，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最后一推，将卫星送入了一个较为椭圆的轨道。
这是一个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至今，杨南生还记得钱学森在现场送给他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当发射队伍回到北京时，在欢迎的人群中，一直被杨南生尊称为先生的屠守锷诙谐地对他说道：你为卫星准备了很多的“饭“嘛。
他说的当然就是卫星近圆形轨道变成了椭圆形轨道的事。
言外之意，长征一号火箭三级推送卫星的推力可真不小。
进入新学校的感受500字
似水流年，今天的我们已不再是在草地里玩过家家的小朋友；今天的我们已不再是大声朗读“床前明月光”的小学生；今天的我们已经告别童年，走向青春。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来到了人大附中，走进了初一生活。
开学已经一个月了，对新的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
面一生活也有许多感受。
上初一了，第一个感觉是新鲜。
校园是那样干净整洁、绿树成荫；老师讲课是那样富有活力、引人入胜；同学们相处是那样融洽、愉快；现代化的图书馆、电教中心、网络中心以及实验室又让我流连忘返。
这一切与小学都有着很大差异，是我感到无比新鲜、有趣。
上初一了，第二个感觉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
开学典礼上，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美好的心愿系在气球上，放飞到蓝天。
大家的愿望各色各样，有的希望做个音乐家，把中国的传统音乐推向世界；有的希望做个记者，让全人类都为中国今天的飞速发展而惊叹；有的希望做个文学家，让人们听到社会角落里的弱小声音……理想要通过行动才能实现，初中这三年，我们会给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朝目标一步步迈进。
上初一了，再有的感觉便使紧张。
在中学，尤其是优秀的中学，学习的竞争相当激烈，从而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稍不留神成绩就会拉在队伍后面，所以丝毫不能放松，要时时都处在学习状态。
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紧张的学习气氛才能在三年的学习中取得成绩。
上初一了，既激动又期待还紧张。
但无论如何，从一点一滴做起，融入到新生活中，让我们以昂扬的心态面对初一生活。
谭彦现在怎么样了
谭彦最后的岁月 老铁，人民的兵，执法的一架天平； 老铁，坚强的人，我们的一盏明灯； 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司法的公正， 你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老铁，拓荒的牛，铁骨铮铮； 老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对人民满怀深情，对党一片赤诚， 你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老铁之歌》 2004年11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北京结核病医院。
在与病魔进行了十几年的搏斗之后，在亲人和同事悲痛的呼唤声中，一颗顽强的心脏结束了最后的跳动。
带着对生命的眷恋，带着对亲人、同事和朋友的爱恋，带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和感激，谭彦永远地告别人世，告别他至死不渝的审判事业。
对他的离去，医生、亲人、同事和朋友都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人们还是不愿他就此永别。
大汗淋漓的医护人员第8次启动心脏起搏器，希望能再次为他驱走死神。
但这一次，谭彦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所有当班的医护人员都围过来，默默地为他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
她们早已见惯了死亡，此刻还是忍不住热泪。
多年来，这位病人身上强大的人格力量感染着她们。
一位年轻的护士凑近他耳旁说：“谭彦，您走好。
谭彦，我们永远忘不了您
” 一个普通法官的病逝，却牵动千千万万个人。
八宝山殡仪馆里，人们为这位普通法官举行了庄严的遗体告别仪式。
当他的骨灰运送到辽宁省大连市后，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到车站迎接，几十辆汽车一起跟随着，缓缓护送他的灵柩，许多出租司机免费搭载送别的人。
网络上，一个个帖子表达人们心底的敬意和哀悼：“好法官自然受到人民的爱戴
”“谭彦，愿您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受病痛的折磨。
”“天堂里还有法槌敲响吗
”“谭彦，您一路走好?” 有的人死了，他却依然活着。
44岁的人生过于短暂，却给这个世界写下一首不朽的赞歌，歌唱高尚无私的品格，歌唱正直善良的人性。
44岁的人生过于短暂，却给这个时代矗起一座灿烂的丰碑，留下一道永恒的光芒。
1996年之后，谭彦因病不得不离开审判岗位，但却没有淡离人们的视线。
许多读者都想了解谭彦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的一切。
怀着悲哀和崇敬的心情，我们走访他的亲人和战友，收集他留下的笔迹。
点点滴滴看似平凡的小事，却展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依然牵挂着神圣的审判事业。
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渴望回报党和人民的关爱。
铁法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在最后的岁月里依然熠熠生辉。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党的忠实信仰和感恩情怀成为他与病魔抗争的精神动力。
真诚善良的心灵流露于一言一行，都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品德和光辉的人性。
（一） 2004年11月21日，谭彦燃烧的生命只剩最后的余火，随时都将熄灭。
医护人员奋力抢救，使他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与病魔奋战了十几个年头之后，此刻他听到死神重重的敲门声。
他有太多的心里话要说，但气管已被切开，几个月来都发不出声音。
他让守候在身旁的爱人拿来写字板，干瘦无力的手颤抖着，提起笔来似有千斤，豆大的汗珠刷刷地滚落，每一个字都拼尽心力：“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基层法官，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许多的荣誉，心里时常不安。
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关怀，下辈子我也要跟党走。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将大好年华献给党的伟大事业，只叹身患重病，壮志难酬……”写到这儿，他浑身大汗淋漓，又昏迷过去了。
几个小时后，他一醒来，又坚强地提起笔。
心痛的妻子劝他不要写了，但他执意要写：“作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执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耻辱
”经过又一次昏迷之后，谭彦又提起笔来： “我此生有三大遗憾：一是为党做的贡献太少；二是给亲人的关心太少；三是没有读完研究生。
” 11月25日，去世前三天。
看着心力交瘁的妻子和泪水涟涟的儿子，谭彦满含深情地写道：“感谢中央首长和各级党政领导，感谢肖扬院长和各位法院领导。
是党和组织给了我多次生命。
” 临终之前，谭彦让爱人找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分别在扉页上写下赠言，送给作为共产党员的妻子和共青团员的儿子。
他给妻子的赠言是：“热爱党，忠于党，与丽娜共勉。
”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熟悉谭彦的人知道，他拼尽心力写下的这些话，正是他的肺腑之言。
多年来，对党的忠实信仰和感恩情怀，成为他与病魔抗争的精神支柱。
还在岗位上时，他就多次表示：“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活着就要为党工作。
”离开岗位后，他更有一种强烈的心愿：一定要努力康复，才能回到岗位上，才能报答党的恩情。
（二） 1996年7月，中央各主要媒体集中宣传谭彦的事迹，“铁法官”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
谭彦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全国十杰青年卫士。
面对荣誉，谭彦没有居功自傲，而是为不能在岗位上回报党和人民的关怀而愧疚不已。
他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宣传和回报，只是想过得充实一点，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如今却因为身患重病而无以回报，心里非常不安和愧疚。
”“面对这么多荣誉，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骄傲自满，要有一颗平常心。
我所做的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应该做的，与焦裕禄、孔繁森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 获得许多荣誉以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低调做人。
曾有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只是说：“咱是老百姓的孩子，就应该做对得起老百姓的事。
”他多次受到中央和有关领导的接见，但他家的墙上，没有挂任何与领导的合影。
1997年，谭彦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满怀激情和喜悦出席了盛会。
他克服病痛，一边加大药量，一边坚持参加会议。
每当工作人员劝他休息时，谭彦总是摆摆手：“我很好，我能坚持。
”他认真地听取会议报告，积极参加小组讨论和各种会议活动。
每天晚上，疲劳不堪的他又坚持写日记和心得。
大会开幕那天晚上，他写下长达2000多字的笔记，抒发内心的激动和感想。
1996年下半年，组织上为他安排了良好的医疗条件，要求他安心养病。
对此，谭彦深感不安。
他总是尽可能不给单位和组织上增加麻烦。
在临终的最后时刻，已经说不出话的谭彦，一次又一次在写字板上嘱咐家人：不要给单位添麻烦。
不要老打电话打扰李院长（大连开发区法院院长李辰章）。
车放回去，不然费用太高（谭彦病危期间，法院派一辆车守候在医院）。
老家的人来，费用我们自己出（谭彦病危时，其老家亲属来北京看望）。
买菜不要买高档的，普通的就行（谭彦最后几个月，只能喝蔬菜汁和水果汁）。
买东西一定要自己花钱，不要花公家的钱。
直到临终的最后时刻，他都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人民法官，只能给党做出奉献，而不能有任何奢求。
法院为他准备后事，打算把他安葬在环境优美的大连名人园。
弥留的谭彦得知后，坚决嘱托妻子贾丽娜：“那里费用太贵，千万不要。
已经让国家花了许多钱了。
咱是老百姓的孩子，不算名人。
”贾丽娜遵从他的遗愿，为他选了个普通的墓地。
她说，谭彦就喜欢跟普通百姓在一起，让谭彦长眠在这里，他会更踏实和安心的。
（三） 无私奉献是谭彦精神中最感人的一面。
在病床上的岁月里，谭彦最大的渴望依然是尽己所能回报社会。
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谭彦时刻关注着灾情。
他不顾天气炎热，亲自到开发区管委会大楼，捐上了寄托着一片深情的2000元钱；1996年12月，大连开发区一家企业怀着敬意向他捐献了2万元钱，希望他用这笔钱买点营养品。
正在北京住院的谭彦得知后，当即打电话给妻子，语重心长地嘱托：“公司的心意我领了，但这笔钱还是转赠给开发区一中，这笔钱可以给家庭贫困的学生解决一点困难。
”大连开发区妇联代表全区妇女给他捐了1000元，他提笔写信感谢：“请用这一千元为少年宫的孩子们买些书刊，让开发区的孩子们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
”1998年他当选为大连市十大名人，当场就把1万元奖金捐给普兰店市的一所希望小学。
小周超是大连市春德小学的学生，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
1998年秋天，谭彦得知小周超的境况后，决定与他结成助学对子，一下子为他交齐了6年的学习费用。
他不顾病体，带着一大堆学习用品，在爱人的搀扶下到小周超家里慰问。
他抚摸着小周超的头说：“你母亲很不容易。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我还活着，一定会尽力供你读书。
”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着小周超的成长。
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嘱咐爱人贾丽娜回大连后马上去看看小周超。
（四） 谭彦在同学、同事和朋友中人缘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的正直、高尚，也是因为他的无私、善良。
他心里装满浓浓的爱：爱党、爱法院、爱家人、爱同事、爱朋友，爱每一个人。
谭彦去世后，许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回想他的为人，忍不住怆然泪下：“谭彦真的是个好人
”他性格内向，并不轻易表白自我，但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对关心帮助过他的人更是充满着感激。
人们从许多细节里，都能看到他那颗透明的心。
2003年底，病危的谭彦被切开气管，说不出话来。
但他很快学会用手机发信息，时常通过信息答谢同事和朋友的关心。
他念念不忘那些曾经关心他帮助他的人。
中组部的吴红同志为谭彦的精神和为人所感动，一直像关心弟弟一样关心着他的病情。
在临终前三天，谭彦还一直念着吴红，他在写字板上深情地写道：“吴红大姐，您外出还想着我，给我买药，关心我的病情，经常给我打电话。
真的谢谢
”最高法院办公厅的周德伟同志受最高法院领导委托，负责与谭彦的联络，经常去看望他。
谭彦一直对他充满感激，临终之前他三次写到周德伟的名字，称之为恩人。
谭彦临终之前，许多领导、同事、朋友、亲人都到医院看望。
看见他们，谭彦总是非常高兴、激动。
11月28日上午，他临终前一个小时，看到前来探望的同事夏明宇，几个月都说不出话来的谭彦突然喊出声来：“明宇
”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非常激动。
——他多希望这些爱他的人能永远守在他身边
但每次他都示意：病房里空气不好，不要呆太久。
大连开发区法院派司机在医院守候，他在写字板上告诉妻子：“师傅家里有老人小孩，让他早点回去。
”11月19日，临终前9天，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题为《牛蛙皮治青光眼》的文章，想起退休的老同事李永春的儿子患青光眼失明多年，特地把文章剪下来让贾丽娜转交给老李。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谭彦对始终守护自己的家人充满爱和歉疚。
贾丽娜从20多岁起守着病中的爱人，整整17年。
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对谭彦深深的爱情，是因为他强大的人格力量。
她说，谭彦总是那么坦荡、那么善良。
谭彦在生活上不能尽丈夫的职责，但在精神上却成了贾丽娜的支柱。
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夫妻俩的爱情却缠绵得如同初恋，让许多目睹者潸然泪下。
在临终前的字条上，他一再表达对爱人的感激和关心。
看贾丽娜脸色不好，他写道：“你不要太累了。
”贾丽娜难过了，他劝慰：“我一定会渡过难关。
”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谭彦依然牵挂着他热爱的审判事业，依然刻苦学习审判业务。
他的心依然随着人民法院的改革和发展而脉动。
（一） 同学们说起谭彦，都说他天生就是做法官的好材料：人品高尚、心地善良、勤奋敬业、乐于奉献、甘于寂寞。
从大学时代起，他就立下此生的志向：做一个铁骨铮铮的好法官。
同事们都能感到他身上那种献身事业的劲头。
在媒体宣传他之前，他在院里就有“老铁”的雅号，这是因为他的铁面无私和钢铁意志。
同事们还给他谱了首《老铁之歌》。
谭彦去世的时候，没有合上双眼。
他的亲人和同事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他心愿未了：他多么渴望身着庄严的法官袍，重返神圣的审判台，多么希望为人民法院再立新功。
他总觉得自己以前的贡献还太少，只有继续奉献才能回报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和无限关怀。
1996年5月，谭彦的病情又一次发作，咳嗽、气喘，持续高烧十几天。
6月5日，大连开发区法院院长张晓明为了让他安心治疗，命令撤掉他的办公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安心治疗，不要老想着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谭彦才离开了无比热爱的审判岗位。
1998年初，经过一年多的专心治疗，谭彦的病情明显好转。
他非常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回到岗位了。
从医院出来后，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立即回到法院上班。
法院没有电梯，身体虚弱的他每走一步楼梯都气喘吁吁。
好心的同事们争着要背他上楼，但倔强的他坚持要自己走。
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经不起反复，坚决要求他继续休养，他只好放弃每天准时上班的念头，但心却一直系着审判工作，隔三岔五总要到法院看看。
一到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案子，他总是尽可能参加。
几年来，病魔一直伴随着他，因为长期服药，他又患上双肾结石。
但他只要觉得身体好转，便向领导要求上班。
他实在是太渴望回到审判岗位了。
谭彦再也回不到他魂牵梦萦的审判台了。
临终前他希望妻子和儿子继承自己的遗志：希望妻子努力工作，做一位秉公执法的好法官；希望儿子好好学习，考上自己的母校吉林大学法学院，以后也做一名无私奉献的好法官。
（二）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谭彦的床头总是堆放着两样东西，一是药物，一是书籍。
他常常让爱人到书店去买法律书籍。
他去世后，记者翻看他家里的藏书，发现许多书里都有他留下的一道一道记号。
尽管不在审判岗位上，但谭彦每次见到同事，话题总是离不开案子。
每个人来看他，他总是问起最近办些什么案子，怎么判的
几年没有亲自审理案件，他特别担心自己落伍。
他知道几年来审判工作发展很快，对法官的要求更高了，他急切地想熟悉新的审判方式。
同事谭家戎说，每次与他交流审判业务，他总是如饥似渴，两眼放光。
病中的谭彦一直保持着通过媒体了解国家大事和学习法律知识的习惯。
同事们看望他时，常常惊讶于他对时事的了解。
《人民日报》、《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是他每天必读的报纸。
《新闻联播》、《今日说法》、《法制天地》是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
2002年10月，在《人民法院报》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他写了题为《高奏时代的强音》的文章表示庆贺：“人民法院报不但是我的挚友，更是我的良师。
通过阅读其中的新闻，我及时地了解人民法院的发展状况、发展方向。
先进法院经验和模范法官事迹让我很受感染和激励。
理论版更使我增强法学功底、增长法律知识。
副刊上的作品特别是法官们创作的作品，让我在病榻上身临其境，或品味，或沉思。
” 在ICV（重症监护室）里，谭彦不能看电视了，但他坚持用收音机收听新闻和法制节目。
尽管读书很吃力，但他还是离不开心爱的书籍。
临终前几个月，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任长霞的事迹，便让贾丽娜买来《任长霞》一书，认真地阅读，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向任长霞学习，忠于事业，公正司法。
”记者在几份党员学习材料上看到他留下的字迹：“岳父：捎来的材料我已学习了，反复看了几遍。
” 谭彦临终遗嘱中说自己此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是没有读完研究生。
1998年初，身体好转的谭彦听说母校吉林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在大连合办研究生班，非常高兴地报名参加。
三年时间里，尽管病魔缠身，他始终坚持读完所有的课程。
因为每次陪读，贾丽娜也跟着读完研究生的课程，法律知识大有长进。
然而，没等到写完毕业论文，谭彦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谭彦以坚强的意志和超凡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殊死的搏斗。
在病魔面前，铁法官的英雄本色闪闪发光。
（一） 1989年3月，长期超负荷工作的谭彦，连续高烧十几天。
就在儿子出生的当天，谭彦再也支撑不住了，被同事们送进医院。
诊断结果是“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这是肺结核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几乎就是不治之症。
面对凶狠的病魔，谭彦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坚强意志始终不垮。
离开岗位之前，他照样从容镇定地上班、办案。
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是他病情最严重的日子。
560个工作日，他出勤竟多达512天。
离开岗位之后，他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努力让家庭里没有病魔的阴影。
他常常坐在轮椅上陪爱人、孩子散步，一家三口有说有笑。
他喜欢与岳父下棋，陪老人海阔天空地谈论时事。
他喜欢看足球，一个精彩的射门会使他像孩子一样又喊又叫。
只要在家里，他每天都会给儿子辅导功课。
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还会亲自下橱，炒上几道好菜。
颇有喜剧细胞的他，一高兴了还会给家人来段小品，儿子最喜欢看他模仿赵本山扮演老大娘。
他喜欢听音乐，临终前几个月还让朋友用MP3下载一些民族音乐，在ICV里，他时常沉浸在这些乐观向上的旋律里。
谭彦有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澄澈、明亮、沉静、执著。
透过这双眼睛，他坦荡、善良的心灵让人一览无余。
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之后，这双眼睛更显得又大又亮。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双眼睛始终那么明亮、坚定、沉着，没有绝望，没有哀怨，透着刚强不屈的光芒。
直到临终前一个小时，同事还看到他眼睛闪着亮光。
1996年下半年，组织上把他送进全国最好的结核病医院，给他提供最好的治疗条件。
在他的极力配合下，疗效显著。
至2003年初，他的痰菌培育检查结果呈阴性，医生宣布，他的病已临床治愈。
奇迹果然在他身上发生。
2003年底，正在跃跃欲试准备上班的谭彦，因为一次意外，病情急转直下，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二） 2003年12月29日深夜，病魔凶狠地扑向谭彦，医院发出病危通知。
单位开始为他准备后事，闻讯的同事、朋友、亲人纷纷赶到医院，想见他最后一面。
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切开他的气管以维持他的呼吸。
与谭彦同期被送进ICV的病人，都相继去世了，惟有谭彦坚持了11个月。
医生们惊叹：从没见过生命力这么顽强的病人。
在ICV里，谭彦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以超凡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最后的抗争。
切开气管后，他只能从鼻孔进食。
进食的过程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他知道，只有继续吸收营养，才能维持生命，便坚持进食。
两个月以后，他的病情有所减轻，居然能从口腔进食了。
于是他每天坚持喝蔬菜水果汁，喝小米粥。
每次昏迷醒来后，他就主动要求进食。
气管切开后，他一直戴着呼吸机。
他知道只有摘掉呼吸机，靠自己呼吸，才有可能好转起来。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摘掉呼吸机一直成为他努力的目标。
生命已如游丝，但他还是没有绝望。
从昏迷中苏醒不久，面对前来看望的同事，他写道：“感谢领导，感谢战友，工作特忙，千里来看我。
无论什么难关，我永远是有信心的。
”1月17日，同事赵秋实、谭家戎来看望，他百感交集地写道：“差一点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千疮百孔，深咳重喘，九死一生，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生活是多么美好。
但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受不了的罪。
”2月8日，他在纸上与爱人聊天：“咱俩自费旅游的愿望能实现吗
”3月1日，看着从吉林老家来的亲人，他忍不住难过，亲人走后他悄悄流泪。
之后，他擦去眼泪抄写两段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看着他临终前写下的只言片语，记者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那以往娟秀的字迹已经变的虚弱、模糊，但其中展现的是铁法官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对生命、对事业深深的眷恋。
有的人死了，他却依然活着。
谭彦，您走了，但《老铁之歌》还在回荡：你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我们忘不了您纯净、刚毅的眼睛，忘不了您颀长清瘦的身影，忘不了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忘不了您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您是人民法官的骄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
谭彦，您没有死。
“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谭彦精神永垂不朽
急求 如果记者采访 新学期感想 应当如何提问
每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肯定不好交流啊。
而普通话大家都懂，这样交流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