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少年时代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的时侯，中华民族止处分深重的苦难中。
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酝酿中．全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夕。
就诞生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
的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他的祖居是一所传统的三合院，祖上三代都住在这个林木掩映的瓦舍内。
一九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出生在这里。
的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
母亲淡氏，不幸早年去世。
继母夏氏，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
是长子，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童年时候的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
他五岁开始读书，先进私塾发蒙，七岁时转入新式小学。
高小毕业后，考入中学。
一九一九年，重队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考入了这所学校。
少年的已经有了朴素的爱国思想。
五四运动后，他同全校同学一赵参加了抵制日货活动。
他当时对救国的想法，还只是在学生中流行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只是满怀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
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探索人生的道路。
出国留学一九二零年夏，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
抱着满腔的热望，他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轮船赴法(坐的是四等舱，即船上装货的地方)，于十月抵达法国马赛。
那时刚满十六岁，在同学中是最年轻的。
到法国后，情况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只是做工，而且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苦力工。
到法国后两个月，他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收入刚够糊口。
只有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因难。
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
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
冷酪的现实，使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恩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一九二二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成为小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
第二年，他在里昂做工的时候，党组织又委派他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他革命生涯的开端。
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有一份油印出版的《赤光》杂志，是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
既参加编辑．撰写文章，又要刻蜡纸、油印。
后来，在欧洲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转赴苏联学习。
一‘九二六年初，离法赴苏，到了莫斯科。
他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大学。
这所大学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那时，国内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大批有志青年去中山大学学习。
记得在他们年级中有两个人是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
在中山大学学习一年。
他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这时，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样到了苏联。
他正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
是被选出的二十几个人中的—个。
他途经蒙古，穿过沙漠．在一九二七年春回到祖国。
回国初期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在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他接受党分配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三月到西安，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
这是他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个场所。
这所学校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筹建。
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
这所学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逐步组建了一支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
陕北红军的一些将领，就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
六月间，冯玉详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汉口。
他到了汉口后，就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继续恶化。
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他从这时起改名为。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二十三岁的担任了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他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创建红七、八军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一九二九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朗、俞作柏酝酿反对蒋介石。
中共中央派以中央代表身份，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先后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
这是他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到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端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
十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张云逸把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列左江右江地区。
月底，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十二月，他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他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
次年二月，他又同李明瑞、嵛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他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同月，曾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两军总指挥，为政治委员。
他们在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七千人，红色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发生“左”倾错误。
—九三零年十月，中央代表到达广西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向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红八军因受挫已并入红七军)立即出动，离开根据地打到柳州、桂林、广州去。
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
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
中央代表离开尼，部队进行了整编。
兵力己个足四千人。
前委决定部队转向江西、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会合。
一九三一年二月，红七军占领江西祟义县城，前委决定派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他到上海后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
长征前后—九三一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前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达时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复杂。
不久，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
当时，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后方。
到任后，迅速为前一时期经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召开了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局面大为改观。
一九三二年冬，他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就在这个时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
临时中央开展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
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托当巡视员。
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样、组织部长罗荣桓，对是了解的，把他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
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
《红星》报先后开辟了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小从未中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遵义会议前，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到达陕北后，他又陆军东征。
东征结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在抗日战场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
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
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和刘伯承率部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就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报据地。
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下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报据地。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阵营内部情况出现了变化，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派在敌后不断制造磨擦，袭击八路军的驻地，杀害八路军的干部使八路军处于两面受攻的艰险地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九四零年三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经过四天战斗，全歼朱怀冰部和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
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
同年八月起，刘伯承和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一九四一年以后，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这时，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光政策、闪笼政策，到处设立据点。
连续不断的“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一九四二年九月，邓小乎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九四三年十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扔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改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厂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他作为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
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制定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有远见的方针。
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作报告，对党的领袖作了高度的评价，系统地阐述了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出党的事业要以思想作指导。
抗日战争时期，曾短期回延安三次：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同卓琳结婚，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同刘伯承亲密合作，前后共事达十三年。
两人感情非常融冶，工作非常协调，“刘邓不可分”被人传为佳话。
这样说过：“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决战岁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想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
在毛深东指挥下，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
这就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具有决战意义的解放战争。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前，一方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
那时，正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
晋冀鲁豫解放区宜中原，有乎汉、津浦、同浦三条铁路纵贯其间，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道路，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
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刘伯承和的指挥下，在晋东南的长治地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9，全歼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队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
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共消灭国民党军队四万人。
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
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作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九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时，局势依然严重。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很大削弱、总兵力仍比人民解放军多出将近一倍．武器装备更占着明显的优势；他们气势汹汹地从山东和陕北这两翼发动重点进攻，力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中国共产党和根据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况，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内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簿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刘伯承和指挥下的及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率领十二万大军，以突然的行动，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二十八天的连续作战，歼敌五万六千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接着，出人意料地疾速南进。
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以二十多天行程，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长江北岸、位于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地区。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遏武汉，南临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
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三十多旅、约二十万人。
而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
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线展开，扩大根据地。
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
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
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
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
他们采取分兵的办法，以纵队或师(旅)为单位，分工包干，消灭敌方保安团队，从事地方工作；而当敌方重兵将要到达时，集中一部分主力，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
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创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被粉碎了。
刘邓大军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和陈赛、谢富治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敌人南线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随着辽沈、淮海、平律三大战役的相继发动，解放战争终于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开始了。
淮海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铁路两例，南达淮河。
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大门。
济南解放后，国民党政府收缩兵力，将它在南线所能集中的嫡系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徐州地区，先后共有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的部队八十余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参战的有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七个纵队、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十六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共六十余万人。
支援前线的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
他们用小车、挑子、船只这些工具运送了四亿多斤粮食、一千四百多万斤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
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担任书记，其他成员是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
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及时作出正确的部署。
每项作战计划决定后，又承担起大量的组织实施和前敌指挥工作。
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
因此，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
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两个军突然在阵前起义。
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韧兵团的退路，将它紧紧包围在碾庄地区。
接着，总前委又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批淮，由中原野战军采取果断行动，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泽涌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一举切断徐州同它后方之间的交通，使集结在徐州周围的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顿时陷于孤立，断绝了退路。
黄百蹈兵团被歼后，对下一步的行动，总前委建议，首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
中共中央军委立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会河和涡河之间的双堆集地区。
经过二十多天的激战，全歼了敌军的这个精锐兵团。
接着，华东野战军又一鼓作气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六十五天的分阶段作战，终于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的巨大战果。
后来称赞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从此，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南京门户洞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己指日可待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统率第二和第三两支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
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漫长成线上，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
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渡江作战前夕，又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华东地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参加了开国大典。
随后，又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解放西南中国的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二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解放西南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
刘伯承、率第二野战军，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个兵团，分南北两路开进，迅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国境线长，民族关系复杂。
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九十多万军队，散兵游园很多，土匪特务活动猖撅，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在西南工作期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他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坚决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成了各民族的团结；广泛发动群众，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
他们迅速着手恢复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
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作出了兴修成渝铁路的决定。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四川人民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等还担负起领导解放西藏的任务，进行了艰巨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他们所领导的一支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在西南工作还不到三年，那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呈现出大地回春、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
任总书记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共中央调到中央工作，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放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
一九五四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党的八大，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随即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时他刚满五十二岁，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整整当了十年总书记，主持书记处的工作。
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近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
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他在许多方面授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
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根据八大提出的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五七年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工作方面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左”的错误发展起来。
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和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的措施，制定了应遵循的工作条例。
亲自领导作农村调查，在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
在纠正过去的错误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在一九六二年指出，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要看什么形式是群众愿意接受的，是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
在主持下，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讲话。
他针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他提出对过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要甄别平反，部分错的部分平反，完全错的完全平反。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
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
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进行谈判，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十年危艰
怎样把握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往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4）进行整风和提出建设“六又”政治局面等思想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谁知道关于毛概的论文啊
2000字左右就可以
（三）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
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
辛亥革命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
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
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
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
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
正如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这不仅说明了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注：《著作选读》，上册，51页。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注：《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
）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
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
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注：《著作选读》，上册，134页。
）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
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注：《著作选读》，上册，275 页。
）这是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
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
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
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
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
在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然而从反右斗争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及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和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或没有进行认真的如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致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许多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某些重大失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由此可见，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的渊源和同步性的特征，都是在认识和解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也是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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