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与领导力读后感1000子课题
沙因提出的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埃德加?沙因也因此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权威。
在本书中，沙因对组织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
沙因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他把组织文化划分成三种水平：（1）表面层，指组织的明显品质和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可见特征）；（2）应然层，为于表层下面，主要指价值观；（3）突然层，位于最内部，是组织用以对付环境的实际方式。
组织文化与领导力读后感1000子课题
会计基础(BasicAccountancy)是指会计事项的记帐基础,是会计确认的某种标准方式,是单位收入和支出、费用的确认的标准.对会计基础的不同选择，决定单位取得收入和发生支出在会计期间的配比,并直接影响到单位工作业绩和财务成果。
会计基础是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特别是为了确定收入和费用所归属的会计期间、确定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金额，为运用适合于有关交易和项目的重大概念而提供的方法。
会计基础是一种计量标准，它不可能脱离会计体系整体而发挥作用，权责发生制的应用只有在有效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框架下才有实际意义。
会计基础是现代会计学的重要分支，研究会计学的根本问题，阐明会计基本理论、基本办法和基本技能。
是会计从业资格的课程内容。
学科关系会计学与高等数学关系密切。
各种会计方法和技术都离不开数学。
会计学与统计的关系，都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数量化描述。
会计学按其研究内容，主要有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学等重要分支。
基础会计阐明会计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技术。
财务会计阐明会计处理各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财务管理研究资金的筹措、管理、有效利用的理论和方法。
成本会计阐明成本的预测、计划、计算、分析、控制和决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管理会计阐明如何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综合地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审计学阐明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及效益性进行检查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根据使用资料的对象不同，分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根据会计主体的性质不同，分为营利组织会计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根据会计对象的范围不同，分为宏观会计与微观会计。
血字的研究读后感 1200字左右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制，民族资本发展十分缓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
至十九世纪末，随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初步的发展。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又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高潮。
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也有了进一步的觉醒。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及其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强烈要求变法自强，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一八九八年四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集结改良派力量，其形式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至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同年六月发生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下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本身力量的软弱，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中转化过来的，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又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因此，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即告失败。
所有“新政”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唯一的成绩就是留下了一所“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主要代表，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他们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通过对西方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沉闷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为了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都十分注意哲学思想的研究。
他们吸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
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哲学上也如同他们在政治上一样，十分软弱。
他们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不能彻底地决裂，相反采取妥协的态度，力图把它容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来。
同时，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也还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是不论唯心或是唯物一起搬来。
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极其混杂，充满矛盾的。
分别言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位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如康有为，基本上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为主体，吸取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机械唯物论思想，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补充。
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主要指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南海传》）。
谭嗣同是标榜要“冲决”一切“网罗”者，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又是企图“网罗”一切者。
他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一书中，企图融合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于一体。
他宣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可是，实际上谭嗣同此时是以佛教唯心主义为归宿者。
他明白地说过：“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
至于严复，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代替中学。
为此，他积极从事译书工作，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逻辑学等思想。
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宣传者。
但由于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囫囵吞栆的，又加上他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时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儒家、佛教、老庄等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比附，终于也走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点，然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吸取和运用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思想，但他们都没有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来，相反，他们从西方搬来的一些机械唯物论思想，最终都被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读书心得：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不无惭愧地说，我对我身处的这个党的历史知之甚少。
有幸，我读到《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本讲述党史的普及读物，这使我能够重温这个党的九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使我能够重新认识我所处的这个党，并使得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向上力量又一次充盈在我的体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标题很让人好奇。
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一名研究党史的专家。
正所谓“医难自治，人难自知”，这样直白的设问，显然不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谦虚有礼的脾气秉性，有一些自卖自夸之嫌。
这本书的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说，世界上几百个政党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建党时间长达90年、连续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已经找不到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年龄”已经很大的政党能依然保持生机和活力
总结原因有四：第一，中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错误的经验。
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会带来更大进步。
就是总结“文革”的负面经验才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的。
第二，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主要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更多学习西方，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股票、基金也是从发达国家学习而来。
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中共增强了执政能力。
第三，中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保持党员先进性、高举爱国旗帜、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等，中共有能力把各阶层民众凝聚在一起。
第四，中共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管干部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使中共有绝对领导力。
谢春涛举例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中央要求很多省份对口支援灾区，这在联邦制国家不可能办到。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这90年来的成功，是不是可以用孙子的“道、天、地、将、法”五个字来概括。
所谓道，就是指人心相背。
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一对双生子，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一个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但无法摆脱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阶层的束缚，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以至于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底层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虽有数百万美械军队，但就像一栋腐朽的烂屋，踢一脚就轰然倒塌了。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共产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个舶来品，但就像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样，已经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发展需要，彻头彻尾地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有力武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获得了无比雄厚的民心资本，在最后的博弈中胜过对手。
国朝定鼎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经过了多次调整，特别是邓公等人，客观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些先天不足，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整，避免了超越历史实际的极端主义做法，获得了远迈汉唐的历史功绩。
所谓天，就是指奉天承运。
古人常讲，要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至康乾为一盛世，但这一盛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伏笔。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整整百余年，国势衰微，内战不断，外敌频入，任人宰割，真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心思定，民众思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就能够有最有利的条件，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开国立朝，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邓公拨乱反正，抓住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大势，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发展，获得了瞩目的成绩。
所谓地，就是指形势之利。
中国战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客观上给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个生存下来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以逐渐蚕食的方式开拓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根据地。
其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拥山带河，有崤函之固。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及时抢占了东北，为最后由北向南席卷全国提供了良好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直接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资金，顺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将，就是指聚拢人才。
中国从来不缺乏志士，在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人提出无数救国的主张，但都失败了。
1921年7月，南湖红船里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回顾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聚集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精华，风华绝代。
强大的领袖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一政治人才资产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完整严密的选拔任用制度，使自己的领导层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建立了非常严格规范的代际更替制度，防止了权力在老朽的人手中的衰变，增加了机体的内在活力。
所谓法，就是指方法措施。
现在，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有中国特色”的。
我认为，这句话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一切方法措施都是“唯实”的，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区域特征、工作要求做出的，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等领导人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这与欧美的治国理念有着很大不同，也体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的延续。
无论说了多少中国共产党能，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不能”。
“能”只代表过去，而“不能”才代表未来。
没有人会天天把“我小时怎么、怎么样”的无聊问题挂在嘴边。
曹雪芹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但一旦“大厦呼啦啦倾”，王孙公子的名号只能成为别人嘲笑讽刺的把柄。
中国共产党已历时90多年，成为执政党也已经60多年了，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个党，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不符合了，因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条，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扩大到全体人民，其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从骨子里演化为一个“能代表各种利益关系的官僚集团”。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官僚集团的不好，其实美国的政党、英国的政党、日本的政党，也都不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选举政治的集团而已。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我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能”。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不能太“胖”了，可以再瘦一点。
8000多万党员的规模实在太恐怖了，超过了很多国家人口规模，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胖墩”。
人胖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党太胖也会得病，就是人员难管控，思想难统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会非常模糊。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解决。
其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太“高”了，身段可以放得再低一点。
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有效的代议制度，基层选民即便不能对国家方针有绝对的影响，但选一个街道的议员、一个区议员、一个市议员的权利还是有的。
这些议员选举出来就要为选民的利益服务，老百姓有了事可以不找政府找议员，你这次不帮我下次就别选你。
这种制度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反应机制，能够促进上下的联系互动。
我们国家的基层干部虽然也很接触地气，但还没有西方议员的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老百姓的要求可考虑可不考虑、可反应可不反应。
人都有两套神经系统，一套是运动神经，一套是植物神经。
我们现在的运动神经很发达，但植物神经还不发达。
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好基层群众的问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僵化”，要时刻保持身心上的健康和灵活。
前面，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很善于学习。
我觉得这种学习的劲头绝不能弱化，只要是有用的好东西、好办法都要学，并为己所用。
动植物需要不断变化，我们这个政党也需要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变化。
否则，恐龙虽大也不免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