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15o0字
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目前读到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没有完成年前定下的看完目前出版的所有卷的目标，内心还是有点惭愧。
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写至《两汉两罗马》时，已到了四分之一。
在我个人的体验中，这是第二个小高潮。
从汉高祖刘邦建国，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刘彻建立空前庞大的汉帝国，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光芒。
而此前的第一个小高潮，是西周、东周时期，封邦国、制礼乐，自此，中华文明的基调就定下了。
易中天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华史，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只有三次：一次是西周确立封建制度，一次是秦始皇大一统，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建立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次是辛亥革命，帝制退出历史舞台。
易中天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写这部中华史的同时，又能在书写的过程中充分地照顾到读者的感受，这很不容易。
比如，他在写春秋战国时，较少从霸主和诸侯的角度写，而是从那些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出发，以小见大，以小人物的起落去反映大历史的变革。
又比如，他在写汉朝时，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单独描述一个帝国的兴亡史，而是将其与西周、秦王朝联系起来写，试图从纵向的历史长河中理清规律，同时将其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写，试图从横向的世界视野中寻找启示。
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被放在一起比较，很有些意思。
这两个帝国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大、繁盛的大帝国，都在世界文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更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王莽称帝、西汉灭亡时，差不多是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的转折点；晋亡，中国分裂为南、北朝，也差不多是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的开始。
这太有趣了。
易中天用四个字总结两罗马延续数千年的精髓所在：共和，法治。
用另四个字总结两汉强盛的秘诀：帝制，礼乐。
这短短几个字，基本概括了两大帝国的本质差别所在，同时，这也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分水岭。
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易中天中华史之国家读后感
被大家公认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老师在继《品三国》后，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部重磅历史读物《易中天中华史》，在书的腰封上有一排醒目的文字“易中天开讲轻松好读的中华正史”，说到正史，主要指各种记传史书，以帝王传记为纲领并且由宫廷史官记录的有别于民间野史的中国史书，比如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西汉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但是这些我们熟悉的正史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轻松好读，对此，易中天老师曾坦言：“我会从读者的角度来诠释史学的概念，有些知识在史学专家眼里可能认为是常识，但读者不一定知道，普通读者可能看不懂，这方面，我会写得更好懂。
” 目前面世的两卷《易中天中华史》都不到200页，每个小节的字数在1000字到1500字，以短句居多，语言上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生动幽默，易中天老师用现代的眼光为我们解读中华正史，使更多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视角，能让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也能让读者对曾经肯定的历史多了一些思考。
“真有尧舜吗”，备受推崇的两大古代帝王，在我们心中是神圣的存在着的。
事实上，孔子之前，根本就没人提到尧舜，《诗经》中连他俩的影子都没有，真正开始说他们的是《论语》、《墨子》和《孟子》。
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尧和舜完全是子虚乌有，孔子就不会一讲再讲，如果当真功勋盖世，《诗经》就不会只字不提。
我们回不去那个时代亲身去体验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后人的包装的确会误导我们，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要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
尧和舜，弄不好就是他们从某个并不起眼的故纸里挖掘出来，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标准，包装上市的“创业板”。
其实读尧舜的传记，实在也看不出他俩的伟大之处，只知道尧是很简朴的，舜是很孝悌的。
《易中天中华史》是一本好书，很庆幸它不是长篇累牍地堆砌历史事实，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而且将轻松好读和严谨认真和谐的统一了起来，给读者一种时尚的读史体验。
易中天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确实可以酿酒。
《三国演义》就是历史酿的酒。
不过也有酿成醋的。
而且，酿成醋的还不少，能把人的牙都酸掉。
总之，历史就是让人说的东西。
说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
看清自己，必定先要追根寻源，把历史做一个回顾，知道我们历史上有过哪些成就，走过哪些弯路，又有哪些谬误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这是易中天老师出来讲史的一个真实意图，也是他的历史观，值得我们鉴赏与学习。
读《中国史》读后感大约五百字
读《剑桥中华民国史》有感 最具伟力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反省；最具创造的过渡，不在于千百万的积累，而因为真与新的发现。
—— 摘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五千年华夏历史，最混乱最复杂的当属民国时期，大小军阀混战，各国势力盘踞，内忧外患不绝，同时各种人物辈出，任谁都难以理清那些错综复杂大的关系。
而近两三个周匆匆浏览完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触很多，收获很多,也明朗了许多。
以其中的一部分举例说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南京十年时期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抗日战争和内战更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但这两段历史都有一个线索在牵引。
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冲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最初，经历了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之后，中国共产党力量几乎被消耗殆尽。
长征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除了长征，别无他法。
留在当地便是等待下一次围剿，开进西南也不可行。
原地等待是不可能的，开进西南则会面临当地实力雄厚的军阀，所以他们选择了长征。
这是人类史上一次壮举。
但长征也不可避免地消耗了红军自身的力量。
张国焘也在长征中逐渐暴露出分裂的企图并最终反叛，所以当红军到达陕北，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战斗力也消磨不少。
蒋介石便想借此给最后一击。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没有完成这致命一击。
蒋介石派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剿匪任务。
张学良的军队并没有贯彻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停滞不前。
张学良联合西安当地军阀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长达数周。
东北军中低级将领和士兵坚持要惩治不积极抗日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部分人也持相同意见，准备暗杀蒋介石。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坛巨擘，国家领袖，个人威望极高，是蒋介石的努力和不妥协使得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发挥大国作用，被美英承认世界大国地位。
一旦失去蒋介石，中国将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抗日基本无望。
因此坚持保护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蒋介石不再坚持剿共，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对红军和华东的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改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没有在抗日战争中遭到很大打击，反而是发展了力量。
10％的力量用于抗战，20％的力量用于对抗国民党，70％的力量用于扩张。
唯一一次对日本人的打击是百团大战，但百团大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消耗了很多力量，过早地暴露了自身实力。
蒋介石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着作用，但是军事力量消耗很多。
蒋介石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吸引了日本的兵力，为美英等国尤其是美国战胜日本创造了条件，实实在在地起到作用。
蒋介石深信自己很难打败日本，但也深信美国一定可以解决日本。
所以他在等待，但他并没有不努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原地待命，但是没有执行命令，中国共产党军队此时已经开进了很多北方城市，而这些城市很多是靠国民党军的努力换来的。
蒋介石命令还未撤退的日本军原地抵抗八路军，但是为时已晚。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但扩充了军队，也占领了地盘。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最后的失败。
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上，攘内先安外的主张完全正确。
一段抗战史读完，特别是国共合作历史的深层了解，心里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现在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56年后，两岸由于反对台独又走到了一起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连访问大陆，破冰曙光。
历史已然成为历史，真相亦不在，我们只以此为鉴，去粗取精，面对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
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无非也只是一颗沙砾。
跳开我们的宣传工具，抛开我们的传统教育，你悄悄地拨开那些迷雾，静静的还原那些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