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写一段关于赞美曹操的，要有文采，最好引用一些诗句，最好是原创的。
王伯祥、宋云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民国时期的畅销教材，大略相当于高中历史课水平）。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大通识课教材，经过多年课堂提炼而成，属于中规中矩的中式教材，全面鸟瞰中国历史的不错选择，受“唯物史观”影响也还算小）。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复旦的通识教材，观点新颖有趣，简明易懂，很好的入门书，值得一读）。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全二册）（我国的大学中国历史标准教材，编者都是北大历史系的大牛，虽然受“唯物史观”影响很大，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也不失为一部好书）。
傅乐成：《中国通史》（台湾比较有名的教材，傅斯年之侄的作品，材料和观点都比较新颖，整合了很多史学的新成果，算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
卜正明（主编）：《哈佛中国史》（全六册）自《剑桥中国史》之后西方汉学界又一部通史名著，视野很开阔，不像国内同类著作过于重视政治史，很能反映近年来的西方汉学新进展，稍显遗憾的是对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的成果引用不多，但也不必苛责，作为教科书式的通史著作已经很赞了。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白话》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
《通史》可与之同看）。
张荫麟：《中国史纲》（可惜张荫麟先生只写到西汉就英年早逝了，“文笔流畅优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王家范语）。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可惜也只写到南北朝）。
钱穆：《国史大纲》（钱穆先生的巨著，各大书单的常客，里面埋着七八十个博士论文题目。
本书以政治、经济、文化为切入点，基本走的都是大脉路，充分发挥了作为史学家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特长，对各时期的政经文变化和原因都有所归纳和总结。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里面直接引用了很多大段的原始史料，对于想进阶的读者来说，读读还是不错）。
二、 分期史、断代史类（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时期）[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虽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短小精悍的著名作家的爱过文章
人与路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了人，路也是不复而存，没有了路，人也就寸步难行，人与路既和谐又统一。
人的一生就是一条路。
在这条路上，人需要思考。
伯克曾说“具有创造性独立思维的人，才可能创造伟业”。
创造是人的必备素质，而思考是创造的基本条件。
人只有在不断的思考中，才能不断地前进；人只有在不断的思考中，才能让人生之路更加精彩
在这条路上，人需要奉献。
当年侯赛因国王和蓝妮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是因为他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而奉献是它的支撑点。
“人”字的结构是互相支撑的，我们每个人只有用真心才能换来真情。
只有付出，才能获得；只有奉献，才会收获。
人生之路需要付出，需要奉献，才会缤纷多彩
在这条路上，人必经失败，而后成功。
爱迪生发明电灯，把上千次失败当作收获，因为毕竟知道了这上千种材料是不能做灯丝的，为成功的电灯铺垫了基础。
吃一堑，长一智，人生之路是在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一步步走向辉煌
和史记有关的文章
《出生入死_————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生存或死亡，这不仅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高贵的忧郁”问题，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无法开释的情结。
正是这种情结，一代代民族精英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追求着生存信念的完美，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绵延着中华的国脉和邦本。
在《史记》的《赵世家》中，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通过公孙杵臼、程婴与赵氏孤儿的一段野史，抒写了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凝重的“生死”情结：危急时刻，为了家国天下，死者慷慨从容，生者自强不息、忍辱负重；赵氏孤儿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复兴的希望，更是一种信念不灭的传承，一句“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结语抒尽一代史学大师纵贯千古的良苦用心。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18世纪，伏尔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
剧中，伏尔泰借成吉思汗之口说出了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评价：“我虽则要用武器对付他，但我却崇拜他的人格……他们并没有征伐的武勋，而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
”对此，歌德也曾评价说：中国作品中有“结了晶的人性”。
它折射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同西方人文主义者关于生存与死亡价值抉择的思索一样，震撼着人类的灵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就是在这些人的思想当中，频频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光辉。
特别是在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具有这样思想的人物更是灿若群星：为挽救北宋内政外交的困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惧个人的荣辱得失，毅然开政治改革先河；后继者王安石更是忍辱负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气概，再次进行改革。
甚至在国家的大厦将倾之际，他们仍然试图挽狂澜于既倒。
决意效法程婴故事的文天祥，道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抗清名将袁崇焕以文臣领兵，在辽东独拒后金举国之师，成为不可逾越的铁锁雄关；在国家倾覆之际仍有抗清名将史可法书写最后的壮歌，其诗“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
在清末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即将举起的屠刀，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遂相与一抱而别。
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生死”情结的完美解注———不仅为他们自己，也为几千年来在这种情结鼓舞下前仆后继的英雄们。
几千年来，无数被这种情结鼓舞的英雄们正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与死的荣光，用理想主义的完美书写着他们的墓志铭。
中华民族之所以高度重视历史，就是那里面记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不灭的传承和历代祖先们生与死的辉煌；同时那些背叛民族利益的人也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人们所不齿。
在近代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仍然为保存中华文化、宣扬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创作《台湾通史》，他写作最直接目的就是“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于一线。
他说，“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
可见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是中华千古史家一脉相承的灵魂。
纵观历史，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
鉴古而知今，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走向新的辉煌。
而现在，一小撮“台独”分子出于一种狭隘的心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设置重重障碍，为一己私利而数典忘祖欲自绝于中华民族，妄图分裂中国，不自量力地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挑战。
中华民族虽然“没有征伐的武勋，只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但是中华民族却有为了尊严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勇气，这仍然是中国的传统。
与过去不同的是，日渐强盛的中国，在不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下，一定能够挫败任何挑衅，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章二《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及其对民族精神的高扬》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民族主导的精神力量，是决定民族素质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热爱祖国，不屈外力，勤劳勇敢，豁达乐观，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见义勇为，英勇奋斗等等。
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起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
中国人历来黜幻想而务实际，政治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国计民生；学术活动历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古典文学一贯重视现实主义传统；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幻想与空谈。
因此，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既可不畏艰险，殚精竭力，投身祖国物质文化建设；又可反对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捍卫祖国的统一；既可团结对外，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誓死不渝，直到彻底战胜侵略者；又可勇斗愚顽，兴利除弊，推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推动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最重大的凝聚力量，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历史典籍《战国策》中，就出现了“爱国”一词。
[1]东汉时，荀悦的《汉记》中就有“爱国如家”的说法。
国荣我荣、国辱我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日益巩固和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道德责任。
如一代宗师柳宗元，传承并宏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他崇奉“圣人之道”，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有炽热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他是非分明、憎恶扬善；他既能够在顺境中刻苦钻研、勤奋写作，也能在逆境中战胜困难、有所作为。
尤其是柳宗元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厚的仁爱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也集中的体现了我们民族可贵精神。
在柳宗元的一生中，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始终没有忘记的是仁爱和忧患。
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何种体裁，无论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线都是爱与忧。
仁爱和忧患在柳宗元身上，又表现为互为因果关系。
因仁爱，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因忧患，仁爱表现得更为宽厚。
他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仁爱和忧患的悲剧。
他的不朽，也是仁爱和忧患精神的不朽，是民族精神的不朽。
总结、继承柳宗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现实意义，即要有关爱之心，要注重言行一致，要学习传统文化。
[2]在历史上爱祖国、爱人民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主流。
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国主义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鲜明深刻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大量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始终承担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始终坚守着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文学品格，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发展的驱动力，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
不同国家、民族的凝聚力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５６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书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华文化史；另一方面各民族又分别以其个性，使中华文化异彩纷呈，并以其共性表现了中华文化的趋同性和整体性。
正是这种密切的文化联系与其他因素一起，推动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正是这“血浓于水”的亲情使古典文学的文化特征从一诞生起就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特性。
这一民族特性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
反过来，爱国主义又使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视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荣，以危害民族、国家，谋一己之私利为耻。
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
中华民族历来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意志，对于任何外敌的入侵，有宁死不屈的抵抗精神。
而且愈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强不息、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愈为强烈，从而凝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直至最后的胜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悠久的古训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精粹的概括，而文学永远是现实生活和作者深沉情感的表达。
在战国时代，有屈原的《国殇》，歌颂为国捐躯的勇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汉代除苏武北海牧羊十八载外，还有有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明清除了郑成功抗击荷兰殖民者和夏完淳抗清的英勇史迹及其文学表现外，还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
……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始得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
几千年斗争的精神积累，终于筑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的长城，造就了一座汹涌激荡的民族情感的火山。
历史证明，每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能凝聚起全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坚忍不拔地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救亡图存而斗争。
这时民族内部虽有激烈的矛盾斗争，也能在民族精神感召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捐弃前嫌，共同赴敌。
中国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中，民族精神可以为文学创作灌注原生的活力，文学创作又可以不断地蓄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因而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与繁荣发展中国文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民族精神的表现以及民族情感的宣泄，素来是十分强烈的。
如中华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是世上公认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宣扬这种精神。
孟子曾列举一些经过艰苦锻炼成才的人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诚所谓，不经清贫难成人，不历打击总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富贵总是落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瘦马金锤定乾坤
司马迁则在《报任安书》中将其概括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民族情感是由于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利益，在与他民族的关系中形成的民族心理体验，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心理因素。
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形成了仁人志士报效国家、牺牲小我的政治理想传统。
它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从而形成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这在经典名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从《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构成了文学上激动人心的群英谱。
由此，坚持民族气节，宣传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构成爱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主流。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中，司马迁为后人塑造的廉颇和蔺相如很有典型意义。
蔺相如在外敌面前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在内，他不以位高而自傲，面对廉颇的挑衅，表示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显示了为国义弃己利的君子风度。
蔺相如的“不战”而胜和廉颇后来的“肉袒负荆”，是“整体为上”的道德准则在注重国家利益上的具体表现。
[3]《汉书》“苏武传”描写了汉朝使者苏武在匈奴的艰苦环境中，如何宁死不屈地保持民族气节。
《东周列国》中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赶着牛群去洛阳贩卖。
路上偶尔得知秦国已派出大量军队偷袭郑国。
紧急中，他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去送信，一面机智地以郑王使者的身份，带着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欢迎”秦军，致使秦军在惊讶之余，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
弦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的义举却显现出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整体为上传统的深入人心，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对于这种信念的弘扬，会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小人自惭形秽，这就是经典文学的魅力。
古代士人的爱国情怀突出表现在纵然身处逆境中仍把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和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各种需要中最高的层次。
这体现出我们的祖辈们在坚韧不拔地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中，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即所谓“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司马迁以极度悲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
真挚之感，切肤之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然而其更为感人的地方在于，即便处于此种境况，仍涌动于作者内心的理想之光。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为了能死得重于泰山，司马迁以超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记》。
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被发配沧州时，以戴罪之身尚还怀有“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志向，虽是酒后之言，谁又能说不是酒后吐真言呢
一代诗圣杜甫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流露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道德理想。
陆游更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何等地赤诚满怀、豪情满天啊。
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和志存高远的胸怀，在几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一直激励着正直人士发奋向上。
民族精神是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心理特征，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民族精神中来。
而爱国情怀、民族情感一旦融入无数华夏子孙的血脉中，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内涵。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乃至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而这一切在古代士人眼中，都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孔孟老庄、李杜、苏轼、司马迁的生平经历，代表事件
孔子生于周灵王廿年阴历八月廿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鄹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为鄹邑大夫。
叔梁纥的元配施氏为孔纥一连添了九个女儿，孔纥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虽然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孟皮，却脚有残疾。
所以孔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梦见山神驾著祥云，口中喃喃自语：“祷尼丘得贵子，继衰周而素王，择空桑为产地。
”孔纥与颜氏遵循山神的吩咐，果然得一壮丁，即为孔子。
（参见《中国文学史演义》第一册，钱念孙教授著，正中书局，1999初版）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
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35岁时，鲁昭公被三桓大夫击败，逃到齐国后，孔子便到齐国。
齐景公数次问政于孔子，想封孔子为尼溪田，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
后来孔子得知不被受用后，便重回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
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
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
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
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
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
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
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5年后，孔子逝世，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
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名轲，字子舆。
又字子车、子居。
父名激，母仉氏。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
山东邹城人。
著有《孟子》一书。
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
但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
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发挥详尽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
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中国古代思想家。
姓李名耳，字伯阳，有人说又称老聃。
在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时，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
相传生活在春秋时期。
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
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并认为孔子曾学于老子。
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很主要的神仙，被称为太上老君。
老子的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
例如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虽然他的作品中存在许多时代的局限。
但是这部流传两千多年的《道德经》，的确是跨时代的作品。
在不同的时代，这部作品会被解释出不同的含义。
有人曾统计，道德经是仅次于基督教《圣经》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一部作品。
圣经是传教士主动翻译的，这部作品则是被许多民族欣赏而自行翻译的。
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
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
主要著作《道德经》，也直接叫做《老子》。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1]，名周，生卒年尚不能断定，约与孟子同时。
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1]，另说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
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
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30]，庄子也认为道不可言。
但道不可言，又不得不言，所以庄子采用的是“卮言”的方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31]这种方式让庄子的思想像水一般，不会惧怕后人的肢解。
同时让他的观点不会被历史湮没。
不同的时期拜读，会得更新的意义。
庄周梦蝶、混沌开窍、庖丁解牛等都是其出色的寓言。
庄子的文字，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宛奇葩，将先秦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相对老子而言，庄子的思想倾向于对艺术及自由的追求。
从庄周梦蝶、濠梁之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等事情可见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中国唐朝著名诗人，有“诗仙”之称。
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
有《李太白集》传世。
李白的祖籍是陇西成纪（在现在甘肃秦安东）。
他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出生，关于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现在一般认为是在西域的碎叶（位于今日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
据《新唐书》记载其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
据《旧唐书》记载，李白之父为任城尉。
705年，李白五岁时，和他的父亲李客迁居到蜀郡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景云元年（710年）开始，李白开始读诸子史籍，开元三年（715年）——喜好作赋、剑术、奇书、神仙。
在青年时期开始在中国各地游历。
开元五年左右，李白曾拜撰写《长短经》的赵蕤为师，学习一年有余，这段时期的学习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元六年，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
据《旧唐书》记载，青年时期的李白显示了超凡的才能，并且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
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李白曾经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供奉翰林。
有一次皇帝因酒酣问李白说：“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
”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用，皆得其精粹者。
”玄宗听后大笑不止。
但是由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仅仅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长安。
据说是因为他作的《清平调》得罪了当时宠冠后宫的杨贵妃（杨贵妃认为“可怜飞燕倚新妆”几句是讽刺她）而不容于宫中。
[编辑] 中年后来他在洛阳和中国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杜甫相识，并且成为了好友。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在756年12月，李白为了平复叛乱，曾经应邀作为永王李璘的幕僚。
永王触怒唐肃宗被杀后，李白也获罪入狱。
不久以后，他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
在流放途中遇赦，此时他已经59岁。
[编辑] 晚年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带漂泊。
在他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于是他北上准备追随李光弼从军杀敌，但是中途因病折回。
第二年，李白投奔他的族叔、当时在当涂（今属安徽马鞍山）当县令的李阳冰。
同年11月，李白病逝于寓所，终年62岁,葬当涂龙山。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当涂青山。
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不同的传说，一说便是他在舟中赏月，为了摘月失足堕水而死。
《旧唐书》记载，李白流放虽然遇赦，却由于途中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生于中国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唐朝现实主义诗人。
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又因为他居住在长安城外的少陵，也称他杜少陵。
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
杜甫外公为河南巩义大官,杜甫自小好学，七岁便能作诗，二十岁后漫游吴越，齐鲁各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于洛阳认识李白。
杜甫35岁到长安应试，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
安史之乱后，杜甫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任左拾遗，后因直谏被贬华州，759年弃官西行，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
四年期间，写诗240余首。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下任节度参谋，并检校工部员外郎。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旧唐书》〈文苑传下·杜甫〉）。
不久又再过著流离颠沛的生活，漂泊于今天的四川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以舟为家。
唐大历五年（770年）在从长沙到岳阳的湘江中的小船上，发病而死[1]。
一说杜甫人在耒阳，遇见洪水，十余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醉大饱而死，终年五十九岁[2][3][4]。
灵柩停厝在岳阳，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其孙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现存1400多首，写诗可分四个时期：[编辑] 求学早期三十五岁以前。
与李白、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有诗赠李白，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又云，“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堪称快意。
[编辑] 困居长安时期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
杜甫“尝困于衣食”，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奔走献赋，取得少许资助。
这时期有《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
[编辑] 安史之乱时期肃宗至德元载（756年）至乾元二年（759年）。
这个时期有《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北征》、“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
[编辑] 飘泊时期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770年）。
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梓州、阆州。
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名作。
这时期写诗千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
杜甫诗集有60卷，早佚。
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
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
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
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杜诗镜铨》卷五）杜甫有诗史之称，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补史证史，故号诗史。
此说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以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
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隐恶，不扬善”，故号诗史。
此说可取。
另一说是，子美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
此说亦可取。
亦有人以“杜甫之诗，备于众体”的角度言诗史。
[编辑] 主要成就杜甫一生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情怀。
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
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
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
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
他又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后拯救我们这个世界，最后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爱、宽容和同情。
他又认为有这样一种品格的杜甫，所孕育他的这样一种文化，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
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1]”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
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
神宗时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时，发生了著名的李定“乌台诗案”，他因此事入狱，几死，其弟苏辙自请贬职以轻其罪才得以保全，翌年被贬至黄州。
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
后又被章敦贬谪至惠州、儋州。
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终年六十六岁。
南宋时追谥文忠。
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司马迁（前135年－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撰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后世尊称他称为史迁、太史公。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罪大，全家当诛，司马迁则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投入牢狱并施以腐刑，对此他曾表示“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编辑] 著书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记》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
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
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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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一第二单元的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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