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启示
近代印度（1757～1947） 从的成立(1600)_起到它在印度占有统治权时（1757），有一段早期殖民掠夺史。
这段历史在年代上属于印度中世纪末期，但它的时代性质则属于殖民统治的早期。
英国在印度的早期殖民掠夺(1600～1757) 葡萄牙人收购印度的香料在西方销售，获得厚利。
继之而起的是荷兰。
1600年12月31日，英国为了同荷兰商人竞争而成立了。
1623年英荷达成默契：荷兰垄断，英国垄断印度次大陆。
在1609年续领特许状时，取得了5项特权：掠地铸币、筑城养兵、缔结盟约、宣战媾和、审理刑事民事案件。
后来，东印度公司的中心从西海岸转移到。
在这个时期内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主要是为建立政权准备条件。
1765年东印度公司取得、比哈尔、奥里萨的收税权，主宰了。
公司直接掌握了财政和军权，间接掌握了行政权。
开始后，工业资本家力图控制印度，以使英工业品畅销印度各地。
所以，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也是英国在印度扩张领土最突出的时期。
在55年内（1763～1818）英国在印度直接进行过30次兼并土地的战争 。
在52年内（1766～1818） 英国与印度地方政权签订过23次割地条约。
它在50年内(1765～1815）解决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印度绝大多数的据点。
1818年6月，马拉特势力覆灭。
拉贾斯坦、中印度、卡提阿瓦半岛的一些首脑都承认了英国的主权。
除旁遮普和信德外 ，英国已经控制整个印度 ，印度成了英属印度帝国。
1818年后，殖民统治基本上处于巩固政权时期，但是也还有过两起兼并高潮。
第一批被兼并的是信德（1843）和旁遮普（1849），英国殖民地疆域就达到了防范南下的天然界线。
另一批被兼并的土邦是贝拉尔（1853）和奥德(1856)。
贝拉尔是理想的原棉供应地，奥德是理想的英国棉织品的销售市场。
英国用“绝嗣丧权原则”兼并的土邦有萨塔拉(1848) 、那格浦尔（1853）和詹西（1854）。
最后阶段的兼并引起了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
这次大起义后，英国正式结束了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也结束了东印度公司。
1858年颁布的英国女王诏书开辟 了一个新的统治方式。
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1858～1947) 1858年后，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
在印度的最高机关是印度政府。
印度政府由及其执行委员会组成。
称为参事会总督，又称副王，由英王任命，任期5年。
总督的执行委员会成员6人，任期5年，也由英王任命。
外交部部长由总督兼任，其他各部由执行委员会分配。
立法工作由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进行。
扩大会议的成员有在职官员、应邀人士和当选人士。
全印度分13省，其中五大省为孟加拉、、马德拉斯、旁遮普、联合省。
省有级别，级别差距很大。
马德拉斯和的省督及其执行委员由英王任命。
全印度的土邦约有700个。
大土邦只有海得拉巴、迈索尔、巴罗达、“克什米尔和查谟”。
英国对土邦有严密的监督制度，严禁国内外结盟。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和剥削 1702～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贸易、直接掠夺、实行以柴明达尔为对象的永久性在此建立商站土地整理等方式对印度进行殖民掠夺和剥削。
19世纪中叶，田赋约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2／3。
随着的完成，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181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
从此，印度逐渐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833年英国议会作出决定，准许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种植园。
这是英国把印度直接变成它的原料产地的开始。
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资本开始输入印度。
19世纪后期，英国对印度的投资主要限于铁路、水利和种植园。
其中以铁路为主（始于1848年）。
以后，英国资本大量进入印度的工业部门。
印度成为英国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结果，使印度的大量财富流入英国。
史书称之为“财富外流”。
印度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 从19世纪中叶起，印度开始发展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 。
70、80年代，在西印度的和艾哈迈达巴德形成了第一批工业资产阶级。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印度已形成了第一批民族资本垄断集团。
补充回答： 印度的商业资本从19世纪后期转入民族工业 。
英国的工业品已经占领了印度的市场，而英国的财政资本又支配了印度的主要工业部门和金融系统。
此外，英国还控制了印度的交通、运输、外贸、税收。
因此，印度资产阶级在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时，同英国在经济上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但印度的民族工业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他们要求参政，要求独立地掌握财政、国防和外交，而英国殖民当局不仅寸权不让，而且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
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 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是由爱国封建主领导的最大的一次民族斗争。
前后历时两年（1857年5月～1859年4月），波及北印度、中印度和南印度的广大地区。
起义之后，英国调整了对印度的殖民政策：印度政府的控制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转到英国女王手里；彻底改组了军队，增加了英属印度军队中英国兵的比重，并直接控制炮兵；对印度的土邦由兼并改为支持；加强了铁路、电报等的建设工作。
印度资产阶级 随着西方教育输入印度，19世纪20年代印度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成了资产阶级的先驱，其杰出代表是R.M.罗易。
印度的资产阶级是结合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进行的。
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
其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神学世界观代替旧的神学体系，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
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 在进行改革运动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进行以局部改良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他们要求在印度逐步实行代议制；要求降低土地税和盐税，减少政府的行政、军事开支，发展民族工商业，兴办公共工程和交通事业，大力发展技术教育。
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改革的要求已逐步理论化 。
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成立了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
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运动已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地区性发展为全国性。
补充回答： 第一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05～1908） 这次斗争的直接原因是反对英国分割孟加拉。
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最初和极端派领导人一起发动和领导运动。
以B.G.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运动兴起后，就提出斯瓦拉吉（自治）、斯瓦德希（自产），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4点纲领，力争把运动引向革命道路。
1908年运动被镇压下去（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第二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19～1922） 国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支持英国，希望换取战后的印度自治。
大战结束后，殖民政府不仅继续执行战时军管法令，而且还增订了新的镇压法案，即罗拉特法。
1919年2月间，M.K.甘地发动和平抵抗运动并号召于4月6日举行总罢市反对新的镇压法案。
4月13日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民情激昂。
从此，甘地转变对英国的态度 ，由基本合作转向基本不合作 ，并于1920年改组国大党。
同年国大党决定使用和平和合法手段争取自治。
从1921年底到1922年2月12日，甘地亲自领导群众运动。
第三次民族斗争高潮（1928～1930） 1927年底J.尼赫鲁从欧洲回国。
同年国大党作出决议：以完全独立为斗争目标；抵制英国的西蒙调查团；国大党加入国际反帝联盟；尼赫鲁和S.C.鲍斯先后任国大党总书记。
甘地再次亲自领导大约持续3个月（1930年2月～5月5日）的和平抵抗运动。
在这个时期里，甘地组织了反盐法运动。
他坚决反对一切自发的群众斗争。
甘地所领导的反盐法和平抵抗运动于4月6日开始，5月5日因甘地被捕而中止。
从1930年6月到1931年3月被判刑的和平抵抗者达9万人；到1933年3月底在押政治犯达12万人。
这次斗争高潮起于1928年初，止于1930年5月，持续约26个月。
第四次民族斗争高潮（1945～1946） 1945年印度出现印度教徒与伊斯兰群众一致行动的征兆。
1946年2月18日孟买皇家印度海军海员的罢工发展成印度皇家海军起义。
事变的第2天（2月19日）英政府即派遣内阁特使团来印度谈判。
1947年2月20日 ，英国宣布决定在1948年6月前移交政权，接着提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
该方案规定，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于1947年8月14日和15日成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此告终。
补充回答： 殖民统治的历史遗留问题 英国殖民统治影响后来政治最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教派政治和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野心。
把教派对立变成教派政治是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
1857年民族大起义后，英国用报复的态度对待穆斯林，单在德里就绞死2.7万名穆斯林。
到了70年代英人对穆斯林的态度稍有转变。
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孟加拉分治，穆斯林民族运动发生分裂。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拥护孟加拉分治，要求殖民当局给予穆斯林以公职保证。
《1909年印度政府组织法》（莫莱-明托改革法案） 规定增加印度帝国立法参议会和省级参议会民选议员名额，实行分别选举；穆斯林组成单独选区，在穆斯林选区，只有穆斯林可以当选。
从此，教派政治成为政治制度，民族运动遭到分裂。
1932年3次圆桌会议后，英国政府提出《教派名额裁定书》，作为满足教派主义政治要求的尝试。
1936年穆斯林联盟根据有关法令按教派利益准备1937年的选举。
1940年3月23日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通过《巴基斯坦决议》。
殖民统治产生教派政治，教派政治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巴分治和一切教派相互对抗。
关于麦克马洪线 另外，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企图由北印度进入中国西藏。
1885年，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组织力量企图武装进入西藏，在藏族人民的反对下遭到失败。
当时，西藏成为英、俄两强争夺中亚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部分。
1903年英国从印度公开派兵远征西藏，1904年8月3日到达拉萨 。
英国代表H.麦克-马洪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德里与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秘密换文，在附图上标出藏印分界线，该线被称为麦克马洪线。
此线把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
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记载了那次秘密换文经过以及1914年7月3日西姆拉会议的经过。
1939年，英国在印度供职的官员又篡改了《艾奇逊条约集》上原有的记载，造成了文献上的极大混乱。
这就为以后解决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留下了隐患。
1947年印度独立是印度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印度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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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传记
肯定是曾国藩传了,此书不论是从了解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为人处世的角度,抑或文学欣赏的角度都值得一读,堪称经典
近代中国的屈辱史
一般说的“洋楼”，泛指解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楼”，多见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
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
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
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
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
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
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
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
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
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
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
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
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
“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
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 )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
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
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
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
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
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
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 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
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
”《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
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
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
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
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
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
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
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
《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
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 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
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