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长征的书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表现了红军的大无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五灵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表现了红军的大无谓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这句是写景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笑开颜:表达了红军勇毅精神,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也是这句话写出了毛主席和红军的英雄气概。
谢谢(*^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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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5篇) 急求
朋友只找到这些 仅供你参考 抱歉呀 打不倒的巨人——读《传》有感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理论的创立者。
他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汉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
父亲在家里严格而又谦和,就继承了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接受到新旧双重教育,使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善,思维方式也较灵活,逻辑思维也比较严谨。
这些为他后来的良好成长打下了基础。
曾到法兰西求学,在那里条件很艰苦,他漂泊了许多地方——从马赛到巴耶。
在这段时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机车上当司炉和厨房帮工,能找到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
后来遇到了周恩来,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拘谨。
不耐心的性格消逝不见了,到了1926年,他和伙伴们去了莫斯科,获得了机会,在政治上进行了深造。
1927年2月,接受中央分配,到西安的中山军事学校工作。
在白色恐怖时期,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也形成了他严谨认真、守纪的工作作风。
他在战争中支持的战略主张,从此与他形成了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
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参加了大大小小很多战役。
曾三起三落,从没被打倒过。
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以郑重的态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自己的失误,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式做出科学判断,成功的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传读后感 小时侯就知道这个有名的人物,而且家里还有好多他的相片。
读了《传》这部书,对有了深的 了解。
这部传记将放在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历史起点上来客观地描述他的成长和成熟过程。
17岁才出乡关,与早期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比较起来,他接触外部世界和新知识、新思想也许要晚一些。
但是,从书中我们看到,他虽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经过一段曲折后才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他具有一种更执著、更实在、更富于理性的探索精神和在探索中勇敢地剖析和否定自我的精神。
这就使得他能做成前人未能做成的事业,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高度;这也就使得当许多和他同时代的曾经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徘徊不前甚至步入歧途的时候,而他却一步步走向成熟,并带领更多人取得成功。
的一生是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一生,也是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的一生。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注重探求事物的大本大源。
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后,这一特质和思想源头得到了升华和充分的发展。
他对问题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去解决,而是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中找出带普遍性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并从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
书中对理论问题的叙述和分析,由于紧扣住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实践,显得既深刻又生动,清晰地展示了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形成发展的脉络,也从一个重要侧面集中反映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
这部传记没有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当做天生的救世主或完人来写,而是把他放在一个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努力反映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他的影响。
对于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开始便什么都成竹在胸,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审时度势,吸取全党和群众的智慧,逐渐形成他的文韬武略。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他也不是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他自己还说过,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在工作方式上有缺点,长征中他也指挥打过败仗。
这部传记没有回避这些,而是一一做了客观的叙述和评价,从而保持了全书的历史真实性。
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身上集中了一个伟大民族和时代的精粹。
这种境界,不是大家都能达到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道路得到程度不同的启示。
因此可以说,这部传记是一部的启示录。
高良佐著《孙中山先生传》读后感 一部有特色的孙中山传记 应该说,我与高良佐著《孙中山先生传》有些缘分。
45年前,我当了中外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的研究生,陈师要求我多读书,在给我开的一长串需读参考书目中,就有这部传记。
我好不容易从中山大学旧书库中找到了这个孤本,读后颇有所获。
我向陈师汇报了读后感,那时正是以阶段斗争为纲、大举批判资产阶级之时,陈师刚经历过“拔白旗”的批判,但他仍然对我说:“很好!这部书确是写得较扎实,有特色,值得一读。
”本着这一深刻印象,我于上世纪90年代参与主编《孙中山辞典》(199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就约请存有此书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一位先生撰写此书的介绍条目,列入该辞典的《孙中山研究论著、史料汇编简介》中。
再过10年,同窗老友刘纬武先生转赠我一本刚翻印出版的此书;不久纬武又介绍我与此书著者的贤嗣高宁人先生见面。
高先生向我介绍了其父长期孜孜于从事国民党史和孙中山研究的艰苦阅历,高宁人先生又从上海到广州,告以此书将再版,望我写一篇“序”。
面对前辈硕著,岂敢言“序”,但作为与此书长期结缘的热心读者,写点读后感,却也情不可却,义不容辞。
这部孙中山传记之所以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孙传联翩纷出之后,仍然令人注目,仍须再版以飨读者,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至今还值得回味的如下特色。
首先,著者虽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也较好地理解到时代潮流、社会环境和伟人言行的互动关系。
此书的第一章就明确表述,孙中山之出现是“因为时会之所以转移,潮流之所激荡,自然会诞生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做新时代的开创者”;孙中山之所以适应时代潮流和人群需要,决心改变现状,改造中国,是“他到处静默地观察,便发生了改造中国的宏愿,终究因他所处的环境发展了他领袖的精神……他这种救国救民族的志愿,潜伏在他的意识之内,有一种压力似的逼迫着他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前进”。
而当他成为一位革命开创者之后,又以他的非凡智慧和能力,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这种正确的治史观,贯串于全书之中。
基于此,著者没有囿于党派之见,谈论孙中山言行的上述特点时,毫无忌惮地引述马克思、列宁的类似情况作比照。
其次,著者本着他自定的治史须“根据事实,加以论述”和“实录直书”的原则,在撰著此书前,利用其先后师事研究国民党和孙中山历史多年并卓有成就的邵元冲、黄季陆先生,以及著者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长期工作的条件,广泛地阅读了有关孙中山的已刊和未刊的史料;对不清楚之处,还请人作了实地调查;对一些问题还做了认真考证。
如此辛勤笔耕,历时20年。
其写作提纲亦广泛征求同行意见,数易其稿。
写作时,又对所搜集整理的大量史料,结合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些人的论述,多加比较研究、核实利用。
这就是使得这部传记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孙传相比较,显得立论有据,比较扎实,内容也较为丰富。
再次,由于著者对孙中山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而又作了长期研究,因而这本传记写得比较系统,其中不少精到论述,特别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韧和早期思想的演进,写得较细致,而且很富感情,基本上勾画出了孙中山的言行特点和早期形象。
而著者的生动、平实的笔调,又增添了此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诚然,孙中山研究是不断深入、发展的。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类档案、报刊资料的大量发掘与整理,与孙中山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各种结集陆续有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因而使孙中山的文集、年谱、传记、论文以及各种资料结集纷纷问世,有如百花竞艳、各极其致,真是日新月异,美不胜收。
于此回眸前此有关著作,自必有其时代局限和缺陷。
又由于此书是在许多中外重要史料尚未充分发掘的情况下撰写的,因而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人际关系,缺乏更完整、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孙中山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也就展现得不够完整。
此书由于种种具体原因未能将立论的史料标明出处,又使这些立论不够明白和有力。
著者对孙中山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在那样错综复杂、诡谲多变的情势下,有其缺点和错误自是难免,但此书极少指出,更欠剖析。
尽管如此,此书诞生于战乱年代,能写得如此有特色,历久而未衰,迄今在孙中山研究学术史上仍保有一席地位,确是难能可贵。
现此书在久已绝版很难找到一阅的情况下将予再版,对读者自是一件乐见幸事。
《西江月》杨慎
明 杨慎弹词第三章开场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此句甚为豪迈、悲壮,其中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含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澹泊、轻视。
临江豪迈的英世伟业的消逝,像滚滚长江一样,汹涌东逝,不可拒,空留伟业。
历史给人的感受是浓厚、深沉的,不似单刀直入的快意,而似历尽荣辱后的沧桑。
“青山依旧在”即象是对英雄伟业的映证,又象对其的否定,但这些都不必深究,“几度夕阳红”,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
在这凝固地历史画面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
但“惯”字又表现出了莫名的孤独与沧凉。
“一壶浊酒喜相逢”使这份孤独与沧凉有了一份安慰,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给这首的词的宁静气氛增加了几份动感。
“浊酒”显现出了主人与来客友谊的高淡平和,其意本不在酒。
在这些高山隐士心中,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人们荼余饭后的谈资,何足道哉
该词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
在感受沧凉悲壮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词中高远意境就在这宁静的气氛中反射出来。
--------------------------------------------------- 杨慎 杨慎(1488~1559) 明代文学家。
字用修,号升庵。
新都(今属四川)人。
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人皆惊叹不已。
入京作诗,为李东阳所赞赏。
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
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
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
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
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
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
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
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
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
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
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
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
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
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
《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
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
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
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
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
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
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
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
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
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
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
《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
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
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
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
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
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
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
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
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
《汉杂事□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
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
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
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杨慎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的杂著,数量很多,涉及面极广。
如《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奇字韵》、《希姓录》、《石鼓文音释》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
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
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写作,所以也有一些误引、臆测不实之处。
杨慎的著作很多。
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除诗文外,杂著多至 100余种。
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
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81卷,又称《升庵全集》)。
此集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取杨慎《丹铅录》等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于诗文之后。
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
其杂著合集另有明焦□辑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杨金吾辑的《升庵遗集》26卷。
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 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
(马鸿盛) —————————————————————————————————— 杨慎二、三事· 李恩普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由于秉性刚直,在仕途上很不得志。
然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使他从此消沉下去。
他仍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奋斗、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别号升庵,原籍是庐陵人,元末才迁居四川新都。
后来,因被流放到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
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
^^幼年时代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
七岁时,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
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
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
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
”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
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明史》卷192),并称杨慎为“小友”。
升庵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己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
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
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
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他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
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政治生涯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
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个著名的色鬼,他不肯读书,不务朝政,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昼夜荒淫,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奸污民间妇女。
针对武宗荒淫暴行,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
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然在歌楼妓院里通宵酣饮,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靡烂生活。
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写下“紫塞朝朝烽火,青楼夜夜弦歌”(《西江月》)的词句,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终因酒色过度而死,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明世宗。
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
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升庵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
”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
这样,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
杨慎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
事情是这样的:朱厚熄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
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
当时,张聪、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佑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
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升庵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
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升庵“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
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
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庭。
“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
”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
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
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
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
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
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
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
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
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
他的夫人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又称黄安)人,长诗词,尤擅长散曲。
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密生活。
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
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
婚后第二年,在黄峨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峨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
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
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峨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
黄峨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
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黄峨陪伴着骨瘦如柴,身带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
临别之际,升庵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
今霄明月为谁留
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戍云南·江陵别内》)。
情辞凄楚,催人泪下。
黄峨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感情十分真挚。
此后,黄峨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嘉靖八年(1529)杨慎父亲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临别时,黄峨写了《罗江怨》散曲,与升庵送别。
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
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
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其三)”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
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
如他任翰林时,正德皇帝朱厚照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
”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
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
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
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
”(《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
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
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
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
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
”《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99)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时年七十二岁。
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