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丁玲《在医院中》全文
《在医》初次发表于《谷雨》,题目在医院中时》。
1942年发表于重庆《文艺阵地更名为《在医院中》。
小说因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小说也因此颇受争议。
在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中它被当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来，张光年的批评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在医院中〉》被置于该篇小说前面隆重推出。
1980年代，人们为丁玲翻案，又提起了这篇小说（注：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
小说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但我们若细细品味却能觉察到，就对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陆萍不太像是一个20岁的不谙世事的少女。
从上海的产科学校毕业后，她在伤病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抗大毕业后，她本想从事政治工作，但却被分进了医院作“产婆”。
她对初次见面的人在短时间内总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指导员黄守荣，“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产科主任王梭华给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却看穿了他的虚伪：“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
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同上，第241页）。
陆萍知道如何对待他，如何与他相处：“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却乐意和这种人合作”（同上）。
由此可以看出陆萍具有一种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质的洞察力，并且能把个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开来对待。
尤其是她对几个女性的犀利观察，更让读者难以相信陆萍只有“二十岁”，她喜欢用刻薄的语言来描画周围的女性。
对抗大同学张芳子她批评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了：“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
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什么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
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同上）。
陆萍固然洞见了张芳子内心的软弱，但用语却过于狠毒了，张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温柔的没有主见的女孩子罢了。
陆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她对周围的女性似乎都很难瞧得上：她觉得产科主任王梭华的太太“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同上）；医院里自我感觉良好的两名女看护在陆萍眼里却丑陋无比，“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同上，第243页）。
作者说“她（陆萍）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同上），然而陆萍对周围人洞悉得如此透辟，哪能称得上是“少世故”呢
在小说的另一处，她评价陆萍“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同上，第239页）。
这句话也分明体现了陆萍的理性和世故。
所以一开始，丁玲便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颇为矛盾的陆萍。
陆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关系。
《梦珂》发表时，丁玲还是初为人妻、不谙世事的25岁少妇，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相继经历了丈夫被国民党枪杀、自己被国民党囚禁等诸多磨难。
到延安之后艰苦的战争环境又把她磨砺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年女性。
《在医院中》假借一个初来乍到的少女的眼光来叙述整个故事，实际上则可说是丁玲本人对延安认识深化之后，提炼升华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
写作《在医院中》时，丁玲36岁，她的生活体验更为丰富了，她对人和事的洞察力也变得更加敏锐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对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
尽管丁玲作为一个成熟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过诸如莎菲女士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复杂性基本上体现在年轻女子对男性所玩弄的种种技巧上，而陆萍这一形象因渗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体验而较莎菲显得更有深度。
作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这也有助于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层地了解延安。
知识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决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于发现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
《在医院中》丁玲借助陆萍这一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揭示了边区医院管理的不科学、技术的落后、医护人员的懒惰散漫。
1941年后丁玲对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发现了很多问题，相继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和《三八节有感》，前者反映了延安强度甚大的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孩子的天真天性的发挥，后者反映了在进步的延安社会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施加的种种压力之下。
同时，《在医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后感情的变化过程。
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异常愉快的。
1937年7月1日她写下了《七月的延安》来歌颂对延安的喜爱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
／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
”（注：《丁玲全集·七月的延安》(4)，第327页。
）丁玲作为一个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后她一直受到重视和重用，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
她刚到保安，党中央就派她随总政治部到前方。
她还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
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备团政治部副主任。
8月15日她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到前线，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
丁玲带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投入到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
1937年8月1日在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
”（注：《丁玲全集·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5)，第48页。
）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悦之情并没有完全湮没一个女作家应有的敏感。
尽管1939年她在《我怎样来陕北的》说过“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注：《丁玲全集·我怎样来到陕北的》(5)，第130～131页。
），但我们注意到丁玲把她对生活的细腻而独到的观察放在小说中来表现了，小说成为她表达自己微妙感情的一个最好方式。
短篇小说《东村事件》写于1937年5、6月间，描写发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农村里的一场纠纷。
农民陈得禄的媳妇被地主赵老爷抢去，他因男人的尊严被侮辱而壮着胆子冲到赵老爷家，但一见赵老爷，他立刻就蔫了。
丁玲充分发掘了陈得禄性格的复杂性，并将之刻画得丝丝入扣。
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写于1939年丁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短暂小憩中，它没有什么情节，像一篇散文，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种种细腻感受。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敏感而细腻的丁玲。
这篇小说的风格很类似于她早期的一些小说，全篇几乎都是同性之间的琐屑故事与她们感情上的互通与理解。
最巧合的是里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与她早期的一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这似乎暗含着丁玲对过去心情的留恋和对新生活的游移。
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异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
我虽说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
”（注：《丁玲全集·秋收的一天》(5)，第123页。
）一面却又对集体生活的热闹和别人的欢愉保持着怀疑和距离，“‘为什么大家那么兴奋而愉快呢
’她一面怀疑地问着，那些动人的场景和演说词，便像银幕一般地连续映了出来”（同上，第116页）。
“薇底”不像别的同伴在劳动后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灯之后思考一些问题，因而“一到四五点钟就睡不着了”（同上）。
由此我们隐约感觉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丁玲延续着通过小说来表达其异于“集体”的敏锐感受和独到观察这样一个思路，在1940年写出了《在医院中》。
《在医院中》中丁玲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到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1938年后丁玲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她的心情也随之黯淡下来了。
丁玲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马列学院之后，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尴尬。
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注：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
康生为什么这样说一度春风得意的丁玲
我们可以推测，负责审查干部的康生对丁玲被国民党逮捕以及和冯达同居这一段历史抱有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于“同志”之外。
1940年丁玲的旧伤疤又被揭开了。
在这一年，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
中共还把“审干”与“除奸”联系起来，划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
丁玲因为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又受到了冲击。
虽然这次审干不像1943年整风时那样猛烈，但可以想象，丁玲，作为一个女性，由于自己在被捕期间与冯达同居这样的私生活而受到审查时的尴尬与痛楚。
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悦的欢歌，而是革命的严酷。
写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村子里的人们对失去贞操的贞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们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极。
可以猜想，丁玲通过贞贞这一形象在努力传达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而对村子里叙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对贞贞的热情与赞赏）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时的落寞情绪。
这篇小说透露出了丁玲由对环境和人事的不满而产生的失落和孤独的情绪，这种情绪成为她写作《在医院中》的背景。
为何把陆萍写成二十岁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分析。
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战期间，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青年问题，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陕甘宁边区于1939年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注：当时国民党迫于压力，同意了这一规定。
后来国民党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为青年的节日。
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的节日。
），此后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
中共中央委员会还出版了一份关于青年工作的杂志《中国青年》。
在延安特殊的语境里，丁玲把陆萍写成“二十岁”，会使她更具代表性，会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
丁玲之所以塑造陆萍这一人物与青年特有的精神气质——“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
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注：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129页。
）有很大关系。
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体验灌注在青年陆萍身上，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对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
陆萍的遭遇和经历是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遭遇和经历，陆萍也就成为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缩影：他们往往自视很高，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张闻天曾分析过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优点是他们有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满意黑暗的现实社会；反对迷信、黑暗、无知、愚昧，爱好光明真理。
缺点是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性不够，了解问题的具体性与透彻性不够；对群众的接近了解不够（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国文化》第1期第2卷。
）。
因此对党来说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延安的环境和革命的需要是当时延安一个核心问题（注：谢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文章标注的时间是1941年6月26日。
发表比《在医院中》还要早几个月。
里面的女主人公史玮，也有着与陆萍一样的艺术爱好，割舍掉音乐在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会去做看护什么的，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沮丧地回到窑洞，翻了翻扭着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线谱，看看一些这几年苦心画下来的速写，像有东西在心里面扎进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觉到今后是要跟这些心爱的东西分离了，眼泪就懊恼地流出来了……”。
），1939年曾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注：《选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
但丁玲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延安的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
所以陆萍在延安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人是要经过千磨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
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据说在延安被很多青年当作语录和座右铭广泛传抄。
陆萍对环境的不适集中体现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
《在医院中》的环境描写一直受到批评家的特别关注，燎荧在文中说：“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
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
”（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张光年为了驳斥丁玲对医院环境的描写，讲述了自己在边区医院的亲身体验：墙壁是多么的洁白、医护人员是多么的热情等等。
）这些描写可用一个“冷”字来概括。
一个是自然环境之冷，另一个是人事之冷。
“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
”（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用“惟一”、“藏身”来形容人们最熟悉的居住地——窑洞，包含了对艰苦环境的几多无奈
还有她初次踏进窑洞，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到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惨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同上，第235页）。
同为女性的陈学昭对窑洞则有迥异于陆萍的感觉：“这是一个小小的土窑洞，里面用石灰粉了的，也还洁净，面南。
那些住惯了西式房子的人，他们一定不能想象住窑洞的乐趣。
那天我住窑洞实在是太快乐了……”，在陈学昭看来，窑洞冬暖夏凉，而且“光线也还充足，在窗口，只觉得光线太强烈”（注：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
窑洞在延安是人们最普遍的居住场所，但它对陆萍来说却如此冷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萍的落寞沮丧心情是有关的。
正是由于陆萍的这种落寞沮丧心情，在陆萍的眼中，窑洞里的旧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从四面搜罗来的残废者”（同上，第236页）；“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同上）。
老鼠也出来捣乱了，“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
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同上，第238页）。
可以想见，这里物质条件的落后是出乎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的想象的。
此外，作者还把故事的背景选择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层萧瑟冷清的气氛。
除过自然环境之冷，还有人事之冷，这是比自然环境之冷更让人难以忍受的。
这种冷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阵脚，陆萍以为李科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帮她修理床铺去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回来，她只好在地上熬过了过一夜。
她碰到两个在铡草的女人，和气地问：“老乡
吃了没有
”但却受到了她们的嘲弄：“呵
又是来养娃娃的呵
”对她这样一个未婚的二十岁的女性简直就是侮辱。
因此陆萍感觉“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同上，第236～237页）。
化验室的林莎见到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
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
”（同上，第241页）并没有“同志”般的亲切。
医院里的病人，渐渐地对陆萍的付出也并不在乎了，她拿着扫帚把院子打扫干净，但“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
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同上，第242页）。
她成了医院中“小小的怪人”（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不被人理解。
1942年燎荧的批评文章已经隐隐约约地指出了陆萍与周围环境冲突的合理性，“一个热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矛盾和纠纷是不可免的吧
”（注：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
）小说的最后，陆萍与环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
与小说前面的环境描写相比，这个结局和小说最后的那句话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但它们似乎反映了身处革命环境的丁玲为融入到集体生活、为满足党对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内心的挣扎，以及她在孤独失望中愿与党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复杂心理。
《在医院中》的发表与当时兴起的“暴露文学”的潮流有关，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学”的热潮。
延安的许多文人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讽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如《老马夫》《废物》《夫妇》《一个钉子》《厂长追猪去了》《鸡啼》《丽萍的烦恼》等。
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安存在的官僚主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老马夫》（刊于《文艺日报》）描写一个在军中的老马夫，由于工作辛苦，弄得背也驼了、膝关节也硬了。
而一个骑死三匹马的领导干部却比以前壮实，说起话来也很响亮。
《废物》（《解放日报》1941,6,16）描写一个老士兵由于年迈体衰，被视为部队的累赘废物，部队的人怀疑他万一被俘会出卖大家，想开除他的军籍，最后他被部队拉下了，他引爆手榴弹，和要活捉他的三个日本兵同归于尽。
此篇小说让人感觉甚为悲凉。
《夫妇》（《解放日报》1941,7,2-4）描述一对来自山西的农民出身的红军夫妇未脱离愚昧落后的故态，丈夫粗暴愚顽，常打老婆，妻子则好贪小便宜。
《一个钉子》（《解放日报》1941,7,24-26）描写两个干部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为着一个钉子，一个要去，一个要留。
因而小题大做，争论不休。
《厂长追猪去了》（《解放日报》1941,10,15）描写一个安塞工厂的厂长终日所做的只是在马棚、厨房、员工住室、猪圈、厕所穿梭查看，十分琐碎无聊。
《鸡啼》（《解放日报》1942,1,12）描写一只公鸡在夜里看见月光惨白，误认为是天亮，就喔喔地高声叫了起来，作者以此来讽刺“歌颂光明”论者。
《丽萍的烦恼》（《西北文艺》）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嫁给一个工农干部后，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
）。
“暴露文学”潮流的出现是延安读者，主要是青年读者推动的结果。
丁玲刚主办《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有读者反映文艺栏的文章使人感到不活泼、太长。
于是丁玲在考虑读者的需要上改正，使《文艺》减少了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
因此，她在1940年10月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批判社会、文艺的短作。
此后出现了一些批评国统区的短文，不久又有人反映“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
”（注：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因而他们把枪口调转对内，批评延安的文章开始一一涌现。
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青年读者的口味促使了《在医院中》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并使得它们有了活跃的读者市场，因为它们的犀利和敏锐正合了青年的胃口。
丁玲塑造了陆萍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她——一个初来乍到的女孩来传达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
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环境里，《在医院中》的小说的虚构性既可以使丁玲传递出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读者和敏感的批评家把陆萍与丁玲本人等同起来。
另一方面，丁玲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触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揭示出了陆萍与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注：我们注意到延安整风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受到了批判。
对陆萍和环境的矛盾，当时还没有把它上纲上线。
看来，当时人们对此持宽容态度。
）。
随着整风的开展，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丁玲本人和陆萍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革命的需要。
《讲话》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开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艺术”的漫长过程。
丁玲作品集读后感
作为文学发展长廊中的一种重要体裁——散文，也像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文学史上，有其光辉的历史地位。
有人说，好的散文清新得像萋萋芳草，绚丽得如册璀璨的霞光，纯真的犹如初生婴儿的吻，深邃得仿佛韵在骨子里的诗。
走进中外文学史林，你一定会惊叹散文之园的辉煌与不朽。
从古到今，真可谓名空云集，佳作荟萃。
而现代散文正是古代散文的必然继续和飞跃发展。
《精美散文集》精选名家名篇，力避无名之作，让最优秀而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进入青少年朋友的视野。
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了多家著述。
由于涉及面广，恕不一一注明。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目录：梦珂 莎菲女士的日记 过年 四家冲 水 团聚 我在霞村的时候 到前线去 彭德怀速写 我怎样来陕北的 秋收的一天 “三八节”有感 风雨中忆萧红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我母亲的生平 初到密山……
丁玲 简介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
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
笔名彬芷、从喧等。
湖南临澧人。
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
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
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
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
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
1936年9月须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
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
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
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
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
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
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有《丁玲文集》五卷。
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丁玲晚年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丁玲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
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
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
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
那时，丁玲那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
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
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
后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
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
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
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
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后，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
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
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
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
这是可信的。
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
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
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后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
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
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
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
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
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
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
后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
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
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后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后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
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后，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后，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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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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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
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
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
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后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
造成丁玲后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
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
49解放后，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
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
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后，才由友人公开发表。
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
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
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
后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
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
丁母听信谣言，后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
丁玲是求全责备了。
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后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
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后的丁玲觉得不快。
而且，后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
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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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无言。
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后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
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丁玲作品集，谢谢
1951年 5月20日 为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电影的批判。
8月8日 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表在。
1952年12月 全国文协组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林默涵、何其芳的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发表于次年第2号和第3号的。
批判胡风运动。
1954年7月 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10月16日 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写了。
不久，全国展开了对研究的批判运动。
12月 全国文化界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 胡风的“意见书”的二、四部分作为第1—2合刊附册发表，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5月13日 舒芜的和胡风的发表在。
24日和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二、三批“材料”。
这三批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6月以为名出版。
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
1956年 1月 文艺领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将各种民营剧团、书店、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或国营。
1957年4月9日 发表《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始全国反右运动。
6月—9月 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
1958年1月26日 《文艺报》第2期的“再批判”专栏，对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1942年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野百合花》、《还在杂文时代》、《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再次进行批判。
1960年 1月11日 《文艺报》第1期转载李何林发表在《河北日报》的文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并在编者按中对文中的观点提出批批判。
同月 《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对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观点进行批评。
1月—9月 《戏剧报》开辟“关于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专栏，对海默的《洞箫横吹》以及其他剧本进行批评。
1963年12月12日 在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对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
6月27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
1965年11月10日 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文汇报》上。
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邀请一些部队作家，举行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座谈会，写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刊载。
1966年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
同月 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发表在《红旗》杂志第5期。
5月10日 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
5月17日 作家邓拓被迫害致死。
7月 除了《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8月2日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遭迫害逝世。
8月24日 作家老舍遭迫害致死。
9月3日 翻译家傅雷夫妇遭迫害致死。
1967年 1月 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期。
2月13日 作家张恨水逝世。
同月 作家罗广斌被迫害致死。
4月12日 江青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为人民立新功》谈到文艺问题时说：“这十七年来„„大量是名、洋、古的东西，或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江青讲话编选》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2月 作家阿垅病逝于狱中。
1968年4月，作家司马文森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 剧作家海默被迫害致死。
5月23日 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思想的阵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并阐释了“三突出”的口号。
8月 作家丽尼遭迫害致死。
11月2日 作家李广田遭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11日 作家、历史学家吴晗遭迫害致死。
1970年4月 上海革命写作小组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发表在《红旗》第4期。
9月23日 小说家赵树理遭迫害致死。
10月15日 小说家萧也牧遭迫害病逝于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1971年 1月13日 诗人闻捷受迫害致死。
6月10日 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病死狱中。
8月8日 文艺批评家侯金镜遭迫害逝世。
1972年7月25日 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遭迫害逝世。
12月17日 作家魏金枝遭迫害逝世。
1976年4月5日 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出现大量的声讨”四人帮”、歌颂周恩来以及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
同月 小靳庄诗歌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 1月2日 作 1月7日 李瑛的长诗《一月的哀思》在《光明日报》发表。
1月8日 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19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在第9期上以“促 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李准、周立波等的发言。
11月20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并于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茅盾、刘白羽的发言。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
同月 《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第11期和12期上以“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周立波等的发言。
同月 《人民日报》、《人民文学》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月 《郭小川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发表给陈毅的《关于淡诗的一封信》。
此后，文艺界展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1978年 1月 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
之后，各种文艺刊物纷纷复刊。
2月 《文学评论》复刊。
3月 大型文学刊物《钟山》在南京创刊。
4月30日 艾青“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红旗》发表在《文汇报》。
同月 文化部举行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
5月20日 林默涵的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
5月27日—6月5日 中国文联第3届全国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文联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文艺报》复刊。
12月5日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给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陶铸的《思想·晴感·文采》、《理想·情操· 精神生活》、赵树理的《三里湾》、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一批过去受批判的作者和作品平反。
同月 《新文学史料》创刊于北京。
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 1月14日 《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等到会讲话。
2月12日 《文艺报》第2期公开发表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同月 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文化部党组做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开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公刘的诗歌《沉思》在《清明》第2期发表。
4月20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同月 大型文学刊物《花城》在广州创刊。
同月 《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各地报刊就此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
10月30日—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
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
在四届全委一次会议上，茅盾当选为文联名誉主席，周扬当选为文联主席。
同月 《星星》诗刊在成都复刊。
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再版。
丁玲的第一部小说
<三八节有感> <莎士的日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我村的时候 > <夜> <五月> <中忆萧红> <彭德怀速写> <我怎样飞向由的天地> 其它作品 <凭“欲望”和“冲动”写作> <宋庆龄与丁玲的情谊> <寻找丁玲> <丁玲的爱情之旅>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难忘丁玲谈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