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评述洋务运动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朝花夕拾的第一篇读后感
复兴之路 千年局变 纪录片 观后感[ 标签：复兴之路,纪录片,千年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却不知道路在哪里。
看了[复兴之路]，怏怏大国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懂得压垮我们的不是敌人的洋枪大炮，而是社会制度。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只是维护封建制度的自我救赎，辛亥革命以后各种思想冲击着封建体系，然而西方文明在此时也崩解了，我们是不是还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呢
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句话，他们不知道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直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才确定了以马列的共产主义为中国的发展方向。
***迅速的随着这股浪潮发展壮大，陈独秀、李大钊，南陈北李的积极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经济滑落而爆发了，纳粹德国在欧洲大势侵略，日本人也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孙中山先生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盟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始，然而孙中山先生却在一年后逝世，国共合作也随之瓦解。
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却在国难当头实行不抵抗，妥协的对日政策，对***却大肆绞杀，致使失掉大面积土地。
***对于西安事变的积极奔走，坦诚态度终于促使第二次两党合作，八年抗战终于使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战争的第一次的全面胜利。
在甲午战争中割掉的台湾也回归了。
赶走日本人之后，怎样建国的问题随之而来。
***提出建立联合，多党参政的政权。
蒋介石深知一但进入宪法，国民党将不可能****了。
内战随之爆发，直到全面解放胜利。
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说自己的军队不是输给对方的战斗力而是败在了自己的腐败、无能上。
至此，中国从长达一百多年的侵略战争，从清王朝的封建腐败的体制中走向了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制度。
写一篇3000《洋务运动史》的读书报告
读完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首先对夏先生的史学造诣深表敬仰。
过去，我们所接触的，正如夏先生在开篇所说，“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我们所使用的初中历史课本，尽管已经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否定洋务运动，但至少也还是认为它只是“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一次运动”，还记得我们在背诵其历史意义的时候，说到它的局限性要比它的功绩多得多。
而夏先生则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正面积极评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存在着的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是我们在高中课本上学到的，夏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观点。
以前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以前在我看来，似乎总理衙门的设立只是政治上行政机构的调整，而不太能想出它如何能作为一个分段线。
而夏先生在这本书里明确地给出了原因，即“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
”这样实际上为我们的历史分段也提供了一个依据。
夏先生还提到，我们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历史的起止点，特别是某一机构的成立或裁撤作为一个标志，这就为我们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依据。
具体讲到总理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起始点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它“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
”总理衙门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它是一个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所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现了清政府开始准备来挽救自身的统治了，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变革。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我认为这种评价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洋务运动的产生不光是单纯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一点从它“自强求富”的口号上应该可以看出，并且包括它所落实的一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的。
夏先生指出，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起的作用是显然的，建造枪炮实际上也是洋务运动产生的诱因之一。
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使得官僚系统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提出先“自强”，先要使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军事实力，然后再转到“求富”，发展民用工业来改善人民生活。
总理衙门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对所谓的“同治中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我觉得未免有失偏颇。
应该看到，当时在清政府内本身存在保守派和洋务派两种势力。
个人认为洋务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其实在当时都应该是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的人物，至少是清政府的开始衰落使他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尽管洋务派我们说他们并不算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至少敢于面对显示，承认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比起那些顽固不化，始终把所谓的封建伦常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顽固派们，要高明得多。
尽管说这些洋务派并没有脱离他们本来的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还是会受到封建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古人，毕竟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要这些大臣能够超越本阶级是在过于严苛。
必须要看到，正如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其实基本上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
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想象不出作为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除了积极进行经济社会上的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很同意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
我们以前高中课本上就是这样所教授的，我觉得这样是在是苛责古人。
至少从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讨好洋人而为，尽管说它对外国势力有妥协和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因素，但它成立的很大原因以及最后的效果都是努力促进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如果不成立总理衙门，继续闭关锁国，外国势力还是会侵入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最后是倾向于支持洋务派的主张。
在当时清廷中只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的情况下，洋务派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一方，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像铁路修建的问题，还有派遣留学生，设立同文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洋务派的主张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带有早期现代化的成分。
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没有前人经验所借鉴，整个中央传统的政府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地方官僚的参与并非完全对中央是一个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像湘军，淮军这样的地方尽管很多人说是地方乡勇壮丁组成的打手队，但其中也并不乏一些精英，如“曾国藩之好才爱才，为当时之最”，“其声望道德极其所成就之事业”对当时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
（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因此，对于夏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提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
夏先生说有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是他认为其实不然，“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按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按钮，促使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
”所以我们当然应当肯定洋务运动在整个历史中的进步作用。
像后来官督商办思想，自由劳动力的思想，企业经营的理念等等都是洋务运动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吧。
另外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认识的是，地方买办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前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一直没有很强调买办，以致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像盛宣怀这样的人。
现在回顾整个洋务运动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发现很多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买办出卖的，而并非过去把责任全记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大官僚身上。
尽管买办本身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们可以去挑唆那些大员，也可以作为和外国进行谈判的代理人。
就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来看，实际是上海地方买办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借师助剿”，而李鸿章他们实际上只是“顺应民意”，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买卖。
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多都是从地方买办开始渗透的，通过商业利益收买他们来对中国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支持地方买办发动政变。
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洋务派的一些官员在“出卖国家利益”时，也不应该把地方买办给漏掉，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洋务派的大员甚至洋务运动本身上。
另外要补充的是，这些洋务派领导人借师助剿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夷长技”的一个延伸，通过“借师”来对外国军队外国武器外国战法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识。
最后洋务运动我们说它失败了，并且把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其标志。
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谈到，种种实业的兴办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停止，总理衙门也未停止工作。
我们不能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的功绩。
洋务运动不是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对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直接利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创造，它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至少使人们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开阔的认识吧。
它没有推翻清王朝，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大的失误，而是本来这场运动就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积重难返了，所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
正如书中指出，最后它让位于更先进的维新，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忽视它对后两者潜在的影响作用。
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对社会的改造，对新思想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开眼看世界”。
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
我们不能光从阶级的立场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而应当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来评价，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有着直接的促进。
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说洋务运动是先进的，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
还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我想这就是夏东元先生这本《洋务运动史》的最大意义和特色。
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从鸦片到五四运动》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期重大的历史事件，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
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
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
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
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
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
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
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
怎样才能救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
虽然有些具体的结论在学术界还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还是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引为参考。
纵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宗旨，以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近代史，富于创见,颇具影响,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得到学术界一至很高的评价。
该书系统地叙述叙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记述和分析了一百年来中国几个革命高潮和曲折历程。
作者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来看待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 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
作者认为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可以把1840-1919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和农民战争时期；第二个是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
我相信读者们按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去了解那段历史一定不会觉得枯燥，而那些一件件一桩桩悲痛的事件都让每一位爱国人士都深感沉重，悲痛不已。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主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
而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思想文化的沉闷，各级政府的腐败，为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以及租界的出现。
到了太平天国的兴起，洪秀全等人利用被“修饰”过的上帝和人民的迷信号召农民起义，拜上帝会（附：我之前看了一本名叫《中国历史之谜》的书，书中否认了拜上帝会的存在，认为只是后人的误解，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与太平天国交战的清朝官吏的奏报及书信上没有出现“拜上帝会”字样，对此不知老师有何看法
）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
洪秀全等人上台后，官民制度两种化，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灭亡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也暴露出了仅靠农民起义的弊端，因为虽然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 权变和机灵，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阻碍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再后来，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但以本人的浅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
当时社会和国民素质还不足以推行资本主义，这其中需要一个类似君主立宪的过渡阶段，而那时的中国不得不处在了一个不土不洋的尴尬阶段。
而且当时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比如清末的土地兼并问题、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等等。
他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倘若一直走下去必定会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新面貌。
不幸的是最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走，更是将中国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正如作者所说：“近代中国在20世纪初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民主革命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这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没有把任何社会现象都归结于阶级问题，或者只是用阶被级根源来解释，也没有把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当时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
所以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
作者着墨不多，用事实再现了那段悲痛耻辱的历史，着力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无形中激起了读者对民族英雄的钦佩敬慕之情和对卖国贼的愤怒不满。
这么多次的革命最终都悲壮地以失败告终，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苦苦地挣扎，救国之路该怎么走
强国之路又该如何
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深思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只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中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巧妙地化解各种危机，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倒。
该书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我曾在别的一些文章里看到其他有观点认为谋略处是不存在，不知到底事实是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