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平 《落日》原文 赏10分
朱启平：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 （原载1945年11月2日《大公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
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
我是在七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
「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
走动不开。
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
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
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
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
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
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
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
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舰「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布。
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
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同装饰着织绵画一般，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三十一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二英寸的陈旧的美国国旗。
这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首次来日通商的美将佩里携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飘扬过。
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
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
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
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
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占住了。
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
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八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
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
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
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
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白马。
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匹名驹，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
他还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
一个中士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
我还想起，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厩。
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
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
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
这时候，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跑，任意照相。
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候英语命令，无法随意挪动。
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说说笑笑。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
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
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
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哗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
随后，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
这时，记者大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
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
身移影动时，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着长袜；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
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
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
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
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
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
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
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
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
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
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
乐队寂然。
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
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
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一共十一个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
这时，全舰静悄悄一无声息，只有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猎猎声。
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争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告投掷一枚炸弹炸断。
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订人。
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 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
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
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
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
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
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
」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
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
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
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
这时是九时十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笑声，原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
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
」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
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
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
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
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
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
他一共享了六支笔签字。
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
」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
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
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
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
」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
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
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
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
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
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
我猛然一震，「九．一八」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
现在十四年过去了。
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投降书脏了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
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
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
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
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
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
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
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
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
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
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1945年9月3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
余华活着读后感
《活着》读后感在过的所有中，如果要选出一部在我阅读过带给我最震撼，并且在读完之后给我深刻的思索，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作品，那无疑是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
《活着》主要讲述了中国旧社会一个地主少爷富贵悲惨的人生遭遇。
“活着”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
福贵，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富家少爷因为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闹和为所欲为毁掉了自己和家人一生的幸福。
他终于在贫困中觉悟，也许那并不算迟。
可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缘的人的生命，毫不同情。
不知是命运对他的特别眷顾或是另一种惩罚，他活了下来。
在历经了那么多另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他学会了忍受，忍受生活的重压。
他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活着而活着。
记得有那样一句话：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双手。
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 ，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几度落泪，并不是因为作者的写作手法有多么煽情，事实上，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一直用一种平实得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
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地感染力和震撼性。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家珍病重，自知时日无多时对富贵说的话：“我不想死，我想能天天都看见你们”。
不想死，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只是不想离开自己的亲人，只是怕死后再也见不到他们。
这朴实的话语所表达的，不正是最真实的最感人的情感吗
《活着》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个荒诞却又真实的故事。
说它荒诞，是因为这部小说内容是在一段精简化了的历史阶段里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夸张化地集中到一个家庭中来表现；说它真实，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这部小说的许多内容还充满黑色幽默的意味，对官僚主义、大跃进运动和文革等方面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富贵的儿子给县长老婆献血却被抽血过量而死等内容，然而这种讽刺却是绝望的、无奈的、令人心酸的。
刘绍唐 什么时候出生
刘绍唐：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刘绍唐(1921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
“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
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
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
”、“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
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
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
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
”（“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立于北京。
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
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
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
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
”（“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
”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
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
……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
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
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
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南韩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
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
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
……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
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
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
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
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
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
……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
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
”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
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
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
”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
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
”（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
”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
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
”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
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
”〕，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
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
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
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
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
’……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
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
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
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
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
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
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
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
”（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
（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等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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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家国天下主题演讲稿
家，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温馨的字眼。
对于戏耍的孩子，家是黄昏的炊烟、遮雨的屋檐，是喷香的菜饭、是爸爸慈爱的笑脸妈妈怀抱的温暖；对于离家的人儿，家就是漂泊后的归宿，疲累后的港湾，是游子心底的归依，是白发人叶落归根的夙愿。
随着岁月的迁移，伴着成长的脚步，走出家门，妈妈是家的牵挂；走出国门，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长江黄河泰山昆仑，家是相同的血脉，是传承的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是我们的大中华；而纵观历史的变迁生民的转换环境的演变，地球天下宇宙又何尝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家是永远的牵挂。
李白仗剑天涯，飘逸潇洒，仍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湾《次北固山下》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把对价的思念托付给北归的大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家是杜甫颠簸流离、骨肉离散的思念。
然而遭遇离骚的屈原，在放逐的过程中，无论遭遇多少苦难，他都可以戴高冠，佩长剑，行吟“九歌”。
而一旦郢都被攻陷，国破家亡之时，生命便无从附着。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谁能懂得辛弃疾这个游子那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的愁思，也只是悲剧词帝“李煜”对南唐故土一席的怀念。
有国才有家，国泰然后民安。
国家是皮，家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翻阅中国的近代史，回望我们的昨天，我们曾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和考验，百年屈辱，八年抗战，洪水，非典，雪灾，还有2008，5，12大地震的汶川……我们一次次被打倒在地，然而更一次次挺起腰杆，明天我们或许会面临着更多的苦难、更大的考验，然而背靠960万平方土地的祖国，面前是13亿双手的温暖，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
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骄子，应该怎样成长，才能无愧于“未来中国的脊梁”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修身、治国、平天下。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自我出发，饱读诗书，站在文化的前列，站在世界的高度，然后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出小家，心怀祖国，放眼天下。
今天终将成为历史的昨天。
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心中长久地怀有这份厚重的家国情怀，他日回望，生命定能书写出最辉煌的篇章，我们一定无愧于中国的脊梁
有关走进文学的广播稿
积极向上广播稿 积极向上广播稿 空气中弥漫着怡静的气息，还夹着几许新鲜，楼屋，草地，老师，同学，操场悄然推开阳台的窗，仰头而望，哦，太阳微笑着照亮了你我的。
; 晨光朦胧，铃声悠扬，亮白的灯光洒在教室的每个角落，一切事物看来是那样明朗而又温馨。
我们依旧如常，手捧课本放声朗读。
目光偶然掠过窗外，呀!往日幽静的扶栏边何时多了这般可人的身影，拳头大小的鸟儿们在那儿伫立着，还时不时扭动着小脑袋，似乎在侧耳聆听。
对，它们是在聆听我们朗朗的读书声。
时光飞逝，如今我也踏入了大学的教室，曾经的情景也还历历在目，在这样一些云淡风轻，淡如云水般的日子里，有太多本不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忧伤乘虚而入，在岁月的青藤上纠缠深深的伤痕，但也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快乐，在校园的每一角我感受到校园的生活，我与校园的生活，我与校园的接触，这儿有知识的海洋，辛勤的园丁，情感的积淀，勤奋的学生，互相关心的舍友 大学的我们在学习与就业之间选择着不同的人生与生活，各自在与自己和校园的快乐里一步步接近梦想。
在校园灯光的呵护下，听一首温暖的歌，我坐在校园的一角，在落日的余晖翻开一本书，写写心新，收藏进树叶中夹在书里。
悲伤与快乐都是简单的事，文字流于指尖记录下时光里的故事。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丰富多彩，背背历史，在时间滚滚的潮水中汲取千年的积淀或从南极点走到北极点，沿着经纬度，即使偶尔会迷失 坐标方位，却总会走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