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译成现代文
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的一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人们开怀畅饮屠苏酒 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
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
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
“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
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
“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1021-1086），北宋诗人。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
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
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
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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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论说文源远流长，先秦诸子都可以是论文集。
《战国策》等保存的纵横家的说辞，有很多也是论文。
在现存的文献中，单篇的论文以贾谊的《过秦论》为最早：全书系统地阐述了贾谊的思想和主张，《过秦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此还不是纯粹的单篇论文。
论说文的写作特点，和今天的论说文差不多，做到说理深刻、逻辑严密、条理清楚才是好文章。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把心、理、辞看成是写论说文所必需的三个条件：心里想得正确清楚，才能说得明白深刻、没有漏洞破绽；而遣词造句精审严密，又是写好文章的重要条件。
我们欣赏分析论说文时，就应该从这三方面着眼。
一、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论说文，风格不同。
自汉代以至南北朝，或有意铺排，或着意对偶，而其论述的展开往往是层层推理，沿着一条线索直贯而下，层次比较简单。
唐代自韩、柳起，就很讲究文章的波澜起伏、回转曲折，其变化奇诡多端，使人莫测；而作者的结论，就在这中间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到了宋代，以苏轼为代表，除了继承前代遗风之外，又有了通畅明快、气势浩然的特色。
试以贾谊《过秦论》和韩愈《杂说一》作一简单比较，看一看这种区别。
《过秦论》一般被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依次叙述：秦从孝公起日益强大；其他诸侯网罗人材、合纵缔交以攻秦，反为秦所败；延至始皇帝，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此后秦行愚民弱民政策，想传业万世；但陈涉揭竿而起，很快就推翻了秦；结论：秦之速亡，是由于在靠暴力取得天下后却不能施仁义以守业。
中篇承上篇继续论述秦不能安民的过失：首言处于战国动乱之后人民思安；次言秦始皇帝“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再言秦二世更为暴虐，以致国事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得出结论：“故先王见终始（事情的开头与结尾）之变，知存亡之机（关键），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
”可以说：上篇以述代论，从事实中引出作者所要论述的命题；中篇才做了系统的推论，历史事实的叙述是作为论据出现的。
其论述如千丈瀑布一泻而下，较少纡徐曲折。
再看《杂说一》。
这是一篇不过一百一十几字的短论：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
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
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
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
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
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易》曰：“云从龙。
”既曰龙，云从之矣。
（灵于龙：比龙还“灵”。
茫洋：即汪洋，浩瀚无际的样子。
玄：玄冥，指广大空间。
薄：迫，接近。
伏：等于说遮蔽。
景：同“影”。
震：指雷。
神：动词，指其变化很神奇。
水：动词，流水，降水）文章的主题是论云、龙关系，借以喻指君、臣应该互相依赖和帮助。
文章虽短，却富于变化。
先说云“弗灵于龙”；“然龙乘是气”句一转，得出“云亦灵怪”的结论；说到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处又是一个波折；“然龙弗得”句却又把意思扭转回去。
然后发出“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的感叹，最末从《周易》引出“云从之矣”以作结，言已尽而意未穷。
全文如沿路盘山，时进时退，而每次的退也都是在进，步步深入，循环上升，极尽奇宕变幻之能事。
在韩愈的那些长篇论文如《原道》、《原毁》等篇中，这种手法的运用更为典型。
三、以《师说》为例，从内容上赏析论说文章的角度要注意找出论说文中对事物和事件做判断的语句，互相联系起来，对文章主旨进行把握。
《师说》旨在透过一系列的论据证明「古之学者必有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三方面的道理。
当时世俗人不知古之学者必有师，只以为年纪不是大于自己的话，他的贤能一定不及自己，韩愈看到此点，借李蟠拜自己为师、跟从自己学习，发表议论，韩愈的构想是以十七岁那么年轻的学子从自己学习，而自己年纪比他大很多，但也不敢以年长自居贤位，而说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等说话，足见师的重要及师其道而非师其年长的道理。
而且「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之提法非常新颖，将师之角色具体定义，使当时老师作为「授其书而习其句读」的普通层次提升到授儒家之业、解儒家之惑之新高点，立意高远。
好的论说文一定有强大的说服力，要学会发掘作者的论述思路。
在文章中，他先是提出中心论点是「古之学者必有师」，认为师的角色是传承儒家道统、讲授儒家经典、解决学生面对的学问及人生困感，师的作用的确如此重要，令人难于辩驳。
韩愈进而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道理，人学习的是道理，最先能领略道理的人就可以为师，这与年纪、贵贱都无关系，能力优胜者自可在某一范畴为师，这更是难于质疑的提法。
接着，韩愈举出古之圣人亦有师、今之愚人竟谓可以无师，今之士大夫择师教子、而自身却不从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士大夫们都以从师为耻三项论据，有力地证明师之不可或缺，以及不从师之愚。
作者进而引伸，以圣人孔子转益多师为例，说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道理，以万世师表为例，说服力自然不庸置疑。
作者最后说明本文写作动机，引师事自己的十七岁少年为例，证明自己就是一位躬行师道者。
在全文对比、衬托论证手法下，通过层层推进，「古之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核心论题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附：徐汇高三一模卷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李白的资料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汉族，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
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
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其墓在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简介 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
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此说缺乏佐证。
据《旧唐书》记载，李白之父李客为任城尉。
李白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
关于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一说出生在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所属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省绵阳市所属江油市青莲乡）。
另一种说法是其父从中原被贬至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生，4岁再迁回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
其父李客，生平事迹不详。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 李白手迹碑刻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
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
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
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
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
李白不愿应试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赏识。
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复。
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震天下 。
李白初因才气为唐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
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
晚年漂泊东南一带，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
李白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
杜甫曾祖父（杜审言父亲）起由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
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基本信息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
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
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
故他的诗被称作“诗史”。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人，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
所以杜甫祖籍襄阳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
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
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
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
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共同谈论诗，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
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
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
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
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死后，按其遗愿.，和其祖父同归葬在洛阳市东约23公里的偃师县杜楼村。
杜甫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
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
杜甫又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他所写的诗，被人称为“诗史”。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
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
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
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
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
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
诗风基本沉郁顿挫。
编辑本段诗歌成就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 有吏夜捉人诗艺精湛。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诗歌风格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4]，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5]。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6]，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杜甫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7]，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
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
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8]。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9]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
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10]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1]是他的创作风格。
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
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12]。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13]。
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4]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
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15]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16]。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
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
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17]，故号诗史。
此说可取。
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18]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杜甫遗迹(10张)编辑本段诗歌影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
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
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
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
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19]。
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20]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21]。
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 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22]。
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
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23]。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
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
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24]。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
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
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
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
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25]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
世人又称王荆公。
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丞相、新党领袖。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人物生平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世人称其为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汉族,世称临川先生 又称王荆公。
临川王安石纪念馆,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现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吏[浙江省宁波市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编辑本段人物祖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人物出身 王安石出身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
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
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
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
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
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
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
文学的成就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
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王安石(6张)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
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
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
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声声慢》表达了作者什么情感
轻拂中华历史的尘烟纱缦，咀嚼古往今来的悲怀愁情，三千年古代文学史长河中，特立独行，登峰造极的沧海愁人，恐怕当数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了。
然而要解读李清照的一腔愁绪，却发现又是怎一个「愁」字了得
通览易安之词，充斥了太多太多的爱恨情愁
国愁，家愁，情愁，把一个临水照花的乱世美神给折磨得颜色憔悴，花容渐损。
心灵的寂寞，国家的颓败，爱情的失落，使李清照的身心倍感孤独。
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
长夜如磐，风雨如晦，把酒问天，相知有谁
无奈只好「黄花伴西风」
只好「独抱浓愁无好梦」，只好「谁怜憔悴更凋零」。
李清照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名门望族里，官宦门第及政治活动的濡染，使她眼界开阔，气质高贵。
而文学艺术的熏陶，又使她深切细微地感知生活，体验美感。
文化的汁液将她浇灌得外美如花，内秀如竹。
驾驭诗词格律她如斗草、荡秋千般随意自如，品评史实人物，她又胸有块垒，大气如虹。
当李清照满载着闺中少女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步入爱河时，她又演绎了一部传颂千古的爱情经典。
李清照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跌在蜜罐里，就站在山顶上，就住在水晶宫里。
夫婿赵明诚是一位翩翩少年，两人是文学知己，情投意合。
除了一般文人诗词琴棋的雅兴外，还有更相投的事业结合点——金石研究。
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时代，他俩能有这样的爱情结局，真是，百里挑一了。
这个美妙的爱情故事，经李清照妙笔生花的深情润色，成了中国人千余年来的精神享受。
且看这首：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
这是夫婿赵明诚在外地时，李清照给他的一首相思词。
彻骨的爱恋，痴痴的思念，借秋风黄花表现得淋漓尽致。
史载赵明诚收到这首词后，先为情所感，后为词的艺术所激，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
他闭门谢客，三日得词五十首，将李词杂于其间请友人评点，不料友人说只有三句最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
」赵自叹不如。
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可想他们夫妻二人是怎样在相互爱慕中享受着琴瑟相和的甜蜜。
这也令后世一切有才有貌却得不到相应质量爱情的男女感到一丝悲凉。
但上天早就发现了李清照更为博大的艺术才华。
如果只让她仅仅去写一点闺怨闲愁，中国历史，还有文学史将会从她的身边白白走过。
公元1107年，赵明诚之父赵挺之因与权臣蔡京的矛盾尖锐化而被罢相，不久因病去世。
死后三日，又被蔡京唆使私党弹劾几遭灭门之祸。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从此返回山东青州故居隐居。
此后十余年里，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搜集金石，鉴赏书画，整理校勘书史，撰写珍本秘集，在中国金石鉴赏史上留下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公元1127年，金人的铁锤砸烂了京都汴京的琼楼玉苑，掠走了徽、钦二帝，北宋随之灭亡。
高宗赵构仓皇南逃，重新立国，史称南宋。
李清照夫妻二人也被迫逃离山东青州故乡，辗转南渡到建康（今南京市）。
二年后，赵明诚奉诏赴湖州太守任的途中，因中暑不治身亡。
夫婿的撒手人寰，使李清照的情感一下子被困在干涸的爱之河床上。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居无定所，身心憔悴。
不久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
这个张汝舟，却是个衣冠君子，为觊觎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终于撕下文人的面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心存高洁不低头。
李清照视人格比生命更珍贵，哪里受得这种窝囊气，便决定与她分手。
可是，在封建社会，女人要提出离婚是何等艰难之事
无奈之际，李清照走上一条鱼死网破的道路，告发张汝舟在科举考试中作弊过关的欺君之罪。
宁可冒坐牢之苦，也要坚决解除这痛苦失败的婚姻。
这次婚姻的失败在李清照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疤痕
她心中的爱火永远的熄灭了，留下的只是万丈的雨恨云愁
上苍有意要磨练这位孤独无伴的绝世才女
欲成其名，必先夺其情，苦其心。
先是让赵明诚离她而去，再派一个张汝舟试其心志。
她驾着一叶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苦苦挣扎在生活的波谷浪尖
在流亡途中，她曾被人诬陷「颁金」，即通敌的嫌疑；接之而来的是丈夫生前多年收集的金石古玩也大部丢失，她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凄凉不堪。
一连串的沧桑变故，使李清照的性格逐渐由开朗变得忧郁，在中，她以凄凉的笔调感慨了自己今昔不同的心况境遇：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时代的沧桑，命运的变迁，性格的舛变，使她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过去所没有的愁苦悲凉。
往日曾写到的「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那种活泼消失了，「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那种逸兴消失了，而今的情怀就像是在中所写的：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读着这首小词，我们仿佛像坐在剧场里，抬眼望去，远处是一幅暮春的景色：红日高悬，东风骀荡，园林内的花枝上残红已谢，一片片绿叶正缀满树梢。
再看近处，则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兼做书斋的闺房，案头堆着史书，妆台放着镜奁，一只宝鸭香炉，袅袅不绝地吐着沉香的氤氲。
少顷，一位衣着淡雅的孀妇飘然轻移莲步，抬眼望了望窗外，转而踱进妆台，似想对镜梳妆，却又慵怠无力。
终展开花笺，抒写了这首回肠荡气的心灵绝唱。
久经飘零，独在异乡，尽管春日双溪风光绮丽，但在她眼中，却只是一片暮春的悲哀。
今非昔比，物是人非，触景生情，越发地感到愁苦。
在李清照的这一类词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民族灾难的场景，也没有直接呼唤英雄主义的精神，但正是山河破碎、民族危亡造成了她的个人遭遇，在她心灵深处铭刻下抹不去的伤痕。
「故乡何处是
忘了除非醉」；「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她这时是的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
有南北朝时因沈约曾题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清照曾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半壁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单看这首词的气势，哪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呀。
倒像是一个亟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
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见，她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呀
这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愁中又多了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
可是，这还不是李清照最伤最痛、最孤最独的。
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身边没有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着一个孤清的寂寞小院，身边没有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
她时常感到自己像是落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读懂她的心。
她一个人孤寂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这首浓缩了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残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忺摘。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下面，着重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分析一下这首词的时代背景和艺术成就。
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夏五月，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宋亡。
李清照夫婿赵明诚于是年三月，奔母丧南下金陵。
秋八月，李清照南下，载书十五车，前来会合。
明诚家在青州，有书册十余屋，因兵变被焚，家破国亡，不幸至此。
建炎三年（公元一一二九年）八月，赵明诚因病去世，时清照四十六岁。
金兵入侵浙东、浙西，清照把丈夫安葬以后，追随流亡中的朝廷由建康（今南京市）到浙东，饱尝流离颠沛之苦。
避难奔走，所有庋藏丧失殆尽。
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清照再嫁张汝舟，遇人不淑，旋即离异。
清照无儿女，晚年孑然一身，寄人篱下，孤寂而死。
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凝集心头，无法排遣，她和着血泪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声声慢》。
《声声慢》词，就是李清照身经上述国破、家亡、夫死、遇人不淑等不幸遭遇，以及颠沛流离、孤苦无告的反映。
全词透过残秋景象层层的描述，以表现作者离乱的苦楚，和忧患余生的悲哀。
通篇纯用白描，层层铺写，满纸呜咽。
词评家评为「千古创格」、「绝世奇文」，堪称抒情写意的佳作。
总结前人研究，《声声慢》之美妙，大抵有四点： （一）迭字运用，创意出奇 首句连下七组迭字，包含恍惚、寂寞、悲伤三层递进的意境，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曾申说其婉妙：「中心无定，如有所失，故曰『寻寻觅觅』。
房栊寂静，空床无人，故曰『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六字，更深一层，写孤独之苦况，愈难为怀。
」 下半阕又用「点点滴滴」两组迭字，赢得历代读者无比赞叹。
有认为创意出奇者，有认为情景婉绝者。
或以为工于锻炼，出奇胜格；或以为造句新警，绝世奇文；或推崇其「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或以为公孙大娘舞剑器手，或以为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
其中，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的论说，最能传其美妙：「此十四字之妙：妙在迭字，一也，妙在有层次；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寻寻』；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用又『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
觅觅之终未有得，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闼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
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
又继之以『凄凄』，冷清渐蹙而凝于心。
又继之以『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
故终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
似此步步写来，自疑而信，由浅入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
不然，将求迭字之巧，必贻堆砌之讥，一涉堆砌，则迭字不足云巧矣。
故觅觅不可改在寻寻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
且也，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
」 （二）叙写伤感，层次分明 整阕词，总共可分三节九个层次。
「寻寻觅觅」以下七组迭字是第一节。
这一节可分三个层次：「寻寻觅觅」，叙写恍恍惚惚，若有所失的精神状态，这是第一个层次。
这个遗失的东西，可能是流亡以前的太平生活，也可能是与赵明诚间的幸福与爱情，更有可能是钟爱一生的书画金石；总之，是她十分喜爱的东西，如今不复存在，所以她要「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叙写外在环境的寂寞；「凄凄惨惨戚戚」，转写内在的心理状态分别为第二、第三个层次，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将历经丧乱、家破、夫亡之身世，飘零、孤寂、不幸的遭遇，细致表出。
自「乍暖还寒时候」到「却是旧时相识」，是第二节。
上节七组迭字，总言心情的悲伤；这一节承上申说可伤的情景，也分为三层：「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是第一层，写气候冷暖不定之可伤。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为第二层，言淡酒不敌晚风之可伤。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写雁声过耳之可伤，为第三层。
换头三句，仍分三层，渲染可伤的情事：「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写懒摘黄花之可伤，为第一层。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写日长难熬之可伤，为第二层。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写雨滴梧桐的凄凉伤感，为第三层。
从各种不同的层面，就悲伤心情作渲染挥洒，是借镜辞赋的写作手法。
「以赋为词」，北宋词人周邦彦最为专擅；李清照亦长于写赋，故也能借镜赋法填词。
至于末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则总结前面三节六层可伤之事。
前文蓄势厚实，故此处总结顺理成章。
（三）藉景象描述，表现悲戚心情 上阕「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是透过十月小阳春的冷暖无常，转写为忧愁伤神伤身。
凸显结果，就可以省略原因，而且曲折有味。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是写她藉酒浇愁，而又忧愁难遣。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透过北雁南飞，曲写家破夫亡、漂泊南方的悲苦。
下阕「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菊花的枯槁憔悴，愁损容颜，正是李清照不幸遭遇的现实写照。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是愁苦已极，度日如年的反映。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叶落，细雨黄昏，更添愁思。
用「兼」字、「细」字，细腻道出愁人的苦闷：「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诉诸听觉，象征诸般苦难对作者的摧残。
「点点滴滴」四迭字的运用，活现了细雨的连密不断，愁苦的络绎不绝。
总之，全词藉景抒情，运景入情：透过冷冷清清，乍暖还寒，晚来风急、雁过、满地黄花、梧桐细雨诸景象，以表现孤寂、凄凉、悲伤、哀愁的心境。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读之使人动容。
（四）以声摹情，展现乐章之美 词调取名《声声慢》，声调上也因此特别讲究，用了不少双声叠韵字，如将息，伤心，黄花，憔悴，更兼，黄昏，点滴，都是双声；冷清，暖还寒，盏淡，得黑，都是叠韵。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曾称：「《声声慢》是李清照词中特别讲究声调的一首名作。
」李清照作词主张分辨五音。
夏先生曾提出全词多用齿声字（齿音）及舌声字（舌音）：《声声慢》用舌声的共十六字：淡、敌他、地、堆、独、得、桐、到、点点滴滴、第、得。
用齿声的四十一字：寻寻、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时、最、将、息、三、盏、酒、怎、正、伤、心、是、时、相、识、积、憔悴损、谁、守、窗、自、怎生、细、这次、怎、愁、字。
全调九十七字，而这两声却多至五十七字，占半数以上；尤其是末了几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二十多字里舌齿两声交加重叠，这应是有意用啮齿叮咛的口吻，来表达自己忧郁苦闷的心情。
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
这可见她艺术手法的高强，也可见她创作的大胆。
宋人只惊奇她开头敢用十四个重叠字，还不曾注意到它全首声调的美妙。
（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另外，还以双声迭韵字的运用，来增强抒情效果。
双声字如将息、伤心、黄花、憔悴、更兼、黄昏、点滴；迭韵字如冷清、暖还寒、盏淡、得黑。
将词之为音乐文学的特质，发挥无遗。
纵览该词可知，通篇表现的都是作者的愁绪。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还有情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凭借着自己极高的艺术天赋将漫天愁绪抽丝剥茧，然后进行细细纺织，化愁为美，创造了让人们永远享受无穷的词作珍品。
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的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
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
」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她和她的词也就永远高悬在历史的星空。
山东济南市趵突泉公园里，建有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题有一副楹联： 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 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
千古才女李易安，万古愁心李清照。
让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再次纵览李清照那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景凄凉的一生吧，她的成名，是历史的造就，是上天的磨练，是炼狱的铸就
国愁，家愁，情愁，她时而被夹在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
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终造就了她——一个万古愁心的乱世美神
为什么“聋”字是由“龙”，“耳”构成的
有什么来历吗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此说源于裴松注所引鱼豢的：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回复立（豆）者，其人也。
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
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此说最早见于和。
说： “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
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
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
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
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
袁宏及范晔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
后来则有水平七年（）、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
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
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
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
《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
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
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
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
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
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
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
《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
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
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
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
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
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
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
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自和帝（89—105）开始，东汉王朝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统治集团的长期斗争，至桓、灵之世（147—189）达到顶点，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184），东汉皇权陷于全面崩溃。
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有了新的抬头。
但作为东汉官学内容之一的天人感应，包括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瑞祥，始终没有中断过，皇室对方术的依赖也有增无已。
汉章帝（76—88）继明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
神仙术已为皇家独享，所以也当作最高的奖赏。
到了汉桓帝，更有了明显的发展。
他继续楚王英的故伎，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饰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
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这个时候已有了义理上的内容。
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义的标准教义，在传说为明帝时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经》是译经还是经抄或汉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学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见。
但它的部分内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现，则没有疑问。
此经从“辞亲出家为道”始，始终贯彻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与襄楷的主张全合。
其中言“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与襄楷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头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张；又言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以为“革囊众秽”，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说法。
因此，汉桓帝时重新出现的佛教，已经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义。
但在形式上，与道教的结合比同五经谶纬的结合更加紧密。
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书” 的，此“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原本《太平清领书》。
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义，主要在于论证“兴国广嗣”的正确之道。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说成是中国老子教化夷狄的产物。
这意味着佛教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
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
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
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