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 读后感
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历史上一直非常遥遥领先的中国，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
以前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除了扼腕痛惜之外，被告知的原因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
而今，韩毓海，一位北大学者，却通过大量的史实，并引用近年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建立在缜密基础上的论证，揭示了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
”洋洋洒洒29万字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明清两朝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且在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地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拱手交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
所以，这个表面上繁荣的庞大帝国，经不起1840年的轻轻一击，从此开始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倘若仅仅为了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这并不是《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韩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样对准了“漫长的19世纪”，对准了素来被史书描绘成科技发达、民主科学理念立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剥下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作者告诉我们，1648年，当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欧洲才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200多个小国混战不休的局面。
而欧洲3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正是建立在200多个小国混战的结果之上，通过不断地向民间金融资本借债，然后发动战争进行还债的循环史。
绝非马科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美化的那样，说什么地球上存在着对立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道义核心的西方文明远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先进得多。
十九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被西方史家描绘成科技推动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
然而，韩毓海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钻研精神，找到了被西方学者掩盖和美化了的真相：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
”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
那种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
而深刻影响了近代生产力发展的蒸汽机车等机器的发明，也绝不是如西方史书所吹嘘的由天资聪颖的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某些西方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自恋式的研究和自说自话式的表述，才形成了把中国愚昧化、妖魔化的历史价值标准，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对五四救亡前后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流毒不散。
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是西方列强把持话语权的世界，他们在人权、民主、贸易、国际法和全球化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大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谩骂，而刻意掩盖和避讳自身的血腥发展史。
这样的论调也迷惑了相当一批中国人，以至于他们一提起西方的民主自由就馋涎欲滴。
殊不知，《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实质，是为了讨好市民阶级以发行战争公债，从而针对殖民地攫取更大的利益。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韩毓海在充分发掘史实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努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精英的配合，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股非常不好的思潮：有些人一看到“毛～泽～东”这三个字就大倒胃口，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被蓄意描绘成一片漆黑、一无可取之处。
然而，韩毓海却以无懈可击的论证，再次揭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八面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历史必然性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可抹煞的基础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那种非常不好的思潮，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有些人一看到为新～中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作者和著作，就破口大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恨不得这个被他们认为一无是处的“又黑暗又落后”的中国被美欧彻底征服才算解恨。
而我们一些富有正义感和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尽管对这种观点和这种汉奸走狗深恶痛绝，但是却因为掌握资料的有限和史学思维的不足，而只能基于义愤与之接口对骂，从而被贬损为愤青。
做一名爱国愤青固然光荣，但是，韩毓海却不是这样的愤青，前面我已经说过，他的辩驳是完全建立在掌握史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推理之精当的基础上的，与愤青言论的浅薄无知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为真理之光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
这本书的书名起得非常有深意。
五百年来谁著史
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恰恰是西方列强，而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
而西方为什么能够取得标准的制定权
依靠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
作者在无情揭露这一事实的同时，以优美的文笔赞美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
作者“隐晦”地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
一本好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
最初我是从孔和尚的博客上看到他推荐的。
由于一直以来对愤青的正气有余而深度不足的印象，所以一开始我对这本书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是抱着在网上浏览几页的态度。
然而，几页过后，我便立即通过网上书城下了订单。
就因为通过浏览那几页，我感到这不是一本泛泛浏览的书，它是值得我无论是端坐在书桌前，还是倚在床头灯下，都精心阅读、思考、甚至必须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笔记的好书。
这本书所引用的国内外学界的资料成果之丰富，极大地拓展了我这个知识贫乏的读者的认知外延。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于书中引述的其它著作和观点，不惜放慢阅读速度也要在网上搜索而获其概貌。
所以，韩先生的这本书读下来，就阅读量而言，并非仅仅这一本书而已。
韩毓海通过这本书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诸多的历史真相，而且他以自己的观点和著书的行动，告诉我们，“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作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的，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
与欧洲文明不同，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
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而有天下。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这就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国人去追求作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
”
五百年来谁著史观后感起什么名字好听
吉祥，富有内涵；
沉睡五百年读后感
xhjcgqhwgeuihcfidhbc
中国诗书故事子长著史的读后感
名人的成功与其独道的方法有密切的联系—— 读到苏轼读书法时,我不禁唏嘘不已.苏轼定了一种阅读模式：带着A目标读第一遍,带着B目标读第二遍,带着C目标读第三遍,带着D目标读第四遍,数遍之后,便对书中多方面内容熟识了.这时我联想自己,自己岂不是只求情节的刺激、剧情的发展,每本书都草草读过一遍就罢了,有的甚至还没翻过几页……我心头不由得一紧. “印象”读书法?我陡然放松下来.老舍说,他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儿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他没功夫去细细分析——这正合我味口!我读书可是向来有急于求成的意向,一下午处置了五、六本书,受感动了的好好存着,索然无味地便弃之一旁——老舍还说,“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他的味；因为这一段使他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他不管；有一段叫他喜欢两天的,他就感激不尽.——读毕,我居然感到脸微微发热,在大脑的记忆中,居然没有一段文字能清清楚楚地刻在其中,而只是愈发缥缈的人物、地点,甚至没有时间,更别提事因、经过、结果,仅此而已. 我又看到了列宁读书的专注——他读起书来,对周围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在他背后用六把椅子搭了个不稳定的三角架,而列宁专心读书丝毫未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以后,他读完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三角架轰然倒塌……这哪像自己呀!我暗暗叫道——正当自己读法布尔的《昆虫记》正起劲时,妈妈忽然大叫：澳网女单决赛!我便把书一扔,连蹦带跳地就奔向了电视—— 紧接着是介绍毛主席的“不动笔墨不读书”,他的书上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眼瞅着自己的书架,如果你现在任翻一本,绝对比乞丐的口袋还要干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反映了司马迁怎样的人生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
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
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
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后来，人们使用“泰山”、这是一种博大的思想。
泰山、鸿毛是什么
这两样并不是简单的轻和重
而是人生的重要选择，平庸与高雅
司马迁受宫刑（古代阉割男人生殖器的刑法）之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人生，可以说他是积极的人生观
不愿平庸的人生观
也不该平庸的人生
“鸿毛”这两种轻重反差极大的物体来比喻轻重悬殊的两种事情。
司马光是怎么死的
是什么时候死的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
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读后感500字5篇
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夫妇二人合著的皇煌大作《世界电影史》俨然已是电影史学界的案头必备，被译成了数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其中也包括中文版（第一版）。
笔者翻译的是本书的第二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两位原作者做了大量的修订和校正，并增补了1980年代之后至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各地电影的发展状况。
作者认为，尽管数字环境下的媒介融合是必然趋势，但电影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和重要的艺术形式，活动影像——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无论是在影院里、在家中或在手掌上——都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依然激发着无数观众的激情与迷恋。
这也正是译者所认同的。
因为有了电影，世界才为我们显现出真正的丰富与无限，因为“是电影，让我们变成了更善良、更包容的人。
”从本书的厚度和涉及问题的广度即可看出，撰写这样一部浩瀚的著作，必定是一项艰巨而繁复的工程。
翻译此书亦大抵如是。
首先，要感谢好友周彬先生，他也是此书和众多优秀电影书籍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
没有他的敦促、理解、鼓励以及在时间上的一再宽容，要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他的认真细致以及广博的专业知识更是本书质量的根本保证。
非常感谢我的恩师、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远婴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于百忙之中拨冗为此书撰写了封面推荐语。
杨老师渊博深厚的学识以及爽朗温良的个性一直令众多学子敬仰不已，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戴老师对青年学子的提携有目共睹，她关于电影文化的精彩看法赢得了众多影迷的景仰，而她那些奥妙华美的著作亦带给了译者无数的启发。
重庆大学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楠楠同学参与甚多，她的协助不可或缺。
此外，王斯马、肖闱、任嘉霖同学也参与了少许工作。
还有一些同事及朋友也对此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特别要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为我提供了最为强大的后盾。
而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在本书即将译竣之际，小女歌悦降生于世。
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让我得以重新理解生命并再次体验成长的奇妙意义。
为电影著史，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与诗歌、戏剧、文学、舞蹈、音乐，以及世人印象中的历史著作本身不同，电影诞生得是如此之晚，以至于其出生年月、流变过程、甚至细枝末节都清晰可考；而若要放手著述一本电影史，其最大的窘境可能还包括：大部分的读者也许也曾经历、乃至正在经历电影史的某个断片、脉络乃至时代。
于是乎，电影史的困境就在于，作者必须时刻同海量的包括资料、档案、胶片、回忆录、来往信札、轶事传闻的“矿藏”中，缕出历史那隐秘、扭捏而又充满欺骗性的“矿脉”，同时还要面临着数不胜数的历史亲历者们的指摘、讥刺和不满。
与此同时，在电影研究方兴未艾的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也是人文社科学科在思想、方法论和视野上狂飙突进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新文化史，人类在第一次经历思想和认识的全球化过程中，迸发出了难以计数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其中相当多新鲜的理论方法，不是由电影媒介所激活启发，就是对正在长成的电影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而初版于1994年，再版于2002年的《世界电影史》，无疑就是一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渊渟岳峙般的鸿篇巨制：它坐拥翔实的史料基础、秉持着具有权威性的学界共识，但又不乏作者个人的品味与视角。
而本书的作者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夫妇，作为美国电影学界的泰山北斗，以学者的严谨态度、渊博学识、独特眼光，同时却以让大众读者能看懂、理解为己任的写作策略，完成的这部从电影创世纪之初，一直延展到当今3D时代的电影史著作，毫不取巧、而又举重若轻地直面处理了电影史写作所面临的种种先天困境，在最繁难处迎刃而解。
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电影学者。
仅从著述上来说，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现代电影中的故事与风格》与《电影诗学》早已是学界经典，任何研究好莱坞和电影理论的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他的观点，都不得不正视他的观点，或借重他的理论，或受到他的启发，或在他的思路上拓展发扬，或被迫与他的观点正面对话。
总而言之，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不能忽视他。
而其夫人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
其名著《新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深入浅出，通过对十部影片的精读，准确地提点出了1970年代之后美国电影席卷全球的电影视听叙事的秘密。
此书与她早期的《输出娱业：世界电影市场中的美国1907-1934》，堪称是她研究早期好莱坞和新好莱坞的两部典范之作。
而波德维尔夫妇二人还一同合著过三本书，其中初版于1979年的《电影艺术》，自刊行以来，经历了7次修订，重印了将近20次，在学术观点更新极快、且电影研究达到钟鸣鼎盛的20世纪最后二十年，仍然行销海内、长盛不衰，其理论范式的坚实和实证研究的经典性，不言而喻。
他们坐镇美国电影研究重镇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十年，所凭的就是本本都分量极重、但却极为明了悦读的学术经典。
更令人叹服的是，作为身在全世界电影产量最高、名气最盛、工业链最为成熟的美利坚的两位根正苗红的北美学者，他们并没有将自身的目光局限在好莱坞，而是用一种更为全球化的眼光，尊重、了解乃至关心世界其他角落的电影和电影工业。
克里斯汀•汤普森最早研究苏联电影，其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苏俄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
而波德维尔更是涉猎广泛，《德莱叶的电影》针对的是这位丹麦导演，而《香港电影的秘密 : 娱乐的艺术》、《小津安二郎和电影诗意》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国度。
其夫妇二人电影研究的世界视野，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影这门最易超越国界和语言限制的艺术其自身的特点，但也同样是本学科的学者轻易所不能企及的。
而这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理论架构，还是史料储备，以及全球化的治学范围，抑或还有如陈年佳酿一般学术沉淀之后的某种通透，都像是为酝酿这本厚达千页的《世界电影史》，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所做的历经数十载的万全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