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忆录读后感
[张国焘回忆录读后感]不久前看了一下张国焘的回忆录，当然是有选择的看，有的地方看过三四次，有的地方一次没看，张国焘回忆录读后感。
有点意思，对革命的认识是有帮助的，不管是对以前的，还是将来的，都有。
书中对我影响深刻的有几点。
一是张对毛在三大上对农民问题的看法评价极高；说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二是湖南农民运动被发动起来了，上千万农民参加，但被许克祥的一团人枪给打下去了；说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所谓的群众在军队面前只是乌合之众。
三是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发展历程，当时的四川民间普遍吸食鸦片，普通红军战士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像红小鬼，字都不识，谈不上什么觉悟；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初的革命，很大的成分是农民起义的性质，也为后来的变修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所谓的群众觉醒论是站不住脚的。
能参加革命的不一定是有觉悟的，有觉悟的不一定能参加革命，通晓马列毛学说的不一定信奉马列毛；有的反革命可能非常精通马列毛学说，反起革命来能找到刀口，得心应手；反而有的左派可能只知马列毛的皮毛，尽干傻事。
现在群众的觉悟比红军时期强多了，至少有革命和文革的间接经验，也经历过改开的欺骗，受尽欺压，身处水深火热，而贪腐尤胜民国，民心尽失，为什么革不起命来
这个问题我思索了二年多的时间了，始终不得要领，只是觉得革命更需要一种“势”的东西，这种势可能是大势，也可能是阴阳交替的势，也可能是兴勃亡忽的周期律的势，也可能是如兵法中所说的兵势，反正是一种天数吧，势来了，秋风扫落叶，势去了，兵败如山倒，读后感《张国焘回忆录读后感》。
革命对参加者是带不来看得见的切身利益，这也是革命裹足不前的原因。
革命需要勇于下地狱的革命者，这是目前只会谈空弄玄的、只会说群众不觉醒的、软弱无能的左派办不到的。
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同英雄造史观的，没有主席，中国革命不会成功；没有韩信，刘邦加张良打不败项羽；没有冉闵，汉人会被匈奴杀光。
历史上的事实证明，英雄人物有时会左右历史进程，不承认事实是不对的。
“火车跑的快，全凭车头带”是废话，也是真理。
张是在党的历史上仅次于毛的强人，他的部分话是有道理的，没读过的、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读一读。
不要忘记：读别人的书，用自己的脑袋思考。
〔张国焘回忆录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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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读后感孙中山
几乎是用一口气,以一种领悟的心情读完了本塆族哥程炳新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一书,《我的回忆》读后感.把卷沉思,感慨万千.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感动.书中介绍了塆史、家史,简略而有重点地记述了作者的出生、成长、奋斗的历程.“教益篇”则是书中的精粹,是作者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总结,其意是为了警示后人,让后人以资借鉴,放在书的最后,使你感到一位智者引领你前行,从平地到山峦,慢慢地,慢慢地,随智者登临绝顶,顿觉星垂平野阔,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思想升华被推向了极致.而后给人又是一阵强烈的撼动,透骨的深思,在启迪中催人悟道.“教益篇”是作者以自己的亲历总结出成败得失,然后入微剖析,形成经验,富于哲理,言谆意赅,震耳发聋.但作者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而是深情倾吐,娓娓道来,像是和你谈心,犹如山涧清溪,虽然溪中也兀立着一些石头阻挡溪水,但溪水却是平静地一路浸漫过石头,抚摸着石头缓缓而行.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具体讲了一些什么内容?现在,这本书是否(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了?
没有什么功绩，军阀主义思想，对所谓富农出身的干部打击迫害，甚至秘密处决，人品还差，还喜欢搞阴谋。
用莫须有、大清洗杀掉了很多老干部，譬如曾中生、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其中许继慎的妻子还在怀孕也被干掉 脑袋里封建思想太重，一心要把红军变成自己的私人军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惜颠倒黑白，诬陷好人，甚至大开杀戒。
张国焘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 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果是南下取得一点小胜利让他冲昏头脑，最后由8万人锐减到4万左右。
他一心 想争夺中央领导权，仗着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策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 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最后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张国焘是什么人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5年）。
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县）。
1919年在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毕业。
原是中共创党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副主席、（自立）中共临时中央主席。
193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一度在军统任职。
1948年创办《创进》周刊社。
后去台湾、香港，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
最终定居加拿大。
著有《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