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诵读总结
闲来无事，在网上乱看一通，突然看见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说得太好了，拜倒
本人不才，陆陆续续读了30年书，不过关于读书为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确实是始终混沌。
小时候是被父母逼着读书；长大些为了将来赚多多钱读书；工作后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二是没背景没靠山，想要上升只有读书。
可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吧，天天在办公室浑浑噩噩，与同事明争暗斗，拿着也够吃饭的一份薪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自己一天天变老，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真不甘心
而且但凡读了一点书，总该有点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吧。
现在的世道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过于在意个人的得失就不能心态平和，心意烦躁必定难成大事。
所以人一定要立志高远，心胸开阔，觉得现实不如人意时，一是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别人做不了的我做得了，别人做的了的我做的好，有这份自信时就没有人会小看你；二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多读些儒家经典。
千百年来孔子被尊为“致圣先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儒学的魅力。
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如何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如何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儒家经典会给人提供很多的帮助。
心情烦躁时，多颂读些儒家经典，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会让人对现实的负面释然些，对暂时的得失超脱些，对将来的设想理智些。
回过头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是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非常能表达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可以说是对“为何而读书”这一问题的终极完美答案。
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做为一个读书人，你不觉得这四句话读起来非常有力，正是心中想说而未能说的那种感觉吗
不满于现状而又不知该如何改变，热血沸腾几天又归于浑浑噩噩，人除了穿衣吃饭，更需要精神追求，给自己定个高点的目标吧，然后配以切实可行的计划，坚持下去，坚信付出总有回报。
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枉来这世上为人一趟。
什么是国学
国学 简介：“国学”一词，古已有之。
“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
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这时的“国学”实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今“国学”之意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
但是定义仍然需要学术商榷，未得到确定定义。
内涵价值：国学，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先进文化，不仅仅是时尚文化；也不仅仅是自然国学，不仅仅是生命国学，不仅仅是家庭国学，不仅仅是公益国学。
国学更是一种起源于原始太初而传承于历史现实的活着的正在继续的中正文明、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是数千万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高度总结，是中华母亲的乳汁，是中华儿女的血脉、精神和灵魂，是中国人信仰的天空和大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今天，老百姓国学仁为己任任重道远。
国学内容：国学是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核心，历代有《黄帝阴符经》、《老子》、《庄子》、《郁离子》和《素书》等诸子百家的经典。
第三部分：诗赋。
诗和赋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体裁。
《汉书艺文志》里有《诗赋律》。
古代秀才登高就能赋，而我们不如古人。
第四部分：兵书。
兵书在古代知识分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和后面讲的术数和方技被看做是实用理性的。
第五部分：术数。
譬如作为占筮的《周易》。
第六部分：方技。
房中术、医术都是方技。
参见百度百科：
例举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发现及简评
中西文化近年来，由于资讯发达，中西文化在表面上虽已不若往日那般差异，但在思想根源上，却依然南辕北辙；而这两种文化，也同时受到科技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种种挑战与冲击。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的定义，依据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eober）的统计，文化的定义高达一百六十种之多，兹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1）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人类社会由野蛮至于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表现于各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器用、制度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
” （2）克罗伯说：“文化是一些经由学习及传递而有的反应、习惯、技术、思想和价值，以及所引致的行为。
” （3）人类学家希伯（Paul G. Hiebert）认为：“文化是一个经由学习，且反应社会特质的行为、思维以及产品的综合体系。
” （4）文化历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文化乃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需求而有的共同生活方式。
文化代表着生活及思想的复合物—包括行为方式、信仰形式、价值标准、技术、符号及机构。
” 因此，综合上述意见，宣教学家路兹别克（Louis J. Luzbetak）总结出文化本质上的三个特性： 1）文化是人生的蓝图或规划； 2）文化是社会所拥有的； 3）文化是经由学习得来的。
因此，那些艺术作品，或可观察的行为反应、仪式、社会关系等，都只是文化的“表现”，而非文化本身。
一、普世性的文化危机 当我们正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折点。
不仅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进行全面的反省。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固然有些是我们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譬如：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包袱），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是全球性的，例如都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的、环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种种问题。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地沉重，也特别地紧急。
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份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
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仅见。
因此，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
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
正如中国大陆学者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话题。
” 今天中国社会，不容否认地，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
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
中西文化差异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
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
美国人却不同，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
对于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人如果一大家子来购物，父母为小孩买东西天经地义，已成年子女为父母代付钱也理所当然。
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已成年子女抢着为年迈的父母付钱，双方抢来抢去，争个半天。
老外却不同，父母、子女各自理财，互不搭界。
甚至有些小孩买东西，也得自掏腰包，用他们帮助父母做家事挣得的零用钱来支付。
每当我伸长手臂，接过比柜台还矮的小孩，从口袋上的钱包取出的钱币时，心中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难过，真想责问站在一旁的家长，为何不掏钱
而那些已成年子女，在金钱上，和年迈的父母，同样经济分明，年迈父母从干瘪的钱囊中抖抖索索掏钱时，他们却是心安理得，丝毫不为之动容。
曾有一位大客人，住在高级白人区，是个医生，每次来都要买上几千块的东西。
有一次陪纽约来的母亲来买东西。
老板见是大客人，不敢怠慢，亲自接待，带他们上楼看贵重物品，好半天才下来，老板忍不住发话了，“老太太真挑剔，什么都看不上”。
在楼下，老太太挑中3个总价为50美元的景泰蓝小盒子及一个等价的粉红水晶小象，她拿在掌心把玩着，爱不释手，一会说要买象，一会儿又说买盒子，再三考虑着。
我心中不免嘀咕了：既然喜欢，为何不爽快买下，真是个吝啬鬼。
这时，站在她旁边的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对母亲说：“你只有50多块，只能买一样，等你回纽约，汇钱过来，老板会帮你寄去。
”噢，我错怪老太太了，原来不是她挑剔、吝啬，而是她实在没钱。
心中顿时五味杂陈：难怪美国人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没有中国人这么高，这个挥金如土的医生，宁愿看母亲失望而归，也不愿为母亲尽一点孝心，付一点小钱。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培养出了个有钱的儿子，父母却沾不到一点光。
这就是现实的美国，儿子可以是百万富翁，父母却照旧穷困潦倒，和中国人的“母以子贵”，“一人得道，合家升天”的中国传统天差地别。
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中西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中国是大陆文化西方是海洋文化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这种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而形成显著区别。
主要区别：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
早先，人类只能在陆地从事生产与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使陆地与陆地沟通，促进航海与商品贸易的发展。
大陆文化大陆文化因受山岭江河阻隔而造成狭隘性与封闭性，因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产生封疆与世袭观念，又因土地占有的面积大小与山岳的高低形成等级制度。
陆地是稳定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风调雨顺；封建政权的代号为“江山”，即使说“四海为家”，也是以四海为边界。
传统所谓“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把海疆排除在外。
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惜别怀乡，这些都是大陆文化的生成背景：封闭，保守，墨守成规，求稳求太平，害怕社会变动。
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大陆文化虽然平和,厚重、典雅、精致，其局限性则是很明显的。
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海洋的广阔与一望无际而表现出大气与开放姿态（李白诗：“海水不满眼，观涛不称心。
”）；又因海洋无法私人占有而形成平等观念，密切了人间关系（“同舟共济”“风雨同舟”）。
海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天风海涛，最能启迪人们想象与幻想；而险恶的风波，又能培养人们的冒险精神，使航海成为勇敢者的事业。
海洋是流动的，变化的，宽容的，有较大自由度（普希金诗：“大海，自由的元素。
”），较少狭隘观念与保守思想。
海洋又是积极的，进取的，浪漫的，有广阔的想象与联想的空间，开拓人的心灵世界。
这些构成了海洋文化大气、强悍、机智、热情、浪漫、生气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基本特征，也构建了海边民豪爽、旷达、灵活、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心理素质。
海洋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是一种城市文化、市民文化，体现了人类文化最新发展成果，有鲜明的时代标志。
其外延涵盖当代的科技发明、商业流通与社会进步；其内涵包含近代的民主理念、平民意识与自由思想，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质与精神境界。
它不仅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更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标志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上就是1.对中西文化的思想与看法 这问题的答案。
2.国学能否现代化，如果能，如何现代化就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啥叫国学吗
我们国家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老文明的东方古国，之前是还有几个文明古国，但它们的历史都已近断代了，不是像咱们国家一样一直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延续下来的。
咱们国家是有着属于自己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还有着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国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它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一个集合体。
国学它原来是指国家学府，即古代中国、朝鲜的中央学府，为官学体系的最高学府。
虞之上庠，夏之东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汉后之太学，隋后之国子监，皆为国学。
而今我们谈到的国学是指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查阅国际君友会资讯中心的国学词目有如下定义：国学，可译做“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
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具体点说就是：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下面讲讲国学与西学的相关知识国学发展 西学东渐诞生国学。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与西学的论战。
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
单纯的说国学，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
自西学东渐、文化分流转型以来，为区别于西学，时人把我国的“六艺、五术”“诸子百家”统统称之为“国学”，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现代自五四以来的新青年运动前后，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而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
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分流的发展。
国学本为我国之独有，但在中华近代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之学的分野，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开始逐渐分流发展。
在中国大陆，国学曾因破除四旧而遭涂炭，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后，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
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
中华国学其宗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应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
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其中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乃是“为生民立命“之术；其中五术，乃是 “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
被今人疵垢为“迷信”，那些轻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的人，其实他们很少站在与人生存在状态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去认真的探究天人之际的真切意蕴与内在价值，去拉近生命存在与天人之际之间的间接和直接联系，在传统与时代、学问与生活中架设一架沟通的桥梁。
大国学论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
有鉴于此，今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
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
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现代“华学” 学者针对在当前国际社会上，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意故意的造成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的历史时代之际，把国学称谓“华学” （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蚩尤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一切反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论和舆论，都是对民族文化的践踏，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
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
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
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
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
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
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
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
以上就是关于何为国学，及它的发展，还有传统文化的价值。
你想想国学它该怎样现代化呀
下面再补充一些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知识传统国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
“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
它是新一代应该了解的知识之一。
大国学概念的衍生：国学、汉学、中国学。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
秦砖汉瓦，非秦（有英语China为证）即汉(Han Studies)，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范畴。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
（以上文章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 “国学“，更有宽泛的解释。
如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以上文章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 国学教育 至于大学里设立国学学位，有人说“国学学位”的定位本身就十分模糊，其实，国学包括哪些领域和范围本身并不模糊。
国学分为小国学圈与大国学圈，小国学圈仅仅限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大国学圈则囊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
国学随着西学渐淫东学式微之际经波澜起伏而日渐风起云涌，走到今日实属不易，国学是伴随中国传统文化而生长的、伴随中国历史而发展的。
近来有闻者，2008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表示将向有关部门正式提交设立国学学位申请，请问是将国学中哪一门、哪一科目设立“博士”学位
还是该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都设立“博士”学位，如果厚此薄彼，是否其他科目非中国学问，不该列入“国学”之列耶你说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是很无价呀
为什么国学从我们的教学大纲中隐退了
【记录】2011年11月14日：国学走进打工子弟学校上午接待田坤老师。
有关于国学走进打工子弟学校的思考：1、打工子弟属于外来人口，属于流动人口，不仅仅在北京，不仅仅在中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打工子弟在与父母的接触交流沟通中，是有着冲突的；父母的观点里面，只是异乡人在北京漂泊；打工子弟的观点里面，他们不是异乡人，他们在北京成长，他们就是北京人；他们甚至处处回避着父母的浓浓乡音。
打工子弟在与北京人北京子女的接触交流沟通中，也是有着冲突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被一再地确认，他们不是北京人，他们只是路人，只是过客。
打工子弟找不到归宿，无根的漂泊，无助的命运，无时无刻的危机感觉。
因为归宿感的模糊或失落，他们的安全感也很难以建立起来，幸福感就更是无从谈起。
2、相对来说，打工子弟不仅仅物质生活水平相形见绌，精神生活更是日落千丈危机四伏。
在北京的国际都市化的建设进程中，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更多问题，打工子弟面临更多问题。
是让他们带着仇恨、冷漠而成长，还是让他们带着感恩、热爱、善良而成人成才
3、国学走进打工子弟，传统文化走进打工子弟学校，是现实紧迫的需要，是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需要，更是建设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和谐北京、世界北京的需要。
4、从家入手，从心开始，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让打工子弟认识热爱故土老家，让打工子弟认识热爱北京现实之家，让打工子弟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的精神之家，让打工子弟敢于憧憬敢于追求敢于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新家。
5、开展寻根之旅，开展故土之行。
《家》《春》《秋》——巴金老人的这三部书名字可以作为活动主题，去探寻父辈祖辈的生命源头，去发现自我生命的密码。
我从哪里来
一方水土一方人烟，每一个人都是从那山那水那人那家里来的，是某个地方的一股天地之气，更借助了父母之恩爱而来到人世间，是天地灵气，是水土灵物，是父母灵动，是灵魂具足。
6、知根知底知究竟，行动行为行至善大道。
把握一份爱的种子，让每一颗种子都尽可能接触土壤接触地气接触水分，传递爱，传承爱，传播爱。
7、最美的是家乡，那风光、风景、风土、风气，那人物、人伦、人情、人心，还有那些历史的故事、传说及神话。
找到最深处的根子，找到最源远流长的河流，一如回归到了摇篮，那种被包容的认同感，那种被接纳被呵护的幸福感，是多么自然，是多么究竟，是多么美好啊。
8、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道的产物，是太阳，是花，他自然会善待万物，他自然会生动活泼。
那么所谓的教育就是归位，就是让远离的能够回来，就是让模糊的更清楚自我，就是让虚浮的变得更加踏实而执着。
9、了解家乡，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为家乡而学习，为家乡而奋斗。
10、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沉的根，国学是我们最深情的祖国，幸福的家园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手中脚下。
11、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我是这片土地的孩子，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明心见性本是道，百转修入终为空。
明知不可而为之，一寸丹心照环宇。
12、形式的考虑：小手帕、写信、家庭劳动、亲情互动……
〈隋书。
经籍志〉译文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
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
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
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
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
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
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
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
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
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
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
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
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
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
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
......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
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
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
（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
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
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
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
这容易引起歧异。
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
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
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
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
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
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
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
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
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
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
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
（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
（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
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
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
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
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
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
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
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
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
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
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
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
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
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
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
'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
......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
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
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
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
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
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
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
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
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
礼就是从这里来的。
（《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
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
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
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
......（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
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
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
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
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
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
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
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
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
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
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
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
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
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
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
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
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
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
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
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
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
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
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
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
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
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
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
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
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
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
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阐述国学的分类范围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
《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
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
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佛 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
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
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
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
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
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
“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
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
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
‘国粹’之名随之而起。
”（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
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
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到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关于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
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
“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
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
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
我的国学观（千秋悠客）首先，我认为国学乃是一种社会科学。
是中国学术的简称。
他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版块。
他跟文学艺术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文学不是国学、历史也不是国学，艺术也不是国学。
所以单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历史作品，他们本身并不是国学。
国学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
就像文学理论是理论，而文学作品并非理论一样，文学家是文学的创作者，理论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员，他们从事的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
一个重在创造，在想象，而一者重在科学的分析、研究。
他们互为素材与主题的关系。
文学、艺术、历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乃是国学研究的对象。
他们本身不叫做国学著作。
而对他们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才叫做国学著作。
接着看国学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外，他还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朴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图书版本及辩伪学、文物鉴定等方面。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体系。
那么这算是古典国学吧。
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也可以称为国学。
可以是现代国学。
比如把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佛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围，当然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区分。
我这里也就不深谈了。
再看国学成就的评价标准。
国学强调的乃是科学性、逻辑合理性、学术严谨性。
艺术性与思想性不是判断国学成就的主要标准。
艺术性与思想性乃是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
不适用于国学范畴。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学著作里面感受出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如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艺术色彩，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从形式上看，都具有艺术性的特点。
但是，艺术性不是判断国学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
就像钱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国学家，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国学成就，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材料，都属于非常成熟的。
比较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意思。
那么思想性是不是判断国学水平的标准呢
同样不是重要标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们强调的是论点、论证、论据的相关性，如果论据不能成立，那么再冠冕堂皇的论点，都是低劣的。
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刘心武的“秦学”，都只是一场场学术闹剧。
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对，但是他们妄改事实、牵强附会，对于学术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所以才有后来的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辩伪，才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也因此被认为是踩着蔡元培成了红学家，但学术强调的是严谨，就是这样六亲不认的。
认理不认人。
）假如我们因为钱穆辩伪而影响康有为改良学说的传播，胡适考证而影响了蔡元培革命学说的传播，那么那只是他们在社会效应上产生的结果。
但是在学术方面，并不能因为他们产生的社会效应而颠倒黑白。
比如说刘心武的“秦学”引起了红学的普及，这是他的社会效应，但这社会效应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呢
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成就呢
不是的。
也许有的结论或理论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个时期因为手段的创新性和思想的先进性而引起了大众的追捧，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
正如花费数年研发的产品，会毁于一句并没认真论证的谣言一样。
你能说明这句谣言比数年的研究实践，他们写出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吗
更正确吗
显然不是的。
开放分类：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