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的每章读后感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
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
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
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
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
“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
“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
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
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
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
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
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
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
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
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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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每一章节的读后感,800字以上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
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
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
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
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
“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
“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
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
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
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
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
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
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
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
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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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简介
本书为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专集。
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
他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
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
散文写成美文不易，写出点历史文化意味更难。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许可以让人二者兼得。
请给出对《文化苦旅》这本书的思考角度
我觉得这本书很多都是对生命、历史的感叹，不妨也顺着作者的思路写一写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援引一些书中的东西，应该是篇不错的读后感。
读完那本书之后很久我都很佩服余秋雨先生，仅仅用一些文字就能左右我的情绪。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只有《莫高窟》《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道士塔》这几篇，情节已经淡忘了，但感动还在。
《信客》选自《文化苦旅》吗
《信客》是选自余秋雨的化苦旅》楼主看一下《文化苦旅》的目录就明白了：自序 道士 莫高窟 阳关雪 沙原隐泉 柳侯祠 白莲洞 都江堰 三峡 洞庭一角 庐山 贵池傩 青云谱随想 白发苏州 江南小镇 寂寞天柱山 风雨天一阁 西湖梦 狼山脚下 上海人 五城记 牌坊 庙宇 夜航船 吴江船 信客 酒公墓 老屋窗口 废墟 夜雨诗意 笔墨祭 藏书忧 腊梅 家住龙华 三十年的重量 漂泊者们 华语情结 这里真安静 后记 ——————————————————————————吴江船 信客 酒公墓
余秋雨文化苦旅赏析
杂文有品（现代文学院） 初识余秋雨——赏析《文化苦旅》－姜涛 我第一次接触到余秋雨先生是从《文化苦旅》一书开始。
最初只是在众多书籍中随手找一本来做冲淡时间之用，就随手取了这本。
见书名即为“苦旅”，我便当是游记欣然读起。
没想到我当作“游记”的这本书却让我越看越是心惊。
这哪里是什么游记，明明是一位有着丰富文学蕴涵的学者对中国文化贤哲们的一种垂悼。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山水’。
” 这种山水的文化底蕴远远超越了任何书籍的梗概。
只要是悟性好一点的文人往上一站，所有的“风景，山水”都会变成能吐纳千年的豪士。
文人也因此挺直了背脊，不再萎靡。
余先生对历史的多情尤其体现在《文化苦旅》中。
人一旦对历史多情，那必然会加重人生的负载。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由于历史的沧桑感带着人也沧桑起来，这就更增添了笔墨中的几许浓重与力量。
余先生从“道士塔”、“莫高窟”的沉重历史写到“阳关雪”、“沙漠隐泉”的荒芜边缘。
又从一线泉水间转移到大文豪的祠堂“柳侯祠”。
紧接着是探讨人类起源的“白莲洞”。
随后至“都江堰”、“三峡”、“洞庭一角”渐渐步入明朗。
后面虽然也不乏较为沉重的篇幅，但较之一开场的叫人心头一阵酸痛就显得略为平淡和轻浮了。
对于余先生和他所著的诸多书籍的许多评判，在下不敢一切苟同。
但有一点，余先生的博学是众所周知，众铄一口的，是不用质疑的。
尤其是在史学方面更是博览于心。
在此书中颇为锋芒显露，篇篇形色俱佳，言辞丰硕。
具体书中我所好之文应属“柳侯祠”和“洞庭一角”了。
当然还有“都江堰”、“三峡”、“风雨天一阁”、“酒公墓”、“废墟”、“藏书忧”等。
只不过前者稍重些而已。
对柳侯祠的热忠是因为我对柳宗元的追崇和惜憾。
柳公宗元也，不仅代表他一人，而代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封建时期文人的凄楚和无奈。
可惜，遗憾就在于此。
而追崇的则是他或他们的文化人格。
在那时的中国，那时中国的文人，珍贵的是人格。
但拥有这样人格的人却日渐的从凄楚变为寂寞。
然而在这种大趋势拢谠挥惺У羧烁瘢挥惺渌奈幕烁窈退娜诵员局省Ｕ彼ё攀昀丛谟乐莼艿暮窈褚辉灏桶偷氖那巴ぐ仓省Ｓ室换樱恢节椋窒放愕慕嵯蛄烁咴兜牧荨Ｕ笔⒛甑牧谠坏眉绦ど险魍荆唤肴桓锌健暗吲媪骼胨氖兀唤⒉匀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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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纾仙?O:P>； 不管柳侯祠旁的诸多碑文的提书者是否与我一样追崇这位文豪。
光看那洋洋洒洒的文字，潇洒飘逸的书法，就知道他们也是文人。
不同的只是没有柳宗元那一代那么无奈与悲凉。
不论那些被青年们指指点点破读的碑文是何人所书，那都代表着对先人的一种崇敬。
如果能够多一点这样的崇敬，那么对于文人就会少一丝无奈。
至于对洞庭一角的偏爱，那完全出于我对岳阳楼的溺爱。
如文所言，岳阳楼要从“贬官文化”说起。
官员被贬到外头，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爬上心头，只好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和山水亲热。
就这样，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
等到事过境迁，换了朝代，朝廷也会觉得此人不错。
于是恢复名誉，人品和文品双收，传入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近过的山水亭阁，都成了遗迹。
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者相帮衬，俱著声名。
如此所叙，于是便有了范仲淹，有了《岳阳楼记》，有了岳阳楼。
武昌黄鹤楼，南昌藤王阁，洞庭岳阳楼并称长江三胜。
黄鹤楼，藤王阁都没有了，现今只剩下一座岳阳楼了。
它最初是唐开元中中书令张说所建，后经重修，诸多磨难不必说了。
岳阳楼建在岳阳市西门城头，下临八百里洞庭湖，气魄萧然，巍峨不拘。
汩汩滔滔的湖水无风起浪，想冲刷些什么似的，浩浩荡荡的翻涌千年。
浩淼的洞庭湖承载着历经风霜的岳阳楼，孕育着那句先忧后乐的哲言。
这充分淋漓地展现着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子写此湖、此楼时的胸襟。
这两句哺育了很多后人的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
他借楼写湖，凭湖抒怀，从洞庭湖直写到天下，让人在气势的卷带中吐纳天地。
在岳阳楼旁有三醉亭，在范仲淹后有吕纯阳。
这位道学始祖把整个岳阳楼弄得仙气四溢。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这位吕仙人时不时在这里喝喝酒，吟吟诗，更让人觉得岳阳楼神乎其神了。
也正是吕洞宾的仙风道骨，气韵翩然把岳阳楼搅得更复杂，更神秘。
在下对岳阳楼溺爱的始末是讲不尽，道不完的，还是谈谈余先生的书文是正经。
《文化苦旅》从头至尾读下来，其名为苦旅，其中必让人感到无尽的苦涩与辛酸，但可以说对我是一次穿越古今文化的游历，是一次修身养性的过程。
从苦难中领悟的真谛才是铭记于心的，影响幽远的。
其实任何领悟都是一段痛苦的旅程，认识事物本性便是旅程的目的地。
但余先生并不张扬的笔风，却把认识过程写得透彻而意味深远。
常使我回荡于心，回旋于耳畔。
余先生这种朴实无华中见神奇，渺小细微中现伟大的韵味和对史料的博览于心是我所未能及的，也是我一直追崇的。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到底什么水平
剧场效果；小说化特点；典雅 当代文坛，谈到散文不能不谈余秋雨。
余秋雨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据说，单他的《文化苦旅》在台湾一年就重印了11次，可见其散文的魅力。
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
本文试就其艺术特色和现实意义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 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主要内容 余秋雨的散文开始“提及一些重大的事情”，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
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 通往未来的立足点。
因此，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了一场艰辛的“反刍”，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
余秋雨创造性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纵横捭阖地进行了富于时代意义的思想驰骋。
梅洁女士评论说：余先生以一个文学理论家、文化史学家和作家的多重身份，依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借助人类文字的载体——散文，洋洋洒洒地揭示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古老、神秘的中国历史中，竟以轻扬的散文做着最深刻最潇洒的穿越。
余秋雨的散文“深入浅出，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不多的篇幅，浅近的话说出来”，这才称得上大手笔。
是啊，读余秋雨的每一篇散文，仿佛看见一个历史的哲人，沉思着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废墟、小镇之间，我们也与这位哲人一起，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二、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艺术特色 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著作，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
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太浮浅，甚至落入俗套。
在上节课谈到写作风格问题，于是还是想起了余秋雨，也参考了诸多对余秋雨写作风格的评论，也略加自己的一点浅见。
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在目前文坛泥沙俱下、日益堪忧的情况下，余秋雨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开辟了散文新文风。
“余秋雨将中国传统文化意境与现代意识连接在一起，以逆向操作的方式异军突起，呈现给读者一种新的阅读文本，激发起他们新的审美趣味，”从总体来说，一方面气势磅礴，潇洒自然，一气呵成，让读者也随着他的情绪时而崇拜、向往自然，时而对历史深沉愤慨；另一方面，他一唱三叹，一步一回首，低沉的调子，悲怆的氛围，一次次让我们去思考历史、自然、人生。
作为一个文化意识较强，颇具历史感的散文作家，尽管行走匆匆，却常能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从尘封的史料和那平淡无奇的山水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进而做到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哲理与形象相交融。
因此，在综述的前提下，我们现着重从他的语言特色，表达方式等几个细节略谈一下。
（一）文学语言的独创性 1.剥除装饰，显露本色 语言的外在的装饰，余秋雨在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倒是时时呈现，可以说那是他挑战学术话语枯燥性的一个实验，我们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中都能看到。
但是，当他一写散文反而进入了最本真的语言状态。
人们读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朴素得让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写学术著作讲究色彩，写散文却洗净了色彩呢
因为从学术进入散文，也就是脱去外套进入生命的自然状态，越朴素则越能彰显本色美。
文字间有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故意追求“净空无色”、“真水不香”。
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写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纱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计，余秋雨先生也会喜欢，但他不会这么写，觉得雕刻过度。
除了剥除色彩的装饰外，他也不喜欢“气息”的装饰。
他的文字既没有名士气、简古气、园圃气，也没有桐城气、新月气、哈佛气，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
他让所有的气味都回归内容之中，只让语言变成当代中国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话语，然后再来负载不同的内容。
这是一种舍弃，甚至是一种牺牲，但他手下这种无声无色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几乎具有了无限的发挥可能。
我认为，这也是余先生自从操持文学语言之后能够纵横驰骋、无学不窥、无远弗届的原因。
有的作家，则让过于有特色的语言困住了生命，只能发一种腔调、摆一种姿势了。
2.感性叙事，构筑场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着重于感性叙事。
这与着重于抒情或议论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因此他希望中学里的作文教学应加强叙事训练，缩小抒情和议论的比例，并把它们沉淀在叙事之中。
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
余秋雨的文章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
最佳的议论也都渗透在叙事之中，叙事之前的议论。
只是介绍性、引入性、铺垫性的手段，为了引出叙事。
余秋雨先生敢于在语言中洗去装饰和色彩的原因。
他认为语言的感性远超语言的色彩，同样，对场景的铺排胜过一切零星的装饰。
《文化苦旅》中最动人的篇章，都在于感性场景，例如《道士塔》、《阳光雪》、《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牌坊》、《庙宇》、《信客》、《老屋窗口》、《腊梅》、《这里真安静》等等。
连深沉的《山居笔记》中的一些篇目，如《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遥远的绝响》中也包含着令人难忘的感性场景。
两本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自不必说，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场景就更多了，这需要另有专文研究。
我认为，在常人难于构筑感性场景的地方居然构筑起了感性场景，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无敌亮点。
3.非凡节奏，触摸心律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极可诵读，我听过好几位德高望重的朗诵专家诵读《文化苦旅》的录音带，都极为振奋。
但是，与其他常见的朗诵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适合表情浓烈的排比渲染。
它们隐藏着一种难度最高的口语潜质，那就是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内心节奏。
这种内心节奏常常体现为作者喁喁私语间的心理徘徊、进退自问。
如：“只要历史不倒退，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不会衰老。
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
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
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这是一段议论，魅力全在内心节奏。
有无奈叹息，又有自我说服，然后产生联想，最后得出感叹式的领悟，这每一层都由不同的语言节奏来表明。
试读几遍，即可明白。
在叙事过程中，余秋雨先生的语言节奏更是发挥到驾轻就熟的地步。
一般写作教师讲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详略关系、简繁关系，都没有切中要害。
一篇文章，即使详略匀停、简繁得当，也可能是乏味的。
其实，这一切除了内容之外，都因节奏的进度而取舍。
余秋雨笔下的详略、简繁就是靠节奏来调配的，可以详至细微，也可以略如跳跃，全部受控于那个神秘的整体节奏。
他写什么都好看，说什么都好听，也都与节奏的魔力有关。
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余秋雨的文章每一篇一开始叙述，就进入一种择定的节奏系统，他知道推进的速度，更知道回荡旋转，即使那些难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叙述速度来贴合读者的心理推进逻辑，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荡几圈，在余音袅袅中了结。
说他能够“深入浅出”真是说轻了，实际上他是靠节奏把广大读者“圈”进去的，读者受一种叙述节奏的诱惑，把所有的审美障碍和消化硬块都溶解了。
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节奏，早已不仅仅朗诵家口中的抑扬顿挫，而是一种近似于诗作的心理气氛，只不过余秋雨先生连诗作的短程节奏也突破了，进入到了散文化的长程节奏。
（二）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引证丰富，立论高远，结构匀称，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既有博雅的文化内涵，又无一般学者文章大掉书袋的生涩，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可是却不偏激，字里行间充溢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与平易朴实，那些灰黄的故纸残篇一经他的妙笔点染，浩瀚的时空中立刻充满五颜六色栩栩如生的江山人物。
这与他在散文中娴熟地利用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是分不开的。
余秋雨在一种诗意的叙述风格中，综合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笔法、故事传奇、镜头特写、典故引证等多种手法，这些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他的散文写得既好读又耐读。
如他的散文都以议论文的章法来结构，一二三四，起承转合，少见散文应有的那种轻松，这是议论话语式的大胆引进，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行文气势和艺术感染力。
叙事的小说化传奇化特点。
余秋雨很了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脉络，能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小说就有这样的功效。
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
就文学常识而言，我们都知道，散文是一种轻松、自由的问题，只要是主题需要、写作的需要，适当地进行虚构是可以的。
余秋雨比较善于构建故事，他的散文里就有很多传奇色彩很强的故事，简单如《道士塔》，通篇写的就是本世纪初敦煌文物被外国人骗买的故事；复杂一点的如《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前篇写明清数百年间宁波一座私人藏书楼的传奇故事，后篇写苏东坡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前的一段遭遇故事，都是极有味儿的小说素材。
余秋雨把这些小说素材引入散文，正好达到了散文的创作意图，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
小说的要素还有细节，靠细节构筑成一幅幅人间风情画是小说家的功夫之一。
余秋雨的散文中也常常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多到不胜枚举，从而达到与故事一起成为他那些精辟议论的基石。
当然，余秋雨主要还是沿用了传统小说的技法和观念，并将其渗透到文章中，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曲折多变，始终充满着阅读的张力，从而使读者在接受文本时不会感到精神上的疲劳。
《风雨天一阁》有惊心动魄的家族秘史，《这里真安静》有神秘诡异的坟地，《柳候祠》，《江南小镇》等大部分篇目，均有墨客骚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名人和种种风流余韵和奇闻轶事，成为文本中一个个兴奋点，不断刺激着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散文的剧场效果 余秋雨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
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
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
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
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特写体裁的充分运用。
特写本来是新闻界的一种体裁，用来描述当前的一个事件或场景。
借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一切特写都是当前的描述。
余秋雨非常机智和聪慧，他把视角从当前拉回到古远，从突发性的新闻转向积淀性的文化，从现实人事的外部表现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
他把散文放到历史大背景下去思考，捕捉历史重要事件、人物对现代人造成共鸣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与自我感爱相结合。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中清楚地感受到。
（四）余秋雨散文作品的叙事小说化特点 余秋雨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
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三、余秋雨散文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诸多的历史文化因素，形成了诸多的居住群体，这些群落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余秋雨非常关注这些群体间的差异。
余秋雨关注群体文化人格这一文化态度无论对扭转散文的走向，还是健全民族人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传统散文一向注重表现自我生活空间和精神寻觅。
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出于对五、六十年代散文政治抒情取代个人抒情的反拨，对个体灵魂的张扬又进一步推向深入。
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潮散文”的加盟又把散文的“向内转”推向极致，一时间，表现自我感觉、梦幻、意识流等内心体验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散文的社会功能日趋弱化。
在这种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对群体人格的关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散文创作从自家小院走向了中国大地，走向了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中国先哲们重视集体利益，强调个体向群体高度认同。
由此形成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心理品行。
但一直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人格等级不明显，文痞和大师以同一种形态出现，高层文化人格被耗损，低层文化人格活跃，从而影响了高层文化人格的塑造。
余秋雨对群体人格的关注和研究，对调整民族的人格结构、塑造健全而响亮的民族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新千年开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重心转向了对世界古文明的现代形态的实地考察。
《千年一叹》散文集以日记的形式，从古希腊开始，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慢慢钻研下去，记录了从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尔的考察历程，几乎囊括了人类早慧的文明古国。
文史哲全在视野里，任何一个文化巨人都不放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的、莎士比亚、狄德罗、希勒、歌德、康德、黑格尔、伏尔泰、雨果……一路对话下来，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文化洗礼，终于形成了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态度。
中华文明缺乏人类整体关怀和终极关怀的命题。
此外，中华文明好多价值系统构成的时间太长，空间太局限，这对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十分不利。
所以，余秋雨这一文化态度的选择，这一评判坐标的建立，为中国同世界的国际对话搭起了一个平台。
余秋雨对中西深层文化异常关注的文化情怀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的散文世界里，如果没有余秋雨的作品，那它当然也是芳草繁茂，乔木挺立，但是有了余秋雨的作品之后，这就成了中国散文风景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去处、一个不可或缺的景象。
可以说，余秋雨散文的出现犹如一阵轻风，使那些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散文作品黯然失色，让广大读者不能不惊叹：散文史上真正的大家出现了。
余秋雨散文早已跨越了文学而走向文化，我希望中国的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家都来读一读余秋雨的散文。
不止欣赏价值，还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无疑，余秋雨堪称大家，是因为他创造了新的文学审美形态，使散文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灵魂的张扬到整体精神的反思。
余秋雨哪本书写得最好，适宜高中生阅读
我给你一个建议，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不见的在高中时期都要读，因为有些确实并不适合，而且不见的能读懂，也很难说是那一本书，每一本书里都有适合你读的作品，先拿《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给你开个书目，因为这是他最成功的两部作品第一本里《道士塔》《莫高窟》《风雨天一阁》可以一起读《阳关雪》《都江堰》《三峡》可以一起读《柳侯祠》《庐山》《白发苏州》《西湖梦》可以一起读其他的随你便，我建议暂时不要读，原因有二，1，以上这些足以体现余秋雨先生文章思想的特点，2，其他的文章有些学术性较强，像《上海人》，文章虽然很好，也获了好多奖，但更适合大学生去看，一些术语你这个年龄看不明白
还有一些艰深的文字和思想，是你这个年龄体会不到的，看了只会错误的揣摩，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看更好
《山居笔记》里就没什么了，这是作者最成熟的作品，因为写《文化苦旅》的时候余先生思想可能仍出于青年时期，有少许的青涩和困惑，到了《山居笔记》就真正立起来了，成熟了，每一篇都很不错，我建议你先从简单的几篇读起，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慢慢的读其他的文章，我建议顺序如下：《苏东坡突围》《遥远的绝响》《乡关何处》《一个王朝的背影》这四篇足够了另外《十万进士》虽然学术性很强，但希望你一定认认真真读一遍，最好再高考之前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