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的代表作有哪些
姓田汉出生年月：1898年 籍贯：中国湖南长沙县人 职务：原文化曲改进局局局长现代戏剧奠基人、剧作家、诗人。
原名寿昌。
湖南长沙县人。
出身贫民家庭，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
以后相继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夏大学。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
1927年秋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校长，年底同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甚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主编《南国月刊》。
从1929年冬开始，他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分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他是发起与组织者之一。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和夏衍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
1935年2月田汉曾被捕入狱，后被保释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创作了五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8月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到长沙、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他是组织者之一。
1938年初与马彦祥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又去长沙筹办了《抗战日报》。
1938年2月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1940年到重庆，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戏剧春秋》，后到桂林领导组建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1944年春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
1979年4月为田汉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其中《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话剧代表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乱钟》、《回春之曲》、《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及改编戏曲剧本《白蛇传》、《谢瑶环》等，充分反映了田汉创作的高超艺术和思想深度，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为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田汉是谁?
【田汉简介】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
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背景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
不到1年的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30万之众。
2月起，部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抗日联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在抗联艰苦抗战的时候，一首歌曲从上海的一座监狱里传出：这是作家田汉为当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一首歌词，由聂耳谱曲，它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
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
田汉被捕后，音乐家聂耳找到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初稿，曲谱定稿后，寄回国内。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
《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
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
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
当他读到歌词“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
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
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
经典话剧有哪些
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
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
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
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
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
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
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
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
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
他要我学珠算。
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
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
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
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
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
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
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
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
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
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
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
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
这激怒了我。
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
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
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
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
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
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
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
我母亲完全不识字。
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
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
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
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
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
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
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
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
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
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
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
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
”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
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
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
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
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
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
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
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
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
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
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
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
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
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
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
大家对他议论纷纷。
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
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
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
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
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
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
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
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
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国歌的资料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人。
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与洪深被誉为现代戏剧界的双璧。
生平简介 田汉幼年生长于乡间，喜欢家乡的皮影、花鼓戏、傀儡戏等地方曲艺，六岁进入私塾读书，后进入长沙选升高小、修业中学预科，1912年武昌起义后，为革命情绪感染，参加学生军预备北伐，南北议和后，考取长沙师范学校，创作了《新教子》等剧，将传统的戏曲形式与新的时代内容结合起来。
1914年随舅父东渡日本，此时日本引进欧美话剧进行的“新剧艺”运动正蓬勃展开，田汉对当时舞台上的翻译剧和创作的新剧很感兴趣，并在“五四”新文学热潮的激励下，开始进行话剧创作。
1920年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四幕剧《梵峨嶙与蔷薇》。
1924年回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 ，以在野艺术家的姿态，开始了“南国戏剧运动”，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通过举行“鱼龙会”、到杭州、广州和上海进行公演，使戏剧走出了象牙塔，在市民中产生反响，对新兴话剧的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危机加深，田汉个人主义艺术观日益受到时代的挤压，一些激进的青年人从南国社分离出来，成立了摩登社，对其思想产生很大的触动，1929年，他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 ，对前一段时间的南国社戏剧活动以及自己的思想做了检讨，努力清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表示要“始终站在被压迫的民众的地位叫喊” ，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后又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常务委员、左翼戏剧的负责人。
“七七事变”之后，他立即创作了四幕话剧《卢沟桥》，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期间，同洪深等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并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的话剧和戏曲，积极用戏剧形式开展救亡活动。
1944年，与欧阳予倩主持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成为戏剧史上的盛事。
建国后主要进行传统戏曲改编。
198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田汉文集》（共十六卷）。
创作内容 田汉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剧本近百部，其中话剧有六十多部，二十年代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三十年代的《梅雨》、《回春之曲》，四十年代的《秋声赋》、《丽人行》是其不同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从创作思想来看，田汉戏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时代苦闷，以及他们对真艺术、真爱情的追求。
田汉二十年代的创作，如《咖啡店之一夜》（1922）、《获虎之夜》（1924）、《苏州夜话》（1928）、《名优之死》（1929）、《古潭的声音》、《南归》 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恶势力横行、个性受到压抑的现实内容，但作品主人公感伤而不颓废，执着于对艺术与爱情追求。
《梵峨嶙与蔷薇》中的鼓书艺人与琴师的爱情，与他们的艺术追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早期代表作《获虎之夜》中流浪儿黄大傻在心上人莲姑被迫出嫁前夜，为远远地看着莲姑房间的灯光而落入捕虎陷阱，身受重伤，莲姑宁愿死也不愿意遵从父母之命，为爱情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在社会家庭的巨大压力下，更显示出爱的力量。
《名优之死》中刘振声是“把玩意儿看得比性命还要紧的人”，宁可身体受损，不肯在舞台上有丝毫的马虎，最后因恶意的喝倒彩而倒在舞台上，对艺术的执着由此可见。
田汉本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与激越的时代精神汇合，使这类作品虽然具有日本戏剧中的感伤、唯美气息，但更多的是以积极的态度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其二，反映民众疾苦和斗争意识。
田汉是较早利用戏剧形式表现工人斗争的作家，《薜亚萝之鬼》、《午饭之前》是最早的描写工人阶级惨痛生活和反映工人运动的现代话剧，1930年，田汉思想意识转变后，更是有意识地以工人、农民为其戏剧作品的主人公。
20世纪30年代，田汉创作了反映工人现实处境的《火之跳舞》、《顾正红之死》、《梅雨》、《月光曲》，以及表现农民在天灾人祸面前为生存而斗争的《械斗》、《洪水》等戏剧。
1931年创作的《梅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梅雨既指现实的自然气候，也象征着社会氛围。
“那年那连绵的‘梅雨’也就是后来那弥漫十六省的大水灾的开端，在这梅雨期中多少‘小民’宛转挣扎在生死线上” ，恶劣的天气与残酷的社会环境结合，肆虐地压迫着贫困的城市底层的人们。
借高利贷做小本生意又为天气所累，一贯逆来顺受的潘顺华终因生计无望而自杀，以恶制恶的文阿毛被巡捕逮捕，领导工人罢工的潘徐氏以及逐步走上以斗争求解放道路的阿巧为工人昭示了新的出路。
剧本结尾处“窗外射进一线红光”，即将到来的晴天为戏剧抹上了希望的亮色。
田汉政治思想的变化影响了他创作的主题与风格，他一扫以前的感伤，以清新、明快的笔调反映时代风云变化，写大时代中人的沉浮。
虽然浪漫主义的总体趋向没有变化，但作品中写实的成分明显增多。
其三，反映抗日爱国斗争，表现民族精神。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民族危机加深，田汉的创作主题由民众苦难转向了民族危亡，抗日爱国斗争成为三十、四十年代创作的重心。
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到“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短短五年间，田汉就创作了《乱钟》、《扫射》、《战友》、《水银灯下》、《号角》等二十多部“抗战宣传剧和以抗战为背景的社会问题剧”。
“九•一八”抗战高潮中《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七七”事变后的《卢沟桥》（1937），都具有强烈的即时宣传效应。
三十年代的《回春之曲》和四十年代的《秋声赋》都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
《回春之曲》 写南洋华侨高维汉，在国内抗日热情的感召下，离开热恋的梅娘，回国参战，在“一•二八”事变中，身负重伤，失去了记忆，尽管已经不能认识前来照料他的恋人，但仍整日高喊：“杀啊，前进啊
”，三年后，在梅娘的歌声与节日的鞭炮声中，终于恢复了记忆。
戏剧充分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国家的热爱与对爱人的忠贞，将抗日戏剧写得诗情洋溢。
《秋声赋》写于1941年，采用了欧阳修同名散文的名字，但却要表现知识分子努力排除内心的秋意和懈怠情绪，以积极的姿态在大时代中贡献一份力量。
如同剧中歌词显示：“我们不要伤感，更不用惊怪，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中、浪涛中屹立起来，这正是我们 民族翻身的时代。
”革命作家徐子羽尽管尽心于抗战事业，但内心不免悲愁和寂寞。
曾经热心投身革命，现在想寻找个人幸福的从前的情人胡蓼红的到来，激化了他与妻子的矛盾。
三个人的思想经过了一番洗礼，徐子羽从“秋意”中解脱出来，而两个女性也从个人小天地中走出，在救护难童的工作中并肩战斗。
艺术特征 田汉的戏剧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
尽管田汉的大部分作品都紧密联系时代，反映现实内容，但这并没有影响作品中强烈的情感色彩、昂扬的主体意识。
《咖啡店之一夜》中侍女、《获虎之夜》中的黄大傻文雅的语言和忧郁的性格，是作家思想情绪的充分体现。
《苏州夜话》中的画家父女离乱之苦并没有正面表现的舞台上，而是在父女相认过程中娓娓到来，人物的悲愤、郁闷、惊讶、欣喜等各种微妙的感情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而在改编的《莎乐美》中，田汉不惜将人的感情执着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三个主要人物“以全生命求其所爱，殉其所爱”，作者希望作品中人物燃烧的生命的热情，能唤起人们爱民主爱自由的精神，以“专一的大无畏的精神”， 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理想的社会。
即使一些抗战宣传剧也往往以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取代客观叙述，以情动人。
《乱钟》首演被“一•二八”事变的炮火打断，在剧情昂扬的爱国激情鼓舞下，人们纷纷宣誓投身民族抗战的洪流。
田汉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与时代责任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田汉戏剧以诗情画意而见长，体现出剧诗的特征。
他注重表现人的强烈的主观感情而不是琐碎的生活，人物诗一般的独白和对话，萦绕全剧的优美激越的音乐旋律，表现出浓郁的抒情写意风格。
《回春之曲》中，梅娘的歌声，是塑造人物性格、表现戏剧意境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秋声赋》中《落叶之歌》、《潇湘夜雨歌》、《银河秋恋曲》等歌曲的穿插，渲染了人物的心情。
在《扬子江的风暴》中，与聂耳合作，进行歌剧的尝试。
这种对戏剧音乐性的重视，既适应了中国人的欣赏特点，也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