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怎么样
首先感觉翻译的非常好，同时史景迁的角度比较客观，从语言中更多的感觉到是描述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历史。
其次语言读起来很顺，书的封面设计和装订都很好，很舒服的感觉......
读后感200字左右30篇
冰心的《繁星·春有感,200个字左,你自己再加工下吧. 好雨节,当春乃发生.春雨,润泽的.爱,滋润的则是心灵.读冰心奶奶的《繁星·春水》,在生命路的两旁,我们大家永永远远都会领略到那小桔灯般的爱光的照临,重温生命有极、爱心无价. 最爱那首：“童年啊!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它触动了我们心中对于童年的美好回忆. 读冰心奶奶的文字,你会体会到“友情”、“家人”、“母亲”、“孩子”……是一个个多么美丽甜柔的“名词”!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洪秀全是如何建立拜上帝会的? 他的宗教思想有什么特点
自秦以后的二千年中，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因素有所增加，但它远远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传统的经济政治运动仍在延用着旧的法则，随着清王朝繁荣期的消逝，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生产力发展呈现出停涉和萎缩，人口的迅速膨胀，吏治的败坏，自耕农民的破产，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困境，表明中国社会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西主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罪恶的鸦片贸易以及随之发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详参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一编第一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但是，导致拜上帝会产生并发展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不是西洋经济和文化在中国的扩张，而是中国社会固有矛盾积累的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的魁首洪秀全，他创立拜上帝教的主要原因不是他真正相信基督教，而是他仕途的挫败和政治的雄心。
洪秀全于嘉庆十八年（1814）十二月初十日生于广东花县，九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教育。
他聪颖过人，熟读四书五经。
1829年，16岁的洪秀全赴广州应试，开始了科举功名之路。
1836年、1837、1843、年又先后考试三次，结局都是名落孙山。
早在第一次应试失败后，他在广州遇到了两个基督教传教士，得到了一套《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以基督教的圣经为蓝本，用中国文化的内容予以阐释，是基督教布道书。
洪秀全此时并未理会该书的内容，将之弃之书阁。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的表兄李某在他的书房中发现了《劝世良言》，问他此书告诉洪秀全，此书内容奇特，非同寻常。
于是，“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共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44页）。
《劝世良言》的主要内容，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邪神崇拜和偶像崇拜，相信独一的神灵爷火华（耶和华）。
屡经挫折精神失衡的洪秀全此时终于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便奋然拿起了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报复使他历经磨难的旧的神灵。
他称：“看见其书说有 一位造天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
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都该杀
”（《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二）641页）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洪秀全“悟”出了“杀”意。
在此后洪秀全作的一首咏剑诗中，更加露骨地透露出他气吞山河的一派杀机：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 收残奸
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 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 在平一统乐如何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50页） 拜上帝会（“会”即“教”）的创建利用了基督教的“壳”资源，其宗教理论和实践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两种体系。
基督教是彼岸的宗教，而拜上帝会是是此岸的宗教。
可以说，拜上帝会是利用了基督教的上帝作为
而装入了新的酒。
首先，拜上帝会崇拜“惟一真神”耶和华。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全认为，上产这耶和华是宇宙间唯一的主宰，它创造了宇宙万物，因而万物（包括人类）都属于上帝。
在很多场合，拜上帝会把耶和健称之为“皇上帝”，这个皇上帝不但具有耶和华的属性，同时更多地具有中国上古宗教中上帝的属性。
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耶和华是无形的，是一种绝对意志，是信仰者的一种礼念。
但在拜上帝教中，皇上帝是有形的，「它在人世间有自己的儿子（洪秀全）和孙子（洪天贵福）详参王庆成：《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895年）洪秀全称他面见过皇上帝。
拜上帝会的上帝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否定世间还有其他的神灵，除上帝外的一切都是“邪神”，必须消除。
洪秀全在初期的活动中，他撤去塾中的孔丘木主，摧毁其王庙，以及其他神像，，其意义在于否定清王朝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
妹之群”（《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2 页）。
可是，在洪秀全的人类学概念中，世间 的皇帝，官僚、有钱人并不是人，他们是“妖”，满族皇帝是“阎罗妖”，这个阎罗妖是“老蛇妖鬼，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道觉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3页）。
它又是“东海老蛇，即是红眼睛”，“名为龙，实即妖也”（《太平天国》（一），第52页）。
因此，我们说洪秀一接受的《劝世良言》的上帝，不过是用来对抗清王朝理教的“天”、“理”，否定清朝政治的合理性，为他自己造反张目。
其次，拜上帝会教义的神谱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和嫁接。
洪秀全参照《圣经》中 《创世纪》记载的上帝与耶稣的故事，炮制了他所谓的“异梦”，称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胞兄。
为了证明自己是神，他在《创世纪》上批注道：“此麦基洗德就是朕。
朕前在天上，下凡显此实迹，以作今日下凡作主之凭据也。
”“此麦基洗德就是朕前在天上老妈生太兄及朕辈，朕时知爷将差太兄后裔而生。
”（《太平天国史料》，第75页，第84页）后来杨秀清也作如此说：“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其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暨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
”（《1854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条诰谕》，《文史》第一辑）就像两汉时期造作符命一样，拜上帝会从洪秀全神化自己开始，此风愈吹愈烈，似有不可收拾之势，直至杨秀清逼洪秀全赐封“万岁”。
上帝的家族不断膨胀，“幼主”成了上帝的嫡孙： 朕立幼主继耶稣， 双承哥朕坐天都。
幼子一半耶稣子， 一半朕子迓天庥。
代代幼主上帝子， 双承哥朕一统书。
（《太平天国史料》第97－98页） 东王杨秀清同样是野心勃勃，他不能眼巴巴望着洪氏家族鸡犬升天，也要夺得一席之位。
于是洪秀全不得不为他立说：“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
”“一父上主皇上帝，普天大共圣父亲。
朕之胞兄是耶稣，朕之胞弟是秀清。
”（《太平天国史料》第85页，第93－94页） 复次，洪秀全把自己的活动描述为天神下败，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为此他改编《创世纪》的内容，创造了上帝四次发怒的教义。
《颁行诏书》说，皇上帝第一次大怒，连降四十日大雨，造成人间洪水横流；皇上帝第二次震怒，拯救了以色列人出麦西国；皇上帝第三次发怒，遣救世主耶稣降生犹太国，替人类受苦赎罪；第四次发怒，皇上帝遣天使接洪秀全上天，上天授命洪氏诛妖，拯救世人。
（参见《太平天国》（一）第154－160页）再后来，杨秀清的党羽仿效洪氏所为，撰《天情道理书》，编造了上帝第五次大怒，皇上帝派遣东王杨秀清下凡，赎救众人之病。
这一系列的造说，与两汉时期的符命说和君权神授论仿佛一端，是为拜上帝会夺天下统治天下服务的。
最后，拜上帝会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巫术活动。
拜上帝会的宗教活动中有一种所谓“降神”，他们认为上天的神灵可以依附在某人身上，通过这个人的口来表示神灵的旨意。
例如，1848年拜上帝会与团练发生冲突，冯云山被捕，形势危急。
拜上帝会的信徒就采用这种方法鼓舞人气。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采用“降神”巫术，亏待声称上帝下凡，依附在他身上发言。
后来的太平天国将这一天命名为“爷降节”。
同年10月5日，朝贵利用同样的手法，声称耶稣下凡附体，后来把这一天定为“哥降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巫术活动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是民众理解宗教精神最流行的一种形式，远比宗教理论本身有感召力。
拜上帝会的礼仪最初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拜神方式，因为不崇拜偶像，所以在纸上书写上帝的牌位，甚至还用香烛纸帛来拜上帝，后来才有了改变。
做礼拜时，男女分坐，先唱一首赞美上帝的诗，然后由主持人宣讲上帝之仁慈及耶稣之救赎大恩，劝戒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拜上帝。
其洗礼的仪式是：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并有一忏悔状，上书求洗礼者的姓名，行礼时由各人朗诵，并在火上焚化，使达上帝神鉴。
并且问：“愿不愿拜邪神否
愿不愿行恶事否
愿恪守天条否
”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持人从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头顶。
同时口颂：“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
”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为牺牲献祭，然后与祭者同食。
瑞典人韩山文对此仪式等在注释中评论说：“诸如此类及其他仪式，殊不合于基督徒对上帝之纯洁礼拜，或为洪秀全所创。
”实际上如果把拜上帝会的这些仪式同当时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的礼仪相对照，不难找出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清代的清茶门教，在教徒入教仪式上就在神前供清茶三杯，清水教在神前供清水三杯。
再如中国的秘密会党的仪式对新入会者也有类似问答：“汝自来或父母令汝来
”“心愿不心愿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拜上帝会乃是当时基督教同秘密会党、秘密教门的混合体。
所以，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上帝教是典型的一种民间秘密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个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秘密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
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从上述四点看，拜上帝会的宗教性质具有十分突出的功利性特点，不是教徒的活动 依循于教义，而是教义的内容服从于教徒的活动。
在这里，神是人的奴隶，上帝可以被天王、东王玩于掌股之间，让它说什么就说什么。
正因如此，拜上帝会的教义不断在变，不断补充，因为世界本身在变。
从它产生的那天起，拜上帝会就与基督教有着天壤之别，虽然洋教士们曾经幻想说服洪秀全，改造拜上帝会为基督教会，但他们忘记了根本的一点：上帝不是信仰，而是利益；当初洪秀全如果求得了功名利禄，他断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
最终，洋士们也看透了拜上帝会的属性，称它是“政治性的宗教”（参见《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的关系》，《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第518页）。
在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
洪秀全、冯云山 相信了《劝世良言》并开始传播拜上帝思想的时候，虽然他们本人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义，但他们在布道实践中传播的主要不是这些内容，而是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
李秀成的理解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
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1页）李进富说：“拜了上帝，可消灾难，登天堂。
”（《李进富供词》，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也就是说，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传播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弊端，是下层民众生路断绝。
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宗教传播的沃土。
稍作对比可知，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与拜上帝会兴起的大背景并无质的区别，传教的手段也类似，前者是为民治病，后者是使民避蛇虎之害。
在宗教世界中，摧垮一种政治经常以背叛这种政治的宗教精神为开端，而以建立或 恢复一种宗教精神结束。
当洪秀全圆了他的皇帝梦之后，就重新拾起封建帝王的陈辞滥调，开始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380页）。
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也罢，说生杀由天子也罢，各有此道理：此一时彼一时罢了
后期洪秀全对宗教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沉溺，他对宗教有真诚相信的一面，但这种真诚所显示的作用，只是企图巩固自己地位的神圣性。
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宗教中原有极重要的地位。
杀杨秀清后的内乱中，宗教活动曾停顿了几个月。
称为“圣神风”、“劝慰师”的天父代言人杨秀清被杀，使太平天闻宗教受到致命的打击。
如果宣布杨秀清的过错，宣布“圣神风”的罪孽，那就会引起整个宗教体系的崩溃。
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事件作出解释，保持沉默。
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决定彻底地公开地恢复杨秀清在天上地下的全部地位以重建原来的天父天只体系。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冬颁刻的戊午八年新历献历奏中，杨秀清除了生前的全部名衔外，还加上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十三字。
萧朝贵也增加了“传救世主天兄耶舒太子圣旨”。
这表明强调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他们生前有利于维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圣性的言行，得以继续有效。
为此书昌辉必须消失。
韦昌辉不是天父天兄体系中的必要一环；而且在事变中滥杀无辜，也已使他在将士中陷于孤立。
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和小家庭。
洪秀全以上帝为天地入万物的创造者，由此而引申出人人是上帝的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现论。
洪秀全说：“天下总一家，凡间窗兄弟。
何也?白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人灵魂论，其备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裹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
人的灵魂既然都是上帝以生以出，自然都是上帝之子女，都是兄弟姐妹而上帝则是普天下人之父、之家长。
上帝大家庭之创造，是太平天国响往的大同世界的基础。
但洪秀全还构造了一个上帝的小家庭，即以上：帝、耶酥、洪秀全和洪秀全之子洪天灾福“父子公孙”为中心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家长仍为上帝，耶酥为长子，洪秀全为次子，洪天贵福为兼挑耶酥和洪秀全的上帝之孙。
他们与上帝不只是灵魂以生以出的关系，而切是亲子关系，所以又有天妈以及天嫂的存在。
上帝小家庭的提出肇姑于金田起义之前，定都天京以后出版的《三宇经》中有比较明确的简述，大备于后期洪秀全的许多论文识旨。
在神学理论上，上帝除了“天下一家”的大家庭外还有一个小家庭，足重叠而又矛盾的。
既然上帝是天下一切人的父亲，洪秀全当然也是上帝的儿子，此外，洪秀全还有凡间的家庭，即他的肉体来源——生身父母。
既然每一个人都只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在逻辑上，除了上帝大家庭和肉身小家庭以外，就没有其它家庭存在的余地。
洪秀全创造的上帝小家庭，不同于上帝的大家庭，因为在这个小家庭里洪秀全不是上帝生灵魂这种意义上的上帝之子，他是上帝的元配肚子里生出来的；但上帝和元配所生的，似乎也不是洪秀全的肉体，因为他的肉体是他的君王父、君王母所牛。
这是难以圆满解释的矛盾。
洪秀全在后期试图加以解粹，说他在‘未有天地之光，既蒙天父上帝元配即是天奶肚肠生出”，后来上帝差他“作主见间”，命他由“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而生以便入世”。
这是说，洪秀全降生过两次，一次在上帝创世之前，上帝和元配生了他，一次在嘉庆癸西年十二月初十日他入“这位亚妈之胎”——这似乎指他的肉母，但又说她是天上的另一位亚妈。
洪秀全之所以创造和大大宣传上帝之小家庭，并且对神学上的矛盾作匪夷所思的解释，其作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他同上帝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
这实在是一种太过于荒诞的“神学”理论了。
如果这种特殊亲子关系得到公认和深信，他的神圣性和事业自然也是无庸置疑的了。
因此在内乱以后国家遭遇危机之时，洪秀全致力于宣传这个小家庭。
1860年苏州归入太平天国版图，而上游安庆军事日趋失利。
军政外交百务丛集，但洪秀全表示对“凡情”即世俗政务不感兴趣，自己沉溺于“天情”即宗教的写作。
1862一1863年住在天京一年多的目击者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
”洪秀全这些诏旨绝大部分已不存，但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上半年一年问所写的作品，保存下来的稍多。
白庚申十年(1860)七月命其兄洪仁发、洪仁达记录和证明供秀全丁酉(1837)升天的故事，至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十六日发布关于万国来朝及敬避天父天兄幼主名讳的沼旨，共存洪秀全诏旨十六件其中除一件有关民事外，均为“天话、梦话”，其主旨都是“父子公孙同作主”、“爹妈哥嫂同担当”之类，反复申明上帝小家庭的存在，同时借助于它来证明他的江山之久长。
此外，杨秀清死后不久太平天国即恢复出版圣经，洪秀全在。
钦定”本新旧约圣经上写了八十多条批语，有的长达四、五百宇。
这些批语除了提出太阳、太阴、天兵天将和他就是圣经中的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等怪想以外，还大量发挥他是上帝亲子、和耶酥是同一老妈所生等理论。
太平天同以宗教立国，致力于宗教作品不算怪事。
问题在于洪秀全前期的宗教活动是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在构造上帝小家庭的同时，也宣布了使大家庭的所有了女“共享天父上主旦—上帝大福”的方案。
但在后期，他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小家庭，并且愈益脱离人事，脱离实际。
天京重遏江南大营围困时，他自撰赞美诗，命令城军民在城头、任衔巷吟唱，向天父祈祷。
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大破江南大否，解除围困，他没有降识奖励和接见战匝，只叫他们“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
晚年天京危急时，洪秀全向臣工声称系奉天父天凡圣旨下凡作万国之独一真主，天兵多过于水。
对洪秀个执着于宗教之种种怪想，李秀成说：“(天王)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反肚人，天于之事，俱足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其驳”。
（李秀成自述） 洪秀全最后自己沉迷于自己创造的宗教神话中不能自拔，天国的衰亡在他自称天王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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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哪些功绩
《追风筝的人》 在一片火红的晚霞下，一只风筝飘荡空中，远远的，甚至看不清它是什么颜色
也不知道它预示着什么
这是《追风筝的人》的封面，一幅让人捉摸不透的画面，那长长的风筝线后面到底是什么呢
我翻开华丽的封面，开始走进那一片火红的晚霞，头上风筝猎猎作响，耳畔传来了那句真挚的诺言： “为你，千千万万遍。
” 听着它，宛如一个天真的玩笑，愚弄着生命中多少爱恨情怨。
读着它，有如读一个久远而苦涩的梦，梦里的那片秘土，上演着昔日的繁华与安宁，今日的苦难与战乱。
生命竟是一点点幸福，一片片心碎，一丝丝悔恨，一缕缕无奈所组成的复杂的耐人寻味的情感集合。
就在阿米尔与哈桑曾经生活的那块土地上，我小心翼翼的感悟着生命带给我的那薄如蝉翼般易碎的感动。
风筝是什么
阿米尔和哈桑一直在追逐的是什么
在小说的开始，作者用温和的笔调勾勒出一份幸福和谐的阿富汗生活，在一个个让人不知所云阿富汗地名中，我们体会到的是阿米尔和哈桑无比亲密的友谊，没有无病呻吟，没有故弄玄虚，作者笔下的感情简单，真挚，甚至让人无法与后来残忍的结局联系起来。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却被一只风筝无情地划出了一条让人一生无法祢补的伤痕。
在一次风筝大赛上，阿米尔为了赢得冷漠父亲的注意，他奋力竞争，荣获冠军，但正想拿着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猛风吹远了。
哈桑坚持要为阿米尔追回那只已经得奖的风筝，却因此不幸地遭到了一群流氓的侮辱，眼看着同伴遇难，阿米尔却躲在角落里，不敢挺身而出。
一念之差，改写了两人的友谊，还有命运。
由于受不了羞愧与痛苦的折磨，阿米尔开始讥嘲，欺骗，栽赃陷害，最终赶走了哈桑。
后来 ，战乱又将阿米尔带到了美国。
多么曲折的感情也难以逃脱大时代的变迁，从此，两人天各一方，曲终人散，人去楼空。
正当美国平淡的生活拂平了一切如烟如雨的往事时，父亲临终时的一句话，让阿米尔走上了回阿富汗的路——那条赎罪的路。
阿米尔此时才知道哈桑是自己的亲生兄弟，而远在阿富汗的哈桑却早已死在了塔里班的枪下。
命运带走了他的友谊，亲情，只给他留下了一片遗憾，生命竟是如此无奈。
为了祢补心中的缺失，阿米尔费劲周折，找到了哈桑的儿子，并为此与当年侮辱哈桑的那伙流氓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花尽心思为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哈桑之子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在阿米尔的赎罪之途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与悍匪的激烈较量中，他找回了当年的勇气；在开导哈桑之子的同时，他也对生命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危机关头的懦弱无助；亲人面临危险时的慌乱无措；失去亲人时的悲伤孤独，所有的一切都在哈桑之子放飞的风筝中得到了原谅与补偿。
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无法推卸；应该克服的困难，我们无法逃避；应该面对的人生，我们无法选择。
这就是生命，它要求我们在风风雨雨中勇于前进，敢于承担，在点点滴滴中细细回味每一份苦与甜，慢慢体会每一份情与怨。
合上书本，封面上的景色再次映入眼帘： 在一片火红的晚霞下，一只风筝飘荡空中，远远的，甚至看不清它是什么颜色
那长长的风筝线后面，是一份对人生命运深深的信服与感激。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只风筝，我们在命运的安排下义无反顾地追逐着，在幸福与痛苦的反复交替中渐渐地感悟着生命的真谛。
《鲁滨孙漂流记》读后感 《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长篇小说，是英国作家笛福写的，鲁滨孙是书中的主人公。
出身于商人之家的鲁宾逊，不甘于像父辈那样，平庸的过一辈子，一心向往着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海外生活，于是毅然舍弃安逸舒适的生活，私自离家出海航行，去实现遨游世界的梦想，但每次都历尽艰险。
有一次风暴将船只打翻，鲁宾逊一个人被海浪抛到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在那里度过了28年孤独的时光。
小说的主要部分就是对他这段荒岛生活的生动记述。
鲁滨孙面对厄运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鲁滨孙在荒岛上独立生存的非凡经历……这一切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应该如何“学会生存”，学会竞争。
想想自己，有时遇到一点点困难就想停滞不前，还为自己找出种种借口，特别是鲁滨孙身处那样的环境，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顽强地生活下来，他这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我不断宽慰自己：应该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学生在成长途中所犯下的错误，积极、正确地引导往往胜过无尽地责骂；有时工作忙、工作累，这不正好可以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吗
别人的批评、指责，不是正好可以鞭策自己吗
我顿悟：凡事不要苛刻，以积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迎接你的，将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艳阳天
《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
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
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
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
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
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
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
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
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
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读《老人与海》有感 在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浩瀚平静的大海上，一艘小小的渔船，带着老人顽强的信念漂泊…… 《老人与海》这本书主要说的是老渔夫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后来好不容易捕到一条鱼，却又被鲨鱼吃掉的故事。
老人的命运有些悲惨，但他那非凡的毅力和坚韧的决心，那敢于向命运抗争，敢于向失败与死亡挑战的精神，却深深令我折服。
回味着老人的经历，我不禁与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忆往昔，子曰：“逝者如斯夫。
”然而历史的滚滚红尘终究带不走一段段辉煌的历史，大汉王朝的丝绸之路，一代天骄所开拓的广阔疆域，还有下西洋舰队上迎风飘扬的“郑”字大旗……可就是这样一个强盛的国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清王朝紧闭的国门，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掠夺，侵略者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有日寇的铁蹄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践踏，伟大的中华民族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战火纷飞，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老人的渔船又出海了，八十四天未捕到鱼的挫折真的算不什么。
在一条大鱼上钩后，老人只有一个念头，把鱼弄死，提住它，“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道儿。
”老人温和地高声叫道，最终，坚韧的毅力使老人获得了胜利。
这时，我脑海中涌现出一位位民族英雄，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中华民族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息，经过几番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不幸的是，在捕获这条鱼不久后，死鱼的腥味引来了一拨又一拨鲨鱼的攻击。
在与鲨鱼的搏斗中，他击退了所有侵犯者，但那条大鱼已经只剩下骨骼。
面对这样的打击，老人依旧保持那份坚定的执着，他仍在准备着上次出海丢失的鱼叉，折断了的刀子，老人在睡梦中又梦见了狮子，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在下一次的收获，在汹涌的波涛中，前进! 读《长腿叔叔》有感 虽然简•韦伯斯特用了简单的书信来作为这本书的写作形式，但茱蒂的每句话都充满了少女微妙敏感的心情和情绪。
越是简单的故事其实它的内涵越是贴近生活，越是让人们牢记。
《长腿叔叔》就是这样类型的书籍。
曾经有过一种心理测试，把自己最心爱的七样东西按顺序列在纸上，既可以是亲人和朋友，也可以是一件事或物，然后按顺序自己选择一一放弃。
虽然是个残酷的选择，那种痛楚确真的深入内心，那一瞬间，你是否发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不能割舍的东西，自己原来拥有很多美好而快乐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些幸福和快乐是我们未曾注意到的。
那么设想一下如果自己就如茱蒂一样是个孤儿，当一切回归于零，我们需要的便是新的开始，新的奋斗，新的生活。
面对一切不可挽回的局面时那种伤痛将永远铭记在心。
虽然孤儿在大家看来是可怜的人生。
但是如果每个人在他人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做一次孤儿，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孤独使我们更珍惜相聚，隔绝会告诉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珍惜身边的爱。
我们常常没有感谢我们所拥有的，常常抱怨得不到人和蔼，一直在不停地留恋已经丧失的或者未得到的，这正是人的悲哀和缺陷所在。
一无所有后才会无所不有，失去后才会珍惜现在所有，学会施与才懂得感恩，这正是我们需要懂得并赋之于行动的。
我们需要记住的便是“生活需要奇迹，而最大的奇迹就是自己”。
如果能认识到这些道理，那么我们也不枉去阅读这本书籍，不枉这本书的出版了。
历史上姓肖的名人
说到客正，这样的书籍作者一定不能强烈的主观色彩，一定要用历史唯义的方式来客观地审视太平天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像《天国悲剧》这样的书就不行，比较客观公正的这方面的书籍举例如下： 《太平天国》陈尧臣（日）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 《太平天国兴亡》刘仁坤，贾诚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史景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