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社会地位
人物评价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
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
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
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林语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
林语堂抗战前寓居上海近九年，并被谑称为“幽默大师”。
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
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人物简历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
先在耶拿大学攻读，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1925年，任教育部所属“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出版《末笔检字法》。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并出版《开明英文读本》。
1929年，任中研院史学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
1930年，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上海成立，林语堂为发起人之一。
1931年，任中研院西文编辑主任，及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与态度（翌年提出），提倡幽默文学。
1933年3月1日，林语堂抓住萧伯纳逗留上海的时机，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
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
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
1947年，《苏东坡传》费时三年完成，是先生最偏爱的作品。
1948年，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因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校董发生分歧，仅上任半年。
1966年定居台湾，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引发红学辩论。
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2年10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编竣出版，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出版《京华烟云》，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岁。
中国传统文化对林语堂的闲适观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林语堂的闲适观有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将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沉睡中惊醒，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破，从此便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传统文化也第一次遭到异域文化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使得自古以来有着忧患意识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
从最初的“夷夏之辨”，“中体西用”之论、到后来的“中西调和”、“全盘西化”观，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逐渐酿成了一场波及全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大论战，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历史语境中，林语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解读。
一、“语丝”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解构 “语丝”时期是指林语堂作为“语丝派”重要成员，与鲁迅、周作人等并肩作战的这段时间。
林语堂最初在中国思想界发出声音的时候，正值“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科学玄学论战”烽烟再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接过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启蒙旗帜，发起了一场旨在以“科学”、“民主”替代封建纲常伦理的新文化运动。
以近世西方思潮为标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的精神领域，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抑中褒西，从传统制度、伦理道德到方法论等领域彻底革旧立新，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消除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样一股激情多于理性，变革压倒一切的时代大潮将林语堂自然而然地也卷入其中。
1923年留学归国后林语堂成为语丝派的一员，并从思考国民性开始对反思中国传统。
这一时期林语堂先后写下的《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给玄同先生的信》、《萨天师语录》、《祝土匪》、《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讨狗檄文》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抨击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痛斥“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文人，支持民众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林语堂则是大力提倡“欧化”，反对“国粹”。
例如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林语堂痛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而要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林语堂认为必须坚持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六项原则：“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
九t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成了“语丝”时期林语堂的一个基本命题。
《萨天师语录》系列是林语堂这一时期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宣言书，也是他中国文化观的具体体现。
在《萨天师语录(一)》林语堂又借萨天师之口，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再次深刻反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一是“驯服”，二乃“软弱”，三为“老化”。
《萨天师语录(二)》则集中刻画了中国文明空虚、肤浅、病态的特征。
《萨天师语录(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肯定了“新时代女性”的要求。
《萨天师语录(四)》抨击了中国儒家所鼓吹的“王道”以及“不念旧恶”等处世之道，《萨天师语录(五)》揭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色“讲究名正言顺、分定位安”与最终基础“传家的秘宝——正名哲学”。
《萨天师语录(六)》嘲讽了“杏眼圣人”孔子“颡额的用处是磕头，足膝的用处是膜拜，喉舌的用处是要学唤主人，眼泪的用处是要泣谢天恩”一类的说教。
这样，林语堂对国民性弱点、对民族精神的负面性、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与解构，通过宏观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彻底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
二、“论语”阶段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大革命失败后，林语堂于1927年9月辗转来到上海，开始了他自称为大荒中“寂寞的孤游”，并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进入了他创作的“论语”时期。
林语堂一改“语丝”时期的“浮躁凌厉”和“锋芒毕露”，开始提倡和追求“幽默”、“闲适”、“性灵”。
特别是1929年《新的文评》及《美学：表现的科学》的翻译，使林语堂进一步了解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体系，克罗齐“艺术即表现即直觉”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于是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和林语堂此时极力推崇的中国的性灵文学的会通，使得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
正如殷国明所言：对林语堂来说，克罗齐的思想无疑开通了另一条思路，这不仅表现在个性意识方面的共鸣，而且启动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
克罗齐不仅加强了他自己的文学见解，而且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
胁的确，林语堂从克罗齐的“表现说”中，不仅吸收了西方文艺美学的长处，而且也意识到了它的弊端，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底蕴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自此，林语堂的思考越来越倾向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用东西方互补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化，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构建起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1．中国文化的精神：人文主义。
1932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的演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可谓林语堂这一时期的文化宣言。
林语堂首先强调：“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具体说来，“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
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
”同时，林语堂从“劣的方面”、“优的方面”、“中立的方面”三个维度对其一一予以分析并总结到： 在这些丛杂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接下来，林语堂继续解读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及其目标。
由此，林语堂便抓住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人文主义精神：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真义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且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或称“庸见的崇拜”。
此后不久，林语堂便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找到了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即相同的文化价值关照客体——人，这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指归。
自此，林语堂始终坚持他的“人文主义精神”，直至后来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来拯救工业社会中物质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极端危害。
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林语堂抛弃了往日的激进，开始理智、客观地评价中西方文化。
2．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幽默智慧。
1934年林语堂在《论语》上连续发表长文《论幽默》探讨中国幽默文化的传统问题。
文中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时，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
”这里，林语堂深信，幽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成熟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性灵的飞动，个性的伸张，导致了中国人幽默感的出现，接下来林语堂把幽默一直追溯到老庄，认为老庄是“中国之幽默始祖”，而孔子也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
经过一番探讨后，林语堂不但发现了中国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条较清晰的发展线索。
正如有学者说，“从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关系来看，林语堂的幽默论最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理解。
林氏所倡的幽默之说，并不是简单地出于文人意气与一时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察和思考之上。
”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幽默的根源，在“性灵文学”的基础上，他为幽默找到了源头。
林语堂把幽默看作是一种文化心理，并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角度，把幽默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另一种便是对人生态度的认同，是一种凝聚着高级智慧与人生自觉意识之上的幽默。
林语堂认为最上乘的幽默表示的是麦烈蒂斯所谓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
这种智慧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智慧，而是基于对人生体认上的智慧。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一文，则集中体现了林语堂成熟的幽默观。
这篇文章中，林语堂打破了幽默的民族界限，突出幽默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赐予”后来林语堂提倡用幽默去挽救世界和平，“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正体现了他对人类幽默共性的洞见。
可以说，林语堂毕生全力倡导幽默正是有感于“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由此可见，林语堂的幽默不但是他的文学观，更是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中国文化的最终标准：生活的艺术与近情精神。
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日趋客观、理性与成熟。
《谈中西文化》—文明确地表达了林语堂的文化观：“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而中国文化的特征则是“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凭准。
”唧之后，在《谈螺丝钉》、《再谈螺丝钉》、《二谈螺丝钉》和《四谈螺丝钉》，林语堂借柳先生、柳夫人之口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
活的疳决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
”而东西文化间有了这种共同的标准，就不会“因理不明，见不达，或由言语文字之障蔽，遂致不能相通”，“不复为表面上习俗不同所蔽围”。
林语堂始终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是“近情”精神，并把近情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标准：“近情精神实在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
”“人性化的思想其实说是近情的思想，而近情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
”换言之，近情精神就是指常识或“庸见”，与逻辑相对立，“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
这里，林语堂把近情作为一种消除西方走向极端的逻辑思维和抵抗泛滥的物质主义的重要方法。
“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
我们需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
” 这也是林语堂不久后海外系列著译的重要创作动因。
林语堂以“近情”为理想和目标，用艺术化的眼光审视日常生活和人的生存状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和西方架起了生活艺术的桥梁，从而突破了文化表层的二元对立，超越了不同种群人性的桎梏和藩篱，成功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
三、海外时期：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了他海外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之旅，同时也是他深入认识和完整阐释中国文化的过程。
从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孔子的智慧》(1938)、《中国印度之智慧》(1942)(老子的智慧》(1948)、直到后来的《美国的智慧》(1950)，林语堂系统、全面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形成了他较为成熟的中国智慧观。
其间，《京华烟云》(1938)《风声鹤唳》(1941)《朱门》(1953)(唐人街》(1948)(奇岛》(1955)(红牡丹》(1961)《赖柏英》(1963)等多部小说，《苏东坡传》(1947)《武则天传》(1957)《从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等多部传记，《讽颂集》(1940)(啼笑皆非》(1943)(中国的生活》(1959)(不羁》(1962)等多部散文、杂文集，以及《浮生六记》(1939)《冥廖子游》(1940)(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1951)《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2)《帝国京华》(1961)等多部译著，立体、多维地展示了林语堂眼中中国人生活的艺术与人生的智慧，同时也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特别是他的中国智慧观，从而实现了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理想，尤其是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强烈的震动，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智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以审美的眼光和艺术的态度去使生活艺术化，“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排除一切逻辑的、理性哲学的困惑，主张以人类为中心，以弥补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泛滥背景下的工具理性的缺失。
这既是对实证逻辑极端的反拨，又使得人们重新回归到人类文化终极问题的思索。
林语堂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机械化的心产生一个机械化的世界”，西方科学主义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的彷徨与无奈，因而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与“生活的艺术”，以拯救工业社会中人类被强权和科学理性所奴役的灵魂，使人的自由理想得到实现。
林语堂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话等层面批判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极端的逻辑。
在他看来，走出这种误区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以常识、“庸见”来取代理论和逻辑，最终解构物质主义得以生长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源头，从而使中国文化最终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会通。
林语堂从道家文化为出发，融性灵、幽默、闲适为一体，熔东西文化为一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化与艺术化的诗意解读，架设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成功的阐释。
正如余英时所言，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中国文化观，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林语堂在英文著作中所讲的正是他一贯相信的东西。
钟宜霖的媒体评论
做文与做人秋天的况味我的图书室有不为来台后二十四快事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茶和交友家园之春纪元旦庆祝旧历元旦论树与石买鸟阿方看电影流泪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乔迁乐享余年读城记动人的北平春日游杭记记纽约钓鱼谈海外钓鱼之乐论游览说避暑之益说乡情大话中国人中国人之聪明脸与法治染指民族中国的国民性思满大人萨天师语录巾国的悠闲理论悠闲生活的崇尚论肚子中国式的家庭理想叩头的软体操价值杂说论笑之可恶人生之研究一个准科学公式论政治病也说先哲论孔子的幽默孟子说才志气欲谁最会享受人生《关雎》正义半部《韩非》治天下茶人智语论恶性读书读书的艺术论读书读书与看书论趣写作的艺术姻屑吸烟与教育哈佛味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母猪渡河失败了以后你且能哭即哭吧
艺术家旧时旧事祝土匪清算月亮无花蔷薇孤崖一枝花鲁迅之死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思想花火论伟大说潇洒论梦想论幽默感谈涵养谈直觉论灵心说本色之美论谈话论买东西论色即是空论东西文化的幽默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性的吸引女论语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心灵欢乐吗
诗样的人生人生的乐趣尘世是惟一的天堂论人类的尊严妓女与妾人生快乐的问题论老年的来临据谈智识的鉴别力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人类是惟一在工作的动物猴子的故事论强壮的肌肉论不免一死论任性与不可捉摸个人主义回向常识近情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
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
十几年前，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未来几年人类必须掌握的三大技能是英语、驾驶、计算机。
今天，果真如此
英语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和交流工具，更是被提升到了必备技能的范畴。
一、英语(论坛)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从全世界来看，说英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任何语言的人数，10多个国家以英语为母语，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二十几亿）讲英语。
比如在日本，除了他们的本国母语——日语之外，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很多高层次的日本人以会说英语为荣。
二、英语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是英语，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语书写，电脑键盘是英语键盘，任何一个会议敢号称是国际会议，其会议工作语言一定要用英语，也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
我们看到，很多官方的、政府性质的活动、文件、交流方式都使用英语。
外贸行业也把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外贸交往、国际礼仪、书信函电、进出口文件、还有银行文件语言等等，统统以英语作为标准通用语言。
大多数国家的高等学府，大学院校，都开设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仅在中国，就有一百多所大学设有英语专业或英语相关专业。
电脑和互联网，也是建立在英语的基础上，这个行业的语言，就是英语。
此外，在医学领域、建筑领域、文学领域，都与英语有极大的关联。
三、英语是国际旅游的必备语言随着国际旅游的发展，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旅游。
而外出旅游，唯一通用的
林语堂是不是美籍华人
不是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现代著名作家。
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文学家。
福建龙溪人。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9年后留学美国、德国。
192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支持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去厦门大学任教，写杂文，并研究语言。
1932年后陆续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推动小品文的创作，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6年旅居美国。
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
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
1966年定居台北。
著有《剪拂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大荒集》、《我的话》、《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无所不读》、《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语堂文存》等。
林语堂作品年表 1928 翦拂集 上海北新书局 1930 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 上海开明书店 1930 开明英文读本（三册） 上海开明书店 1930 英文文学读本（二册） 上海开明书店 1930 开明英文文法（二册） 上海开明书店 1931 Reading in Modern Journalistic Prose（现代新闻散文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语言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店 1934 大荒集 上海生活书店 1934 我的话上册（行素集）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5 开明英文讲义（三册）林语堂、林幽合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First Series: 1930-1932（英文小品甲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英文小品乙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ing（子见子南及英文小品文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1935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Inc., (A John Day Book) 1936 我的话下册（披荆集）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6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China（中国新闻舆论史） 上海别发洋行 193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 Reynal & Hitchcoca, Inc., (A John Day Book) 1938 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 Random House, The Modern Library 1939 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 With Love & Irony（讽颂集）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 Leaf in the Storm（风声鹤唳）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1 语堂文存（第一册） 上海林氏出版社初版 1942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国印度之智慧） Random House 1943 Between Tears & Laughter（啼笑皆非）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4 The Vigil of Nation（枕戈待旦）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7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8 Chinatown Family（唐人街）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8 The Wisdom of Laotse（老子的智慧） Random House 1950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美国的智慧）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1 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Lin Yutang（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2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Retold by Lin Yutang（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3 The Vermilion Gate（朱门）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5 Looking Beyond（远景） Prentice Hall 1957 Lady Wu（武则天传）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The Secret Name（匿名）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9 The Chinese Way of Life（中国的生活）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信仰之旅）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 Crown Publishers 1961The Red Peony（红牡丹）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The Pleasure of a Nonconformist（不羁）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3Juniper Loa（赖柏英）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The Flight of Innocents（逃向自由城） G. P. Putnam\\\\'s Sons 1965无所不谈一集 台北文星 1966平心论高鹗 台北文星 1967 无所不谈二集 台北文星 19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当代汉英辞典） 香港中文大学 1974 无所不谈合集 台北文星 1976 红楼梦人名索引 台北华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