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写一篇苏东坡传的读后感，本人高中学生党，蟹蟹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
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
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
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
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
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
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
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
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
《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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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读后感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
无数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
这每一条的轨迹都与我的生命有关。
个体生命会消融，而他的影响已留在周围人的生命里，记载在史书里，熔铸在历史遗迹里，遗落在他曾如此热情地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
这种影响在无限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增长广大，在冥冥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仁人志士的产生，往往是受了前人的影响。
翻开一本发黄的史书，不觉入胜，我祖先之中，竟有如此伟大之人格生活于此土地之上，从而立志奋发，会聚群英，内成就一代豪杰，外开历史之新篇章。
对真理的追寻通过历史薪火相传。
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也常来自于对其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
失去了历史的坐标系，发展就失去的方向。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
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充溢着人文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
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对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
尤其是近代以来，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
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掘及文献考据证实，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糊的推断。
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
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
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
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
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
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
个每个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
如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
更进一步，任何对历史的判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如现在我们的立场就常是科学的立场，但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会不断变化，也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至少不能以之取代人文之纬度。
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合，楼于烈先生将其分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四个侧面。
文化基于一群特定的人的生命体验，即非为所有人所体验到，亦非一种永不更改的体验。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都带有自己文化的特点。
如果承认个体生命体验的平等性，也应承认文化的平等性。
承认此平等性之后，才能展开文明的对话。
对话本身没有固定的答案，是一种现象，一种生命体验，双方在对话中互相学习，完善着自己。
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某种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自身都在不断调整、进步。
从历史上看，这种对话恰恰是进步的源动力。
补充： 求求楼主给分吧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主题分析800字
篇一：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苏东坡传》，非简单之流水帐，更非采用“春秋笔法”，而是林语堂先生阅读大量资料，包括苏东坡的札记、诗词、私人书简等后所着的传记。
我心度之，是否林先生与苏东坡有诸多相似之处，不然为何其言己了解、喜爱苏东坡，而又能将《苏东坡传》写得如此色彩鲜明、感情丰富。
观苏东坡一生，无法不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苏东坡是幽默的。
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 ‘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
”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中说“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
”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东坡是热爱生活的。
其余不必说，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
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自己酿酒，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壶”以传后世。
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苏东坡是感情丰富的。
他的《江城子》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其亡妻寄以情思，与其“大江东去”风格迥异，凄婉哀伤。
在朝云因瘟疫早逝后，他在《朝云墓志铭》和《悼朝云》一诗中，均表达了深切情爱与伤痛，后来更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以梅花象征朝云，既似写花，又似写人。
苏东坡是刚直的。
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然不改犀利词风。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苏东坡也是幸福的。
他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情深，妻妾对其关爱有加。
尽管不如意事众多，如朝云笑言其“一肚子不合时宜”，但他的生活又怎可不称为过得快乐呢?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
谁说不是呢?仅此感怀东坡居士这位旷古奇才吧!篇二：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苏东坡，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而是主张稳健行事，凡事皆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出发，不去阿附迎合，不为“新法”或“旧制”所囿，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
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风光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
他不伎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苏东坡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佞。
处顺境时不骄惰逸乐，在逆境中能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因此他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并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
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的感叹赞美之。
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这正是我们太多的读者喜欢他的缘故。
近千年来人们不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与读者的快乐上。
苏东坡的作品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掩没，甚至历久弥新，是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
现在我最为欣赏的是他那真纯且有无尽趣味的《定风波途中遇雨》：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你怎能不意会--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是一种境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是一种境界。
不过现实中很少有人像东坡那样在雨中依然微笑，依然“竹杖芒鞋轻胜马。
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这才是生命最高的境界，这是用充满洞察力目光蔑视困境时才能拥有的真纯和趣味!苏东坡异常坎坷的一生，也是豁达乐观的一生。
他那种身处逆境却始终保持“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然达观，像他的诗词文章一样千载有余情!经万古流不尽!篇三：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今年国庆七天长假，奉老师之命借来厚厚一本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本是是想草草读完草草了事，可不想自己被苏东坡命运多舛的一生所深深震撼，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无可比拟的才华。
一说起苏东坡，就不能不提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才。
他的诗，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的清新雅致，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哲思……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透过东坡，我触碰到中国文人飘忽的衣袂，聆听到中国文化舒缓的脉动。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乐观豁达的性格。
“成也其诗，败也其诗”用在东坡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乌台诗案”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往往是被人嫉妒的，要不是苏东坡太有才华，锋芒太露，原来与之为友的同道们也不会转而排挤他，他也不会落的几度外放他乡的下常好在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没有郁郁寡欢，而是随遇而安，创作才情与此同时也越发充沛。
在密州，他写出了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那动人的词句和凄美的意境至今长盛不衰。
而在他晚年身处的岭南蛮荒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正是苏东坡明朗豁达心境的写照。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的浩然之气。
当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坡等人立刻提出反对，苏东坡利用他最擅长的武器--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都显然可见。
随后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做到宠辱不惊。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东坡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诚如林语堂所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的浩然之气，也将如他的诗词一样永留千古!
王水照《苏轼传》读后感，越多越好
断断续续，半个多月才看完王水照老师的这本《苏轼传》，感慨良多。
东坡是中国文人中我非常喜爱的，可以说是最喜爱的一位，此次翻开这本传记，自然主要是因为对传主的爱戴，当然和优秀的文笔也是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上，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内，我从朋友的书袋内掏出这本书，赫然三个隽秀的字映入眼帘：苏轼传。
朴素而清新淡雅的封面，良好的印刷，最重要的著者深厚的功力均深得我心，加上传主是我最喜欢的一代文豪，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睹为快。
可以说书没有让我失望，我是一个队文字相当敏感的人，文字的质量会大大影响我对一书的爱恶，而此书于文字之流畅优美来说绝对是上乘之作，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娓娓道出东坡传奇的一生，跟随着著者的脚步，我仿佛进入了那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川蜀大地，看到了稳健自信的明允公，乐善好施的程夫人，还有可爱的苏轼苏辙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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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看到的情节书中几乎没有遗漏，苏轼考进士、任徐州、杭州知州，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写下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词，一篇篇流芳百世万古不朽的美文，一页页通天地之气得日月之精的丹青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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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既有对人物生平流畅而传奇的叙述，精彩动人，跌宕起伏，又有对东坡诗文书画的专业性评论，高见迭出，云霞满纸，着实令人大呼过瘾，十分解渴。
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让外行看够热闹，让内行看够门道的大书好传。
著者不愧是多年研究东坡的专家，其对东坡的叙述远远不止于其生平遭际，而是把对其人艺术精品的解读始终贯穿于书中，据我草草统计，起码不下四成之多。
这样，我们在跟随作者饱含深情的笔墨去感受东坡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哭大笑的传奇一生以外，还可以尽情品咂这位文学天才不世出的才华与真情。
中国古代，文化底蕴高耸若泰山，文坛才子繁若苍穹群星。
而我独钟情于东坡着，一是因为他的天才，以及他远超于常人的达观。
我一直深信，这世界上，很多人可以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做出一番事业，他们是人才；而还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接受了造物主的禀赋，如达芬奇之于绘画，拿破仑之于兵戎，乔丹之于篮坛，苏子瞻之于诗文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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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真正的天才
我们无需妒忌他们天资过人，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们接受得多，承受得也多，他们往往会为自己的天才付出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代价和艰苦，苏轼正是其中的一位，而他令人敬仰之处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天才，而在于——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说：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他能不断以自己的悟性和对文化的游刃有余般的领悟，让自己不断地升华，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解脱，不断地成熟，于是乎，文坛之花盛开在荆棘丛中，诗文巨星闪耀于苦海云天之上
千年而下，那个在苦难中不屈不挠、坚若磐石般的伟岸身躯，仍像东去的波涛一般，时时碰撞滋润着我的年轻的心田。
二，是他那份真诚的、毫无利己之念的为国为民的大仁之心。
古代文人自幼读四书五经，学圣人之道，却读出了多少碌碌无为的呆气之徒和道貌岸然的虚伪之辈，他们是多余的，甚至是可怕的，他们在白白浪费着国家的钱粮和人民的血汗。
苏轼和他们一样，从小泡在儒家的经典里长大；苏轼又和他们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头脑聪颖，活学活用，更重要的是，修齐治平的理念于他，不是敲开富贵之门的砖头，也不是通往欺世盗名之地的阶梯，而是真正的信仰与坚持，虽百折而不悔，虽千锤而无憾
历经风雨，那份心怀天下，一念为民的耿耿赤子之心，令千年之后的我辈热泪盈眶，心暖不已。
他在其位一心谋其政，不在其为还要谋其政，徐州抗洪，杭州修堤，密州抗蝗抗旱救弃婴，儋州开荒开土倡文化，他就和他的文采所至一样，触处生春，只要有他管辖，就有一方百姓的安宁与快乐；只要有他在场，他就会用他的幽默带来一隅的欢声和笑语
高中历史课本上提及一些进步的封建士大夫总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和人民大众仍是相对的。
我想，如果他们了解了苏轼的一生，不知还会不会说出此等无耻之语来。
该书也有些许不足，首先可能是对苏轼有些过于美化（其实拙文又何尝无此弊端，呵呵），比如在乌台时他的卑弱、绝望，展现得似乎并不十分充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意气用事，也总是曲为之说。
再次是有的情节交代的不是特别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对苏轼一些好友的交代。
比如有的好友（如巢谷）是苏轼年轻甚至年幼时就认识的，却到了老年才交代，难免令人有乱入之感。
当然东坡一生的经历过于丰富，可能彼出场之时作者有更重要的事情和人物需要介绍，就顾不得这些过于繁芜和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线索了。
再说一句，这部书之所以引人入胜，主要是因为它的叙述手法和理念完全是中国化的，非常适合在话本评书和明清小说堆里泡大的传统中国读者；而相对而言，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本来就是给西方读者写的，又是先写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的，初读可能会有点不适之感。
700字作文《苏东坡的童年与青年》
由苏轼《水调歌头》的寂寞凄凉，我想到了他的一生。
还记得以前读的《苏东坡传》，有感而发。
苏东坡，一代文豪，与辛弃疾并称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他亦是一位政客，一生在官场上与小人斗争，却并不落得一个完美的下场。
书中曾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苏东坡吃过晚饭后，捧着肚子问众人：‘我这个肚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一个侍女回答道：‘是满腹的学问’，另一个仆人回答道：‘是一肚子的好文章’，只有他那聪明的小妾朝云答道：‘老爷肚子的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确是苏东坡人生最好的写照。
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大力推举新法，而苏东坡却并不认同，几次上书皇帝，要求终止新法，却不被采用。
但他的做法已经激怒了当时主张新法的那一派官员。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就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苏轼被关期间，曾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对那些交情并不十分深的朋友他说他已然悔悟，而对于那些莫逆之交，他说他并不后悔。
苏轼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但他的家庭生活却相当美满。
苏轼的原配夫人为王弗，英年早逝，于是，苏轼便娶了王闰之续弦，在王闰之的帮助下，又纳了小妾朝云。
苏轼一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苏迈，二儿子苏迨，三儿苏过，四儿苏遁，苏遁为朝云所生，可惜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
苏轼的夫人王弗聪明过人，家里来了客人，王弗便坐在屏风后面听苏轼与客人的谈话，然后告诉苏轼她对来人性情和人品的看法，无一不言中，可谓是苏轼的贤内助。
苏轼做人单纯，极易相信他人的话，但是有了王弗，便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了。
苏轼的三个儿子对父亲也极其忠诚，苏轼后来被贬到海南时，苏过就舍弃自己的家小，而随父亲过着漂零的贬谪生活。
求苏东坡传读书笔记
苏轼传记的一部力作－－评王水照、崔铭《苏轼传》苏轼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加之伟异卓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之影响非同一般，因此，有关他的论著也非常之多，其中的传记类著述，据最粗略的统计，现代以来也不下十数种。
要说流传较广、较为引人注目的或许要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该著有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两种）及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
林著不失史实大节而假以小说笔法，主观性较强；曾著则多客观性记述，体现出较为严谨的学术性格。
2000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著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崔铭博士合著的《苏轼传》，可以说，该著兼采林、曾二氏之长，又塑就自己的个性色彩，为苏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苏轼传记。
以往的此类著述，篇幅不一，少则数千字、几万字，多则如林著《苏东坡传》，约26万字，曾著《苏轼评传》约23万字，而此著竟达45万字，可谓堂庑大开。
它前有“引言”，介绍苏轼生长的蜀中人文环境、家庭文化氛围与北宋文化大背景，而意在叙说苏轼孩童时期的生活状况；后有“结束语”，绾合全书，给苏轼以总评。
正文分为12章，章题既不采用通常见到的以帝王或帝王年号标示时间递进的方式，也不用一般所说的青年、壮年这类划分人生阶段的字眼，而是按照苏轼生活、思想、创作、性格、艺术成就等发展变化的自然历程，将其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划分为12年段落，以富于艺术概括力的文字表现出各个生活段落的主旋律，从第一章“奋厉当世雄鹰出”，写苏轼初出茅庐、汴京应试，直到末章“皇天后土同悲悼”，写苏轼从海南北返、辞别人世。
每章之下未设节次，而以数量不等的小标题提示出苏轼所经历的主要事件或其行迹、交游，如第一章第一小标题是“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第五章“柏台霜气夜凄凄”之第九小标题是“苏轼在御使台差役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等等。
全书共设小标题140余个，光看这些小标题，读者即能大体了解苏轼的一生。
如果说书后的两个附录列出生平年表之类与同类著作没多少区别，本书的“后记”却有点出人意料。
它不是一部著作完成之后作者画蛇添足般的琐事杂记，而是主要考证作者与读者同样感兴趣却又不太清晰的苏轼的容貌、身材问题，这实在是这部煌煌大著画龙点睛的一笔。
因此，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全书既提纲挈领，章目分明，又经纬交错，组织严密，犹如一部大交响乐，前有序曲，后有尾声，中间五音繁会而不紊乱，曲终奏雅而有余韵，其框架体系的建构显示出传记作者相当高超的艺术功力。
其次，这是一部优美生动的关于苏轼传记的“信史”，是说书中叙述的种种事件，皆有史料依据，绝不凭空编造。
尤其是书中大量引用苏轼自己的文学作品作为证据，这种第一手材料的运用为该著奠定了真实性的基础。
即使有些故事出自宋人笔记，未必十分可靠，但这类产生于同时代的遗闻逸事，却仍然保留着真实的时代风气和风俗习惯，在不完全真实的材料中隐含着相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说它“优美生动”，是说传记作者文笔优雅、流畅，对于苏轼所经历的一切，皆以艺术化的语言，通过对传主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对白、传主和生活细节与心理活动等的描绘与分析，将传主写“活”，使其形象丰满。
上述两个方面，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坚持无一事无来历”，又“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在追求某一事件、情节之时、地、人真实性的同时，允许作一些合乎情理的想象与推演（见《后记》）。
这或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吧，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唯其如此，人物传记才能既不失其“真”，给读者以历史的直感，不会变成历史小说或所谓的“戏说”；又能让读者在“感受历史”的心境中看到富于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得到美的享受，而不是干枯的历史资料的排列和堆积。
比如，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内容丰富，可供选择的素材很多，也是本书重点叙述的部分之一，作者截取传主生活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片段，将其描写得十分精彩，此不妨留待读者诸君参看，这里单说苏轼在密州任所的一段生活吧。
过去某些著作只讲苏轼在密州如何勤政爱民、为民请命，如何带领百姓灭蝗、抗旱，又创作了多少重要作品等，虽然符合史实，却总觉得只是史料而已。
本书自然也写到这些，但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苏轼请任密州的因由；密州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生活状况与杭州的巨大反差；苏轼心境的落寞乃至沮丧；他又如何重读《庄子》，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心态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还谈到他的创作尤其是词作怎样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等等。
作者依托史料将这些故事串连起来，虽然文字不多，篇幅不长，读者却不仅从中认识了历史，而且也透过时间的长廊，感知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体察到传主人生阶段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与变化。
看来，传记作者的创作原则确实收到了颇佳的效果。
第三，传记著作不仅要叙说历史，重现那尘封雾蒙的往事与人物，使之活灵活现起来，而且还应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用睿智的理性和哲人的目光审视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其作了科学而公正的裁决。
在这一方面，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其中处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便是一例。
众所周知，苏、王在变法问题上，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尖锐的对立和巨大的分歧，而两人又有私交。
当然，如果对近千年来聚讼纷纭的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变法问题而产生的苏、王之间的是非恩怨进行详尽的铺写和评判，并非本书所能担当而且也不必担当。
因为，尽管从根本上说，由于变法影响了苏轼的大半生，但苏、王关系毕竟只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一段插曲。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对当时复杂的政局及苏、王二人的个性、经历、思想方式以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与各自的出处进退所带来的心态变化等各种情况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而是凭感情用事，褒贬失当，也很难得出稳妥的结论。
尤其是对王安石，自宋代以来的不少作品甚至将其写成十足的坏人，显然极不公允。
而苏轼作为本书的传主，如果作者厚爱有加，不谨慎从事，也容易出现偏颇。
但作者较好地把握了分寸，调整了思路，即不过多地纠缠变法问题本身，而侧重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叙述他们的离合。
因而，书中既写了苏、王二人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表现出的不同的政见之争、深刻的矛盾对立，也写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经宦海风波之后友谊的日益笃厚。
苏、王金陵相会的一幕及互相切磋学问、谈论国政的情景都是相当感人的。
作者认为，他们当年的争执皆出以公心，并非个人恩怨；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与渊博的学养；王安石是时代的伟人、真正的政治家，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当代意识”，且评价不算过分。
至于苏轼本人，通过作者纵横捭阖的剖析与描绘，其现世性与超越性交融在一起的智者形象盖已深入读者心中。
本书题名全称为《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苏轼传》，大概意在说明：传主真实的一生，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模式与文化性格，而这也正是苏轼与历代读者建立起来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的原由，苏轼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个体本身。
以上例证，也表明传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提升本书的学术品位。
但是，不能说该著没有可挑剔之处。
比如，说“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就值得商榷。
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实，苏轼在任职杭州通判即37岁时已有词作问世，换言之，现存苏轼词集中的某些作品，是他通判杭州以前创作的。
当然，究竟写了多少篇、是否算作一个创作阶段等问题尚可进一步考辨、讨论，但不应断定苏轼从通判杭州才开始填词。
再如，附录一《苏轼生平创作年表》中列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公元1036年，而在“生平经历”一档列“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四川眉山……”，其处理方法欠当，起码是不够清楚，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而且与“引言”中谓苏轼生于1037年自相矛盾（按：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农历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亦即公元1037年1月8日）。
又如，书中将年号“景佑”误作“景佑”，人名“石声淮”误作“石淮声”，书名《东坡词编年笺证》误作《东坡诗编年笺证》等，盖因排版、校对不精所致。
另外，本书引用作品，多有篇名、题名，引用他人语（如叶燮、陈寅恪语）而不注出处；对白全用现代汉语，而引文采用原文。
这种写法是否最好
抑或是为了雅俗共赏，可谈性强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有不和谐之感，故而尚存疑惑。
此就书中某些观点、史实、文字、写法等方面分别举例以示苛责，供其参考。
但无论如何，出现于世纪之交的这部新版《苏轼传》，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但愿它能同苏轼及其作品一样，拥有众多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