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丝绸之路玄奘的事的读后感500字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进行着思考和生活，缺乏幻想和想象。
我看东西经常会把故事情节与现实或历史对照起来读，也正因此春节期间看到央视在播《玄奘之路》的记录片时，激起了我极大的热情，毕竟《西游记》是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经典，通过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联系，再看《西游记》或许能给自己一些现实的启发。
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和其弟子所著的《三藏法师传》是本部纪录片所依据的重要史实资料。
看这部片子，更多是被历史人物信仰驱使下的坚持所打动，不仅经受八百里大漠和雪山等险恶自然环境的考验，而且要与不同民族、身份和信仰的人交流沟通取得支持。
《西游记》中的一些传说与《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不谋而合，白马驮经、经书落水的故事情节，石磐陀与孙悟空的人物形象。
玄奘西游所行记录不仅启发了吴承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中外学术和历史界，带给后人巨大的精神感召。
玄奘沿古丝绸之路踏上西行求经的道路，他是“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地理的能手”，是探险家，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化使者，在“输送财富”的丝绸之路上“传播信仰”。
古印度的历史因玄奘的记录得以重建，同时《大唐西域记》更加坚定了唐太宗重建丝绸之路新秩序的信念。
一个僧人不仅在弘扬佛学事业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国家、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如此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感谢《西游记》，是它让我们有了与真实历史人物接触的冲动。
而同时，当看到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自称是玄奘在天之灵，欺骗看守墩煌的王圆箓掠走莫高窟大量珍贵文物时，内心一阵悲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精神支柱。
看今日中国之传统文化，反而在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方得到了好的继承，我们身边好多传统和手工技艺等在逐渐丢失，如果这是经济社会转型必经之痛的话，我们希望这种阵痛之后是传统文化受尊崇。
传承传统文化需要一个个像玄奘一样的坚守着。
新丝绸之路第6集《敦煌之魂消石窟》写500字观后感
26年前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过很大的反响。
20多年过去了，2005年两电视台再次携手，重走丝绸之路, 中日双方共派出350人的拍摄队伍，深入敦煌、楼兰、黑水城、喀什等10个地点进行联合拍摄。
“展现了很多我国在丝绸之路上新的探索发现，比如对于丝绸之路上人类迁徙历史研究的新发现、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过程的纪录。
另外，比如敦煌壁画，虽然一直人为保护但是仍不断消磨损毁，我们在片子中也提出了对现有文物如何保护，敦煌这样的文物到底能够再存在多久，这样新的思考。
”韦大军解释说，此次拍摄不再是丝路古道沿线的纪实报道，而是选择十处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地点进行发掘，每集各自成章。
同时，我们拍摄到了很多观众很难看到的甚至是从未看过的第一手文物资料。
比如壁画，丝绸之路沿途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壁画，但目前这些流失的壁画保存在13个国家的博物馆里，这些壁画是我国电视媒体以往没有报道过的，我们专门有一个海外组，走访了10个国家，同时他们还拍摄到了很多西方探险家当时的日记、笔记等珍贵的资料。
历时两年摄制的纪录片《新丝绸之路》已于2005年10月完成，将于2006年3月10日在CCTV-1黄金时间播出。
26年前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过很大的反响。
不可否认，26年前的《丝绸之路》确实是一部力作，它的拍摄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在规模上代表了当时我们所能达到的纪录片制作的最高水平。
当时参与摄制的日方组NHK电视台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中国腹地进行纪录拍摄的西方媒体，而中国政府为保障拍摄的顺利进行采取了一系列高规格的措施，例如开通铁路专线，甚至是出动军队。
这次对丝绸之路的重拍，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重新体会26年前的成就，也重新审视和反省它的叙述方式和看待历史的视角。
时间过去了26年，这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几千年的历史来说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当代的电视媒体，二十多年的经历是意义非凡的。
当然，如今我们已不再可能轻易的将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升级为国家行为。
纪录片制作者们也开始摒弃长久以来形成的诸如“好大喜功”、“全景展示”以及追求所谓“波澜壮阔”“史诗性”的积习，力图去把握一些复杂的情感，——因为世界和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况且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同整个国家一起，一直在经历着封闭与开放间的挣扎。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可以而且理应变得多元化。
当我们试图用另外一种更超然、更客观的角度回看我们那些已经被定义为“灿烂辉煌”的历史时，不由的产生出悲凉或是说无奈的情愫。
正如我们的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大陆上陆路交通的主干道，它在中古和上古时期所确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近古被渐渐颠覆，西方世界的兴起和海上交通的成熟让它湮没在历史和传说之中。
编辑本段历史是西方人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近代史，甚至“丝绸之路(SILK ROAD)”这样一个术语都是西方人命名的。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代替了曾经出现过的“玉石之路”、“佛教之路”等名称。
重新“发现”它的是一批西方探险家，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深入到这片古老的亚洲腹地，在自然环境和人为条件都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开始了最早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本身并不单单是学者，几乎每一个外国探险家在离去时都带走了数额庞大的文物。
那些被挖掘、被切割的文物现在还陈列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博物馆里，和他们的名字一起被世人观瞻。
今天的人们如果需要对那些文物进行研究或拍摄的话，便不得不遍访瑞典、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十几个国家。
第一集【生与死的楼兰】导演：谷大象 在古代楼兰王国所地处的沙漠腹地，出土了一具具保存完好的古人的干尸，其中令人们惊叹不已的是被称之为“小河公主”的“楼兰美女”。
这些古代居民生存在什么年代
他们从哪里来
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
为何突然消失
一系列疑问与假设成为了本集的重要内容。
第二集【吐鲁番的记忆】导演：韦大军 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文化曾经在吐鲁番和睦相处，宗教艺术曾经在这里留下了惊世杰作，这种文化现象是珍贵的世界遗产。
尽管我们可以用影像还原昔日的绚丽，但是对吐鲁番来说，巨大的遗憾却是无法弥补的。
第三集【草原石头祭】导演：丁 虹 辽阔的草原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依靠。
它一方面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草原子民，但另一方却又不可避免的限制和影响了游牧民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与发展。
游牧还是定居
也许是草原民族心头上一块永远无法搬走的石头。
第四集【一个人的龟兹】导演：韦大军 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有许多僧侣为了信仰舍生忘死，鸠摩罗什是佛教文化东传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在龟兹的时空中，功名与寂寞、宏大与渺小如同高山与石子悄然转换。
第五集【和田寻宝】导演：丁 虹 一幅带有玉般微笑的东方美女壁画，引领摄制组进入沙漠腹地——丹丹乌里克，那里曾经是古代于阗国的中心。
地处素有玉石王国之称的和田的中心，它是否埋藏着玉石宝藏
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和田。
第六集【敦煌生命】导演：谷大象 莫高窟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
其中上万平米精美的古代壁画、彩塑，成为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今日敦煌的骄傲。
然而，那些壁画却发生着各种病变，一步步走向死亡。
如何能够让这些古代壁画长存于世，关系到敦煌的文化生命是否能够延续下去。
第七集【青海之路】导演：韦大军 当北方丝绸之路在4－5世纪陷于阻塞的时候，东西方的经济贸易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的呢
从青海出土的大量丝绸成为“青海之路”的有力证据，丝绸之路的线路图也许需要重新绘制。
第八集【探访黑水城】导演：张超英 由于丝路重镇黑水城的绝大多数文物文献流失国外，致使这个城市的信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沉寂在博物馆幽暗的库房中。
当史金波教授破译了西夏草体文字后，黑水城仿佛复活。
第九集【十字路口上的喀什】导演：刘勇良 喀什自古以来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补给城市。
地处于中国版图的最西端，它素有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称号。
在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很多丝绸之路兴盛时期的建筑和文化。
如今的喀什已经成为中国西部边疆重要的开放口岸。
如果说从前的喀什为过往的商人们提供了生命的保障，那么今天的喀什则承载起了新丝绸之路复兴的希望。
第十集【永远的长安】导演：韦大军 唐代的中国拥有巨大的财富，京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由于中国文化的巨大包容性，这个城市在280多年的时间里，以大国的情怀接纳并融合了来自异域的多种文化和不同人群。
什么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城市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此说源于裴松注所引鱼豢的：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回复立（豆）者，其人也。
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
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此说最早见于和。
说： “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
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
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
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
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
袁宏及范晔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
后来则有水平七年（）、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
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
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
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
《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
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
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
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
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
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
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
《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
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
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
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
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
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
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
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自和帝（89—105）开始，东汉王朝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统治集团的长期斗争，至桓、灵之世（147—189）达到顶点，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184），东汉皇权陷于全面崩溃。
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有了新的抬头。
但作为东汉官学内容之一的天人感应，包括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瑞祥，始终没有中断过，皇室对方术的依赖也有增无已。
汉章帝（76—88）继明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
神仙术已为皇家独享，所以也当作最高的奖赏。
到了汉桓帝，更有了明显的发展。
他继续楚王英的故伎，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饰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
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这个时候已有了义理上的内容。
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义的标准教义，在传说为明帝时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经》是译经还是经抄或汉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学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见。
但它的部分内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现，则没有疑问。
此经从“辞亲出家为道”始，始终贯彻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与襄楷的主张全合。
其中言“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与襄楷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头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张；又言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以为“革囊众秽”，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说法。
因此，汉桓帝时重新出现的佛教，已经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义。
但在形式上，与道教的结合比同五经谶纬的结合更加紧密。
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书” 的，此“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原本《太平清领书》。
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义，主要在于论证“兴国广嗣”的正确之道。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说成是中国老子教化夷狄的产物。
这意味着佛教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
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
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
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真谛指的是什么意思
的心目中，“合格的教师”就真正的教师”。
长后，是深思和追“教师”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
怎样才无愧为“人之师”
教师，他（她）必会有、应该有什么情感、心理、思维、观念、修养、气质和品格
平常心，正常情——教师首先是有“人”的意识，是情感健全的人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常给人以震撼，就是其中的一篇。
文章谈到了在教育表彰大会上，有“模范教师”介绍“经验”，说自己如何为了“坚守讲台”，而不顾家庭，以致妻子瘫痪，老父含恨而死，无暇关心女儿学习，连自己也延误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据说这就是教师的“无私奉献”，云云。
王栋生拍案而起，怒声问道：“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连子女也不爱，连父母都不爱，却说热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学生，这种话，你相信吗
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
他抛弃了所有的亲人，只是为了能站在讲台上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工作牺牲亲情，牺牲亲人，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极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虚伪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应当有正当的人性。
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观和教师观，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有人情，要体现人道精神”（），“不近人情”就“近于野蛮”（）。
而以这样的失去“正当人性”的教师为“模范”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坏的是基本的伦常，毁灭的是人性”。
王栋生老师质问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连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为六亲不认的人
”问题是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教育，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古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现代有“只有国没有家，只有领袖没有父母”的“革命加拼命”的教育；而在这个利己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鼓励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模范教师”，就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其实质不过是“对流汗流血的人强调‘奉献’，对淌脓流‘香汗’的人却总能‘按需分配’”（），因此那些主持表彰会的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自己是绝不会这么“无私奉献”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警惕那些“伪教育家”（），要明确地指出，那些新时代的假道学都是不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鲁迅早就说过，“伪士当去”。
“去伪士”，包括去伪教育理论，也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栋生老师断然拒绝了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的所谓“奉献”论。
这种理论竭力渲染教师工作的“悲壮”性：“似乎这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是人要为之牺牲的一场苦难，是一条殉道者的路。
”然而，这是地地道道的伪理论，不仅它的提倡者自己都不准备实行，而且它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至今还津津乐道地宣扬“安贫乐道”论，这是一种驾驭术。
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级官僚”，他们“穿着丝绸”，放纵地享乐，“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蚕一样默默地吐着有用的丝”。
不，我们不是“春蚕”和“蜡烛”，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意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人”的权利，绝不为官僚们去做“无私奉献”；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不需要官僚们来“教”我们如何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和意义。
“我们不仅是庄严的劳动者，而且是爱的使者，因为有我们的工作，孩子们变成有感情的人，懂得会尊重人的人”（），“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一个人在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同时享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而已”（）。
“人”的教育，应该由感情正常、健康、丰富的“人”来承担。
我喜欢，心灵震颤，眼眶湿润——教育的快乐在每天接触到的细节中王栋生老师教育词典中最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词语是“我喜欢”：“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
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欢听他“讲讲学生的事”，而且“还是美好的故事多”，这样的“美好”总让我们心热眼红，“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
刚刚远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栋生老师写的《告诉你几个故事》也“潸然泪下”，特地去信说“能流泪的老师是幸福的”（《致吴非》）。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篇《很小的事情》，还没有收入王栋生老师的文集，是我从2008年2月22日《新民晚报》上小心地剪下来，并珍藏在我的文件夹里的——说“小心”，说“珍藏”，是因为我从这短文里抚摸到了一颗教师的“大心”，并深受感动和触动。
还是先抄录开头的一段文字——“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
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
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
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在他的脸上。
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
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
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在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我感动，自然是因为从“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国普通中学生心灵的闪光，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中国年轻一代，以及中国未来，并因此常怀忧虑的知识分子，我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爱的幼芽还在，就如王栋生老师所说，“当今之世，中国有这样的学生，可以证明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有可能的”（《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我真的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我感动，更因为能够发现这样的“很小的事情”，为之感动，并深思其意义的教师，也必有一颗“仁爱之心”。
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自觉的努力，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
”这就需要教师有一颗“仁爱的心”。
有了这样的“仁爱的心”，就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去“发现”学生身上爱的萌芽、文明的萌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这真是一盏“灯”，给中国教育以真实的希望。
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了教育的意义，以至生命的意义。
王栋生老师说：“只要能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
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
”（《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随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受到感动，更不用说深思其意义了。
这也正是王栋生老师最感痛心和寂寞的。
他说：“对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
”（《教师要有精神追求》）他还叹息说，今天的教师缺少的是“审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实践中反思》），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发现其内心和行为的美，更不用说去培育美了。
而不能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美的教师，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师职业之美。
王栋生老师说：“我喜欢孩子”，“看着他们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常常会有一种震撼，我的眼眶会莫名其妙地湿润。
”（《第一滴污垢》）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湿润”了。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情感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人活着要永远保持一种“黎明的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
在我看来，教师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能从学生身上发现新的美，并时时受到心灵的震撼。
这样，教师的生命就能永远处于新生的状态，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里，还有中小学教师所特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中小学学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时期”（我经常的说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时节），这也是一个人生命发展中最为纯净、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即使说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们依然是相对单纯的。
天天和这样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学教师正可以从中吸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远年轻。
我们在中小学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师，他们“在长年从教后仍然能保持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对未知领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终对教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并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
王栋生把它称作“热爱的禀赋”（《教师要有精神追求》）。
这“热爱的禀赋”，是来自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育学生心灵美的襟怀、眼光和能力、习惯的，这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和禀赋。
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职业适合他，他自愿选择当教师，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和禀赋，并在学生心灵美的发现与培育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秘密所在。
大忧虑，大恐惧——当“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成为思维习惯时王栋生老师不仅有大欢喜，更有大忧虑、大恐惧：“我畏惧，我担心。
我们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吗
这孩子纯洁的心灵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一种什么方式，洒上第一滴难以抹去的污垢呢
”（《第一滴污垢》）就是说，王栋生老师在进一步思考与恪守教师的职责时，不能只局限于校园的细节，而要放眼观察、感受教育的环境和生活的世界。
他的大忧虑、大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究竟忧虑、恐惧什么
这又反映了怎样一种思维、观念和精神呢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把乞丐赶出特区》的标题，愕然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呢
”他说：“一想到我们的学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宣传而学会在人民的疾苦前闭上眼睛，我就感到愤怒。
”（《谁“赶走”谁》）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玩杀人的电子游戏，联想到电视里充斥的带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奋笔疾书：《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
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可以那样不经思考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虽然不过是在虚拟的场合中，但是从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出发，必须考虑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会让他们变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蛮。
”他听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门小心，外面坏人多。
”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从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没有对人世间的爱，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善良。
”（《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他听报告，听到一组吹牛的数字，联想到商家在吹牛，官员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不能。
他说：“我之所以特别憎恶吹牛者，是想到当今孩子们思想混乱，他们的许多错误判断正是来自吹牛家的胡说八道。
牛皮家吹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搞乱学生的思想。
”（《有缘有故论吹牛》）在谈到学校招生腐败时，他说：“我最怕的是我们的学生过早地知道这些故事。
可是现在的学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他因此而感慨：“在这类问题上，学校伤害了多少学生
”（《老红军的难处》）他还为“官员当着教师、学生面前念白字”而感到难堪，觉得这是“糟糕”透顶的事。
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更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十分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些事过早地让孩子面对，会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难以摆脱的阴影”（《先生，你怎么说话》）。
他甚至害怕学校的墙上挂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为“如果让学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学无术的嘴脸下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将是多大的伤害啊”
（《如今怎样当校长》）他说，他经常为社会的各种问题“魂牵梦绕”，弄得“无处藏身”，就是因为“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为人的素质差”，“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沉重的话题》）。
王栋生老师作为一个杂文家，他的这些社会批评文章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自不待说；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批评有一个基本的“教师”的立场和眼光。
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最后都归结为教育问题，所有的社会危机，最后都归结为教育危机。
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腐败，教育的腐败，其最大危害，其罪恶滔天，不能容忍之处，并且让他忧虑、恐惧之处，就在于它会污染、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这无异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谋杀”。
他说——“教育上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
”（《欣闻取消“重点班”》）“‘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可怕。
教育为立国之本，如果根本发生动摇，不但我们毕生的奋斗将变得毫无意义，几代人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如今怎样当校长》）“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
”（《“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
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
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
”（《前方是什么》）“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对许多人，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和教育官员，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
但在王栋生这样的自觉的教师这里，却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遇到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将污染学生的心灵，造成教育危机，从而动摇“立国”的根本。
正是这样的将教育危机与民族危机视为一体的思维，构成了他的“大忧虑，大恐惧”的心理意识。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自觉的承担意识。
——我们在前文谈到，王栋生老师从发现、欣赏和培育学生心灵美中，享受快乐和感悟人生意义，这是教师职业对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承担。
而这里，当王栋生老师面对学生心灵被污染和伤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我们不思考，就没有人去思考”的历史使命感时，就引发了他对教师工作的自觉承担，以及对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扩大了说，是对人类未来的自觉承担。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王栋生老师之所以自愿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产生终身不变的“热爱”，就是出于这样的对自我生命，对教师职业，对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三层承担意识。
王栋生老师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并且强调，这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
这样，对王栋生这样的老师来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王老师说得好：真正的教师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
”（《前方是什么》）独立，创造与尊严——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站直了的人”，这是王栋生老师教师观的一个关键词，他那句名言——“不跪着教书”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教师观。
其出发点、着眼点依然是学生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如果教师跪着教书，中华民族也站不起来”。
而“不跪着教书”一语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则是因为击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要害。
所谓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人”的工具化与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更是“不把教师当人”，“不拿学生当人”（《官场陋俗进学堂》）。
这是当下中小学教育的两大问题，都和人（教师、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的丧失，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缺失有关。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权力的淫威下，许多教师、学生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觉地争当考试机器的“螺丝钉”和官僚体制的奴隶，以致奴才，以求分得一杯羹。
因此，“站直了”的一声呐喊，才如此地振聋发聩。
而作为教师自身来说，能否“站直了”、“不跪着教书”，关键又在于教师是否有独立的思想。
于是，就有教师应当是“思想者”的命题的提出，所要恢复的是两个缺失了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教育精神。
一是独立的批判、怀疑的精神。
王栋生老师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却非想不可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
”回答是，“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
问题还可以再问下去：如果一个民族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隶，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如何
王栋生说他时有“不寒而栗”之感（《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这类问题追问下去，是无法让有良知的教师心安的。
结论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是为他们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
这个任务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不要跪着读》）。
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思想就不独立，不但不做“‘瞒和骗’的掘墓人”，而且还助纣为虐，推行“瞒和骗”的教育，那后果又如何
王栋生老师回答说：“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
”（《不要跪着读》）——由盲信、盲从到虚无，这不正是当下中国校园轮番上演的教育悲剧吗
鲁迅说，中国“早就应该有几个”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
当下中国教育也正呼唤着这样的“凶猛的闯将”。
其二，是独立的创造精神。
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教师应当是思想者”和“教师应当是创造者”。
这两个命题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是思想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创造。
王栋生老师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
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王栋生老师语文教育观的一个核心，特别在作文教学方面更是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
这里还要说的，是他自身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教师，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他说：“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又是人们很少问，却又是非问不可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而且是创造性的思想。
在这诗意的表达背后，是一种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感。
“自尊”是王栋生教育词典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他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
”他有一篇告诫年轻教师的文章，第一诫就是“要时刻想到，你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诫徒》）。
他这样引述哲学家罗素的话：“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
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
”并且还说：“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社会才可能进步。
”（《〈前方是什么〉自序》）前面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不把教师当作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摧毁教师的自尊心。
正是为了反抗这样的权力歧视，王栋生老师把有没有教师的职业尊严，视为教师是否“站直了”的一个标志，他最鄙视的就是某些教师的自轻自贱。
他说：“教师没有自尊是最可怕的。
一位教师如果到了没有自尊的地步，作为教师他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了。
”（《你为什么释放粗鄙》）他把教师的尊严，称作是“劳动者的尊严”，他说他和“周围的人”都“坚守诚实劳动的信念，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做人，保持人的尊严和善良”，他坚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会价值判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会和那位民工一样，选择流汗。
”他坚信，“劳动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同时从劳动中，人获得知识的教养”，“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诚实劳动》）。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一是王栋生老师把教师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他说，作家的写作和“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做“有益的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这里，显然有一种可贵的平等观，由此产生的是教育平等观，这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
而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显示的王栋生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
王栋生老师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农村当代课教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始）时，正是“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懂得了“同情”、“善良”这样的“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的价值（《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他因此而领悟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着诚实的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渐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
”（《祖国的歌》）——也许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才触及到王栋生老师其人、其思想的根和他的尊严感，他的独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爱之心，他对教育，特别是对语文教育所有独到、深刻的思考，都来自我们这里所说的“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知识、文化的血肉联系。
他要维护的，正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这同时也是“知识者”、“思想者”的尊严。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要点：王栋生老师对“教养”与“高尚”的强调，这也是他的教育词典里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到方面。
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直气壮谈“教养”》。
他说：“现今学校教育在过于重视学科成绩的同时，忽略了‘教养’；而‘德育’的形式内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风度’。
”他说他“痛心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他们却认识不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寸步难行”。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贵族阶层，但是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在丧失了绅士风度的社会，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饰涂抹而已。
”——这都是痛切之言，没有直接说出的是教师的“教养”和“风度”。
其实，按王栋生老师的一贯思路，学生的教育关键在教师，对“教养”和“风度”教育的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许多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官员，自身就没有教养与风度。
熟悉王栋生老师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人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教养”和“风度”。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贵的气质。
因为劳动是高贵的，思想是高贵的，创造更是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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