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有什么文学意义
“发愤著书说”出自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大概有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载：盖西伯拘而演；仲尼厄而作；屈原放逐，乃赋；不韦迁蜀，世传；韩非囚国，。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发愤著书”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在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将“道”置于首位，“文”置于末位，已隐约点明了“文”与“道”不可分割的关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并非凭空出现，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产物。
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所谓“怨”是讽劝上级，怨而不怒的意思，己内心对朝政有所郁结则需讽谏以抒发情感，毋庸置疑，“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已经完全摆脱儒家对“怨”的要求，即“发乎情，止乎礼”，完全肯定了“泄愤”的合理性司马迁对的解释即可证明这一点。
司马迁写道：“离骚者，犹离者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抢地也。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之作”盖自怨生也。
”此时“怨”已无需遵循儒家的“温良敦厚”。
“诗可以怨”是“发愤著书”的萌发，“发愤以抒情”则是“发愤著书”的鼻祖。
屈原第一次在《九章•惜诵》提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应该对司马迁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汉刘安《淮南子》中记载：“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律而和人心”和“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对“愤中形外”的解释更近于“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诚然是《诗经》、屈原、刘安等的影响发展来的，但也是作者真实境况的写照。
司马迁为人正直，却遭受宫刑之辱，内心愤懑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报任安书》中所写：“居则忽忽不知所往，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使命并未完成，他不得不苟且偷生，用著来成就自己的人生，抒发内心的苦闷司马迁总结前人经验立足实际得出“发愤著书”这一重要的文艺理论。
这一观点在中国文艺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谓“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韩愈在文上主张“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
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同时还认为这两方面有重要的联系，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
他在《送孟东野序》里则提出得志“鸣国家之盛”，失意则“自鸣不幸”。
继韩愈之后，又有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及陈师道的“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陆游：“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晚清文论家李贽更是将“发愤著书”作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所谓“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中国文论史上“发愤著书说”占有重要地位，而西方文论与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
由此可见，许多西洋大家都认为诗是人内心痛苦的产物，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
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
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
因为文学除了反映生活外，还要表现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极其复杂的，喜怒哀乐，而怨仅是情感中一隅。
所以“发愤著书未免偏颇，但这种小瑕是不掩大瑜的。
至今，我们依旧可以继承“发愤著书”的“泄愤”功效，在工作、生活、学习郁闷之时写点东西来抒发内心的忧伤和悲凉，亦可以将这种“泄”的范围扩大，涉及快乐情感，与人共享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扬“发愤著书”中的脊髓精神——穷且益坚。
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这就需要忍耐、坚强的精神。
所以“发愤著书”立足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功效。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斌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他们有何共同?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发愤作为（即遭受到巨大的挫折从而奋发有所成就）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文如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太史公对圣贤们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精神的一种高度赞扬，也是太史公人生的写照，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残疾人，伟大到我们忽略了他身体上的残缺
太史公以史为鉴作此篇，天下能够成就大事的人往往忍受了一般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和磨难，然而他们仍然能够坚持奋发，从而获得成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内涵和影响是什么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
“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
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
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
1，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2，扩大了批判现实的范围，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
3，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
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另解：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
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
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
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
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
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
古今中外，说法不一。
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
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
反观当今，优秀的著作仍然属于常处忧思者专有。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是什么?
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
“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
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载：盖西伯拘而演；厄而作；放逐，乃赋；不韦迁蜀，世传；囚国，《孤愤》。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李斯和韩非的故事
“发愤著书说”出自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大概有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载：盖西伯拘而演；仲尼厄而作；屈原放逐，乃赋；不韦迁蜀，世传；韩非囚国，。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发愤著书”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在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将“道”置于首位，“文”置于末位，已隐约点明了“文”与“道”不可分割的关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并非凭空出现，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产物。
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所谓“怨”是讽劝上级，怨而不怒的意思，己内心对朝政有所郁结则需讽谏以抒发情感，毋庸置疑，“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已经完全摆脱儒家对“怨”的要求，即“发乎情，止乎礼”，完全肯定了“泄愤”的合理性司马迁对的解释即可证明这一点。
司马迁写道：“离骚者，犹离者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抢地也。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之作”盖自怨生也。
”此时“怨”已无需遵循儒家的“温良敦厚”。
“诗可以怨”是“发愤著书”的萌发，“发愤以抒情”则是“发愤著书”的鼻祖。
屈原第一次在《九章•惜诵》提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应该对司马迁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汉刘安《淮南子》中记载：“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律而和人心”和“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对“愤中形外”的解释更近于“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诚然是《诗经》、屈原、刘安等的影响发展来的，但也是作者真实境况的写照。
司马迁为人正直，却遭受宫刑之辱，内心愤懑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报任安书》中所写：“居则忽忽不知所往，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使命并未完成，他不得不苟且偷生，用著来成就自己的人生，抒发内心的苦闷司马迁总结前人经验立足实际得出“发愤著书”这一重要的文艺理论。
这一观点在中国文艺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谓“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韩愈在文上主张“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
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同时还认为这两方面有重要的联系，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
他在《送孟东野序》里则提出得志“鸣国家之盛”，失意则“自鸣不幸”。
继韩愈之后，又有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及陈师道的“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陆游：“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晚清文论家李贽更是将“发愤著书”作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所谓“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中国文论史上“发愤著书说”占有重要地位，而西方文论与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
由此可见，许多西洋大家都认为诗是人内心痛苦的产物，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
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
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
因为文学除了反映生活外，还要表现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极其复杂的，喜怒哀乐，而怨仅是情感中一隅。
所以“发愤著书未免偏颇，但这种小瑕是不掩大瑜的。
至今，我们依旧可以继承“发愤著书”的“泄愤”功效，在工作、生活、学习郁闷之时写点东西来抒发内心的忧伤和悲凉，亦可以将这种“泄”的范围扩大，涉及快乐情感，与人共享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扬“发愤著书”中的脊髓精神——穷且益坚。
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这就需要忍耐、坚强的精神。
所以“发愤著书”立足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