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每章读后感
回 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儒林外史》第一回的开场，从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所描绘的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
人生追求功名利禄，古来有之。
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墨客曾经留下诗词，告诫世人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人们始终无法走出功名富贵的怪圈。
王冕就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
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
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
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
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
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写了一个屡试不中一个年过花甲，屡试不第，受尽曲辱，精神失常的周进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的情景：“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
’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
”这句话着实写活了周进的的内心活动，写出了周进苦读几十年书却毫无用武之地的痛苦。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被胡屠夫打清醒后，众乡亲都来奉承巴结了。
这真道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呀。
看看范进在没中举人前的生活，却也给人以一种很压抑的心情，这一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那就微是咸鱼翻身
范进在科举的道路上，以生命为赌注，从二十岁一直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
几十年间的打击、折磨，已使他的心灵完全陷于痛苦的木然状态。
因此，当一个完全相反的信息出现时，尽管这是他孜孜追求的希望，他却反而没有“力量”接受了，他的心理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疯了。
范进的疯魔，带有喜剧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富有喜剧性的悲剧。
范进成了举人，又中了进士之后，地位改变，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在科举制度薰陶下形成的虚伪、做作等劣性，也真实地表现出来了。
作为举人老爷的范进，因“先母见背，尊制丁忧”，在酒席上既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牙箸，必换了“白颜色竹子的筷子”才肯，以此表示孝子的情状。
但吃起来，他却毫无丧母之忧，抢先“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
”在官方理学规范下的虚情假意，一下子暴露无余。
第四回可见，吏治的腐败同样源于以功名富贵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这一制度还造就了一大批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
清代科举唯有“优贡”在制度上强调优良品行以决定应举资格，张静斋为了谋夺和尚的田产，装神弄鬼，唆使地痞流氓诬谄和尚与妇女通奸。
官吏之残虐是如此，地方缙绅也同样卑劣无耻。
例如劣绅严致中，是个“忝列衣冠”的贡生，他在乡里强买强卖，巧取豪夺。
他的一口小猪跑到王家，便以八钱银子强行卖与王家，待王家把猪养到一百多斤时，他又把猪关在自己家里，并说这猪本来就是他的。
另外，有一老者黄梦统并没有借用他的银子，但他却强逼黄老汉给他利息。
更为无耻的是，他雇船接回新婚儿子、儿媳时，拿普通点心云片糕让船夫吃了之后，却硬说是船夫偷吃了他的珍贵药品，以此赖掉船资。
其卑劣可耻的行为，既令人鄙夷不屑，也令人愤懑不已。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
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严致和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
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
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
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
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在其成为山东学道后，为报老师的恩德特提拔老师的门生荀玫。
古代的官场和现代的没什么区别，只要有关系，就能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含官污吏。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
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
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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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有哪些
举例说明外讽刺手法【篇一：举例说明儒史的讽刺手法】《儒林外史》中讽刺手法的运用《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1．以平铺叙事的手法去讽刺2．以白描的手法去讽刺人物作者从人物关系着眼，把范进和周进对比起来写。
3、夸张的讽刺艺术。
作者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处,达到讽刺的目的。
范进中举发疯，是极端夸张的笔墨。
但由于作者从围绕着范进的环境和人物上，充分地写出了他之所以会发疯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因而又显得非常真实。
在某种意义上说，范进热衷追求功名富贵的心理和行动都是不由自主的，是受恶浊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习所支配的。
【篇二：举例说明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与《汉书》同比较 一、 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 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
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
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
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固杨万里说，“司马迁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儒林外史》中的主要人物及相关情节
两百字的读书笔记初中小学用:1.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
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
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
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
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
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
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
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
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2.一 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毛遂有一句对于王霸的论述“据其势而奋其威”二 最后的太史公列传中关于逆境的描述 就是有名“拘而演周易，厄而作春秋”什么的三 刺客列传 可以写一点关于刺客剑 君子剑 王者剑的论述（会写古文就更好了） 可以参看《庄子》中的《说剑》四 可以写项羽 这个本来是老话题了，众说纷纭，不过司马迁对他评价不高五 第一篇伯夷列传，可以写关于骨气（有一篇挺有名的议论文叫《谈骨气》）也可以联系《孟子》中的有关精神写一点（如匹夫不可多志也什么的）---------------------------------------------------------------------------------------------- 史记读书笔记: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
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编辑本段]【创作态度】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编辑本段]【内容体例】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
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
《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
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
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
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
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
“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
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
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
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
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
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河北冀州古代有哪些名人名事?
冀州市之名渊源于古冀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华夏为“九州”，冀为“九州之首”。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于此置信都县和信都郡，隶冀州。
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信都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今冀州市开始联系起来。
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信都县，归冀州直辖，属真定府。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冀州为冀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县改属冀南区五专区。
1946年2月，正式命名“冀县人民政府”。
1993年9月22日，冀县撤县建市，定名为冀州市。
冀州历史名人1、邳彤刘秀到洛阳后拜邳彤太常之职，后又改任左曹侍中，专侍于皇帝左右。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在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称“云台二十八将”，邳彤为二十八将之一。
据史料载，邳彤在平定王郎后曾任曲阳郡太守。
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而且精通药理和医术，重视药业，受到当地人民赞颂。
传说邳彤医术精湛，经常扮作串乡医生给人治病，疗效颇佳，被称为“神医”。
邳彤死后葬于祁州（今安国县）南关，墓地修造“邳王庙”作为祭所。
宋朝时祁州人将邳彤尊为“药王”，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
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2、冯跋、冯弘 冯跋（
-431），字文起，东晋十六国时北燕国君，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
祖父冯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为避战乱迁居上党（今陕西长子县）。
父冯安曾任西燕国的将军，西燕败亡后，冯安全家迁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成为鲜卑化汉人。
冯跋少年时就很有志向，性情豪放。
后燕慕容宝时任中卫将军，慕容熙即位后，冯跋任卫中郎将。
慕容熙昏庸暴虐，赋税很重，人民痛苦不堪，怨恨四起。
冯跋寻机杀了慕容熙，立慕容宝的义子高云为主，冯跋被封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司、武邑公。
公元409年，燕王高云被部下所杀，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推举为王，年号“太平”，国仍称燕（史称北燕）。
冯跋在位时历意农桑，勤心政事，为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苛政，惩贪赇”，他要求各级官吏施仁政、惠民众，并严惩贪官，使“上下肃然，请赂路绝”。
“省徭赋，课农桑”，他省徭役薄赋税，选拔官吏时细询励农方略，“劝农课桑”蔚然成风，农业发展很快。
“重孝悌，建太学”，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奖励孝贤，并在各处营建太学，教育子民。
冯跋在位22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431年，冯跋得重病，诸子和其弟争王，互相残杀，跋惊吓致死。
冯弘，字文通，冯跋之弟，北燕国君。
冯跋在位时，冯弘被封为中山公。
冯跋死后，冯弘杀死冯跋的儿子冯翼，自立为北燕国君，年号“太兴”，在位六年。
公元437年，魏攻打北燕兵临城下，冯弘被迫逃往高丽（今朝鲜），两年后被高丽王所杀。
3、冯太后冯太后（441-490），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北燕国君冯弘的孙女，杰出的女改革家。
其祖父冯弘兵败逃往高丽后，其父冯朗和其叔冯邈降魏。
冯朗在北魏官至秦、雍（今陕西境内）二州刺史，受封西郡公，后获罪被杀，冯氏被送进宫里，靠姑母（北魏国君拓跋焘的左昭仪）抚养。
她自幼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教育下，不仅精通文字，而且见识日广。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汝登基，11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公元456年被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去世，献文帝拓跋弘（李夫人生）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才12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丞相乙浑专权，阴谋倾覆帝室。
冯太后和汉族大臣密定大计，突然捕杀乙浑，然后临朝听政。
公元467年，太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停止临朝听政，转而抚养皇孙，由14岁的献文帝亲政。
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将皇位禅让于4岁的太子拓跋宏（孝文帝），冯氏遂受封为太皇太后。
拓跋弘成为太上皇，但仍参与朝政。
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暴死，史载:“显祖（即献文帝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所为也”。
冯氏开始第二次临朝听政，直到公元490年病死为止。
冯太后再度临朝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改革。
如:提倡汉化，修孔子庙，提倡儒家思想；建立学校，大兴教育；严禁鲜卑族同姓结婚；革除鲜卑族信奉巫术的风习；实行均田制，把因战争荒芜了土地分给有力耕耘的丁壮，收缴租税以利国家；建立户籍制与俸禄制等。
经过冯太后所主持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王朝摆脱混乱局面，抑制了豪强的掠夺行为，使国家日趋安定，北魏逐渐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为孝文帝亲政后更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严于执法，有两个亲王因贪赃枉法受到检举，许多王公大臣为之说情，冯太后依据朝规，将这两名亲王削去封爵，终身监禁。
冯太后生活朴素，穿的衣服都是素色绸帛，吃饭用的桌子仅一尺见方，饭菜数量也比其他皇帝和皇后少得多。
她生前还写下遗嘱，规定坟墓长三十步，葬室长宽一丈，用普通棺椁，不用殉葬器物。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年仅49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冯太后对推动北魏封建化和汉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孙敬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冀州市）人，“头悬梁”的典故即出自孙敬。
《太平御览》载:其“好学，晨夕不休”，他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
孙敬苦读常通宵达旦，为消除困意，系发于屋梁，若低头欲睡，拽其发而警醒。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悬梁”精神苦学，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当时的知名大儒。
后人对孙敬“悬梁”苦读的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揉为“悬梁刺股”，用以教育孩童。
《三字经》中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
5、刘焯刘焯（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
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
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
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
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
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
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
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
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
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
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
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6、孔巢父孔巢父（
-784），字弱翁，唐朝大臣，冀州（今冀州市）人，孔子三十七世孙，“竹溪六逸”之一，与李白、杜甫以及皇甫冉等文豪友善，亦有诗文佳作行世，后散失。
唐玄宗末年，孔巢父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山东泰安府徂徕山脚下，纵酒酣歌，谈诗论赋，号称“竹溪六逸”。
徂徕田园生活结束后，孔巢父被举荐赴长安做官。
约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辞官归隐江东（今浙江会稽）。
行前，京师好友蔡侯曾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诗人杜甫吟诗一首，以表述自己的心境，赞颂巢父的才德，题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后来孔巢父为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任湖南观察使。
唐德宗建中年间，孔巢父为朝中大臣，官至给事中。
因其足智多谋，善于辞令，且破贼有方，深得朝廷器重，被称为“知君名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镇州李维岳和淄青李纳请示承袭父职，朝廷不允，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又代其二人奏请，德宗仍不答应。
田悦恼羞成怒，联合李维岳、李纳等人哗变。
河北三镇的叛乱致使连年战祸，生灵涂炭，官兵和叛兵浴血沙场，士卒死伤惨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孔巢父为宣慰使前往平乱，孔巢父冒死赶赴魏博镇，舌战田悦，陈述顺逆之祸福，理据俱备，打动人心，终使田悦率众归降。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曾奉帝旨兵伐田悦。
次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ci）入长安称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兵猛攻，李怀光前去救驾，数败敌部，屡有战绩，迫使朱泚退归长安。
因德宗轻信奸相卢杞的挑拨，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故李怀光耿耿于怀，以至背主而去，联合朱泚逼使德宗南逃汉中，并率军占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割据一方。
孔巢父说降田悦叛军后，当年六月，德宗令其招安李怀光，孔巢父再度深入虎穴，舍身劝降，因言辞失宜，不幸为李怀光部下杀害。
死后，朝廷追赠孔巢父尚书左仆射职，谥号“忠”。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孔巢父传。
7、胡宗照胡宗照（1884-1942），字峰荪（sun），笔名耐翁，冀州（今冀州市伏家庄村）人，近代著名书法家。
胡宗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存武曾创办义学，祖父胡蓥（ying）为清代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父胡庭麟曾任教于京师，善书法。
宗照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与同仁创办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并任国文和书法课。
他治学严谨，兼收并蓄，尤精古诗文，书法课常以口传心授教导弟子，并举办书法展览。
1928年胡寓居天津劝业场附近华锦成灯扇字画店后院，以买字画为生。
宗照自幼聪敏好学，尤喜书法，他初习颜柳正楷，颇得人们赏识，有所成就之后，改临魏碑，以张裕钊的《南宫碑》为范本，练习魏碑。
他在运笔、结构上极下功夫，并持之以恒扎实苦练。
宗照遍览名牌牌匾，研究古代拓片，探讨历代金石碑刻，取长补短，自创新境，独成一格。
他的书法刚柔相济，内藏筋骨，富有金石雕刻之感，既古朴美观，又神气活现，余韵无穷。
胡宗照在书法届颇有影响，据说艺术大师齐白石认为胡是当时北方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并为他精心刻制印章。
胡先后应邀为天津“五和线店”、“交通旅馆”、“裕华文具店”、“宝丰饭店”、“华盛王金店”等以及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些商号书写牌匾，为河北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河北省第十四中学、冀县县立高等学校书写校名。
胡所写的条幅在京、津等城市的字画店里奉为上品，内地富贾和外国客商均以高价求购，人们将他的字画视为珍宝。
胡宗照1942年5月病故于北京，他的书法著述、所藏之诗书字画在历次运动中先后丢失。
8、道安道安（312-385），东晋时杰出的翻译家、著名高僧。
道安出生于扶柳县（今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原姓魏（一作卫），自称释道安。
道安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7岁开始读书，15岁时对五经文义已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18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载“年十二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视，只让他去田里干活。
后来他向剃度师要佛经来读，能过目成诵，记忆惊人，师傅惊喜，并送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外出任意参学。
传说师傅给他《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经书读完。
又给他读《成具光明经》约万言，仍用一天时间读完，复述经文竟一字不差，为此甚得师傅喜爱。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在此道安钻研佛学长达十三四年之久。
道安深得佛图澄的赏识，常代佛图澄讲经，并圆满解答许多理论疑难，因而，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道安离开邺都来到山西与当时名僧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研究佛经，并为佛经作了极宝贵的注解。
公元364年，道安率弟子400余人来到襄阳，在此居住15年，先住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制定僧规。
道安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东晋孝武帝曾下诏书表扬道安，并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道安去长安，受到苻坚的召见。
道安晚年在长安五重寺主持译经，并注经作序。
道安于公元385年二月初八离世，葬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3岁。
道安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一佛经翻译和佛教著述。
道安共有佛教著述约60多种（佚失约40种，现存20多种），他作的14篇经论序言都载在《出三藏记集》中。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翻译质量比较低。
道安亲自主持，与西域等地名僧诠定文字、详核文旨，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规则，主张直译。
道安曾撰《综理众经目录》，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
二、制定僧徒教规教仪。
道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得到佛学界认同，从此出家人自称“释子”。
他还为僧侣制定了仪规戒律，天下僧侣的行为得以统一，宗教组织得到规范。
三、创立“本无宗”佛学学派。
道安融合禅学和般若学两大学说的精华，主张“以无为本”，开创了新学派——“本无宗”，这是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
经典古今中外名著文学 推荐50部
1、推天道以明之书 《周易》2、高华宏阔的史诗典范 《荷马史诗》3、西方寓言的始祖 《伊索寓言》4、中国道家的开山之作 《老子》5、中国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诗经》6、兵家韬略之首 《孙子兵法》7、垂范千古的儒家经典 《论语》8、中国史学叙事传统的开山之作 《左传》9、第一部世界性通史著作《希腊波斯战争史》10、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政治哲学的著作《理想国》11、希腊理智最完美的纪念碑《几何原本》12、初学入德之门 《大学》13、孔子传授之心法 《中庸》14、儒学“内圣”走向的开启者 《孟子》15、游逍遥、达齐物的智慧结晶 《庄子》16、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17、印度心灵的镜子 《罗摩衍那》18、世界上所有民法典结构的基础《法学阶梯》1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0、开传统政治学体系之作《政治学》21、道教丹学之宗 《抱朴子》22、禅宗理论的基石 《金刚经》23、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 《水经注》24、古今家训之祖 《颜氏家训》25、初唐政治的重要文献 《贞观政要》26、中国禅宗精神的精髓 《坛经》27、扶桑的空谷足音 《源氏物语》28、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梦溪笔谈》29、历史与文学的完美体现 《资治通鉴》30、从地狱到天堂的旅程 《神曲》31、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窦娥冤》32、世界第一大奇书 《马可波罗游记》33、最受中国人推荐的英雄传奇《水浒传》34、包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的杰作《三国演义》35、驾驭与统治的教科书 《君主论》36、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天体运行论》37、阿拉伯世界的百科全书 《一千零一夜》38、东方世界的《堂吉诃德》《西游记》39、成就人生事业的大学问 《菜根谭》40、探索自我心灵与世界的距离 《蒙田随笔全集》41、舞台中的上帝 《莎士比亚全集》42、骑士风尚的飘逝 《堂吉诃德》43、东方医学巨典 《本草纲目》44、古今游记之最 《徐霞客游记》45、近代科学奠基之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46、现代实验科学的宣言 《新工具》47、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体系的代表作品 《伦理学》48、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 《日知录》49、花妖狐魅的笑影与诗情 《聊斋志异》50、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小说 《鲁滨逊漂流记》51、理性和自由的法典 《论法的精神》52、第一部百科辞书 《百科全书》53、世界政治学最著名的古典文献 《社会契约论》54、第一部产生国际影响的德国文学作品 《少年维特之烦恼》55、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 《国富论》56、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57、徜徉在幻想的天空 《格林童话》58、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红与黑》59、与《孙子兵法》齐名的一代巨著 《战争论》60、西方人口理论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 《人口原理》61、第一部用人类学材料写成的原始社会发展史 《古代社会》62、19世纪以前美学的高峰 《美学》63、梦回美好的童年 《安徒生童话》64、世界女权运动的图腾柱 《简爱》65、科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昆虫记》66、瞻望我们最遥远的过去 《物种起源》67、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 《资本论》68、雄浑磅礴的史诗般的生活画卷 《悲惨世界》69、汇兵迦奇谋方略之书 《三十六计》70、日神和酒神的至深本能 《悲剧的诞生》71、谆谆教诲中的睿智与光芒 《曾国藩家书》72、俄国革命的镜子 《安娜卡列尼娜》73、社会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社会学原理》74、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源泉 《经济学原理》75、人类心灵的旅途 《梦的解析》76、东方宗教的神圣赞歌 《古檀迦利》77、现代科学管理理论之源 《科学管理原理》78、民族脊梁的心血与灵魂 《鲁迅全集》79、宗教社会学合伦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80、意识流小说的旗帜 《尤利西斯》81、美国人民的“官方哲学”《实用主义》82、革新生命意识的文学经典 《追忆似水年华》83、现代西方经济崛起的动力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84、开启人生的一把钥匙 《卡耐基成功之道全书》85、诠释最宝贵的生命历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86、随风而逝的爱情经典 《飘》87、人生的徘徊与轮回 《围城》88、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诗词》89、改变命运的必修学科 《经济学》90、系统集中地反映萨特本本论和伦理学思想 《存在与虚无》91、现代影响最大的教育著作之一 《教育过程》92、美国800多所大学管理学的教科书 《管理学》93、散发青春气息的现代经典 《麦田的守望者》94、光辉的生存法则和人生尊严 《老人与海》95、迎接未来世界的行动指南 《第三次浪潮》96、再现拉丁美洲社会历史的鸿篇巨著 《百年孤独》97、美的回归与魅力 《美的历程》98、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正义论》99、21世纪的展望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00、人类灵魂的独特诠释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忍辱负重修，公正明理，不畏权博古的人。
司马迁，（前145—前90）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
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
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
郭沫若等主此说。
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
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
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
”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
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
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
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
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
《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
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
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
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
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
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
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
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
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
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