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二十六封信的概括和读后感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 儿子成长了，本来就和母亲渐行渐远，他有他的思考，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抱负，有他的朋友圈——那是任何父母都无法跨越进去的圈子。
于是，和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渐渐平淡。
龙应台慌了，她不晓得该如何掌握住她与儿子之间的联系。
于是，她邀儿子安德烈以通信方式与她合写一个专栏，一方面她可以透过书信来了解儿子的想法、内心到底在做什么打算，以及为人母亲最渴求知道的——过的好还是不好
这36封信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
龙应台出生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一个渔村。
她的儿子80后，台湾和德国混血，生活在德国。
龙应台的18岁，1969、1970年，住在人车杂踏、鸡鸭争道，只有一条窄马路的海边渔村（当时台湾也属“第三世界”）。
白衣黑裙，准备考大学，对阿波罗登月、中国文革一知半解，外边的世界不存在。
安德烈的18岁，踢足球，和朋友酒吧聊天、讨论《华氏911》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准备考驾照、去旅游和学中文。
音乐和美术对龙应台来说是知识，不属于内在涵养，自觉有美的贫乏和对生活艺术的笨拙。
而安德烈一代人，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龙应台和安父亲都是博士），网络使其拥有广泛的知识，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如此不同的两代人进行对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比如：族群问题和身份认同、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民主自由和个体权利、价值取向和职业规划、流行文化和艺术鉴赏、生活习惯、个性发展、衰老、死亡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母子俩都在思考、解剖，贯穿其中的是坦诚和爱。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看到的龙应台，是一个爱儿子的普通母亲，她在认真地了解、认识儿子，同时也在努力解释自己，三年的对话是成功的，母子收获了巨大的幸福。
在我看来，龙应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反台独、反独裁、反强权，追求民主、关心民生，厌恶作秀的政治人物，呼唤公平正义。
在给儿子的信里，她对“贫乏”、“愚昧”的渔村娓娓道来（“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她对故土台湾爱的深沉。
在一些话题的讨论中，她多次提到大陆见闻，关于将来，说在西安的一家回民饭馆里，16岁的从甘肃山沟小村里出来的女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父母，安德烈说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龙应台就问：“安德烈，那16岁的女孩，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回想自己，龙应台说：“18岁的我，不知道高速公路，不知道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我对于享受和物质，带有几分怀疑的距离”，爬黄山的时候，她看到挑90斤重的少年挑夫，一边水泥、一边食品，早晨4点出门，黄昏爬到山顶，回到家深夜，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一天挣30块钱。
她说：“安德烈，30块钱不到3欧元，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山顶咖啡一杯20元，我不太敢喝，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她讲黄山少年，我很激动，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动容了。
从安德烈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更多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教育、意识，很多方面。
比如，他们长于理性思考，而我们重情感抒发，他们会积极参与、干预现实，而我们更多是旁观。
18岁的安德烈和他朋友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不用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或者讨论不出什么，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接受，而不是思考，我们不会思考，也不会想去思考。
我们依赖长辈、领导，我们相信权威，我们从众、附庸。
就香港选举时间表出台问题，安德烈置疑香港游行人数的少，在他看来，争取小小的本该的权利，为什么不发出声音呢
龙应台是呼唤民主的，她在游行之列。
当然，一些问题上，安德烈跟我们一样顾虑、烦恼。
“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我几乎确定不太可能有你们的成就，你会失望吗
”龙应台说：“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 我完全赞成龙应台，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不是被迫谋生。
以龙应台的这一段文字来看，我认为，她衷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
所有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为什么世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呢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顶尖中的精英，不断的期许孩子的成就能超越自己，这或许就是变相的施压吧。
但……就放任着他一事无成、游手好闲
不
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心，会紧张。
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寸，正是母亲的为难之处。
亲爱的安德烈第三封信读后感200字
我们这一代人有与安德烈相同的思想和太多太多的共鸣，我也曾向安德烈那样挣扎着寻找什么是我真正爱做的事情；我也曾戏谑地要求别人不要浪费粮食，只因非洲很多孩子不想我们那么幸运，他们死于饥饿，死于营养不良；我也曾质问过自己，该不该给街边的乞丐一些钱，为什么我也会陷于这种给与不给的犹豫中……我们90后在抛开一些轻狂颓废的外壳后，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发现我们的闪光点
在面对现实给予我们的重重压力时，我们希望听到的还是那句像文中的MM。
那样一句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是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
是不是父母的疏于表达，还是表达了我们却未能察觉呢
其实父母表达过，我们只是不能接受他们表达的方式，是否你经常听到“撑不住了，想家了，就回来，爸妈给你做好吃的”，他们不会问你“工资多少”，只会喋喋不休地问“辛不辛苦，有没有好好吃饭”。
他们就像MM。
一样关心仅仅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
永远不要埋怨你们为父母失去了自己，因为父母早在有了你们后，便失去了他们自己。
我这样想过，是不是我的父母也像MM。
一样曾经或者一直那么渴望想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他们也疑惑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我曾经无视他们做出的改变。
试着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不知不觉地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看，去体会，愧疚之感油然而生，我能做的到底还是微不足道的，原来父母为我们付出的要我们为他们做的事多得多。
这些属于两代人之间的疑惑，我想在MM。
这位母亲与安德烈的对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希望每一位我们这代人，都能在为人父母之前去了解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微妙的角色转换，把“孩子渴望父母的理解，父母希望孩子的体谅”转化为“互相理解”。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每封信一篇，要六篇，每篇300字，有三篇以上能用的采纳
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港大的群隔离” MM： 了香港，你却又去了台湾。
我猜你一定很好奇我的港大生涯。
几乎一天之内就认识了一缸子人，不过全是欧美学生。
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般认识一大串。
第一天，见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金头发，是奥地利来的约翰。
他直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浅水湾游泳。
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躺着，在晒香港的太阳。
一发现我会讲德语，马上就有几个德语国家的同学围来。
他们是奥地利或德国或瑞士人，可是都在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美国等等，然后来香港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
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嗦（我太了解你了）：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学生
对啊，可是很难。
国际学生自成小圈圈，并不奇怪。
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亚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
就拿有名的香港小巴来说吧。
没有站牌，也没有站，你要自己搞清楚在哪里下，最恐怖的是，下车前还要用广东话大叫，用吼的，告诉司机你要在哪里下车。
国际学生就这样每天在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
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小时候每年跟你去台湾，对亚洲好像比他们懂一点，但是懂一点跟“泡”在那个文化里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从欧洲的角度。
国际学生跟本地生没有来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
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
告诉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
大部分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聊天。
最吃惊的发现是，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他讲清楚昨天在酒吧里听来的一个好玩的笑话，他就完了，他不会。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国际学生就是一个团体，才不是。
里面还分出很多不同圈圈。
譬如说，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就会凑在一起；欧洲来的就另成一个小社会。
你可能要问，是以语言区分吗
不是，因为我们——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在一起聊天，也是讲英语。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语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造成这种划分 ——你很自然地和那些跟你成长背景接近的人交朋友。
美加来的和欧洲来的，差别大不大
我觉得蛮大的，虽然那个区分很微妙，很难描述。
文化气质相近的，就走到一起。
表面上，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德国的生活很像：学科跟时间安排或许不同，但是课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
功课虽然还蛮重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但是晚上和周末，大伙还是常到咖啡馆喝咖啡，聊天，也可能到酒吧跳跳舞，有时就留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吃披萨，聊天到半夜。
有语言，没有交流 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
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
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
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
我最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跟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
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
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
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
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
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
至于酒吧
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
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
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人与人之间怎么对话
我写给你看： 酒客甲：乐队不烂。
酒客乙：我喜欢女人。
酒客甲：我也是。
酒客乙：要点吃的吗
酒客甲：对啊，我也醉了。
酒客乙：乐队不烂。
酒客甲：我喜欢女人…… 吧啦吧啦吧啦，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
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
永远在赶时间 我还发现，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
如果他们在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会面，也只是为了在行事日历上面打个勾，表示事情做完了。
这个约会还在进行，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一个约会的地点跟交通路线。
如果我偷看一个香港人的日历本的话，搞不好会看到——09∶15－09∶45跟老婆上床，10∶30置地广场，谈事情。
每一个约会，都是“赶”的，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
好像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只是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只是为了聊天而来聊天，不是为了谈事情。
我有时很想问走在路上赶赶赶的香港人：你最近一次跟朋友坐下来喝一杯很慢、很长的咖啡，而且后面没有行程，是什么时候
搞不好很多人会说：唉呀，不记得了。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
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国际学生跟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会不会也跟这种生活态度有关呢
安德烈 没有逗留，哪来文化
我是喜欢香港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是喜欢香港的。
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机场，我就觉得轻松。
不管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机场，那“文明”和“现代”的感觉总令我长舒一口气。
空间宽敞明亮，秩序条理井然，法治使你对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面对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剑拔弩张，事情按一定的规律自动运转。
我也喜欢香港人；在财大气粗的港人后面有更多扎实而诚恳的人，在奢华炫耀的人后面有更多素朴纯净的人。
你要慢慢地去发掘一个完全不同于它表面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到哪里去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
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
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
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
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适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
可是没有。
真的没有。
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
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
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
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
那儿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
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肮脏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
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21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
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
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
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闲人请勿逗留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
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
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有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
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
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
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
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
家，太狭窄，无法宴客。
餐厅，吃完饭就得走。
俱乐部，限定会员。
观光饭店，太昂贵。
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小区情感
问题是，没有小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
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
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
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
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聚集的大广场都没有。
群众聚集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小区共识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
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文城市。
但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
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
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
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
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
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
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筋疲力尽的“搏杀”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
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
“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
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
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
你要筋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触发思想、激动灵感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
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
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
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
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
“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
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
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MM 谁说香港没文化
菲利普给安德烈的信： 安德烈， 住了两年香港以后回到德国，还真不习惯。
香港是超级大城市，皇冠堡是美丽小镇，这当然差别够大，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人的态度，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
你说香港没有咖啡馆，没有安静逗留的地方，香港没有文化。
我觉得，安德烈你还不懂香港。
香港确实很少咖啡馆，尤其是那种很安静的，可以让人泡一整个下午的很有情调的咖啡馆。
可是，这样就代表“香港没有文化”吗
回到德国以后，我周末的日子大概都是这样过的：放了学先回家吃中饭，然后和两三个同学约了在小镇的咖啡馆碰头。
在一个静静的咖啡馆里头，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堆十六岁的人聊天，聊生活。
喝了几杯Café Macchiatos以后，天大概也黑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到一个小酒吧去喝几杯啤酒。
德国的小镇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静静的，有家的温馨感。
我在香港的周末，放了学是绝对不会直接回家的，我们一党大概十个人会先去一个闹烘烘的点心店，吃烧卖虾饺肠粉。
粥粉面线的小店是吵死了没错，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讲话，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边的人，还是可以高高兴兴聊天。
吃了点心和几盘炒面以后，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橱窗，更晚一点，就找一家酒吧闯进去。
对，就是“闯进去”。
在德国，十六岁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规定却是十八岁。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德国少年在香港进酒吧虽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
你说守在酒吧门口的人会不会挡我们
告诉你，我们假装不看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很少被挡过。
我想，我们这些欧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里，可能十六岁的都看起来像二十岁。
常常有人问我读哪间大学。
MM在城市大学教书时我就说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说港大。
我们点可乐，有些人会喝啤酒。
我偶尔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
） （你去过深水湾吗
那里常有人烤肉，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香港人在那里烤肉，谈笑，笑得很开心。
） MM说，她买了一堆书以后，到处找咖啡馆，很难找到，跟台北或者欧洲城市差很多。
我想反问：那在德国怎么样呢
你试试看下午四点去找餐厅吃饭。
吃得到吗
大多数德国餐厅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是不开火的——他们要休息
或者，在德国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认倒楣，街上像死了一样。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
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
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
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
昨天刚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
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
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觉完全一样，而且觉得，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
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
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
譬如说，我在香港整整住了两年，几乎没有认识一个住在公屋里的人。
而我们家，离“华富”公屋不过五分钟。
比较起来，德国的阶级差异就不那么的明显，不同阶级的人会混在一起。
我的朋友里头，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贫穷的，都有。
我觉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点，那么香港的好处和缺点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利普
亲爱的安德烈好词好句好段
（1）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2）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
（3）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
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
（4）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5）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
（6）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
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儒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
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
（7）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
（8）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品味，搞自己的游戏，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
（9）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的想象。
（10）我想狂奔一番，想在学校里。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11）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
（12）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
（13）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14）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15）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6）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
（17）歌德曾经这样描写少年:“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十九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迭的时候。
（18）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
（19）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
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20）我只能让你跌倒，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