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桑觉寺》中人物对爱情和婚姻的不同态度
爱情与婚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爱情是两人彼此相爱，可以是一生也可以是一瞬间，婚姻是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可以很好的看出有爱情不一定能结婚，有婚姻不一定彼此相爱，找一个爱你的人或者你爱的人都是错误的，爱你的人会对你很贴心可是你不爱...
请简单介绍一下19世纪的英国
科学：因为是第一次的发源地，英国的自然科学在19世纪居于世界的前列，出现了、、赖尔、、、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政治：君主立宪制；，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内阁的权力膨胀，议会的权力和作用开始缩小。
经济：后，生产能力提高，英国开始推行。
在19世纪40年代，最终废除了，为英国的对外贸易扫除了一大障碍。
在19世纪早期，英国实行的是。
随着工业发展，产能扩大，决定了其必定向着金本位制过度。
在19世纪末期，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实际上的金本位制。
另外，金融业在19世纪初也有所发展。
地位：19c的英国是遥遥领先的世界强国和海上霸主，有着当时“世界工厂”的称号，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倡导者，并且是早期议会民主制度的诞生地。
在其顶峰时期，曾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因其控制的土地覆盖了地球所有经度，太阳时刻都会照耀英属领土，故号称“日不落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大的帝国。
《简爱》和《傲慢与偏见》
一、评论家的声音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文学的口味翻新几乎影响了所有作家的声望,但和却在经久不衰之列。
如果说奥斯丁是“最伟大的人性画师之一”,那夏洛蒂则有勇气以“比当时一般人具有的更大的忠诚去探索人”。
尽管两位作家在创作风格上大相径庭,然而在拨动读者心弦上却有着同样的魅力。
这不能不是英国文坛上怪事迭出时代里的又一奇事:因为没有比夏洛蒂更不推崇奥斯丁的了。
虽然夏洛蒂的朋友、评论家要她“必须学会承认奥斯丁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但她还是认为奥斯丁“对激情是完全陌生的,敏锐的观察、恰当的语言、灵巧的动作,这些适宜她仔细揣摩。
但暗中急剧猛烈的悸动、血液的沸腾、渺不可寻的目标和感觉得到的死亡之尽头—这些她置若阁闻。
”(1 8 5 0年4月的“书信”)尽管如此,她们的代表作和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读后使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
这恐怕是夏洛蒂自己也难以想到的更为有趣的是,正是柯勒·贝尔的诞生,才使站在神完背后僻静角落里的奥斯丁再一次给推了出来。
的发表,犹如在英国文坛上爆开了一枚炸弹,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兴趣。
萨克雷认为它无疑是当时的“最佳小说”,“值得仔细地阅读”。
人们惊叹那穷乡僻壤的牧师住宅里的小人儿,怎能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作品,刻划出如此有魅力的人物。
也就是这种兴奋,带出了早于她的另一个牧师的女儿—的作者奥斯丁。
当时她虽然得到了司各特等人的推崇,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夏洛蒂的轰动,使评论家发现了某种东西,于是相提并论。
如威廉来昂评论道:“夏洛蒂火热的激情,使《简爱》象一场大火一样引起很大的注意,它还在发着火光。
在文学中,与其说她是一颗恒星,不如说她是一个火把。
在她熄灭之后,世人们仍将阅读,也就好象是从梦境转到活生生的现评论家的声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两位作家这两部作品之间有何联系为什么在阅读后,总有一种思此及彼的联想、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过去人们从艺术上探讨过,从社会学去分析过,也在里边挖掘了大量例证。
在这里,本文试图从作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追求上进行比较。
二、对大自然的无限深情在文本《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解读中,可以体验到一种内在的蕴籍,那就是对大自然的深情厚意。
在作家笔下,自然的永恒秩序是人的自由的源泉,人的切慧和自由就在于自然行事。
作家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讴歌主人公的田园生活,赞乡大自然的博大。
大自然赐给人的亲情与抚慰,并让人物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生命的归宿。
首先,《傲慢与偏见》透露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显示出的是相互依存关系。
作品描述大自然的宁静与温情,山泉小溪、、祥云瑞气、轻歌漫舞,轻快而又明媚。
主人公就在那幽静宜人的乡村庄园无拘无束地生活着。
他们似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心灵和整个生命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因此,在作品开篇就描写了人物生活的环境浪博思村,让游荡各地的贵族青年选中这里作为小栖之所,从而引发全书故事的展开。
男主人公达西领着一群贵族青年男女,带着城市疯狂的余温开始了尼日斐乡村花园生活。
他们一时成为当地的新闻焦点。
但他们是以傲慢的眼光、偏见的态度来看待乡村绅士与村姑,自认为文明而高视阔步。
出乎意料,别具风情的乡村少女使他们有了异样的情感:先是达西的朋友彬格莱欣赏上了迷人温柔的班纳特家的大小姐,紧接着是达西自己也感受到了女主人公美丽动人的眼睛、落落大方的举止和率真而又快乐的言谈。
他用那双阅尽伦敦都市的眼睛百般挑剔,却越来越发现了“同样使他呕气”的优点。
他轻视村妇们庸俗的同时,又在少女们的自然美面前有点不能自拔。
为了避免事态的发展,他不得不带领朋友们火速逃回城市。
在都市的社交圈里,达西似乎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
他无聊地跑到姨母所在的乡村罗新斯寻求快乐,却又在那里遇上了在朋友家作客的。
这次他没有逃避。
很快,他的情感在的催化下骚动起来,他向射出了爱情之箭,激动告诉她:“我再也不要死撑活握下去了。
”谁知这时的女主人公中的是灰色之箭(偏见和受韦翰的蒙骗),断然拒绝了这位高傲而又自以为百发百中的求婚者,使他带着满腔愤慈,再次逃回城去。
在这里,作品又引出了另一对在城市感到疲累的人物。
伊丽莎白的舅父母,让他们带着伊丽莎白去游览。
由于彭伯里是英国最美的风景区之一,又是嘉丁纳夫人的故居,他们就去那里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享受大自然带给人的情趣。
这时的女主人公被自然陶冶得更加健康、美丽、热情与纯情,使回故乡仅半小时的达西更深深地受上了她。
他再也顾不了她的穷亲戚,也不怕作自己厌恶的浪荡子韦翰(他家仆人的儿子)的连襟。
他追随着女主人公又到了浪博思村庄,研究着如何才能使她爱上自己。
结果大自然为媒,在旷野散步中,他羞涩而又热烈地向女主人公倾述了自己火热的爱情。
作家把大自然的美灌注在人物生活的无限风情中,让人物获得自由的本性。
主人公们在自然中重新认识自己,扬弃缺点、追求真善美的京西,从而找到幸福的归宿。
同样,在《简爱》里,也体现出这种回归自然的情感。
虽然这里的田园是另一种态势,另一种风情。
男主人公,由于婚姻的痛苦,漫游欧洲,出入于上流社会,寻求刺激,以期解脱心灵的空虚。
但是都市的喧哗与骚动却肢解了他本就,使他的人性也倒立起来。
在霓虹灯下,他感到烦燥不安,无所归依。
灰心丧气的他,带着一种厌烦、寂寞甚至绝望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乡村庄园。
命运没有向他昭示什么,可在他的家庭教师简爱身上,“他看到了上流社会所没有的可贵性格和品质,闻到了农村田野上花朵所特有的清香,从而令他心向神往”。
于是他得以平静下来,慢慢嚼平自己,合灵的伤口,在耕耘劳作中变得温驯起来。
尽管他仍然伴随着一个恐怖的幽灵(疯妻),常常经历一个个凄厉之夜,可在第二天黎明,他又能呼吸花园里的新鲜空气,感受四面八方野香来。
即使在一切希望趋于破灭后,他仍在荒林深山里呼唤他的上帝。
大自然果然以它神秘莫测的力量接纳了他,如旷野呼喊的回声。
相反,《简爱》中另一群人则是在城市生活中毁灭的。
如里德少爷成为赌鬼、恶少,最终自杀;乔奇安娜小姐的美丽也在上流社会的舞厅中葬送。
《简爱》对田园生活的描绘,不是《傲慢与偏见》那种柔和与宁静,而是激流漩涡、崇山峻岭、电闪雷鸣、神秘莫测、风云变幻,如狂风吹打的桑非尔德的旷野风景线、荒僻冷清的泽庄及沼屋。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自然环境,使人物有了一种奇妙的宁静与依托,获得神奇力量与充实。
《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体现出的这种对田园生活的依恋与寄托,显示了自然给人物一种超功利的满足感与自由感。
它使人物从中感受到自己生活中积极的、健康的东西,感受到和谐与自由。
作品这种以自然为归宿的审美追求,反映出一种重自然而反对人工雕琢、重素朴而反对浮艳、主性情而反对礼法,主天真而反对矫情的审美心态,是一种返朴归真、明心见性、物我同化的审美价值追求。
主人公都是在大自然中感受到整个生命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他们狭隘和偏执的心灵一旦同大自然相结合,就会显得广裹而又深邃,从而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生命力,心灵也不由自主地平静起来。
即使是灰檬檬的天空、神秘的夜幕、空旷荒凉的山庄,人物都感到了生命的自然拨动。
所以司各特评价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部深刻理解人类心灵的小说”。
三、崇高的人格美的追求两部作品不仅在追求自然田园生活方面是一致的,在作品塑造的人物上,也体现出更为相同的人格美的追求。
达西和伊丽莎白、简爱和罗切斯特这两对男女主人公,他们在作家笔下共同表现为返朴归真、真挚热情、明心见性的本质特征和一种清纯的人格美、精神美。
当然,作家并没有简单化地把人物写成“圆的”或“扁的”,而是放在现存关系的各种冲突中,让他们感受社会的制约、环境的窒息,“每个人都自觉地充当邻居的密探”(奥斯丁日记),而使人物套在链条的交结点上。
因为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作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构成了人物性格乃至人格展现的场景。
这尤其集中地表现在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简爱的人格精神上。
《傲慢与偏见》着力表现了伊丽莎白的性格美。
她的个性特征是聪明、活泼、机智幽默、自尊自爱、落落大方、真诚博爱、朝气勃勃,充满对生活的热情,她是作家自认为“出现在文学中最可爱的人物”(日记)。
伊丽莎白又是处在尴尬环境中的:她的美貌不足以打动男主人公的心,地位和财产也不能使她体面结婚,而其家庭又麻烦不断,母亲可笑而庸俗,妹妹或浮躁或书呆子,父亲的财产又要被远房亲戚继承。
对她来说,结婚是最好的归宿。
所以她那有“经验”的母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嫁女儿。
伊丽灰白的人格美就突出表现为不委曲求全、追求真正感情,拒绝不合适的婚姻上。
作为牧师的柯林斯,为了弥补班纳特家财产被他继承的损失,就向班纳特家的二小姐求婚。
这意外之喜乐得班纳特太太头痛病也消失了。
可伊丽莎白除了拒绝之外别无办法,她的理由很简单:“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也不能使你幸福。
”第二次拒婚更是人格的闪光:求婚者无论地位、名望、长相都是上上之选,性格又没有特别可笑之外,尤其是“财产多得可以出入于宫庭”。
如果攀上这门亲,那就荣光无比,既可带动姐妹的婚姻,又可收到实惠。
所以当男主人公达西鼓足勇气向她求婚时,心中早就以为女主人公会感恩戴德。
谁知伊丽莎白在惊奇之余,“不曾有片刻的犹豫,断然拒绝,并说了一番让大家都吃惊的话:“你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打动我的心,叫我接受你的求婚。
象你这样的男人,哪怕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嫁给你。
”其原因是达西的傲慢使她反感,加之受了韦翰的骗,认为他缺乏同情心,无端毁人前途。
她所具有的这种人格的尊严,使她既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又不因将被扫地出门而屈服。
她寻求的是一种能使彼此理解而幸福的婚姻。
所以,当达西克服了偏见与傲慢后,她与他真正地相互欣赏了。
她又不顾各种压力去拥有爱情的春天。
比起她来,简爱更带传奇色彩。
她的人格是特殊的生活际遇所整合成的一种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的聚合,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自尊性。
作为一个孤儿,她从小寄人篱下,受尽舅母与表兄妹的虐待与欺凌,后又被送进孤儿院过了八年的炼狱生活。
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使她被摧残的肉体和精神,没有倒下去。
在她的生命意识里,是自强、自尊、自爱,即使没有生活希望,也不放弃对生活的进取与追求。
她靠登广告的大胆方式,去寻求自立的生活出路,独自闯进陌生的世界。
在桑菲尔德府里作了一名家庭教师,一名矜持、孤高的仆人。
她有才学,有头脑,其“灵魂象团火”外表又极其镇静。
她儿时不可爱,不美丽,长大了也没有“美的线条”,瘦小得象个孩子。
她凭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使主人罗切斯特另眼相看。
她那火一样的激情、丰富的内心世界、坚韧的精神、顽强的生命意识,使她的形象凸现在所有人之上。
但她又是那么脆弱、纤细。
如果在别人“奉献的幸福之杯中,只要察觉到有一点耻辱的渣滓,她就会象香气一样从紧握的手中逃走”。
她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与自由。
在与罗切斯特的接触中,她感到一种精神满足,感到“从没有两颗心象那么坦白过,趣味象那么相近过,感情那么相合过,脸也那么相亲过”。
所以她从心底里爱上了自己的主人,她没有矫情造作,而是大胆地向主人表示出爱情—“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没有感情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的一样,要是上帝赐给我一点美和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象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当罗切斯特的秘密揭开后,她的痛苦是那样深沉。
她感到更爱罗切斯特,但又绝不“出卖灵魂”。
为了人格的尊严,她又独自闯人渺茫的大千世界。
在面对财产时,她没有扭曲;面对新的求婚者时也没有丝毫情感背叛;最后在挣得自由后,毅然回到了又穷又残已显苍老的爱人身边,全身心地充当他的“另一半”,与罗切斯特结成了一对穿越了世俗的藩篱、跨过了信任的门槛的伴侣。
简爱凭着自己的人格美和精神吸引力,把那些高贵的小姐赶出了竞技场,大胆地抓住幸福之绳,实现自己与主人在上帝面前平起平坐的生命的价值。
四、喜剧性的结果:似曾相识燕归来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深深地爱上伊丽莎白和简爱,她们的人性美铸就的人格美把我们带人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她们使我们感到“一种可爱的东西,一种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
她们是当时英国与众不同的新形象。
在那时,没有比妇女地位更低的了。
妇女们除了结婚就只有当老处女或寄人篱下。
尽管有象雪莱夫人等呼吁,妇女们仍然“没有希望,没有目的”。
聪明才智对他们不是好品质,在那种窒息中妇女们灵魂丧失了。
所以,一般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妇女成了“五成玩偶、五成天使”的怪物,是“石头所铸成的石家里的死人”。
针对这种可悲的局面,《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中的女主人公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她们并不“多才多艺”,也不特别美丽,更无财产地位作后盾,但她们有着崇高的人格美,把贵族小姐炫耀的虚荣浮华踩在脚下,成为现存社会关系的叛逆形象。
正是在这种人格美的追求上,两部作品的人物体现出一种相似性。
同时,两部作品还体现出一脉相承性,在人物性格上甚至互为补充。
伊丽莎白如早年的简爱,有慈爱的双亲,生活舒适,显得乐观、活泼、开朗、大方;简爱则如这类小姐走向贫穷的写照,如果伊丽莎白父亲一死,她也只有寄人篱下,或者去当家庭教师,如《爱玛》中的吉恩小姐。
这就使作品在相同的美学追求中,又有了使读者感到似曾相识的东西。
这一点,也反映在《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男主人公身上。
达西和罗切斯特都是富有的庄园主,享受着贵族的尊荣,有着傲慢的步伐,但他们没有一般贵族的残暴,而具有良好的志向、更高的原则、更纯洁的趣味。
如达西喜欢读书,有教养,有高雅的审美情趣,能珍惜美好的情感。
与他相比,罗切斯特历经沧桑,在灵魂的净化中感受与简爱之间那种潜意识的自我满足的需要,不再以貌、以地位或金钱作为婚姻的尺度,而是寻求生命的相依与归属。
可见,两位男主人公都经历了一条寻求-一一矛盾-—反省—一选择之路。
达西似乎代表了少年的罗切斯特,由于没有贵族社会强加给他的压力,他又是唯一的财产继承者,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罗切斯特却不得不在成年后接受父兄安排的生活,把自己出卖给金钱,使他一方面感受丑恶,一方面又寻求解脱,在经历了一番心灵的天路历程后变得更为成熟。
用一个比喻来说,达西好象十八岁的少女,置身于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中没有不如意的事,故表现出无所畏惧的热情,洋溢着自由与欢乐,表现在求婚上就是那样的冲动和唐突;而罗切斯特则象一个饱尝了人生酸痛的中年妇人,有人生阅历,显得深沉睿智,表现在求婚上则是审慎。
在两人身上体现出由少壮而中年的热情—执着—成熟。
男主人公性格的发展逻辑、追求真正爱情婚姻的行为,也充实了作品追求人格美、精神美的内涵,使作品更具相似性。
诚然,两部作品各具特色。
简爱不可能出现在《傲慢与偏见》里,奥斯丁则只能给伊丽莎白画像,也只有象她那样“具有最微妙感觉的作家”,才能“用点铁成金的妙笔,写出平凡生活中的人和事”(司各特日记),赋予伊丽莎白特殊的人格魅力;同样也只有象夏洛蒂那样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作家,才会给予奇特境遇中简爱燃烧的灵魂,一种崇高的生命美、人性美、人格美。
所以,评论家将两部作品相提并论,所以,读者感到似曾相识的亲切。
《傲慢与偏见》和《简爱》共同具有的这种真实性、情感性、新颖性和蕴籍性,使它们各具魅力。
它们将如刘易斯所断言的那样,“流芳百世并与众神并列”。
苏伊士危机是什么
苏伊士危机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沙漠中挖出来的一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一百英里长的狭窄水道——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它是法国人费迪南德。
德。
雷赛布的亲手杰作，嗣后被称颂为“伟大的工程师”。
事实上，他完全不是工程师，虽然他有其他许多成就——作为一个外交家、企业家和事业振兴者。
他的才干也不止于此。
六十四岁时，他与一个二十岁的女子结婚，不久即连生十二个儿女。
这条水道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开凿的。
后来德。
雷赛市筹资开设一家私人公司，即苏伊士运河公司，从埃及获得了特许权来开凿一条运河，实际工程始于1859年。
1869年，十年之后，运河终于筑成。
英国人很敏锐，一看到它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运河大大地缩短了前去英帝国的宝石——印度——的路程；英国人懊悔他们在“我们前往印度的公路”（威尔士亲王给它的绰号） 工程里没有一些直接的股份。
幸运的是，1875年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产权，由于埃及的赫迪夫（埃及统治者的称号）无力清偿债务而在市场上出售。
英国首相本杰明。
迪斯雷利以闪电式的速度并在罗思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的及时资助下，策划攫取了这些股份。
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为一家英一法公司，迪斯雷利在努力完成之后写了一张简练和不朽的条子给维多利亚女王说，“夫人，您拿到手了。
” 运河给旅行者和做买卖的人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因为它把前往印度所需的旅程时间减少了一半。
但是，运河的最大意义是战略性的；说实在，它是英帝国的主要公路和生命线，把英国与印度和远东连在一起。
“保卫通向印度的交通”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根本依据。
英国部队常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河的军事重要性清楚无遗，那时候英国人在阿拉曼担任警卫以防推进中的隆美尔前来袭击运河。
但是，在1948年，运河突然失去了它传统的合理根据，因为在那年，印度宣告独立，不再能根据它对保卫印度或一个正在结束的帝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理由，来保持对运河的控制。
可是，正是丝毫不爽地在同一时刻，运河起了一个新的作用——不是帝国的公路而是石油的公路。
苏伊士运河是大多数日益增加的波斯湾石油输入欧洲的道路，它把绕过好望角前往南安普敦的一万一千英里的航程缩短到六干五百英里。
到了1955年，运河全部交通量的2 ／3 是运输石油，从而欧洲的石油的2 ／3 通过运河。
由于运河的北边有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它在国际石油工业的战后结构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连接环节，并且是正在大大地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一条水道。
民族主义者：角色找到了它的英雄人物 英国已经控制埃及从而也控制苏伊士运河达3 ／4 世纪，开始是通过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然后通过对一连串它庇护的政权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
但是早已存在有一股埃及民族主义的焦躁不安的趋势，这股潮流在战后早期几年里已壮大起来。
1952年，一班军官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并把骄奢淫逸的法鲁克国王放逐到里维埃拉。
国王尽管无人痛惜，却在那里搞了许多女友和大大地发胖而又出了名。
1954年，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有名无实的领袖穆罕默德。
纳吉布而成为埃及的毫无疑问的独裁者。
纳赛尔是邮局职员的儿子并且是一个天生的策划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十年以前曾经开始他原先的反英花招；从那时起又喜欢玩暗中密谋的把戏。
关于纳赛尔，中央情报局秘密编了一个简介，其结论是“他对搞阴谋活动抱有孩子气般的兴趣”。
甚至在当上国家元首之后，他会对来访者和同事们说他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阴谋家。
他也具有抓住和引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新精神的能力。
他曾是摩萨台的有天赋的学生，善于辞令，能言善辩，运用广播来动员群众和激起十万或几十万的示威者热烈激动地走上街头。
他将成为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由军官变成激烈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模范。
纳赛尔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献身于埃及的恢复和独立事业。
但是他也要走出去，越过埃及的国境从阿拉伯语世界的这一头到另一头，从北非的西部边沿到波斯湾的海岸。
他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名为“阿拉伯人之音”，它的电波穿越中东，把他的热烈演说传播开去，号召摈弃西方并恐吓这个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
他的纲领包含泛阿拉伯主义、建立由纳赛尔领导的新阿拉伯世界、消除以色列分裂阿拉伯世界的楔子以及纠正他所谓“历史上最大的国际犯罪”——制造以色列国。
苏伊士运河——在烈日下弓旧船只通过运河的领港员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穿着完美无迹的齐膝的袜子、短裤、笔挺的白衬衫和船长帽——正是在行将成为纳赛尔的新埃及鼻子底下存在的十九世纪老殖民主义太明显不过的和使人难堪的象征。
可是，象征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事。
正同摩萨台以前的石油特许开采权一样，运河公司的大部分收费所得都落到欧洲人股东的腰包里，包括最大的股东英国政府在内。
如果埃及能够获得对运河的完全控制权，所收的费将为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家开辟一个新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国家的新的军人领袖搞民族主义辩术比搞经济管理的经验远为丰富。
无论如何，特许权的寿命不会长了。
条约将于1968年到期，同时英国的势力已在衰退。
按照1936年的英一埃条约的条款，英国目前仍在运河区维持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规模的供应中心；但是埃及人等不及他们的撤走，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骚扰运动，包括恐怖袭击、谋杀和绑架。
为了保护中东而维持一个基地有什么意义呢，尤其是基地遭受来自原来应予保卫的一块核心领土的袭击
1954年，外交大臣安东尼。
艾登指导了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驻在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将于二十个月内撤走。
第二年，在他继丘吉尔而成为首相前刚两个月，艾登在开罗停留时，他说阿拉伯语——还使用阿拉伯谚语——使纳赛尔吃了一惊。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英国政府可以同埃及在合理的条件下保持关系，不过当纳赛尔试图把苏丹并入他的大埃及时，这个希望就消失了。
在华盛顿，对纳赛尔有比较宽容的看法，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倾向于对欧洲殖民国家采取一种在道义上有优越感的态度，加上有一个愿望，希望看到它们更迅速地摆脱它们的帝国。
美国人认为殖民主义的遗迹对西方同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苏伊士运河公司尽管它的河道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但它是这些遗迹中最有目共睹的一个。
运河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痛苦地在美国人面前评论说，“该公司具有出自可悲的殖民时期的某种发霉的十九世纪味道。
” 然而，1955年秋季，关于纳赛尔行动的警告不仅在伦敦而且也在华盛顿日有所闻，因为消息传来，那位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要求得到武器。
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影响的扩大
可不可能苏伊士运河对西方石油和军舰的通行实行关闭
早在1956年2 月，国务院曾向石油公司提出修改1950年的“自愿协议”的问题——即原先用来对付伊朗石油供应中断的协议——万一运河因不论何种原因关闭，不让油船通过的话，这项协议将使石油公司之间及石油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合作。
可是，对这些公司来说，政府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看来行不通，因为存在着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威胁。
这个威胁决不能认为是空洞无用的；毕竟司法部还在对主要的石油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诉讼。
然而石油公司本身所担心的是供应中断的可能性。
1956年4 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委托进行一项研究，如果运河确实遭到封锁，如何把波斯湾的石油往西输送。
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
劳埃德在埃及访问纳赛尔。
劳埃德向他说清楚，对英国来说运河是“中东石油联合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是极其重要的”。
对这一点纳赛尔答复说，石油生产国从其石油中获得利润的50％，但是埃及没有从运河上获得利润的50％。
他宣告说，如果苏伊士运河是石油联合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应当同石油生产国一样也享受50％的待遇。
然而结果是，对现存的协议丝毫未作修改。
1955年末，为了试图安抚纳赛尔和充实埃及的经济，美国人和英国人连同世界银行一起开始考虑贷款给埃及在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建筑一座大水坝。
这项规划看来是在进行。
同时，根据两年以前文登已经谈判好的协议，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在1956年6 月13日撤出运河区，这就使纳赛尔进一步感到满意。
但是，纳赛尔与苏联集团达成的军火交易已经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和不友好，认为埃及人将把他们有限的资源抵押出去来支付苏联的军火而不是投资于水坝的建筑。
再者，这样庞大的规划预期要带来经济困难和艰苦的工程，从而会导致对资助国家的反感和责怪，也许最好让苏联受到这项长期花钱的工程的拖累。
不管怎样，在美国，反对声浪越来越高。
来自南部的美国参议员对水坝工程是怀敌意的，因为他们怕它会使埃及大大增加棉花的收成从而同世界市场上的美棉进行竞争。
同以色列友好的一些国会议员对向一个无情地对抗以色列存在的政府提供援助也并不感到兴趣。
纳赛尔已经承认那时所称的“红色中国”，这行动进一步使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感到惊恐。
但是最后予以解决的一举来临了，当时共和党的参议员告诉杜勒斯说，只可批准向两个选定的中立领袖中的一个提供外援：南斯拉夫的铁托或埃及的纳赛尔。
不可向两者都提供。
杜勒斯挑选了铁托。
艾森豪威尔肯定了这个决定。
英国人予以同意。
1956年7 月19日，杜勒斯取消了阿斯旺水坝贷款的建议，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感到意外。
“德。
雷赛布”代号：纳赛尔的行动纳赛尔感到愤怒、屈辱，急于复仇。
他认为运河收费可以用来作为阿斯旺水坝的资金；在他眼前的这个厌恶的殖民主义象征要抹掉。
7 月26日，在亚历山大，就在他还是少年时代第一次加入反对英国人的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演说。
现在，作为埃及领袖，他一再把诽谤诬蔑堆在运河的建筑者德。
雷赛布的头上。
这不仅仅是历史教训。
“德。
雷赛布”已成为埃及军事行动的代号；等到演说结束，军队已控制了运河区。
苏伊士运河被收归国有。
那是一个惊人、大胆的举动。
占领的直接后果是迅速和突然出现紧张局面。
在英格兰，财政大臣哈罗德。
麦克米伦在重复他爱读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预言时，恐惧地在他日记中写道：“昨晚和今天一直刮着我记忆中最猛烈的狂风。
”在开罗，纳赛尔确定有必要躲开这越来越厉害的紧张，溜到地铁电影院去欣赏赛德。
夏里斯在《在拉斯维加斯见我》中的表演。
接下来就是三个月的外交界的热闹表演和寻求妥协的徒劳无功的活动。
9 月中旬，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下，曾经不断地引领船只通过运河的英、法领港员撤走了。
领港职业被认为是商船队中最高的工作，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都推断埃及人自己无法管理这条运河。
说实在，引导一艘船通过运河的确要求相当高的技术，因为水道狭窄和常有来自西奈的猛烈侧风。
但是埃及政府已经多年来坚称埃及人可以培训为领港员，而且到了国有化时，相当数目的能胜任的领港员已经训练就绪准备掌舵了，同时苏联集团也急忙地派遣了一些领港员来援助。
所以在纳赛尔统治之下，国有化的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常地运转。
就在危机刚开始时以及在整个越来越高涨的危机中，英国和法国政府明白地说明一点：它们不愿意干任何事来阻碍交通，特别是通过运河的石油运输。
但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又如何呢
在那几个月里，美国的地位看来是模糊的，不仅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甚至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也是如此。
使事情更糟的是，个人之间的赌气和作风上的冲突引起了艾登和杜勒斯之间关系上的不愉快。
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不协调的一次会议之后，艾登的主要私人秘书写信给他一个朋友说，“福斯特说话慢，慢得使主人（艾登）不愿意听他说些什么，而我们的那位说话的风格是那么绕圈子和难以捉摸，所以对方由于是一位律师和猜不透其正确意思而离开会议。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里确定了部分问题之所在。
他写道，杜勒斯“在述说时并不特别有说服力而且有时候看来奇怪地缺少理解，不懂得他的言词和态度可以打动另外一个有个性的人”。
在杜勒斯方面，他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发现艾登此人既傲慢又呆滞。
可是他们之间的不协调不止于风格；其中还有具体的怨愤。
艾登和杜勒斯在两年以前曾经为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发生过冲突。
艾登曾经推动外交解决而杜勒斯对那种和平解决并不感兴趣。
现在，在苏伊士问题上，他们又交换了角色。
1956年8 月，国有化发生以后的几天，杜勒斯重新向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保证“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使纳赛尔吐出”运河。
那种措辞随后的几个月里总是在艾登的耳朵里回荡，给他安慰。
但是美国人却提出了若干在英国人看来是不现实的外交策略——或者如果以更怀疑和挖苦的眼光来看像是旨在推延英国人和法国人方面要采取的更为直接的行动。
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不是由杜勒斯而是由艾森豪威尔制定的。
从一开始，总统就对美国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这一点丝毫无疑；在他看来，使用武力既没有保证也没有依据，政策的实质是阻止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军事干预。
总统认为这两个欧洲国家简直不能在埃及建立一个能生存下去的顺从的政府。
与此同时，任何这样的军事干预的意图都会激起不仅是阿拉伯人，还有整个发展中的世界起来反对西方并且反而使苏联人占便宜，让他们（用艾克的话说）声称持有“世界领袖的衣钵”。
再者，他向艾登说，“纳赛尔靠做戏起家，”最好的方法是让那出戏渐渐销声匿迹。
艾森豪威尔对他自己的顾问们抱怨说，英国的思想“不合时宜”，而纳赛尔则体现了这个地区人民“把白人打翻在地”的要求。
对埃及进行袭击肯定会把纳赛尔变成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英雄并削弱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袖，从而危及中东的石油供应。
艾森豪威尔一再严肃地劝告伦敦不要使用武力；对他和他的顾问们来说，美国的政策是一清二楚的。
然而事件的发展将证明，美国的政策对政策所指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对艾森豪威尔最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看起来并不与（即使是间接地）似乎是要回到殖民统治时代去的主张有关联。
相反，埃及的局势也许会显出它能提供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的圈子里获得支持的机会——即使它能带来与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分离的后果。
在听完了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报告之后，纳赛尔对他一个助手开玩笑地说，“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艾森豪威尔准备参加1956年11月的连任大选。
他的政府刚上台时就结束了朝鲜的战斗，他是作为一个和平者参加竞选活动的，现在他最不想看到的是出现可能会吓倒选民和威胁他的竞选运动的军事危机。
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竞选的日程表作为因素考虑在内。
一方面公开的外交表演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第二条轨道上秘密地工作着。
他们正在策划在运河区进行军事干预，虽然他nl都还没有充分作好采取这个行动的准备。
英国人发觉他们在旅游高峰期间必须征用远洋班轮，甚至必须要求一家私人搬运公司皮克福德公司用车来运输坦克部队。
“我们不想被人扼死” 伦敦和巴黎都强烈地倾向于进行军事干预。
法国人认为纳赛尔对他们在北非的地位是一个威胁。
这位埃及领袖不仅怂恿在阿尔及利亚的反叛者，他们在两年以前已经开始争取独立的战争；还向他们提供训练和供应。
法国人决意要挫败纳赛尔和重新争回德。
雷赛布曾靠法国资助而建筑起来的运河。
他们已经同以色列人开始了一个军事对话，因为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来打击纳赛尔。
那位埃及总统也在建立军备，表面上是为了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
他还在策划游击队侵入以色列，并已经着手对以色列的南部港口埃拉特进行封锁，这毕竟是一个好战的行动。
但是为什么运河对英国人如此重要呢
答复是，石油是一个关键。
运河是咽喉。
1956年的4 月，运河国有化的几个月之前，“B 先生”和“K 先生”——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领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两人一起来到伦敦。
在同他们会晤之前，文登已经同艾森豪威尔仔细透彻地考虑过他打算对苏联人说些什么，艾森豪威尔也完全同意。
总统劝告说，“我们不应当对任何措施都予同意，这样做会使那头大熊的爪子紧紧抓住石油的生产和运输，而石油对我们西方世界的防务和经济是生命攸关的大事。
”艾登在与苏联领袖讨论的过程中，警告他们不要干预中东。
他说，“对石油一事我必须绝对地坦率，因为我们会为石油而战斗。
”为了讲得透彻明白，他加上了一句，“我们没有石油不能活下去……我们不想被人扼死。
” 纳赛尔占领运河使真相毕露。
英国的国际金融状况发发可危；它的国际收支很脆弱。
英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
它的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只够支付三个月的进口值。
英国从中东的石油财产上所得的收入占它的创汇总额的很大部分，失去了这笔收入将使经济一蹶不振。
而且纳赛尔在埃及的胜利也许会引起与摩萨台在伊朗的胜利一样的反响。
英国的声誉将一败涂地而声誉对英国人非常重要，尤其是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到处在失去地盘。
一个凯旋的纳赛尔会继续暗中破坏和推翻对英国友好的政权并损害英国——以及美国——在整个中东的石油地位。
艾登警告艾森豪威尔说，有一天“纳赛尔可以拒绝供应石油给西欧而我们将要处在他的支配之下”。
艾登的焦虑不仅在于石油和经济，也在于苏联的力量一下子涌进中东这个真空的可能性。
“文登非常担心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一位直接向文登汇报石油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回忆说，“美国人不愿把中东从英国人那里接手过去，所以只留下英国人去担任抵制俄国人进入中东的差使。
” 对于石油供应受到威胁和其中涉及的危险性一点，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同艾登抱有完全相同的想法。
他也相信英国处在一个十分危险和易受攻击的地位。
无疑，他是不会像文登那样在表面上显出焦虑的样子的。
实际上，在苏伊士危机的开头两个星期里，他在日理万机中找时间阅读了几千页的十九世纪小说和另外几干页的其他作品——简。
奥斯汀的《诺桑觉寺》和《劝导》，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乔治。
艾略特的《教区生活场景》、《米德尔马奇》和《亚当。
比德》，然后再接着几个星期阅读了萨克雷的《名利场》，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关于马基雅弗利和萨沃那洛拉的生平的书以及C.P.斯诺的一本新的小说。
麦克米伦后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阅读这些书，“我会发疯的
”但是他同任何别人一样有力地支持艾登的预测和需要采取行动的主张。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行动，而结果是运河封锁、通向黎凡特地区的输油管切断、波斯湾叛乱以及石油停产——那么联合王国和西欧‘就认了’。
”然而，“如果我们在外交上遭到失败；如果纳赛尔‘得逞而逃脱处罚’——加上中东各国在骚乱中把‘石油国有化’… …我们也同样地认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在我看来很清楚，我们应当抓住我们的唯一机会——采取强硬行动，并从而希望我们在中东的朋友能够站稳、我们的敌人倒下以及石油得到拯救，可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
哥特小说为什么会流行．
哥特小说大多沉溺于描述凶杀与纵欲等触目惊心的场面和光怪陆离的超自然事件，以求制造恐怖刺激的效果。
不难想见，这种小说在当时极为畅销，数目之多几近泛滥，其情形颇似前几年在中国流行的武侠小说。
根据文史专家估计，从1764年第一部哥特小说发表至1820年的六十几年间，英国大约出版了五千部哥特小说。
另有统计资料显示，1796年至1806年十年间英国出版的所有小说中哥特小说就占了三分之一。
这一体裁的流行给作者和出版商带来的收入自然也相当可观。
拉德克利夫就从《尤多尔佛之谜》一书的销售中获得了500英镑的稿费，这在当时是笔巨额财富。
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却对这类文学嗤之以鼻。
著名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就是对哥特小说的一篇讽刺性模仿作。
然而，经典哥特小说的这种“非现实主义”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其离奇与荒诞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反映，或曰“折射”。
确切地说，哥特小说表达的是中产阶级对自身与历史的一个态度。
当然，小说的出现本身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密切相关，也常被称作中产阶级的体裁，但与18世纪的其他小说不同，哥特小说不仅是中产阶级作家为中产阶级读者而写的、反映这一阶级生活的文学，它更体现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认识，对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它所提出的问题、所表达出的矛盾都能归结于中产阶级自身的历史来源以及在当前社会中的政治位置这个中心。
在英国，随着17世纪一系列的革命与改良以及18世纪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一个以工商为业、经济力量雄厚的阶级脱颖而出。
这些工商业者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形成一个独特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之形成乃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升迁所致，所以它没有古老的家谱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在世袭等级制度中缺乏地位。
而英国又是一个阶级、等级观念极强的社会，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王室、爵位等中世纪的遗留物仍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文化与社会功能，18世纪的情形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暴发户群体，中产阶级自然渴望社会承认其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
在当时，这种合法性的最佳标志莫过于光荣的历史与显赫的身世，所以，对于当时的中产阶级，英国贵族传统形成的那个时代——中世纪——有一种令人向往的、神秘、魔幻的色彩。
但是历史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在18世纪的人们看来中世纪似乎是个逝去的黄金时代。
它古老的传统，尤其是人们对名誉、忠诚等品德的尊崇，同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中世纪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对于一个思权如渴的暴发户阶级之诱惑更是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所代表的许多价值与观念又同工商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完全对立。
中产阶级产生于资本主义，其生存与发展所赖者唯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现代事物，而这些观念与制度显然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独裁专制和野蛮愚昧格格不入。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产生恰恰是对中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否定。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构成了18世纪中产阶级复杂和矛盾的历史观。
不难想象，“过去”对于这个新兴的阶级是个既令人神往又充满恐惧的字眼，而这种首鼠两端的复杂心态在哥特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首先，哥特小说里的中世纪充斥着专制、愚昧、纷争和血腥，其统治者多为独断专行、冷酷无情的暴君式人物；其间发生的故事以恐怖和悬念为主要特点，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作品中的中世纪又有其安详、宁静的一面（尤以拉德克利夫的小说为甚）。
拉氏笔下的欧洲大陆有时简直是个世外桃源。
哥特式恶棍所占据的堡垒或寺院（寺院和城堡等建筑代表的是宗教特权和封建专制，都是中世纪的象征）及其父权式统治者虽阴森恐怖，却也给人以坚实安稳的保护感。
它们不仅是挡风遮雨的避难所，也能有效抵御匪徒的侵犯。
小说中憨厚唠叨的奴仆也对主人无比忠诚。
所有这些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反差，作者的意图自不必说。
与工业化所产生的污染、社会关系的疏远和对金钱的崇拜相比，中世纪是一个令人憧憬的世界。
中产阶级对于中世纪历史的矛盾感情大半体现于对哥特恶棍的刻画中。
这些人物大多兼具中世纪贵族与18世纪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身居显贵却又身世不明（象征中产阶级对身世的困惑），均利用非法手段向上爬升（暗示对自身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信心不足），又多嗜财如命，是18世纪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典型写照。
同时，哥特恶棍虽位高权重，但往往无法长久占其所夺，相反还往往为其向往、觊觎之物所害。
在多数小说中，权力与财产的篡夺者最终会为被篡夺者或其后代所惩罚，地位与传统的非法继承人终究会为传统所释放的威力所推翻甚至摧毁。
弥漫于哥特小说的恐怖与悬念固然体现中产阶级对于中世纪野蛮、残暴历史的惧怕，但更反映这一阶级因推翻贵族统治、篡夺其地位与权力而生的一种负罪感。
在18世纪尚属新兴的中产阶级显然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的相对优越性与合理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他们渴望从对传统的继承中寻求一种安全感与合法性，却又对传统的理解十分矛盾。
“过去在他们眼中是个既诱人又恐怖的世界，他们对自己主导地位的不安和对篡夺贵族阶级地位的负罪感常被投射为一种对报复、迫害的恐惧。
在哥特小说荒诞无稽的表象下记录着18世纪中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感情，这种文学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英美文学批评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哥特小说及其相关话题重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者们从各种理论与政治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长期为人们忽视的文学体裁，使其成为近年文学批评界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
求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社会背景，问一下里面对一些关键句经典对白的评析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
”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斐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 ——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
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现实主义描。
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一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
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材的。
据她自己：“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
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二寸象牙”上“细地描画”。
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
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出大问题。
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
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
《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
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到不胜荣幸，“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
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
要知道，柯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
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
至于威·卢卡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
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喜剧。
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
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
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来的北部发家致富，这样赚来的钱带着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
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
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
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还得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人手来说明题。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
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 “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
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
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障只能等着结婚。
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合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
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
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
关键有 “财产”。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
因此，我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
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 “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
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 ；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
《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
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有责任”这样做。
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
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
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
他说，在婚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
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
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
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
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
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
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有这样的亲戚是不配与有身份的人攀亲的。
在奥斯丁笔下，举止、言谈、风度、教养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作用的。
譬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莱，正是她的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造成的。
别的不说，单凭班纳特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桩婚事的好处，就足以把彬格莱吓退了。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
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终于克服了财产与门第的悬殊，结为夫妇，manners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
如前所述，他们俩之间的隔阂首先是由达西在舞会上对伊丽莎白无礼引起的。
可是，后来又是manners把达西与伊丽莎白结合起来。
他们在彭伯里庄园偶然相遇，达发现，伊丽莎白的舅舅、伦敦商人嘉丁纳先生及夫人是极有教养的体面人。
班纳特太太固然缺乏教养，但他自己的亲姨咖苔琳夫人也同样不懂规矩。
至于说丽迪雅私奔造成丑闻，其实达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也曾打算私奔，总之在亲属的教养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
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
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
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
”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
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
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
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
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眦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
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社会身份的标志。
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 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从本阶级选择 ”。
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
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
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
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
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
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
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
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 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
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
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 《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斯丁在描写人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
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时，就含有嘲讽了。
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
《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太太肯这么做。
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
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
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我真喜欢她们。
”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 ! “答应二字用的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
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
”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
再看下文中对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她请柯林斯等人吃饭，饭前“打发客人到窗口去欣赏风景”，饭后又要大家聆听她来“断定第二天的天气会如何”。
这里仅仅通过几个小词的安排，一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的讽刺画像便跃然纸了。
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部以喜剧性为基调的作品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骗子韦翰也许除外。
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韦翰完全是从外部描写的，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他。
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
而对书中的蠢人，作者不仅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并且还用喜剧手法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
如咖苔琳夫人兴师动众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原是要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她这一举动为这一对相爱的人沟通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
伊丽莎白调地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作者就这样把这位又霸道又可笑的老太婆给打掉了。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物的愚蠢都是通过她反映出来的。
如在尼日斐花园举行的舞会上，班纳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们的不得体的言行都是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看见的；当时吉英与彬格莱眉目传情，根本没有注意，只有伊丽莎白为她们脸红。
她“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而且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那样起劲，从来没有那样成功”同样，关于彬格莱小姐的种种心计，吉英总是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也还是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出她们姐妹俩的不怀好意。
班纳特先生在第一章里，当伊丽莎白还没露面时就说过，“别的女都糊涂，只有伊丽莎白聪明”等话，也给我们从心理上作了准备，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一种期待，似乎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作者通过而对全书的人和事做出判断，好像勃朗特之于简·爱一样。
的确，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刻画她的性格，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格开朗，有幽默感，喜欢笑别人，也同样能笑自己。
对于彬格莱小姐的暗箭，她反唇相，对咖苔琳夫人的无礼，她胆敢顶撞。
她凭自己的聪明大方博得了众目所瞩的男子达西先生的爱慕，击败了“情敌”彬格莱小姐，有如简·爱击败了布兰小姐与罗契斯特先生相爱一样。
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伊丽莎白是全书中兴趣的中心但还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即不是“意识”的中心。
事实上，伊丽莎白不是严格义上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作者并没有始终一贯地从赞赏的眼光描写她。
读者会注意到《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四分之一，即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作者对丽莎白的描写在基调上发生了变化：她从 “聪明人”变成了“愚人”事情是从伊丽莎白在麦里屯碰到民兵自卫团的军官韦翰开始的，伊丽莎白立刻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了。
韦翰跟她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洗刷自己，中达西先生，那话里破绽百出，聪明过人的伊丽莎白竟然毫无察觉，完全韦翰牵着鼻子走。
这时奥斯丁笔锋一转，改用嘲的笔调描写伊丽莎白，如说她看着韦翰，心里觉得，他“越说话越显得英俊了”。
其实他正在那里编排一席谎言哩!她为他抱屈，心里责怪达，“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她与韦翰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总之，现在伊丽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讽的愚人了。
她对韦翰的着迷已为别人所察觉，如她的舅妈就提醒她要“谨慎”，她的朋友夏绿蒂也劝她“别作傻瓜，为一个韦翰而得比他高十倍的达西”，而伊丽莎白恰恰当了这样的“傻瓜”，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
这完全不能跟《简·爱》的简·爱拒绝嫁给罗契斯特相提并论。
《傲慢与偏见》第三十五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没有任何保卫妇女格不受侵犯的含义。
当我们想到伊丽莎白是在对韦翰着迷，听信他的谗言的情况下才拒绝达西的求婚时，她的那副姿态不是有点可笑吗?第三七章是伊丽莎白成长过程重要转折。
看了达西的信，她不仅知道了韦翰一达西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
她现在突然认识到，当初，第一次见面，韦翰就滔滔不绝，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何况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无察觉，上了大当。
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完全被虚荣心牵着走…”。
最后她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自己”，这或者就是西方评论所谓的epiphany，亦可称为“顿悟”吧。
伊丽莎白克服了偏见，达西也收敛了傲慢，两人新的境界里结合起来。
至此，小说也达到顶点与高潮。
在此之后，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条线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部完成，不再有什么发展。
失去了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傲慢偏见》的最后部分就少了奥斯丁特有的韵味。
如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后定情的那段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
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 比起先前那些机智的斗嘴和带挖苦的叙，这段交代多么乏味!显而易见，对奥斯丁来说，嘲讽是她的小说艺术的精髓。
纵观《傲慢与偏见》，可以说，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可谓揭露得深刻，但这种揭露，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伤的，不是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讽的。
奥斯丁的嘲讽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物塑造上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叙述中的灵魂。
但这种嘲讽不是文字游戏，也不在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紧紧围绕对人们的现实关系的揭露。
总之，观察的深度与才气横溢的嘲讽在《傲慢与偏见》中凝炼为一部闪耀着喜剧光彩的现实主义杰作，摆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间毫不逊色。
序里应该都有了，你看看吧
英国著名爱情小说
楼下的回答明显文不对题么。
你问“英国著名爱情小说”却连《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故事）、莎士比亚（剧作家）……都出来了
既然你已经选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部吧：《傲慢与偏见》按英国人多次评选，这部是历史上最优秀的英国爱情小说（排名基本都在《简爱》等著名小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