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笔记20篇
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儿》，我读了受益匪浅。
此书讲的是中国历史中1344年到1644年明朝的事。
从朱元璋出生讲起，到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它语句轻松幽默，十分搞笑。
把每一个人（即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讲得十分详细。
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斗争的描述淋漓尽致，对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令我很钦佩。
在众多人物中我最喜欢朱元璋。
他是个一无所有的贫民，是通过造反才有了天下。
他没受过教育，却是个军事天才。
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练了朱元璋，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
真是逆境出人才啊
我们要学习朱元璋的果断、坚持、冷静这三样“宝物”会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怎样的困难都迎刃而解，最后登上成功的彼岸。
下面是我在读书中看到的哲理句：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胜利之门。
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而在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
越接近对方的水平，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就会越来越畏惧。
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
中国通史读后感400—500字
的远古 ——读《中国通史》读后感中国的,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
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读《中国通史》有感宽容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美德。
宽容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海纳百川的大度。
做人要学会宽容。
有句耳熟能详的名句：“天空是广阔的，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请用真挚的手，接过我手中的花。
它，将在你心坎儿里散发出爱的芬芳。
只要用热情和希望去珍惜，这爱的芬芳就永远在你的心房……宽容，在你身上吗
翻开《中国通史》，发现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秦穆公的一匹良马被歧下三百多个乡下人偷宰着吃了。
秦国官吏捕捉到他们，打算严加惩处。
秦穆公说，他不能因一条牲畜就使三百多人受到伤害。
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对身体会有害。
赏他们酒喝，然后把他们全放了吧。
后来，秦晋交战，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形势十分险恶。
这些乡下人争先恐后地冲上去与晋军死战，以报穆公的宽容之德。
穆公脱险。
穆公的宽容，让他在危急时刻救了自己。
容忍他人小的过失，他会以一技之长来感谢；释放与你有大仇的人，他会以自己的性命来报答。
只因报恩的情意在心底，总有一天会得到报答。
由此看来，那些刻意寻找他人过错，追寻仇人的人，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
对与别人的过失，必要的指责无可厚非，但能以博大的胸怀去宽容别人，就会让世界变得更精彩，以宽容之心度他人之过，做世上精彩之人。
中国民族有几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有许多动人而有意义的故事，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继承的。
读完这本书，我感受颇深，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章，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志气是不能用年龄衡量的，秦始皇从小就想统一天下，为了治理国家，他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并逐步把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国家。
他不管士兵的身份如何，只要出战立功，就有赏赐。
正因如此，秦始皇才训练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秦始皇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其六国······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国，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治国家的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比三皇五帝还要伟大，所以自称“始皇帝”。
他告诉我们从小就要有志气，志向，要向目标去奋斗，才能成功。
《立木建信》写了孙鞅为使秦国强大起来，呕心呖血，想尽各种办法。
一天，他下令把一根三丈长的长木送南门搬到北门，赏金10两，可是没人去，后来又改为50两也没人去，他想：难道朝廷真的让天下百姓如此伤心么
这是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把木头搬了过去，赏金50两，一文不少。
老百姓议论开了：怎么
朝廷开始说话算话了。
由此看来，诚信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没有诚信就没有一切。
《中国通史》是一部很好的书，它让我们了解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
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而《中国通史》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
《中国通史》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这句话的翻译是什么
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
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
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
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
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
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
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
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
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
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
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
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
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
正如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
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
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
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
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
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
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
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
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
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
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
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
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
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
(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
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
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
他说：“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
”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
他还说：“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
”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
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
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
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
”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
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
”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
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
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
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
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
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
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
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
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
“共谋不轨”。
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
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
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
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
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
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
洪武二十六年，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
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
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
陈四益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
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
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
”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
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
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
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
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
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
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
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
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
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
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
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
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
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
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
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
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
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
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
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
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
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
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
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
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
这样，矛盾激化了。
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
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
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
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
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
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
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想了解中国的历史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国历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管仲、诸葛亮、王猛都是济世之才，然而后来齐国衰落，蜀国亡国，前秦分裂，其共同原因是什么
1.《国史大纲》钱穆先生最有名的著作，必读2.《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最好的作品，改革开放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3.《全球通史》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4.《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先生著作，极富历史震撼和可读性。
5.《明朝那些事儿》也不错
明朝最后统治者那么残暴，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明粉、
他的不能再普通。
出生个平凡家庭的他，过着和同龄人一样的琐碎日子。
上学，读书，玩在平淡的岁月中一点点长大。
如果非要从他身上找出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他对历史的痴迷。
刚上小学的时候，当别的男孩儿正拿着变形金刚，仿真手qiāng满街乱跑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蹲在厨房昏暗的灯光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一本又一本厚厚的史书。
光阴似箭，转瞬即逝。
高考之后，他进入了一所普通的高校。
大学的生活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缤纷多彩，大量的业余时间和不确定的未来都让这群天之骄子们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生活。
于是，大多数人都用恋爱、玩网络游戏来消磨自己的时间，混日子。
他却是个另类，不谈恋爱，不玩游戏，很少和同学一起上街闲逛。
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一头扎进史书中，乐此不疲。
时光飞快地流逝着，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划上了句号，他顺利地考上了公务员，从此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生活。
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一有时间就在一起看看报纸，摆摆龙门阵，打发一下漫长的时光。
而性格内向的他仍旧是众人眼中的另类，常常在没工作的时候奋笔疾书，记录着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大家都在私下里笑他，然后又继续海阔天空地胡侃着。
下班之后，他也基本上没什么休闲活动。
不是不想，而是实在讨厌那些毫无意义、吃吃喝喝的应酬。
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狭窄的房间里，沉浸在那刀光剑影、富贵浮云的历史往事中。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能在这样琐碎无聊的时光中消耗掉，终于有一天，他下决心要写一本书。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诠释着一段古老的历史。
不过，巨大的孤独感也让他窒息，有时候，实在是太孤独了，他就停止写作，骑着自行车在夜市上逛一圈儿，什么也不买，只是想在人群中排遣胸中的孤独。
就这样，他利用断断续续的业余时间硬是写出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书。
后来，这本名叫《明朝那点事儿》的网络小说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窜红，出版社争相和他签订合约，他独特的历史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还有那俏皮调侃的语言在读者中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这个网名叫“当年明月”的小公务员一夜之间就成了红透大江南北的人物，使得和他朝夕相处的朋友同事们大跌眼镜。
在谈到自己如何成功的时候，他调侃着说道：“比我有才华的人，没有我努力；比我努力的人，没有我有才华；既比我有才华，又比我努力的人，没有我能熬。
在他们消磨时间的时候，我却在不停地努力着。
” 如今，他当年的同学同事们仍旧默默无闻，而他却已大获成功，这其中的奥妙，让人深思。
所谓消磨时间，不过是时间消磨你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有心的人，会在平淡琐碎的时光中根植梦想，抓紧时光充实自己，创造机会。
最终，他们就会在别人感慨平庸生活的时候，收获成功。
别让无聊的时光消磨了你，只要能把握自己的时间，必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