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闽台有哪些自然条件优势?(参考《闽台文化探略》)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早在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就开始到澎湖屯垦。
元朝中央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属于泉州晋江县。
明朝，政府对泉州港的对外贸易，限定于“仅通琉球”。
不满贸易范围的泉州人，通过台湾沟通南洋群岛，到台人员也日益增多。
明代（公元1621-1628年），漳州人颜思齐和泉州人郑芝龙在台湾北港，开始了初期的开发。
1628年郑芝龙经朝庭允许招集福建沿海饥民数万人定居台湾，有计划地开垦荒地，把福建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台湾去，帮助原住民发展生产，对台湾的早期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了台湾，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建文庙、办学院、设社学。
公元1683年，祖国大陆和台湾统一，台湾划归福建省管理，进入了长达200年的“闽台合治”时期，福建沿海移民到台湾的浪潮乾嘉年间达到高峰，两岸人民密切交流，台湾的原住民闽南化、汉化。
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将福建与台湾这种特殊关系概括为“五缘”，即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
“地缘近”，福建是大陆距离台澎金马最近的省份，厦门角屿距小金门仅1000多米，福建平潭与新竹的距离只有68海里，全省100多个岛屿与台、澎、金、马邻近或交错。
“血缘亲”，台湾总人口中有80%以上的祖籍在福建，在台湾有147个福建同乡会和126个宗亲会，在福建定居的台湾省籍同胞有1.5万人，去台人员家属80多万人。
“文缘深”，台湾的民间习俗、信仰、戏曲、艺术等大都是从福建传承过去的，方言就是福建的闽南话，可谓语同音、文同源、人同根。
“商缘广”，自古以来福建与台湾的商贸往来都十分密切，即使是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这种海上交往也从未间断过。
“法缘久”，福建与台湾有着悠久的行政关系，台湾从宋朝建立行政机构开始就一直归属福建管辖。
即便到了清朝台湾单独建省后，还称作“福建台湾省”，仍然同福建保持着教育、行政、财政等方面的联系[5]
泉州十大美景
泉州十八景1.清源山 2.开元寺 3.崇武古城 4.府文庙 5.西湖公园 6.深沪湾 7.牛姆林 8.清水岩 9.天后宫 10.五里桥 11.东湖公园 12.洛阳桥 13.黄金海岸 14.仙公山 15.蔡氏古民居 16.岱仙瀑布 17.郑成功史迹 18.涂门街 其中清源山是国家4A级旅游景点,门票30元. 涂门街 又叫“土门街”，因传储存、输送建造东西塔土石方而得名。
涂门街位于泉州市区中心地带，东起温陵路，西至中山路，全长1005米，是集商贸、旅游、文化等为一体的繁荣地段。
在这条长仅1000余米的街道上，有着众多的“海丝”文物群，分布着13处宋元文化遗存———清净寺、孔子文庙、通淮关岳庙、东观西台、祖闾苏、世家大厝、棋盘园、东鲁巷、三十二间巷等。
涂门街的建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元时期泉州的繁荣景象。
改造后的涂门街秉承泉州闽南古建筑的风格，又与现代建筑有机结合。
涂门街是泉州最有商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入选全国第一批“购物放心一条街”。
五里桥 俗称“安平桥”，横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水头镇之间的海湾。
始建于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经13年建成。
为花岗石砌成的石墩石梁桥，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长桥，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驰名海内外，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桥长2255米，有方形、船形、半船形的桥墩361个，桥面宽3－3.8米，桥板长度5－11米不等，最重达25吨，两侧有石护栏；桥上有亭5座：桥东“超然亭”，桥西“海潮庵”，桥中“泗水亭”，两头各设路亭一座，供游人憩息。
“泗水亭”，俗称“中亭”，亭前石柱上有“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楹联一对，立有两尊石雕将军；亭侧保存历代重修碑记14方。
西端桥亭留有清代重修碑刻，东端有五层六角楼阁式仿木结构白塔一座。
历经800年沧桑，安平桥成了“陆上桥”。
1980—1985年国家拨款进行维修，宋代原貌得以恢复。
府文庙府文庙 位于鲤城区中山路泮宫内。
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公元976年），后移他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迁回原处重建，现有建筑仍保持清初原貌，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孔庙，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体建筑大成殿是祭孔的正殿，面阔七开间，进深五间，为典型的宋代重檐庑殿式、抬梁式木构架，斗拱层叠，梁枋纵横，雕饰有小龙、飞禽走兽、花卉草木；殿柱皆石，前有露台，翼以扶栏，下为甬道、拜庭；庭外泮池，筑有元代石桥，桥面铺72块长方形条石，代表孔子的72个得意门生；东西为两庑，前为大成门、金声玉振门。
东畔明伦堂，为文庙现存主要附属建筑，堂前露庭、泮池和石桥均保存完好。
西有泮宫及乡贤名宦祠、状元祠十余座。
庙内陈列资料十分丰富。
大成殿正厅中央供奉着孔子圣像，东西两侧供奉四配及十二哲人，陈列祭孔礼器、乐器和泉州历代名人遗著遗物等文物共500余件。
灵星门邻涂门街地段，原为府文庙建筑群范畴，后辟为他用。
为了完整保护文庙建筑群，2000年，市委、市政府作为重点工程，投资1.2亿元，折迁菜市场及3个企、事业单位，建成文庙广场，既有效保护遗址，又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场所。
开元寺 开元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点。
地处市区西街，始建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原名“莲花寺”，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下令全国各州建一座开元寺，遂改为现名。
全寺占地面积7.8万平方米。
规模宏大，构筑壮观，景色优美，曾与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北京广济寺齐名。
主要有大雄宝殿、甘露戒坛，东西塔等建筑。
大雄宝殿是中轴线的主建筑，始建于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现存建筑物是明代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遗物。
大殿通高20米，保存唐朝宏模巨制、巍峨壮观的建筑风格。
甘露戒坛始建于宋，现坛系明初重建，为全国三大戒坛之一。
耸立在拜庭两侧广场中，相距约200米的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结构石塔就是泉州东西塔，为全国四大名塔之一。
东塔名“镇国塔”，通高48.24米；西塔名“仁寿塔”，通高44.06米，略低于东塔，其规模与东塔几乎完全相同。
两塔为我国古代石构建筑的瑰宝，系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标志。
洛阳桥洛阳桥 洛阳桥在今惠安、洛江分界处的洛阳江入海口，又名“万安桥”。
于北宋皇?5年至嘉?4年（公元1053－1059年）由郡守蔡襄主持建造，历六年竣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梁式石桥。
因在江海交汇处造桥，江阔水深，工程艰巨，造桥者首创“筏型基础”以造桥墩，种植牡蛎以固桥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创新。
该桥与卢沟桥、赵州桥、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
现桥长834米，宽7米，尚存船形桥墩46座，桥之中亭附近历代碑刻林立，有“万古安澜”等宋代摩崖石刻及石塔、武士石像等。
桥北有昭惠庙、真身庵等遗址，桥南有蔡襄祠，祠内有蔡襄《万安桥记》宋碑。
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考察景点之一。
牛姆林牛姆林 牛姆林景区由于景区内拥有“板根”、“绞杀”、“寄生”、“茎花”等热带雨林生态，被游客称誉为“闽南西双版纳”。
因“势若牛姆，孕崽怀宝”而得名，是集山区特有的自然景观、森林景观之大成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区内有维管束植物214科18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96科200多种，野生蝶类73种。
牛姆林名人仙迹荟萃，是一个天然的森林浴场和氧吧,四季如春，是旅游避暑胜地。
目前申请国家4A级生态旅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
现区内建设有旅游饭店、动植物标本馆、旅游购物街、熊园、高空滑索、射箭场等旅游配套设施。
已成为闽南重点生态旅游区，每年有10万人到此旅游，是我省沿海地区生态旅游建设的典范。
清水岩清水岩 ? 位于安溪县城西北的蓬莱山，始建于北宋，至今已有950多年，内奉中国百仙之一清水祖师，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旅游区，又是享誉海内外的朝圣旅游地。
清水岩是全国惟一主殿建设呈“帝”字形结构的岩寺，景区内楼阁殿宇巍峨宏伟，水色山光秀丽神奇，文物古迹星罗棋布。
现存文物古迹中，有宋代29处，元代1处，明代8处，清代5处，近代拓展23处，加上天造地设的自然景观，构成了令人神往的“蓬莱仙境”。
清水岩的碑刻、摩崖石刻，涉及宋、元、明、清以至现代，其中宋代“岩图”碑最为珍贵，系省级保护文物。
清源山清源山 清源山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为泉州城北屏障，海拔498米，面积62平方公里，主景区距市区3公里。
清源之奇以石，清源之灵以泉。
元人赞誉“闽海蓬莱第一山”。
“清源鼎峙”为旧泉州十景之一，历来为游客登临览胜。
据泉州府志记载，清源山最早开发于秦代，唐代“儒、道、释”三家竞相占地经营，兼有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的活动踪迹，逐步发展为多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文化名山。
景区内流泉飞瀑、奇岩异洞、峰峦叠翠、万木竞秀，以宗教寺庙宫观、文人书院石宝以及石雕石构石刻等文物为主的人文景观几乎遍布清源山的每个角落，现存完好的宋、元时期道教、佛教大型石雕共7处9尊，历代摩崖石刻近600多方，元、明、清三代花岗岩仿木结构佛像石室3处，以及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李叔同）舍利塔和广钦法师塔院。
自古以来，清源山就以36洞天、十八胜景闻名于世，其中尤以老君岩、千手岩、弥陀岩、碧霄岩、瑞象岩、虎乳泉、南台岩、清源洞、赐恩岩等为胜。
其中以老君岩为代表的六处宋元时期的清源山石造像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深沪湾 深沪湾位于晋江东南海滨，从石狮的永宁到晋江的衙口、深沪形成一个秀丽的海湾，其间沙滩绵延数公里，犹如一条银色的项链镶嵌在蓝天碧海之间。
滩前碧波万顷。
滩面金黄开阔，景色蔚为壮观。
沙滩清一色的细纯沙粒，如银屑布地，质细坡缓，沙软潮平。
滩床宽阔，舒展广拓，潮漫滩上，涛声柔和。
海水洁净，水温适中，是沙滩休闲、踏浪嬉水和开展各种海上沙滩活动的理想场所。
沿岸而来，国家级深沪海底古森林自然保护区、施琅将军纪念馆、镇海宫、龙泉宫、大道公宫和烟墩山上的烽火台等人文、自然名胜掩映其中。
明季倭乱，这里曾经是抗倭前沿，清初为了统一祖国，施琅曾经在这里牧马练兵，现为全国著名侨乡，风俗淳，人情美，是游客观光的胜地，是海外侨亲和台港澳胞寻根谒祖的摇篮故地。
天后宫 始建于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是现存妈祖庙中建筑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并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妈祖故里莆田一度隶属古代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管辖，由于泉州民众不断向外移民和进行贸易活动，妈祖信仰远播祖国大陆及台、港、澳各地。
目前，泉州天后宫除较完整地保存有雄伟的大殿、后殿等古代建筑外，在政府及海内外信众的热心资助下，还陆续修复了山门、戏台、钟鼓楼、东西厢廊等建筑，并将继续复建梳妆楼。
建置于宫内的闽台关系史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和民俗文物。
泉州天后宫是在泉州港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之际的南宋时期建成，是研究海外交通史的重要史迹。
仙公山 原名“双髻山”，位于洛江区马甲镇，于南北朝时（公元480—502年）祀“何氏九仙”而得名。
其主峰758.5米，气势雄伟，岩崖陡立，云雾缭绕，径曲林幽，含烟凝翠，风光旖旎，拥有众多的寺宇亭榭、文物古迹和迷人传说；以“灵、奇、秀、险”为特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有丰山洞、白水岩、朝天阁、仙灵桥等胜境，还有宋代朱熹、王十朋，明代张瑞图等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摩崖石刻，是集宗教朝圣、游览观光、休闲娱乐、修学度假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有“八闽名胜无双境，绝顶蓬莱显九仙”之美誉，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和首届泉州市十佳风景名胜区。
东湖公园东湖公园 址系古泉州八大胜景“东湖荷香”遗址。
唐时湖面40余顷，有东湖亭、二公亭；宋有波恩亭；明有揽古亭。
盛植荷花，成星湖荷香胜概。
因唐姜公辅、韩愈、欧阳詹等曾在此活动而闻名于世。
东湖公园以闽南建筑文化为特色，中心湖为主体，环湖布置人文景观。
构建星湖荷香、祈风阁、七星拱月、二公亭、东湖亭、波恩亭、揽古亭等静区；儿童乐园、双舟朝阳、游船码头为动区。
精筑刺桐瑞林等20多处植物山石景观揽翠全园，以石雕、石刻突现闽南石文化。
既有泉州历史文化内涵又有时代新潮气息，风格独特。
曾三次获省“环境优美奖”，还被评为“市民喜爱十佳建筑”、“泉州十佳夜景”。
1998年以其典雅秀丽、玲珑多姿的江南园林风格而入选百家中国名园。
崇武古城崇武古城 位于惠安县东南海滨，濒临台湾海峡，系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时为抵御倭寇所建。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视师崇武，北城门横眉石刻“威镇海邦”传为戚所书。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郑成功驻此抗清，传有“马蹄石”遗存。
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城内外，有20多处分别始建于宋、明、清，后经修葺延续至今的宫庵庙堂等古建筑遗存，与古城构成了可供参观稽古的古迹群。
尤其是城外3公里处的大乍山龙喉岩，既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又有记述古城史事的文人诗家摩崖石刻。
城外半月海湾，著名画家洪世清创作的大地岩雕———“鱼龙窟”，以及著名书艺大师朱屺瞻、钱君陶、刘海粟等人的篆刻书法精品镌刻在奇石怪礁上。
古城下还建有现代石雕博览园及省级海边森林公园。
登临古城，足可探古览胜。
西湖公园 位于市区西北部清源山南麓，是西北洋滞洪排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区处于一片低洼的平原地带，以往发生较大洪水时，主要靠自然水面及稻田滞洪，俗称“西北洋”。
由于洪涝灾害严重，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建设西北洋滞洪排涝工程被列为市人大十二届五次会议一号议案。
从1999年6月起，投资1.7亿元，历时两年多，建成由三座名桥、三片水域和四座岛组成的西湖公园。
西湖面积达10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82.28公顷，广场道路面积1.72公顷，绿化面积16公顷，种植树种达200多种。
西湖繁花锦簇，波光潋滟，与清源山自然接壤，清源山秀丽翠绿的山色与西湖浮光荡漾的美景相得益彰，湖光山色浑然一体，极具园林之美，是市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湖上园林。
2001年12月获得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荣誉称号。
黄金海岸黄金海岸 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石狮永宁镇，包括闽南黄金海岸旅游度假村、城隍庙、镇海石、古卫城遗址等。
闽南黄金海岸旅游度假村由香港友帮国际集团独资兴建。
规划占地6000亩，首期开发1980亩，投资近3亿元。
目前度假村主要项目及设施有：金沙游乐园、海底世界、海豚表演馆、海天佛国、踏浪观音、游艇俱乐部、练马场、海滨浴场、露天夜总会、购物街、黄金海岸大酒店、邮电宾馆、海洋宾馆、教育培训中心等较具规模与特色的游乐项目和服务设施。
黄金海岸风光旖旎，四季如春，已成为集行、游、吃、住、购、娱于一体、旅游内涵十分丰富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十大重点旅游景区之一。
岱仙瀑布 位于德化县水口镇，主要由号称“华东第一瀑”的岱仙瀑布、温文尔雅的油漏祭瀑布以及一路的山光水色组成，是一处不可多得的生态旅游景区。
沿赤石溪而上，一路溪水潺潺，浓荫覆郁，林木苍茏，藤萝虬结，蕴深涵幽，鸟鸣谷应，峰回壑荡，沿路神形俱备的自然奇观，构成了独特的原始生态幽境。
油漏祭瀑布，溪水沿着宽110多米如刀削的峭壁汩汩流下，波光粼粼，喷珠溅玉，宛如千万串断线的珍珠织成的银毯，轻铺舒展镶在悬崖峭壁之上。
岱仙瀑布，溪水从山势险峻的高峰直泻而下184米，云翻雪倾，雷霆万钧，十分壮观。
站在瀑布下，烟雾腾腾，扑朔迷离。
若是晴天，瀑布前方彩虹如天桥凌空飞架，美不胜收。
岱仙瀑布的右上方有一座飞仙亭，传颂着仙女显圣救民的美丽故事。
凭栏探首，下临深渊，岱仙双瀑左右烘托，气势非凡。
郑成功史迹 分布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家乡南安。
它们是位于石井镇的延平郡王祠、郑成功纪念馆·碑林和位于水头镇的郑成功陵园。
延平郡王祠，位于石井镇鳌峰北麓，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殿中有康熙皇帝诏赐郑成功迁葬时所撰联一对。
郑成功纪念馆位于石井镇的鳌峰山上，占地3000余平方米。
纪念馆介绍英雄一生的丰功伟绩，陈列200余件珍贵文物。
占地10亩的郑成功碑林，既有碑亭诗阁，又有石刻廊群、集全国、世界各地200多幅的题字，融楷书、行书、草书、隶书于一廊，歌颂了郑成功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
坐落在南安水头覆船山处的郑成功陵园，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凡来泉州者，几乎都要到成功史迹走一走，默祝忠魂与山河共存，永垂不朽。
蔡氏古民居蔡氏古民居 ? 位于南安官桥漳里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主要由蔡启昌及其子蔡资深于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兴建。
现存较为完整的宅第共16座，单体建筑多为三进或二进五开间的布局。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座座屋脊高翘，雕梁画栋，门前墙砖浮雕，立体感强，窗棂镌花刻鸟，装饰巧妙华丽，门墙厅壁书画点缀，别有一番情趣，篆隶行楷，各具韵味，留下较多当时名流的书画。
随处可见的木雕、泥塑、砖雕及石雕，工艺精美，多数采用透、浮、平雕等手法。
雕琢内容丰富多彩，有禽兽、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图案古博。
古民居精美的雕饰，不仅集中表现了闽南成熟的雕塑艺术，而且反映了受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及南洋文化和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被誉为“闽南建筑的大观园”。
《清史论丛》哪个版本好些，内容充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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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研究清史、满族史的期刊还有人大清史所主办的《清史研究》，以及辽宁民研所主办的《满族研究》等刊物，皆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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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论丛》总目（第一辑至2010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室 第一辑 编者：《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 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 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 刘子扬、朱金甫、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概论》 李 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 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 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 袁森坡：《试论清代前期的多伦会盟》 金成基：《清入关前八旗土地制度试探——兼论后金（清）社会性质》 周远廉：《关于16世纪40-80年代初建州女真和早期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 第二辑 韦庆远、吴奇衍、鲁素：《清代奴婢制度》 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 韩恒煜：《略论清代前期的佃仆制》 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 顾 诚：《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 冯佐哲：《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 许曾重、林易：《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 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 孟森遗稿：《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附商鸿逵：《赘言》 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 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李 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 商鸿逵：《清“孝庄文皇后”小记》（清史札记一则） 王钟翰：《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浅释》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 张 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 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 《编后记》 第三辑 郭松义：《论“摊丁入地”》 吴量恺：《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 林永匡：《清代的茶马贸易》 李 格：《多尔衮与清朝统治的建立》 吴伯娅：《试论清初逃人法的社会影响》 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 李新达：《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 许曾重：《论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 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 袁森坡：《喀尔喀蒙古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辨析》 鞠德源：《请代题奏文书制度》 关嘉禄、张锦堂、王桂良：《乾隆四十年库页岛满文文件翻译订正》 任道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 后》 何龄修：《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与陈汝衡先生商榷》 读史札记： 史志宏：《山西省地丁合一完成的年代》 李尚英、王政尧：《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论》 第四辑 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 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 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 郭松义：《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结构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冯佐哲、杨乃济：《有关珅出身、旗籍问题的考察》 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 袁森坡：《康熙的北部边防政策与措施》 郭成康、刘建新、刘景宪：《清入关前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 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 周远廉：《努尔哈赤朝政府的关系——〈满文老档〉研究之二》 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 陈祖武：《顾炎武与清代学风》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 第五辑 何龄修：《掉念谢国桢先生》 黄冕堂：《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周远廉、谢肇华：《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 [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 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 许曾重：《曾静反清案和清世宗胤禛统治全国的大政方针》 季士家：《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 杨乃济、冯佐哲：《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 李新达：《洪承畴述评》 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 张捷夫：《关于雍正帝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 《编后记》 第六辑 郭松义、何龄修：《掉念商鸿逵师》 商鸿逵遗稿：《述孟森先生》 吴奇衍：《清代前期牙行制试述》 戎 笙：《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 周力农：《清代台湾的“胎借银”》 黄乘矩：《关于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的若干问题——与日本学者佐伯富博士商榷》 杨 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 任道斌：《清代嘉兴地区胥吏衙蠹在经济方面的罪恶活动》 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辨》 薛瑞录；《清初赣西棚民起义领袖朱益吾的籍贯和反清活动》 陈汝衡：《试论柳敬亭的生年问题》 李新达：《关于孙可望降清问题》 李 格：《许定国事迹研究》 王永谦：《靳辅治河述论》 何冠彪：《书全祖望“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后》 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 陈祖武：《王船山〈双鹤瑞舞赋〉为尚善而作说辨》 杨向奎；《论费密》 第七辑 戎 笙：《清代社会各阶级处理主佃矛盾的对策》 冯尔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周力农：《清代台湾的土地制度长租佃关系》 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杜家骥：《对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某些考察》 李新达：《关于洪承畴降清问题》 李 格：《山海关之战前夕吴三桂与农民军的关系》 韩恒煜韩恒煜：《陈名夏“南党”案述略》 黄乘矩：《论雍正年间的吏治》 赵云田：《哲布尊丹巴和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许淑明：《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1689-1840）》 （香港大学）何冠彪：《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兼辩正黄宗羲与邵廷采之学术渊源》 陈祖武：《吕留良散论》 樊克政：《关于龚自珍生平事迹中的几个问题》 第八辑 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 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罗仲辉：《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的编撰特点》 戎 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戎 笙：《孟森小传》 戎 笙：《萧一山小传》 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 韦庆远：《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 袁森坡：《试论康雍乾时期北疆的官营牧场》 郭松义、李新达：《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的规定的探讨》 李 格：《清初关于夺取江南地区的战略决策及其变化》 韩恒煜：《关于李漱芳获遣的几个问题》 孙海泉：《清初吕梁山区农民抗清斗争》 郑 秦：《清代州县审判试析》 朱 勇：《清代族规初探》 岑大利：《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漠南蒙古的联姻》 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 郝镇华：《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报告〉辨析》 陈祖武：《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研究的贡献》 1992年（九） 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 彭雨新：《清王朝偏宠满旗的一贯政策及其消极后果》 陈柯云：《明清徽州的族山》 杨余练：《论清代东北经济发展的特点》 陈金陵：《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 谢中凡：《清初闽粤藩王大吏的构成及其统治特点》 苏 钦：《清律中旗人“犯罪免发遣”考释》 姚念慈：《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 杨 珍：《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 吴伯娅：《关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几个问题》 杨启樵：《康熙遗诏与雍正篡位》 季士家：《蔡牵述论》 薛瑞录：《关于尚之信叛清的几个问题》 黄 谷：《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 陈祖武：《徐世昌与〈清儒学案〉》 秦国经：《我国各地所藏明清档案概述》 《编后记》 1993年（十） 顾 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 张玉兴：《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 何龄修：《杨鵾空敕案——清初江南又一起复明运动》 韦祖辉：《 和尚和“隆武入粤”——对朱纪敦同志〈晚明两大迷案〉之质疑》 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兼论康熙的平藩策略》 杨启樵：《雍正文、允禵武最佳两搭档两昆仲——康熙在接班人安排中有这样企图吗
》 高虹、徐彻：《〈热河密札〉与“辛酉政变”》 喻松青：《清代〈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研究——一部假借观音宣传民间秘密宗教教义的经卷》 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 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 罗 炤：《天地会的两个源头》 常建华：《清代啯噜新研》 郑 秦：《论清代的秋审制度》 冯佐哲：《略论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 杨大业：《清代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研究》 陈祖武：《孔子仁学与阮元〈论语论仁论〉》 《编后记》 1994年 庆祝杨向奎先生八五华诞专辑（十一） 李尚英：《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及其著作编年》 黄冕堂：《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 李 华：《清代河南商品经济与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十一》 郭松义：《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 刘永成：《明清时期永佃制的发展及其演变》 官美堞：《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 陈支平：《福建省“摊丁入地”时间补订》 朱金甫：《清代胥吏制度论略》 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续）》 罗炤：《试论天地会初期的性质——兼与戴逸、秦宝琦先生商榷》 马里千：《李长祥遗事钩沉》 吴伯娅：《孔四贞研究》 杨 珍：《康熙朝隆科多事迹初探》 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 薛瑞录；《太平天国贞得王考——兼谈天德王死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高虹、徐彻：《论慈禧新政》 董守义：《奕欣首倡“自强”和“振兴中国”》 冒怀辛：《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陈祖武：《孙奇逢与〈理学宗传〉》 何龄修：《明清的隔壁戏》 《编后记》 1995年（十二） 张 研：《明清寺观田产》 许 檀：《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 杜家骥：《清前期茶法论述》 陈柯云：《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的实施——以〈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 为中心》 杨海英；《明末宗室瑞昌王考》 秦 晖：《关于贺珍与清初陕南抗清运动的若干问题——与童恩翼同志商榷》 韦祖辉：：《明末社会变动和明遗民东渡日本》 冯尔康：《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 定宜庄：《内务府完颜世家考》 李尚英：《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 吴伯娅：《乾隆朝大教案与中西交涉》 王戎笙：《清初科场案研究》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续二） 陈祖武：《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徐 彻：《论光绪之死》 高 虹：《则天女皇与慈禧太后》 《编后记》 1996年（十三）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 江太新：《清前期的垦荒政策考察》 许 檀：《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 高 虹：《清代沈阳城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徐明德：《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 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政治》 杨 珍：《索额图研究》 吴伯娅：《尹继善与袁枚》 晏子友：《清朝世决世职制度》 杨向奎、吴锐：《论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作者》 吴 锐：《仪征刘氏春秋学研究》 汪学群：《试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编后记》 1999年（十四） 高 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万 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 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 曹贵林：《为教学与科研奋进的一生——郑天挺教授生平述说录》 杨 珍：《盛世初叶（1683-1712）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 宋 军：《嘉庆“癸酉之变”后京畿地区流言浅析》 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 吴伯娅：《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看耶酥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 郭松义：《清代的寡妇转房》 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经世思想》 《后记》 2000年（十五） 高 翔：《纪念杨向奎先生》 何龄修：《风范长存——掉念杨向奎先生》 陈祖武：《杨向奎先生与〈清儒学案新编〉》 蔡家艺：《清代蒙古族的封建等级》 李治亭、黄松筠：《论康乾盛世“大一统”与西北地区的统一》 刘凤云：《试论康熙中期官僚集团的党争》 王思治：《清承明制说内阁》 陈连营：《关于清中期的吏治腐败问题》 元廷植：《清中期福建的族正制》 杨海英：《清初“故国之思”现象解读》 王跃生：《清中期的分爨分产与立嗣继产的方式与冲突》 丘 涛：《张骞的盐业改革思想和实践》 秦国经：《清代的奏折》 李世愉：《科举制度与清代文化》 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人性论》 林存阳：《清安溪李氏三礼学》 张玉兴：《诗是山西老将雄——略论陈廷敬诗作之历史地位》 常建华：《清代的文昌诞节——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 2001年（十六）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定宜庄：《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 陈宝良：《清代的无赖层与地方社会》 汤熙勇：《清代中国救助朝鲜难船的方法：以闽台地区为中心》 杨海英：《清初朝鲜通事考——以古尔马浑（郑命寿）为中心》 高 翔：《谢济世散论》 汤开建：《顺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吴伯娅：《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 恽丽梅：《康熙帝公主下嫁与噶尔丹之战》 王冬芳：《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质疑》 姜 涛：《“免粮三年”与“薄赋税，均贫富”不是太平天国的口号》 刘景莲：《从东波档看清代澳门的民事诉讼及其审判》 汪学群：《关于清前期学术思想的争论》 陈祖武：《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林存阳：《方苞三礼学论析》 严 勇：《清入关前服饰制度的建立》 关嘉禄：《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 2002年（十七） 许 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 [韩国] 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 刘 平：《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 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 吴伯娅：《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 [意大利]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道》 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 王戎笙：《科举考试与明清政治》 高 翔：《清初理学与政治》 林存阳：《清代礼学思想演进探析》 汪学群：《张尔岐易学中的经世思想》 2003-2004（十八） 杨 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 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与陨落的天国——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探析》 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的对策》 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酥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 范金民：《清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 林存阳：《胡培翚与〈仪礼正义〉》 李华川：《马眉叔〈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考》 尹文涓：《〈中国丛报〉与“译名之争”》 王政尧：《升平署无朝年〈旨意档〉及其意义——兼议有关侉腔的两册无朝年〈提纲〉》 郭玉海：《论乾隆与允禧的诗画往来》 《清史论丛》2005年号 清朝内阁制度述论 高翔 清初翰林院研究 王云松 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 杨珍 建州左卫初建过程考实 王冬芳 清代在朝鲜明遗民宗族活动述论 吴一焕 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 吴伯娅 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 陈振江 天津商会早期社会救济研究 王玉国 《陆子学谱》之架构与旨趣 杨朝亮 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林存阳 唐甄《潜书》中的出处思想初探 崔文翰 皖派朴学述论 朱昌荣 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 张艳玲 考狄《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 李华川 《清史论丛》2006年号 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 李世愉 碓房与旗人生计 刘晓萌 清代火器述略 毛宪民 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邱源媛 从则例的纂修看清代的行政管理 叶雯 晚清后妃用药与医疗保健 恽丽梅 熊赐履述论 高翔 施琅史事探微 杨海英 李绂与广西改土归流 杨朝亮 “诗魔”厉鹗 吴伯娅 毕沅对经史诸学的扶持与倡导 林存阳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杨艳秋 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 倪玉平 论朝鲜光海君时期与后金、明朝的关系 刁书仁 乾隆五十一年的直隶大名府八卦教起事 张佐良 晚清社会变迁与近代报人之产生 程丽红 《清史论丛》2007年号 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 纪念商鸿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世愉 父亲与家 商传 忆商鸿逵师与郑天挺先生的友谊 郑克晟 商鸿逵先生论清代八旗的组织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 李尚英 贺贻孙事迹考 南炳文 清朝时期大学士的品级问题 杜家骥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 朱天保上书事辨析 杨珍 有关康熙朝西北三省满族督抚的考察 刘凤云 康熙重视督抚的选任 王思治 论康熙帝之死 金恒源 道光帝尊奉皇太后懿旨即位辨析 郝艳红 丁银之征与摊丁入地 史志宏 清代吉林地区的城镇及城镇经济 刁书仁 清代两淮盐政改革 倪玉平 陆圻及其在清初的遭遇与抗争 何龄修 清代的妇德教育 郭松义 朝鲜士大夫的“季文兰情结”和清初被掳妇女的命运 杨海英 清代家族财产之争与朝廷政治的腐败——以山东济宁州李氏家族争讼财产案为例 岑大利 青苗会与清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初探 王洪兵 满族士大夫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以清代内务府完颜世家为例 定宜庄 满洲本部族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 徐凯、张婷 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 刘晓萌 吴大澄吉林治边述略 李治亭 清朝前期黑龙江各民族与东北边疆防御 周喜峰 论清朝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梁俊艳 马戛尔尼使华与中英观念的变化 林延清 清朝中前期国人对法国的认知 李华川 一段晚清历史的辉煌、遗忘与发掘、探索——论1887年海外游历使 王晓秋 三韩山斗汇论 姜相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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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功夫茶来源和典故
楼主你好 【工夫茶简介】： 工夫茶是潮汕一带品茶的一种风尚，以其独特、精细而闻名。
所谓工夫茶，是指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功夫，而且操作时必须很“工夫”（精细的意思）。
工夫茶的基本特征，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用小壶、小杯冲沏乌龙茶。
茶壶茶杯小不但可以使茶香不涣散，而且也是因为喝工夫茶往往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消遣、享受和作为迎宾敬客的重要手段。
这一点外地人不知道往往很难理解，总怪异喝水干嘛不用大一点的杯子。
【工夫茶的起源】： 据考证，工夫茶起源于宋代的茶俗，由于士人品茶讲究理趣，追求品饮过程中的精神、文化享受，茶具因此而日趋小巧精 致。
【工夫茶冲泡的考究】： 工夫茶在全国可谓最精致、最考究、最著名的茶道，是茶文化的高峰。
工夫茶很讲究选茶、用水、茶具、冲法和品味。
茶叶要形、味、色俱佳；烹茶用水要求洁净、甘醇，以山泉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盛茶器皿以江苏宜兴的朱砂泥制品为佳；瓷杯要选用细白透亮的精美小杯；泡茶讲究“高冲低洒、刮沫淋盖、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的手艺；品茶讲究色、香、味外，还讲究“喉底韵味”。
而饮茶程式、礼仪更是繁复。
比如茶冲出来后，一般是冲茶者自己不先喝，请客人或在座的其他人喝，且一般是顺手势先拿旁边的一盅，最后的人才拿中间一盅，还有如果喝茶的过程，来了尊贵的客人，就得撤换茶叶重新冲茶。
【工夫茶的影响】： 工夫茶是潮汕家家户户几乎不可缺少的必备品，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工夫茶具，工余之暇举家品茶，有客到必待之工夫茶。
而遍布世界的潮汕人也把工夫茶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的街边店铺如果看到里面摆有工夫茶具，就可以判定一定是潮汕人开的店铺了，而潮汕的学生到外地读书也往往少不了带茶具到学校冲。
工夫茶不但在潮汕地区非常盛行，也延及福建的漳州、泉州和梅州的丰顺、大埔、梅县等地。
潮州工夫茶（一） 在潮汕饮食文化中，工夫茶可以同潮州菜比肩齐名。
许多外地人，是在潮州菜桌上见识了潮州工夫茶的。
不管是因为口味不合而浅尝辄止，还是津津有味地慢品细呷，这一小盏酽香的热茶，总会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
不过，饭桌上的工夫茶，并没有给你潮汕工夫茶的全貌。
潮州工夫茶在中国茶艺之林一枝秀出，在于它的用器精细，冲饮程式讲究，能够将乌龙茶酽香的特色，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
工夫茶是潮汕人最喜好的饮品。
在潮汕，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一副白瓷釉下彩工夫茶具：茶鼓上，四只晶莹的小瓷杯，一个白瓷盖瓯或者一柄紫砂陶壶。
在装饰豪华的客厅里，不失其精美；豆棚下莲缸边，配上一张小木桌，几只竹椅头，更显得雅素。
或家人闲聚，或宾客登门，沏上一泡雪片，殷勤一声“食茶”，一种亲切融洽的感觉，便漫上心头。
潮州工夫茶中，充满着敬爱和谐的文化精神。
潮州人的这种工夫茶俗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工夫茶名称的来历 工夫茶的名称，至迟在清代雍正年间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上。
一开始，工夫茶是武夷岩茶的一种品牌，举凡岩茶中制作精良者，都叫做工夫茶。
雍正十二年（1734），做过福建崇安县令的陆廷灿在他所著的《续茶经》中，引用《随见录》，就说： 武夷茶在山上者为岩茶，水边者为洲茶。
岩茶为上，洲茶次之。
岩茶北 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
两山又以所产之岩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 ”。
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乾隆十八年（1753），刘靖的《片刻馀闲集》也谈到： 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 次则名（草头名）香...... 岩茶何以名“工夫茶”
《续茶经》引用康熙五十六年（1717）王草堂的《茶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过程，并与绿茶的制作比较： 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
候其青色渐收，然后再 加炒焙。
阳羡（山+介）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 故其色纯。
独武夷炒而兼焙，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 色。
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
既炒既焙，复 捡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
释超全诗云，“如梅斯馥兰斯馨”，“心闲 手敏工夫细”，形容殆尽矣。
阳羡（山+介）片，松罗龙井，都是绿茶的名品。
阳羡茶出江苏宜兴，（山+介）片即罗（山+介）茶，出浙江长兴，属于蒸青类，制作时将采下的茶叶蒸过，碾焙而成。
松罗茶出安徽休宁，龙井茶出浙江杭州，属于炒青类，制作时先把茶叶用铁锅杀青，经反复揉炒而成。
武夷岩茶是一种半发酵茶，它的制作过程，要经过摊、摝、炒、烘、捡几道工序，其中最关键的工艺是摝。
摊就是摇青，在室内将晒过的茶叶反复摇动，茶叶就在这个过程轻微发酵，叶边带红，有香气发出。
这时，便可以入锅炒，边炒边揉，最后用焙笼烘干，就成了毛茶。
再经过捡择重焙，才成为可以销售的“熟茶”。
可见，武夷岩茶的制作，要比绿茶多好几道工序。
故尔，释超全用“心闲手敏工夫细”来形容它。
工夫茶的名称，或即由于它的制作精良而起。
工夫茶制作的精良，在光绪十二年（1886）郭柏苍所著的《闽产录异》卷一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还有一种就名（草头名）柯择嫩芽，以指头入锅逐叶卷之，火候不精则 色黝而味焦，即泉漳台澎人所称工夫茶。
武夷岩茶在明代已经成为名茶，17世纪初期开始远销欧洲，深受欢迎。
清初，西洋番舶年年前来采购，岩茶供不应求，闽南茶工遂仿照岩茶工艺制作，世称“溪茶”。
曾经任过郑成功幕僚的闽人阮（曰+文）的《安溪茶歌》，就写到此事。
潮州制茶仿效岩茶工艺，大约敢在这个时候。
大约到嘉庆时，这类半发酵茶在市场上统称乌龙茶，或者仍然沿用工夫茶的旧称，以“工夫名种”为名。
清代乾隆嘉庆以来，闽台粤东的茶人在饮茶的实践中，摸索出一种能够充分显示乌龙茶类酽香特色的小壶小杯、热汤厚味的品饮形式，谓之“食工夫茶”。
于是，工夫茶也就慢慢地由茶名演变为乌龙茶的一种品饮程式的指称。
潮州工夫茶（二） 二、工夫茶品饮程式溯源 到唐代，中国人的饮茶，从生理上的需要发展为文化上的享受。
享受饮茶的精神乐趣，也就更加注重茶的品味。
品茶过程对用茶、用器与冲饮程式的讲究，在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已经有了系统的总结。
宋元以后，饮茶风俗，代有所尚，用茶、用器与冲饮程式不免要有所变化。
特别是到了明代，散条茶瀹饮成为时尚，与之相应，用器方面，茶瓯配上了盖子，成为一盏、一托、一盖三器合一的盖瓯，茶壶茶杯的配套也出现了。
于是，茶的品饮程式与唐宋相比，面貌一新。
散茶瀹饮，要求汤水温度较高，才能使茶叶的味和香充分发挥。
茶瓯加盖，就是为了有利于保温。
茶壶沏茶，即沏即饮，茶汤热而味香发，比盖瓯又更为优越。
明清两代，宜兴的紫砂茶壶，最为茶人所珍重。
而壶形则讲究小巧。
生活在明清之交的冯可宾，在所著《（山+介）茶笺》中对茶壶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议论，说： 或问茶壶毕竟宜大宜小
茶壶以小为贵。
每一客，壶一把，任自酌自饮 ，方为得趣。
何也
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茶壶小容易留香出味，原因正在便于保温。
而冯可宾似乎更注重茶人在品饮过程的》“得趣”，即文化上的享受。
实际上，明代中后期，享受品茶的精神乐趣，已经成为士大夫出身的茶人们的共同追求。
小壶冲沏的主张，在当时许多茶书中都可以读到。
例如，周高起以宜兴紫砂陶壶为题材的《阳羡名（草头名）壶系》就强调： 名（草头名）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名（ 草头名）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俗谚云，“少食多知味”，品饮的茶汤不求多，名（草头名）壶宜小，茶杯也趋于小型化。
明万历间罗廪著《茶解》，讨论饮茶的器具，便说到茶瓯“以小为佳，不必求古”。
总之，到了明代中后期，散茶瀹饮的需要，加上茶人饮茶的目的，是追求品味过程的“得趣”，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小壶小杯、即沏即饮的品饮程式的产生。
这种程式，最初运用于散条绿茶的品饮，但是一如冯可宾《（山+介）茶笺》所说，“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乌龙茶一般要等到新梢的顶端的幼叶已经开平，将上端二三片叶子一齐采摘，茶叶比较粗老，冲沏的时候对水温的要求更高，采用小壶小杯的程式也更加适宜。
乾隆年间，用小壶小杯冲沏武夷茶的程式盛行于闽北、闽南。
工夫茶的品饮方式实际上已经出现，只是还没有把“工夫茶”作为这种品饮程式的名称。
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纂的福建漳州《龙溪县志》最先记载了这种品饮程式，该书卷之十《风俗》篇说： 灵山寺茶，俗贵之。
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
必以大彬 之壶，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 ，盛必以竹之筐。
凡 烹名（草头名），以水为本，火候佐之。
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 腰石泉又次之，余泉又次之。
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龙溪是漳州辖县，治所在漳州府城。
明末清初，武夷茶工多漳州人，这种茶俗的兴起，或者与此有关。
《县志》这短短一段文字，既记茶具，又论用水，可以当做“简明工夫茶经”读，当时是否将这种品茶程式称作“工夫茶”，则尚不得而知。
二十多年后，袁枚中《随园食单》“武夷茶”条中谈到他在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品饮武夷茶的经过：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
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 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
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
上口不忍遽 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
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
一 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
用小壶小杯冲沏武夷岩茶，嗅香试味，细吞慢嚼，姑不论砂铫泥炉、活泉响炭、松风蟹眼，个中情趣，已经和工夫茶享治之法相同，只是袁枚也还没有提到“工夫茶”这一名目而已。
更有意思的是，袁子才品尝了小杯武夷茶之后，竟然不再“嫌其浓苦如饮药”，反而“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
潮州工夫茶（三） 乾隆嘉庆之交，上述品茶方式流行到粤东，“工夫茶”也由茶名被借代而且成为这种品饮程式的名称。
最先把“工夫茶”作为一种品茶程式的名称载诸文献的，是俞蛟的《梦厂杂著.潮嘉风月》。
俞蛟是浙江山阴人，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1793-1800）任广东兴宁典史，《潮嘉风月》所记载的大约是一段时间的闻见。
俞氏说：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
炉形如截筒，高绝 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
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 者可受半升许。
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 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
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同视客之多寡 。
杯小而盘如满月。
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
壶、盘与 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
寻常舟中，不易得也。
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煮至 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
气味芳烈，较 嚼梅花更为清绝。
......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 需白镪二枚。
这一段记载，对当时韩江六篷船上的饮茶习俗有很详细的描绘。
六篷船上所用的烹茶器具，有泥炉、瓦铛（砂铫）、宜兴紫砂陶壶、花瓷小茶杯和茶盘，还有垫茶用的棕垫、煽火用的纸扇和夹木炭用的竹夹，茶具已相当齐备。
茶叶用福建茶，尤尚武夷茶，以及投茶、冲泡、淋罐、筛茶、品呷等程式，也和今天相同。
作为品饮程式的工夫茶至迟到这个时候已经名实具存了。
不过，当时工夫茶并不只流行于潮州。
《潮嘉风月》所记六篷船主人，往来韩江上下，有的是梅州人，有的是兴宁人，并不都是潮州籍。
道光以后，闽南的工夫茶俗也仍然十分流行。
道光十二年（1832）修《夏门志》卷十五《风俗记》载： 俗好啜茶。
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
茶叶重一两，价有 贵至四五番钱者。
文火煎之，如啜酒然。
以饷客，客必辨其香味而细啜之，否 则相为嗤笑。
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
彼夸此竟，遂有斗茶之举。
有其 癖者，不能自己。
甚有士子终岁课读，所入不足以供茶费，亦尝试之，殊觉闷 人。
虽无伤于雅，尚何忍以有用工夫，而弃之于无益之茶也。
施鸿保《闽杂记》也说： 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
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壶，杯极小 者名若深杯。
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圆者。
饮必细啜久咀，否则 相为嗤笑。
予在友黄玉怀明府言，下府水性寒，多饮伤人，故尚此茶，以其饮 不多而渴易解也。
《闽杂记》中多记道咸间事，此条所述，应该也在这一时间。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闽南人嗜工夫茶的也还不少。
况且，潮人饮茶也并非从来就采用工夫茶的品饮程式。
三、潮人饮茶的历史 潮人饮茶的历史，今天只能从文献上去寻考了。
宋代以前，潮州文献阙略，潮人饮茶与否，茫然无征。
宋代饮茶的风气很盛，建茶崛起，又有许多闽人到潮州当官，饮茶的风气自然容易濡染到潮州。
潮州市金山南麓，残留着一处宋代摩崖石刻，刻着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知州王汉的《金城山诗》，其中有“茶灶香龛平”的句子。
茶灶是烹茶煮水用的火炉，这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潮州茶事的最早记录。
元丰三年到七年（1080-1084）间，苏东坡在黄州，他的好友、潮州名士吴复古送给他一些建茶。
东坡有《答吴子野》书道谢，说：“寄惠建名（草头名）数种，皆佳绝。
彼土自难得茶，更蒙辍惠，惭悚。
”吴复古所送的建茶，都绝好，可见潮州文士中，也有能品茶的。
“彼土自难得茶”是因为那时潮州不产茶，“无采茶之户，无贩茶之商”（《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税课》引《三阳图志》）。
因而，那时饮茶的风气，恐怕只能在潮州文士中蔓延，而很难影响到一般百姓。
潮州工夫茶（四） 四、潮州工夫茶驰名的原因 用小壶小杯冲沏乌龙茶类的“工夫茶”，本来是在闽、台、潮汕各地都很流行的茶俗。
不过，现在许多茶人，习惯把这种品茶方式称作“潮汕工夫茶”；许多研究茶文化的著作讲到工夫茶，也经常举潮汕工夫茶做例子。
为什么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会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而在中国茶艺之林一枝秀出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的推动，二是文人的润色。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潮汕的商业十分发达。
乾嘉之交的潮州，一如俞蛟《潮嘉风月》所载，物产珍奇，商旅辐辏，“俨然自成都会”。
工夫茶艺的传入潮州，与这种繁荣的商业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嘉庆十三年（1808）《崇安县志》卷之一《风俗》有这样一段记载： 茶市之盛，星渚为最。
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
负贩之辈，江西、 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
崇安是武夷岩茶的产地，粤东应该是指广东东部的潮梅循三州（包括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梅州、汕尾数市）。
根据这条记载，嘉庆初已经有粤东商人进行茶叶贸易。
而《潮嘉风月》说六篷船中喜用武夷茶，则粤东工夫茶俗的形成，必定与这种贸易有关。
这两书的记载正可以互相印证。
到了明代，情况似乎已经很不一样。
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荔镜记》、万历九年（1581）刊刻的《荔枝记》和相传也是万历年间刊刻的《金花女》附刻的《苏六娘》，搬演的都是潮州本地故事。
戏文中有许多情节，写到当时潮州民间的茶事。
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荔镜记》第22出《梳妆意懒》，益春有一段潮腔唱词： 十八年前在深房，盆水茶汤是你捧。
这两段文字说明，至迟到明代中期以后，茶在潮州民间生活中，已经成为日常家居必备的饮品。
以茶待客的习俗也已经形成，有《苏六娘》中《六娘出嫁》一节，苏妈叮嘱女儿的唱词为证： 你油盐酱醋须看理，人来客往槟榔茶。
槟榔是待客的礼果，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
”唱词中槟榔与茶相提并论，可见茶也用于敬客。
潮谚云：“过门是客。
”对方不论是什么身份，只要进了家门，都会有茶招待。
《荔枝记》第8出，写李婆婆到黄家说亲，黄父让家人小七接待： （公白）原来正是媒姨，老汉失接。
小七，端椅坐，计茶食。
《苏六娘》中也有类似情节。
林婆到苏家做媒，苏妈见了，连忙招呼： （末）原来正是林婆，请坐，讨茶来食。
这是请媒婆喝茶。
《荔镜记》第19出《打破宝镜》写陈三到五娘家磨镜，益春请他喝茶： （贴）人客，茶请你。
（生）只茶是乜人使你捧来
《荔枝记》第17出，这个情节写得更加具体： （春白）师父，师父钟茶待恁。
（生白）小妹，阮做工夫人，夭有茶食
（春白）阮只处见贵客来，都有茶食。
这是请做工的工匠喝茶。
可见，当时潮州民间社会茶事已经十分普及。
不过，明代潮人饮茶，烹治方法还不很讲究。
正统七年（1422）潮阳教谕周泰《治平寺》诗有“僧童煮名（草头名）烧红叶，游客题诗扫绿苔”句，就讲到烧叶烹茶。
如果说“烧红叶”是为了同“扫绿苔”对偶的修辞文字，不一定是写实，那么，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林大软《斋居》诗“扫叶烹茶坐复行，孤吟照月又三更”所写的，就切切实实反映了明代士大夫饮茶时追求的那种野趣。
野趣是有了，但烹治之法实在还未见功夫。
清代前期，工夫茶似乎还未曾在潮州流行。
乾隆十年（1745）《普宁县志》卷十《艺文志》中，收录主纂者、县令萧麟趾的《慧花岩品泉论》，其中有品茶慧花岩的一段描写： 因就泉设茶具，依活水法烹之，松风既清，蟹眼旋起，取阳羡春芽，浮碧碗 中，味果带甘，而清冽更胜。
萧县令品茶，茶取阳羡，器用盖碗，虽然也很讲究，但毕竟不是工夫茶。
从上面引用过的《潮嘉风月》看，要到乾隆嘉庆之交，工夫茶的品饮程式才在潮州出现。
光绪十年（1884）稍前，江都张心泰来粤，有《粤游小记》，其中写到： 潮郡尤尚工夫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等名色，大抵 色香味三者兼全。
以鼎臣制胡桃大之宜兴壶，若深制寸许之杯，用榄核炭煎汤 ，乍沸泡如蟹眼时，以之瀹名（草头名），味尤香美。
甚有酷嗜破产者。
是则光绪时品饮工夫茶在潮汕已经开始成为习尚。
潮州工夫茶（五） 从这一时期开始，潮汕民间海外贸易日益活跃。
到汕头开埠后，茶叶成为大宗贸易项目之一。
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1885-1890），由汕头海关出口的茶叶，每年接近1万司马担，是销往国外价值额最高的货物。
这些茶叶除了小部分潮汕自产的之外，多数是由商人们从武夷、安溪采办的。
清末经营茶业并在武夷拥有茶园和茶店的潮州商人，有汕头李湖山、潮州杨瑶珍等。
一直到抗战前，仍有很多潮汕商人在福建和台湾经营茶业。
连横《台湾通史》就说： 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售之美国，销途日广。
自是以来，茶业大兴 ，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圆。
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 溪人，春至夏返。
民国十八年（1929）修《建瓯县志》卷二十五《实业》“乌龙茶”条也记载： 近今广潮帮来采办者，不下数十号。
市场在城内及东区之东峰屯、南区 之南雅口。
出产倍于水仙，年以数万箱计（箱有大斗及二五箱之别，二五箱 以三十斤为量，大斗倍之）。
潮商采办的茶叶，大多销往香港海外，也有部分在潮汕本地销售。
有人统计，前揭阳县解放前平均每月销售茶叶万余斤，基本上都是建茶。
茶商的经营活动无疑推动了工夫茶品饮的普及和潮汕工夫茶俗的形成。
乾嘉以来，潮汕人经商蔚为风气，海内外各大埠头，都有潮汕人的足迹。
潮汕人经营的铺户，一般都备有工夫茶待客，以广结人缘。
几多南来北往客，便因此而见识了工夫茶。
梁实秋先生在一篇回忆潮汕籍著名学者黄际遇先生的文字中写道： 我们在青岛的朋友，在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
三十斤的花 雕一坛，一夕罄尽，往往尚人余兴。
随先生到其熟悉之潮州帮的贸易商号， 排闼而入，直趋后厅，可以一榻横陈，吞烟吐雾，有佼童兮，伺候茶水，小 壶小盏，真正的工夫茶。
梁先生殆因此有这样的印象： 潮汕一带的人没有不讲究喝茶的，我们享用的起码是“大红袍”、“水 仙”之类。
潮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使工夫茶艺扩散到更加广阔的地域。
而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也因此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
大抵一种日常生活行为的艺术化，免不了要经历一个总结和润色的过程。
从陆羽《茶经》开始，历代文士骚人留下大量的茶书、茶文和茶诗，使后人得以了解中国茶艺的灿烂和中国茶道的精博。
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文化人的润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上面已经介绍过，用小壶小杯冲沏乌龙茶的茶俗形成以后，有不少地方志书、文人笔记对它进行描述和总结，并名之曰“工夫茶”。
大概是由于写作体例的限制，这些描述和总结十分简略而不成系统。
第一个系统地对工夫茶俗进行总结和润色，并能够发其精蕴的，是潮籍学者翁辉东。
他有油印本《潮州茶经——工夫茶》行世，据作者自序，写作时间是1957年。
作者系统地记述的潮汕工夫茶的用茶，取水，掌火，茶具和烹治程式。
基本内容如下：1.用茶，“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安溪，在品种则为奇各、铁观音。
”2.取水，“山水为一，江水为中，井水其下”，对烹茶用水的讲究，只沿用《茶经》的说法。
3.掌火，明代茶书已有“活火”的说法，潮人煎茶，选用炭火则更加讲究。
4.罗列潮人常用茶具，对茶壶、盖瓯、茶杯的介绍最详细，其他如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砂铫、羽扇等等，也述其形制用法。
5.翁氏认为，“工夫茶之收功，全在烹法”，所以对工夫茶的烹治程式，分治器、纳茶、候汤、冲点、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八事详加说明。
这篇文章将潮州工夫茶俗最基本的特色概括了。
此后40年，又出现不少介绍潮州工夫茶的著作。
伍羽的《说潮汕工夫茶》在香港《文汇报》刊登，马风的《功夫茶》收入《潮汕文化丛谈》在新加坡出版，使潮汕工夫茶名扬海外。
张华云的《潮汕工夫茶道》，陈香白的《潮汕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努力发掘潮州工夫茶的文化精神。
曾楚楠的《潮汕工夫茶刍议》，黄光武的《工夫茶与工夫茶道》，更注重对潮汕工夫茶历史的探讨。
几十年来，潮汕工夫茶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器具到烹治程式都删繁就简，不再是旧日状貌。
文人的总结和润色，并不能对这种生活习俗有规范和提高的作用。
但是，这些总结和润色，却使得潮汕的茶俗遐迩闻名，以至一提起工夫茶，总要举潮汕茶俗为例，对孟臣罐、若深瓯，对“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津津乐道。
先是经商业的推动，后又加文人的润色，“潮汕工夫茶”终于成为流行于闽南粤东一带的、用小壶小杯冲沏乌龙茶的品茶习俗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