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之琳作品新编的读后感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
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
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
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
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
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
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
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
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
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
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
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
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
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
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
《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社戏是鲁迅以第一人称虚构的一个童年故事,并不是他本人真正经历过的.你要写主题可以写:作者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还是为了写理想中的农村生活来批判现实中的农村,这是作者的主要目的所在。
回答者: 高楼居士 - 大学士 十六级 10-15 08:32 介绍鲁迅,如果可以再说说他的作品《杜戏》 回答者:gezhen123 - 魔法学徒 一级 10-15 08:36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
兼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25年积极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愤而揭露中外杀人者镇压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
在参加三月25日女师大的追悼会后,4月1日写下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 鲁迅 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面对白色恐怖,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担心的是革命青年。
面对战友的离去,他虽感苦闷,但依然奋起,用笔端来叹息劳苦大众的命运。
面对深爱的恋人,他感到自己的所惜与被惜。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鲁迅 先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他洞悉了生活的本义。
就在这对世界的感悟,对人生的反思中,一个民族魂在灵柩中安息了…… ******************************************************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社戏》全文原有前后两个部分,课文节选自后一部分,描写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恋的心情。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
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
本文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
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
“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
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般,他的性格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能拿主意,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喜后又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善于为他人着想。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
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
色彩如豆麦的“碧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等;声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悠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
作者还运用各种比喻、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强了景物描写的效果。
二、问题研究 1.作者为什么说平桥村“在我是乐土”? 民风淳朴的乡村,对一个在封建家庭中生长、受各种规矩束缚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快乐自由的天堂。
作者作为客人,“在这里”“得到优待”,钓到虾“照例是归我吃”,小伙伴们对“我”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看社戏”一节这种友爱和照顾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我”可以免念那些陈腐无用的经书,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可蹈,即使“打了太公”,全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对于自幼就压抑在封建道德秩序中的“我”而言,这样的自由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享受;而且在农村可以亲近大自然,“掘蚯蚓”“钓虾”“放牛”,相对于城镇宅院中“我”那种受束缚的生活而言,无疑是新鲜有趣极具魅力的了。
2.六一公公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六一公公是淳朴乡民的形象。
六一公公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听说摘豆是为了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他并不是吝啬的人;后来他又亲自送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的性格。
“我”夸了他一句,“竟非常感激起来”,体现了他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本色。
至于他夸“我”“读过书”“将来一定要中状元”之类的话,只不过像今日夸某个孩子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一样。
也有观点认为六一公公虽是个好人,但是有农民的局限。
他夸“我”的话,表明他意识深处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这在当时也是难免的。
练习说明 一、课文结尾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对这个结尾应该怎样理解?你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会吗?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其实那夜的戏,看得叫人“打呵欠”“破口喃喃的骂”,那夜的豆,第二天吃起来也实在平常。
所谓“那夜似的好豆”“那夜似的好戏”,代表了作者对天真烂漫自由有趣的童年美好的回忆,充满一种浪漫的理想色彩,表现对人生理想境界的渴望和追求。
二、夏夜行船、月夜归航在写景叙事上都非常精彩。
夏夜行船通过哪些所见所闻所感来烘托“我”的急迫心情的?月夜归航中“我”的心情与去看戏时有什么不同?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本文情景交融的写作特点。
所见: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还有几点火,…… 所闻: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 月下归航写了众小伙伴去“偷”罗汉豆的趣事。
去时“我”的心情很急迫,总“以为船慢”,而此时“我”和小伙伴们偷豆吃豆,心情无比欢畅。
三、揣摩下列词语,回答括号中的问题。
1.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轻松”和“舒展”表现了“我”什么样的心情?) 2.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山为什么说“踊跃”
) 3.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
(“回望”表现了“我”怎样的心情?“罩”表现了怎样的情形?) 4.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 (被人偷了豆,六一公公为什么还要“感激”
) 此题意在让学生品味语言的深层含义。
1.“轻松”和“舒展”与前文因看不成戏而沮丧形成鲜明对比,表现“我”欢喜轻快的心情。
2.以动词“踊跃”写山,把静物写活了。
这个词的含义与现在不一样,作者在这里是创造性地赋予了这个词以新的含义。
3.“回望”两字,表现“我”依依的心情。
“罩”通过视觉表现戏台如梦如幻的情景,与来时呼应。
4.因为城里读过书的“我”对他的豆子的夸奖。
表现了六一公公淳朴厚道的性格。
四、△有人认为本文直接写社戏的内容太少,而写社戏以外的内容太多,因此建议把标题改为“平桥村一夜”之类的题目。
你同意这一看法吗?为什么?如果大家对此有兴趣,不妨开一次小组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此题意在让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回答。
教学建议 一、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忆美好的童年往事,教学时要以此为重点。
有观点认为这篇文章有批判封建礼教、抨击黑暗社会的内容,这种看法有些偏颇,教学时应避免。
二、有些问题,如小伙伴们“偷”豆,六一公公的“感激”,依现在的道德观衡量,学生可能不理解,教学时要适当引导和讲解。
三、可以学习本文为契机,适当引导学生关注自己家乡的文化习俗,开展语文活动。
回答者:韶斯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0-15 09:15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回答者:dzrong2006 - 秀才 二级 10-15 10:02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
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
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
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社戏》的主题,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忆恋儿时伙伴,怀念童年快乐,有的说是赞美农民和农家孩子的种种优良品质,有的说是向往美好生活,甚至有人说是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
本文拟就该小说中的两个疑问另行思索探讨,提出显异于历来诸家说法的看法。
一、堂堂鲁迅,竟如此拙劣? 社戏》入选为课文时,被删去了前截的一千五百多字。
被删文字的末尾作者写道;“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我看那好戏的时候……恐怕我不过十一二岁”,课文末尾亦即全文的末尾,作者又感叹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 “好戏”,“好戏”,“很好的好戏”!如此说来,那夜所看的戏必是顶好无疑了。
其实不然。
只要读读课文中从“最惹眼的是”到“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一段(八个自然段,九百多字)文字,便会确认那晚赵庄的社戏在“我”和小朋友们的眼里相当糟糕:那戏是“我最怕”的,只能使人扯呵欠、打瞌睡而无法撑熬的,是“十分扫兴”而惹人“破口而骂”的,怎么会是“很好的好戏”呢?看社戏之前的一千一百多字写孩子们神往社戏。
如果社戏确实理想,则无疑是正面的渲染烘托,但盼到的结果却是“十分扫兴”,这神往与扫兴的强烈反差又把那社戏显得更扫兴而该骂了。
看戏之后回归途中的偷豆情节中,大伙是多么轻松,多么兴奋,多么畅快啊!这无疑又与看戏时的困倦、扫兴、怨愤构成鲜明对比,更反衬出当晚的赵庄社戏糟糕到了极点。
虽然那十分扫兴的戏中也并非毫无可看的一点:“忽然一个红衫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又振作精神笑着看。
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最好的一折。
”但是这两句话中,不但毫无欣喜赞美之情,反到露出几分遗憾之意:整晚的戏,可看之处仅此一个短小细节而已,它比起大伙喜爱和“我”所盼望的“铁头老孙连翻八十四跟斗”和“白蛇精”、“跳老虎”来,不知有多乏味!即使就算这两句话是纯粹的美言吧,也才仅仅寥寥六十多字,而文中直接写那戏难看是一千来字,加上反衬该戏扫兴的,竟多达三千四百多字,是“美言”的五十多倍!这有如说是在写戏好看,倒不如说是以其中丁点儿的醒目之处反衬整夜的“社戏”非常扫兴。
作者反复赞叹那戏很好很好,却又调动多种手段把那戏描写得很糟很糟,岂不是卖矛又卖盾?堂堂鲁迅竟如此拙劣
《社戏》开头的一千五百多字写我在京城所看的两场“中国戏”,头场是“咚咚皇皇之灾”,不及入坐便“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第二场虽然强熬着看了许久,但最终还是“省悟到这里不适于生存”而逃之夭夭,并从此便“与中国戏告了别”。
接着引了日本学者的话评议道:“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演出。
” 京城里的这两次“咚咚皇皇”、“毛骨悚然”之灾与题目“社戏”,与我们素来所抱持的《社戏》的那些中心思想里的任何一说,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作者却为之用墨如泼,文字竟达全文的四分之一,这已够令人大惑不解了。
但作者却似乎竟然还嫌离题不够远,写完“咚咚皇皇之灾”后,刚刚提起儿时所看社戏,却又立即将它撂开,放开笔墨去大写“掘蚯蚓”、“钓虾子”、“牛欺生”。
文题是“社戏”,这些内容与题目有什么联系?以上两部分共二千一百多字,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岂非下笔几千言,离题数万里?这究竟是鲁文笔之大弊还是我们理解的偏差呢
如果仅从“社”和“戏”的本意去理解“社戏”,如果仍然抱持我们过去所概括出的“社戏”的主题,便只能认定《社戏》的内容自相矛盾且过半文字离题万里,只得承认鲁迅先生的“杜戏”的构思拙劣透顶。
如果要否定这种与鲁迅先生极不相宜的看法,便必须突破字面去探索·《社戏》的主题。
俗话说,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
“戏”、“剧”通常都有本义和比喻、象征义,还可能有本义与比喻或象征兼用的双关义、三关义。
人所共知,鲁先生喜欢并擅长比喻、象征、暗示、双关等修辞艺术。
戏剧范围的概念的双关使用也不乏其例。
如《赠日本歌人》:“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罢演封神。
”其中的“歌舞”和“西游”、“封神”用的都是双关。
如果视“社戏”中的“戏”为双关,则戏前戏后的情节都是“戏剧”情节,戏内戏外的人物都是“戏剧角色”。
这样,《社戏》所写诸事都是“戏”,而《社戏》中所有人物都是“角”,那么其中看似与题目无关的文字也就紧扣题目了。
如果视“戏”为由其本义与象征义构成的双关,因而视文章前部那作者反复四次以“中国戏”称之的两场京城戏为中国社会生活的象征,则这部分文字不沾主题之嫌也就可以排除。
如果不视为兼象征义,则京城的“中国戏”与文中的儿戏便毫无联系而不能构成对比,因为它们各属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而毫无可比性;如果视“戏”兼有象征义,则京城戏与农村社戏和儿戏都象征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处于同一领域而具备了可比性。
也只有视“戏”兼象征,赵庄社戏之前之后的情节才能算“戏”,社戏》里边才有“好戏”;《社戏》里有那么多“好戏”,该文所谓“自相矛盾”之嫌便烟消云散了。
可见,“社戏”中的“戏”必须作兼有象征意义的双关理解。
“社戏”中的“社”用的同样是本义与象征构成的双关义。
第一、既然“社戏”中的“戏”为双关而含义广博,那么其中的“社”就不大可能仅用其本义而含义单薄。
第二、“社”的本义是土地神,引申为“社庙”,即祭土地神的地方,又引申为祈、酬土地神的活动;由于人们对土 谷神的崇拜,“社”与“稷”组成“社稷”则表示帝王的土谷神祭坛,又象征王权和国家、民族;后来还演变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你值得拥有。
鲁迅的论文集是什么
拜托各位大神
描写雨的好句好词好段1.雨声像一支支歌曲,一阵赛过一阵,由“嘀嘀哒”渐渐变成“沙沙沙”,最后变成“哗哗哗”。
山川、田野、城镇都笼罩在一片茫茫的雨帘之中。
那沉重的雨点,像闪亮的鞭子,从空中抽下来,抽打着幢幢高楼大厦。
2.夏日的雨,迅速而猛烈,雨过天清,它像一只有魔力的手,轻轻拨动着我的心弦,让我的脑海里充满了美妙的音符。
雨珠一颗一颗,一串一串,在早晨的阳光中闪着晶莹的光。
芒果树在雨中微笑着,雨水冲洗过后,它们显得格外的绿,格外的美。
一滴大大的水珠落在草叶尖上,“哧溜”一下,调皮地躲到草丛中不见了。
3.一阵大雨过后,大地出现了一片的景象:小草吸收了这种“营养水”后,从有气无力的生病的老人变成了精神抖擞的小伙;梨花经过这场“及时雨”,也长出了雪白雪白的梨花,这让它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还有那干枯的柳条上长满了一片片翠绿的“长发”,有了这“长发”,他受到了许多诗人的赞扬:“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总之,这片绚丽的图画只有春雨才能构成。
这春雨为田野里的庄稼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牺牲,真不愧是“春雨贵如油”啊
4.渐渐地,雨声变得喧哗起来。
密密麻麻的雨点“哒哒哒哒”地落在窗户上、车棚上,像一支美妙而动听的乐曲,而夏姑娘正是这演奏家,指挥着各种各样的生命蓬勃向上。
瞧,月季花儿在雨水的滋润下贪婪的吮吸着夏天的雨露,伸展出各种各样的姿态。
一个个雨精灵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方飞翔,参观这美丽的景色。
5.小时候听奶奶说,雨是天上来的使者。
于是我愣愣地仰望天空,望着那些使者满怀柔情地轻吻大地。
但令我伤心的是,雨落在地上,便再也不见了雨的踪迹。
奶奶叫我不要伤心,雨只是化作水带着世间秽物离开了。
当时的我虽然不懂奶奶的话,但我却从此珍惜每一次看雨的机会。
6.一道刺眼的闪电从天空中划过,像是把天空划了一条大口子,紧接着“轰隆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空中炸开,豆大的雨点从空中砸下来。
天地之间就像挂着一幅无比宽大的雨帘。
雨点打在屋顶上、雨棚上“叭叭”作响。
风趁着雨势更加地肆虐,花草树木在风雨中儿狂舞。
不一会儿,地上水流成河。
7.春天的雨,是你给了大地生的希望;是你让万物复苏;你看,河水依然流淌,因为有你;小草冲地上探出头来,因为有你;花朵隐约现身,因为有你;是你打开春天的大门。
8.春雨绵绵,秋雨潇潇,冬雨凄凄。
这三季的雨声听来总觉得阴冷沉暗,容易勾动人的满怀愁情,他乡的游子,弥久的病人,更是不堪听闻。
惟有烈烈,来得慷慨激壮,仿佛一曲轰响的交响乐,听来别是一番意味。
9.都说恋爱中的情侣们钟爱下雨,淅淅沥沥的绵绵就像少女的纤纤十指,拨弄着有情人的心扉。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浪漫情节的发展总是从下雨开始的。
热恋中的男女相拥在夜雨中,忘我地凝视对方,任凭雨水的冲刷和洗礼,尽情享受着只有雨声的二人世界。
10.那是入秋的第一天,天空中飘起,雨不大但却很密,我走在路上仰望着天空,什么都没变,灰色的云衬着无色的雨。
雨轻柔地滴下,流过皮肤,流过了心灵,流过心中最美好的自留地,瞬时,我有一种解脱感,随着雨水从指尖滑落,如一次长吻的结束,雨带走了我的痛苦、不满、欲望、嫉妒和贪婪。
任何失利、创伤、挫折和失落在一瞬流逝不见。
我如初生的婴儿,用至纯至洁的心灵来接受这女神的赠礼,轻轻地、真实地感受到最纯净的自己。
11.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落下,天地间仿佛被细雨织在一起。
远望去,朦朦胧胧的一片,天地似融在一起。
洗蓝了天空,洗去了灰尘,洗绿了小草。
12.散于纸间。
窗外淅沥,空气中的飘扬的尘埃被润湿,裹着雨露魂精了泥土,不见影踪。
而另一边一泓清泉涌出,在堆积的碎石块中流淌,延绵曲折,细似花针的雨丝前仆后继地落在水面,划开涟漪,宛如盛放的纯白昙花,短暂而美好。
13.冬天的雨是冷峻深沉的。
冬天十分干燥,很少下雨,但一旦下雨,往往裹挟着凛冽的寒风。
人们不得不裹上棉衣、围上围巾、戴上帽子、手套,可寒意依然。
下了场雨,上班的大人们形色匆匆,上学的小孩们却依然欢欢乐乐的。
晚上,躺在床上,聆听着窗外的雨声,这雨声勾起了你无数的回忆:你的爱、你的恨、你的感激……尽管冬天很寒冷,但我们依然能感到温暖。
因为冬雨,亲人都不常出门,一家人围在一起,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
一场冬雨后,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它正孕育着新的生命、新的希望……14.夏天的雨也是不可少的。
夏天的雨和春天的雨不一样的。
夏天的雨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天气本来好好的,忽然天空黑黑的,乌云密布,不一会儿就哗啦哗啦的下起。
雨下得好大,落到地上溅起一水花,美极了。
夏天的雨不会下得很久的,很快就停了,太阳又出来了,高高的天空上出现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彩虹,把天空打扮得格外的漂亮。
我喜欢夏天的雨。
分析第三代诗歌的总体美学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声名鹊起的朦胧诗已经被认可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产品,当它的光影渐渐淡去之后,中国当代诗坛尤其是当代先锋诗歌阵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呢
这恐怕是所有瞻望中国新诗前途与命运的人们都很关心的问题。
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罗振亚先生的新著《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2005年6月版),在全面搜集整理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锋诗歌发展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美学的探询与历史的追问,对上述那些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作了初步回答,为我们准确理解世纪之交中国新诗的现实样态、审美特征和流变轨迹提供了非常直接、非常重要的认识路径和诗学启示。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诗歌界呈现出群雄并起、众语喧哗的局面,尤其是先锋诗坛,用作者的话说更是“狼烟四起,门户繁多,派别林立,主义如云“(第42页)。
因此,要在如此纷纭复杂的诗歌现象中梳理出先锋诗歌的流派特征与内在关联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诗歌史还是一段“纷扬”的历史,许多事实和现象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还没有最后沉淀下来,定型下来,加上其间出现的不少诗歌流派总体特征并不明显,更缺乏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诗人诗作,这样,对所有流派的全面统摄和逐一阐述,既存在一定的困难,也意义不大。
罗振亚在研究这段时期的先锋诗歌时,并没有对所有的派别和诗歌作出全面系统的考辩与理析,而是着意分析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与重要诗人的诗歌作品,这些流派与诗人包括“第三代”诗、海子诗、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70后诗歌以及女性主义诗歌群落等,应该说,这些流派和诗人是能代表这段时期中国新诗的创作水平的,他们所提出的诗学主张,体现出的创作倾向,以及暴露出的缺点和弊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典型性,因此,对它们的重点分析与阐释,是能揭示出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态势与美学特征,还原出这段特定时期的诗歌历史的。
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诗歌是在朦胧诗的影响和启发下生成的,因此罗振亚在分析它们的创作倾向与美学特征时,始终突出和强调了朦胧诗这个特殊的语境,始终注意将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与朦胧诗进行比较与对比,从比较与对比中归总出先锋诗歌的诗学特征来。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在我看来,朦胧诗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方面,它以新的美学原则与不俗的创作成就,扭转了新诗在长期左倾思想影响下所导致的审美效能的衰微与艺术精神的沦丧等颓势,改变了新诗在人们心目中所造成的不好印象,重新树立了中国新诗的美学风范,给新诗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它又以先锋的意识、反抗的姿态、容涵古今的眼光,启示着后来者去大胆创造与超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朦胧诗是“说不尽”的。
以朦胧诗为背景来阐述其后的先锋诗歌,这既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历史特性所决定的,也有利于以朦胧诗为参照,对它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具有的诗学价值作出恰切的评判和定位。
例如,在论述“第三代”诗时,作者认为,“‘第三代’诗的崛起是因为对朦胧诗停滞局限的反动”(第44页),并进而指出,以张扬个体心灵为主旨的朦胧诗契合了一个时代怀疑、悲愤、亢奋、觉醒的整体心态,恢复了诗歌情感哲学的生命,因而“出尽了风头”。
但是,随着时光推移,社会“天气”的日趋晴和,仍然耽于咀嚼心灵潮汐、频频哀怨感伤、构筑自然童话的精神天地,进行贵族化的精神操作,在凡俗或严峻生活的冲击面前显然有些天真矫情、不合时宜了,时代语境的迁变导致了朦胧诗创作策略的落伍,“第三代”诗人起而代之成为了势所必然。
作者的这段分析是很精彩,很有见地的。
再如阐述90年代“个人化写作”理论的提出,作者概括地分析道,90年代以前的新诗皆可视为意识形态写作,“就是推崇个人、意欲重建‘个人话语空间’的朦胧诗也没能逃脱意识形态写作的窠臼”(第162页),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个人化写作”是对新诗,尤其是“十七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写作和80年代包括政治诗、文化诗、哲学诗在内的集束性写作做定向反拨的结果(第161页)。
这样的概述较为准确,富有历史深度。
论及女性主义诗歌的流派特征以及在当代诗歌中的先锋性意义时,作者也没有忘记对朦胧诗作为当代女性主义诗歌起点与背景的交代,论著这样写道,“自朦胧诗人舒婷开始,女性主义诗歌就一直参与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创造,写作历史横贯先锋诗歌的进程始终,它到诗坛流派纷纷解体的90年代成为依然进行集团式写作的劲旅。
它虽然从来不打旗号,但却是具有流派性质的创作群体。
”(第270页)将隐性的女性主义抒写提炼为一个时代的重要创作倾向,显示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理论穿透力。
我们知道,一切有意义的比较都是为了达到正确认识事物的目的,比较的方式也因此总是把生疏的事物同自己熟悉了解的事物相比。
罗振亚长期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工作,对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以及各个阶段诗歌的美学特征都有极为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他对朦胧诗的理解也非常到位,以朦胧诗为背景来论述其后的诗歌形态,用朦胧诗这面镜子来鉴照“第三代”及以后的先锋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稳妥真确,切合实际的,读者就能信服和接受。
当代先锋诗歌在朦胧诗后的新变,既起因于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变换使然,这种新的文化语境,罗振亚称之为“语言学时代”的来临。
在“语言学时代”,先锋诗人的创作主张和文本特征,都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审视,去阐释。
在这部论著里,作者就注重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先锋诗人提出的诗学命题,给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
在阐释“第三代”诗的艺术特征时,论著指出:“诗这种冒险性艺术是在‘语言刀刃’上的舞蹈。
语言意识的高度自觉,使‘第三代’感到只有建设一种应和平民意识呼唤的语言才可以安身立命。
‘诗歌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成了诗的目的与归宿。
”(第61页)对‘第三代’诗语言的俚俗化问题,著者这样看待:“是否可以说,是语言俚俗化,是‘第三代’诗与读者对话的坚定契机。
”(第70页)我认为,抓住了“语言”可以说就抓住了“第三代”诗的生成命脉,罗振亚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第三代”诗人所作的这些评述因而显得适切精到。
再比如分析海子大诗创作未完成的原因,论者也注意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辩,他认为:“海子在长诗里,没有承继人类积淀的语言系统,而让文化、语言、经验返归原初的混沌状态,给它们重新命名与编码;并且其新编系统由纯粹的个人化方式完成,个人创世神话里的幻象象喻和已有的神话世界也不一致。
这个大胆的举措在赢得原创性的同时,却遗憾地造成了原有诗意的流失,把大批操着传统或流行语码的读者挡在了诗门之外,即便读者硬去解析也只能是误读,最终消解诗的价值。
”(第126页)这里对海子诗歌语言编码的过于私人化而造成的对读者解读的抵御,从而导致其诗歌无法被解码、无法文化化的现象作了深刻的阐释,可以说是点到了海子大诗的要害。
诗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说到底是一种语言的特殊构筑,罗振亚在这部论著中特别注意对于具体文本的解读与剖析,我认为也是出于从语言学角度来揭示先锋诗歌特征与规律的诗学考虑。
在对每个先锋诗歌群落进行理论阐发时,论著始终注重从诗歌作品出发,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联在一起,以具体的诗歌例子来论述和验证论著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见解。
不仅如此,论者还做到了以诗人诗作为重要依据,既归结出每个先锋诗歌群落的总体特征,又照顾到各群落内部每个诗人的创作个性,既不用整体的特征来代替和覆盖诗人的个体特性,也不因为个性特性的阐发而忽视对整体概貌的全面观照。
例如论著在概述了“知识分子写作”“崇尚技术的形式打磨”的特征时,还阐述道:“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艺术表现,是八仙过海,各怀绝技,风格如缤纷的花雨,仪态万千。
吕德安善驰骋幻想、张枣长经营语感、王家新好内心独白、西川善文体综合、欧阳江河多精雕细刻……”(第196页)并用具体的诗例论证了臧棣、孙文波、张曙光等人在抒情诗叙事性追求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这些论述既让我们了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共同的审美追求,也知晓了每个诗人个体的差异性,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达到了对这个先锋群体的深层次理解。
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奈斯库曾说过,“先锋派就是自由”。
先锋派的这种自由精神,赋予他们反叛的力量和大胆创新的勇气,从而催生出一批富有原创性、实验性和陌生化的艺术作品。
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也受惠于自由的精神和力量,他们的诗歌体现出反叛性、原创性、实验性、探索性和前卫性等特征。
不过,自由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诗人叛逆历史大胆创新以充分合法性的同时,也阻碍了诗歌的成熟与完善。
注入了“自由”这一思想内涵的先锋,可以说是实验的别名,实验也许是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但却是成熟的天敌,当一种艺术形态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时候,就意味着它远没有达到成熟和圆满的最佳境界。
因此,对于先锋诗歌的自由创作倾向应该理性地、辨证地审视和评价。
在论述这段时期的先锋诗歌时,罗振亚也注意采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从辨证的角度来正确评价它们的历史功过与创作得失。
例如对于“民间立场”这种日常口语化的解构写作,论者既肯定了它注重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的表现、率性而自然的诗风、充满创造活力的民间视阈等,又郑重地指出:“常言道,祸福相倚,优长与缺憾正如硬币的两面。
于坚的‘好诗在民间’的论断,恐怕要打对折理解,因为‘民间写作’阵营是藏龙卧虎与藏污纳垢的复合体。
与倾心文本的创作相比,‘民间写作’对文化反叛的行为本身用力更多,这就注定了它难以逾越精品、经典稀少的大限,它虽然也有《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大雁塔》、《冷风景》、《中文系》、《结结巴巴》、《饿死诗人》、《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糟老头》等相对优秀的名作支撑门面;但从骨子里讲还不时停滞于虚空的先锋姿态中。
”(第218—219页)这里对“民间立场”所作的辨证评判是较为客观和公允的。
论著对“第三代”诗的分析和阐释最富于辨证色彩,在系统阐述了“第三代”诗的前卫性、探索性、实验性等艺术特征后,还专用一章,仔细分析了这个先锋诗歌群落先天性“精神贫血”、“误入形式迷津”等症结,道出了“第三代”诗在短暂轰动之后便陷入困惑与沉寂的内在根由。
此外,论著对于’70后诗人的评价,对于女性主义诗歌的评价也较客观和辨证,显示了著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理性精神,也使论著得出的一些学术结论更为合理和符实。
当然,论著也存在一些瑕疵。
比如始终强调先锋诗歌生成的朦胧诗背景,这是十分重要的,但仅仅强调这个背景还不够,还不能反映出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多元共存的历史全貌。
另外,论著的理论表述富于激情和形象化,从而显得活泼灵动,可读性较强。
不过,形象化的表述一旦过多,就可能会影响逻辑推演的缜密性,削弱理论自身的震撼力,这部论著或许就藏有这方面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