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立志造桥的故事
茅以升和中国建桥事业负笈苦学矢志建桥儿时的茅以升，一叶扁舟辞别故乡镇江，来到南京求学。
10岁那年的端午节，秦淮河赛龙舟，观者挤塌文德桥，溺死多人。
时在南京思益学堂读书的茅以升闻之，心中萌生建桥之愿。
1911年，16岁的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
是年秋，辛亥革命席卷华夏，不少同学投笔从戎的壮举，使得血气方刚的茅以升在教室里再也坐不住了。
1912年秋，孙中山先生亲临唐山路矿学堂，在演说中谆谆告诫同学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决不是仅仅需要一支武装大军，而是同时需要武装和建设这两路大军。
从那以后，茅以升暗暗立下誓言，当一个中国的桥梁专家
为了这个誓言，他朝夕苦读，大学4年的总成绩名列全校榜首，为了这个誓言，他苦读一年就攻下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
毕业前夕，康乃尔大学名教授贾柯贝邀他留校做助教，茅以升推辞了。
他告诉教授，他想去学习造桥的真本领，将来好报效祖国。
面对茅以升的婉拒，贾柯贝教授不但没有生气，甚至还更喜欢这位学生了，因为他轻名利而重事业，始终把祖国放在心里。
于是，教授亲自推荐茅以升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去实习。
茅以升喜出望外，这个公司无论在桥梁工程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力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每天白天，茅以升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学习绘图、设计、木工、钣金、油漆等各种工种的造桥所必需的全部知识。
晚上，他又赶到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桥梁系去上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19年10月，茅以升的30万字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被全票通过，获得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
1919年12月，茅以升博士满载知识和荣誉，登上远洋轮船，毅然返回自己的祖国。
历经艰险建桥钱塘然而，学成归国以后，由于客观上种种因素，茅以升只能在学校里讲造桥、教造桥。
整整13年没能接触到大的工程。
这令茅以升痛心不已
机遇终于等来了。
1933年3月，茅以升接到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镇远和时任浙江公路局局长的陈体诚两位老同学的电函，请他主持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迅即向当时任教的北洋大学请了假，直奔杭州。
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在病榻上会见了茅以升，他非常高兴，快人快语：“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定把桥造好
”会见以后，茅以升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对钱塘江的水文资料、气象资料和地质资料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
早年，杭州人若讲起某件事绝对办不成，便说：除非钱塘江上架大桥。
何故
其一，钱塘江是一条凶险的江，上游时有山洪暴发，下游常有海浪涌入，若遇台风过境，浊浪排空，愈发势不可挡；倘提及高达5至7米的钱塘江潮，更是令人色变。
其二，自古传说“钱塘江无底”，底自然是有的，可是既极深又有流沙。
直至本世纪30年代，对在此建桥既欲染指又不敢尝试的外国工程师们，屡以妄言吓唬炎黄子孙：能在钱塘江上造大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可是，血气方刚的茅以升却矢志不移：一定要为祖国造出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
1933年8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授工作，毅然南下杭州。
到杭州以后茅以升才发现，时任中国铁道部顾问的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已做了一套大桥设计。
茅以升迅速组织中国工程师精心设计了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铁路桥的新方案，两相比较，中方设计远胜美方
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开工，头一个难题是打桩。
要把长长的木桩打进厚达41米的泥沙层，站在江底岩层上才算成功。
茅以升针对钱塘江的特殊水文地质状况，专门设计了打桩船的打桩部分，交船厂赶制出来。
天有不测风云，特制的打桩船刚驶进杭州湾，就遭遇狂风巨浪，不幸触礁沉没。
茅以升亲自督工，赶制第二艘打桩船。
在茫茫江面上要把木桩准确打进江心预定位置，谈何容易
加之江心泥沙层坚硬如铁，打桩极为困难，初期一天辛劳只能打下一根，按计划总共要打1440根桩，如此缓慢，岂不要打到猴年马月
沉了一条船，工程又进展迟缓，社会上闲言碎语就多了起来；中外银行担心建桥贷款能否收回而表示不满；上层也给曾养甫施加压力，受了压受了气的曾养甫找到茅以升，声色俱厉地说：“桥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跟你后头跳
”茅以升的母亲是个很有胆识的人，此时此刻，听说儿子受到各种压力，而且媳妇忽染重症，老人家挺身而出了
她风尘仆仆赶到杭州，亲自主持家政，以解儿子后顾之忧。
茅母又以唐僧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获成功为例，坚定茅以升的造桥信心。
母亲的话极大地鼓舞了茅以升的斗志。
他特制了江上测量仪器，解决了木桩定位问题。
他以水治沙，用高压水枪冲开江底坚硬的泥沙层，打桩困难迎刃而解，一昼夜打下30根。
闯过打桩难关后，茅以升又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涨落巧妙地解决把几百吨重的巨大钢梁运到江心并准确安装在桥墩上的难题。
由于综合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80多个重大难题先后被一一攻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而这时正是工程最紧张阶段。
日空军把大桥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多次狂轰滥炸。
茅以升和建桥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
强烈的爱国心，超凡的智慧和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成功的喜悦。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铁路桥在国家危难关头提前通车，一列列满载战时物资的列车从大桥上飞驰而过，及时缓解了战时交通的燃眉之急，为支援上海保卫战做出了直接的巨大贡献。
11月17日，这是一个许多老辈杭州人终身难忘的日子
公路桥正式开通了
这天从早到晚，大桥上始终水泄不通，是钱塘江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
然而，几十万过桥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大桥已经装埋了数以吨计的炸药
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爆破专家，奉命率部来执行炸毁钱塘江大桥的任务
茅以升看了对方出示的密令后，只觉天旋地转、心痛欲裂。
作为桥梁专家，他对军事失利时大桥必须炸毁的前景早已明了，而且在建造时早就在关键部位预留下装埋炸药的洞穴，但是，这一可怕的时刻到来得未免太快了
然而，深明大义的茅以升还是沉重地点了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
”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
12月23日下午5时许，日寇骑兵先头部队已到达北岸桥头，一声轰然巨响，大桥被炸断了。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茅以升在与全国人民共同欢庆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尽快修复钱塘江大桥
他在南京、上海、杭州3个城市奔波往返，筹划班子，筹组经费，短时期内修复了因抗战而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代有传人桃李芬芳30年代以来的我国大型桥梁的建设，都留下了茅以升的智慧和汗水，而他始终在考虑的是，培育更多的高素质的建桥人才，带出一支我国自己的建桥人才队伍。
1933至1937年，他主持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期间，深入现场，言传身教，在实战中带出了一支成熟的建桥队伍。
抗战中，作为唐山交通大学的老校长，他召集流亡学生复课；1943年，他还创立了中国桥梁公司，在危局中惨淡经营，让流离失所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既有实践场所，又有生活来源。
新中国建立后，他培育和维持的这批科技骨干成为祖国建设大型桥梁的前驱和中坚。
仅国内而言，在他直接或间接培养教育下脱颖而出的栋梁之才就有武汉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汪菊潜，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梅
茅以升少年立志造桥的故事，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 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字唐臣，江苏镇江人。
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
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
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
1916年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
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
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陇大学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
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
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
30年代，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技术上的成就曾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
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茅以升担任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
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
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
1959年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
茅以升是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
作为一名教育家，茅以升在教育界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当过五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
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桥梁次应力》、《钱塘江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等大量的科普文章。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
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所以没有去。
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
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
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
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
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1916年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
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
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
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等职。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
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
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
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65周年纪念日。
65年前的今天，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钱塘江大桥开工于1934年。
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
钱塘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其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之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落的制约，若遇台风袭击，江面常逞汹涌翻腾之势。
钱塘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
因此，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于桥梁事业，后又负笈美国，于康奈尔大学和卡利基理工学院专攻桥梁专业并获博士学位。
他看到祖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决心为中国人争气，架设中国人自己的大桥。
于是迎难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寝馈于斯，志在必得。
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
为了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
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
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使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提高到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建桥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
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
沉箱上再筑桥墩。
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
后来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
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
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的桥。
建桥末期，淞沪抗战正紧，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
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
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
钱塘江桥冒着敌人的轰炸，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
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
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算，候渡百姓，安全过江，数以数十万计。
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当时先生留下‘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
”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悲壮的义举。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
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克尽厥责。
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再生于和平建设之世。
她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使沪杭与浙赣两条铁路相连接，使钱塘江两岸由天堑变通途。
通车65年以来，她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
茅以升先生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
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
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零三个月。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
武汉长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
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
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
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
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
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
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他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7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9年11月12日病逝。
[编辑本段]茅以升 个人影响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
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
1942年，离开母校后，茅以升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
他着眼未来，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建国后，茅以升又一次回到母校任教，在五十年代初出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
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1996年时值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北京交大在新建的图书馆前立茅以升像，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交大校友。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
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
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
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立志建桥的茅以升一生是怎么样的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
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
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
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
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
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
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
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
1917年，获硕士学位。
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
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
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
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
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
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
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
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
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
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
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
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
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
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
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
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
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
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
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
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
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
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
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
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
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
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
桥何名欤
曰奋斗。
”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
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
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
消息传来，他非常兴奋。
尽管面临筹款能否成功，面临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建造、炸毁、直到修复的领导工作。
茅以升当时在北洋大学任教。
他两下杭州调查研究钱塘江建桥的可行性。
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
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
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受水流冲刷，变迁莫测，突然刷深的最大变化可达10米以上。
茅以升仔细研究分析了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调查考虑之后，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他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要在钱塘江上施展抱负，为国争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拟成建桥计划书。
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他邀请罗英任总工程师，延聘了4位工程师，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不久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的技术队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厅已清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钱塘江桥工程设计方案。
经研究认为，华德尔方案全桥长1872米，正桥29孔，公铁两线路平列，孔径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适合江水与河床地质条件，需758万元（银元），造价太高。
茅以升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
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茅以升的设计方案以其经济合理性一举夺标。
中选方案桥址选在闸口六和塔旁。
其优点是地质较好；江面较窄，再经堤岸整治，约束江流，使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主流稳定，建桥50多年来，通航孔道不变。
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长1072米，由16孔跨度为65.84米简支钢桁梁组成，钢梁选用铬铜合金钢，强度高，重量轻，抗锈蚀。
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是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组成。
全桥方圆配合，色调稠和，主次分明，浑然一体。
全桥设计方案明显优于华德尔方案的特点有：全桥长度减少；钢梁自重减轻；采用双层结构，桥墩长度减去约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减少桥墩数量，水下工程量锐减，从而工期缩短，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采用等跨度梁，遭破坏时便于修复。
全桥造价（决算）仅531.64万元（法币）。
在施工上，采取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措施，如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涨落浮运架梁等。
在施工组织上，采用了“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办法，有效地组织五家承包公司，基础、桥墩、钢梁等工程同时进行，只要两个相邻墩子完工，即可架梁，从而保证了在困难丛生的情况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技术与创新，例如，沉箱下水浮运问题，在修建船坞、滑道失败后，成功地采用了水平轨道运输；沉箱浮运就位后，因洪水猛涨、潮水激荡，多次发生锚走绳断，冲走沉箱事故，后改用10吨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射水将重锚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为使长30米的木桩桩顶入土10—15米而设计专用送桩；采用独特的射水打桩法，使原来每24小时打桩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处沉放柴排和石笼，防止沉箱移动和倾斜；此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特殊工具与设备，如特制打桩船、送桩、沉箱起吊设备，钢梁浮运专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茅以升决定组织赶工，他几乎每天都下到桥基气压沉箱内，与员工研究措施。
经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于9月26日通了火车，宣告大桥建成。
从1935年4月6日动工起，历时不到两年半。
不幸的是，战局恶化，于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挥泪亲自参与将桥炸毁。
直至1953年茅以升亲临主持大桥修复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这座大桥始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 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钱塘江桥时已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
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
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
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
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
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
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
他筹建了桥梁公司，把这些技术人员和原钱塘江桥工处的部分员工，集中到桥梁公司，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
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
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茅以升不顾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这批职员的生活费用。
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
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
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力于工科教育，倡导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他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多座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是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
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
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他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
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
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
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
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
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
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
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
此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
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
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
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
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
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
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
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
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
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
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
1940年，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
1948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
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
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
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之久。
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所长时，全所只有60人，4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
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
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
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我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
“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
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
他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
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他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
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
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
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
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历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离职后，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3532人，其中科技人员1827人；全院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30多年来共取得180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约60%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发挥了作用。
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已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铁道科技研究试验中心
名人追求梦想的故事50字
最佳答案1.范仲淹“划粥割齑（jīu）”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年少求学时，由于家贫，他的生活十分艰苦。
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饭，等第二天早晨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二块，晚上再吃二块，这就是“划粥”。
没有菜，就切一些腌菜下饭，这就是“断齑”。
生活如此艰苦，但他毫无怨言，专心于自己的读书学习。
“断齑划粥”的典故即由此而来。
范仲淹的艰苦生活，被当地留守官的儿子知道后，深为同情，便从家里送来了好菜好饭，范仲淹表示感谢，收下了饭菜。
几天之后，留守的儿子来看范仲淹之时，看见自己送给他的饭菜还在那里，都已经坏了，大惑不解。
范仲淹解释说：“您赠我好饭菜，实在感激不尽，但我平时吃稀粥惯了，并不觉得怎样苦。
现在我如果贪食这些东西，吃好的食物惯了，我将来怎么办呢
”留守的儿子回家后，将范仲淹的话如实告诉了他父亲。
他父亲夸奖说：“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呀
”后来范仲淹终于成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2、莱特兄弟的飞翔之梦 一百多年前，一位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替别人放羊为生。
有一天，他们赶着羊来到一个山坡上，一群大雁鸣叫着从他们头顶飞过，并很快消失在远方。
牧羊人的小儿子问父亲：“大雁要往哪里飞
”牧羊人说：“它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过寒冷的冬天。
”大儿子眨着眼睛羡慕地说：“要是我也能像大雁那样飞起来就好了。
”小儿子也说：“要是能做一只会飞的大雁该多好啊
” 牧羊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两个儿子说：“只要你们想，你们也能飞起来。
” 两个儿子试了试，都没能飞起来，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父亲，牧羊人说：“让我飞给你们看。
”于是他张开双臂，但也没能飞起来。
可是，牧羊人肯定地说：“我因为年纪大了才飞不起来，你们还小，只要不断努力，将来就一定能飞起来，去想去的地方。
” 两个儿子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并一直努力着，等他们长大——哥哥36岁，弟弟32岁时——他们果然飞起来了，因为他们发明了飞机。
这两个人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3、博格斯的理想 夏洛特黄蜂队的一号球员博格斯从小酷爱篮球，几乎天天都和同伴在篮球场上“斗牛”。
当时他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打NBA。
博格斯身高只有1米60厘米，在东方人里也算是矮子，更不用说在即使身材高大的NBA了。
博格斯不仅是现在NBA里最矮的球员，也是NBA表现最杰出，失误最少的后卫之一，不仅控球一流，远投神准，甚至在高个队员面前带球上篮也毫无畏惧。
人们每次看到博格斯像一只小黄蜂一样满场飞奔，心里总忍不住赞叹，他的表现不仅安慰了天下身体矮小而又酷爱篮球者的心灵，也鼓舞了平凡人内心的意志。
4、陈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年轻的时候，曾经给别人做雇工。
一次，他停止了耕作，走到田埂上怅惘很久，说道：“如果我们中间将来谁富贵了，可不要忘了别人。
”别的雇工笑着回答说：“你给别人做雇工种地，怎么会富贵呢
”陈涉叹息说：“唉，燕雀哪里能知道鸿鹄的志向呢
” 5、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在少年时期离开故乡江苏淮安，来到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
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
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
问道：诸生为何读书啊
当时，有人回答：“为名利而读书。
”，还有人回答：“为做官而读书。
”而当时的学生周恩来却响亮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魏校长赞叹道：“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 当时，周恩来年仅12岁。
一句响亮的誓言，一个远大的志向，激励着我们敬爱的总理为之奋斗了一生。
他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振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由于这种伟大理想的导引。
6、茅以升立志造桥——茅以升是我国建造桥梁的专家. 他小时候, 家住在南京. 离他家不远有条河, 叫秦淮河. 每年端午节, 秦淮河上都要举行龙船比赛. 到了这一天, 两岸人山人海. 河面上的龙船都披红挂绿, 船上岸上锣鼓喧天, 热闹的景像实在让人兴奋. 茅以升跟所有的小伙伴一样, 每年端午节还没到, 就盼望着看龙船比赛了. 可是有一年过端午节, 茅以升病倒了. 小伙伴们都去看龙船比赛,茅以升一个人躺在床上, 只盼望小伙伴早点儿回来, 把龙船比赛的情景说给他听. 小伙伴们直到傍晚才回来. 茅以升连忙坐起来, 说;快给我讲讲, 今天的场面有多热闹 ? 小伙伴们低着头, 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秦淮河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茅以升吃了一惊. 看热闹的人太多, 把河上的那座桥压塌了, 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 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茅以升非常难过. 他仿佛看到许多人纷纷落水,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景像凄惨极了. 病好了, 他一个人跑到秦淮河边, 默默地看着断桥发呆. 他想; 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造桥的人, 造的大桥结结实实, 永远不会倒塌 ! 从此以后, 茅以升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 平的, 拱的, 木板的, 石头的. 出门的时候, 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桥, 他都要上下打量, 仔细观察, 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桥画下来. 看书看报的时候, 遇到有关桥的资料, 他都细心收集起来. 天长日久,他积累了很多造桥的知识. 他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 经过长期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成为一个建造桥梁的专家. 7、拿破仑的“理想之星”——在拿破仑还是一个单纯的小朋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的叔叔问拿破仑，将来长大想要做什么
拿破仑在听叔叔这样问他之后，马上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心中构想已久的伟大抱负。
小拿破仑从他立志从军开始，一直说到想带领法国的雄兵，席卷整个欧洲，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帝国，并且让自己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皇帝。
不料，叔叔听完小拿破仑的抱负之后，当场大笑不已，指着小拿破仑的额头，嘲讽道：“空想，你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空想
想当法国皇帝
那是不可能的
依我看，你长大之后，还是去当一个小说家，反倒更容易实现你的皇帝迷梦——”小拿破仑被叔叔这一阵抢白，非但没有动怒，反而静静地走到窗前，指着远处的天边，认真地问道：“叔叔，你看得到那颗星星吗
”这时还是正午时分，拿破仑的叔叔诧异地走到窗前，茫然地答道：“什么星星
现在是中午，当然看不到啊
孩子，你该不会是疯了吧
”再次面对叔叔的质疑，小拿破仑却是依然镇定而冷静地说道：“就是那颗星星啊
我真的看得到，它依然高挂在天边，不分日夜，一直为了我而闪烁着，那是属于我的希望之星；只要它存在一天，我的梦想就永远不会破灭——”事实上，那颗希望之星从未高悬天际，它一直躲藏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凭借内在希望之星的引导，终于使得拿破仑成为真正的法国皇帝。
8、班超投笔从戎——因社会现实而改变 东汉时，有一个叫班超的著名人物。
他从小就很有志气，立志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公元62年（汉明帝永平五年），他的哥哥班固奉命到洛阳担任校书郎，他与母亲也随同前往。
由于生活艰苦，班超不得不替官府誊抄文件，每天从早忙到晚，所得的报酬只能维持生活。
一天，班超一边抄着文件，一边想起自己的抱负，心情非常激动，忍不住猛然把毛笔扔到地上，叹息说：“男子汉大丈夫纵然没有别的大志向，也应该学习张骞，在与别国的交往中建立功勋，以取得封侯。
怎么能老是埋头于笔墨纸砚之间呢
”不久，他参加了军队，因作战英勇，身先士卒而得到了升迁。
后来，朝廷又派遣班超出使西域。
在多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班超只带着少数人，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和古罗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做出重要的贡献，被封为定远侯。
班超在西域三十余年，直至和帝时，才因年老回国。
9、鲁迅弃医从文——因社会现实而改变 鲁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本来是学医的。
但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在课间加映的日俄战争的 纪录片上，看到中国人被说成俄国侦探而被砍头，死者和围观者都很麻木。
这使鲁迅认识到 ：“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鲁迅下决心弃医从文，终于成为中国现代伟大 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
10、皮尔•卡丹的选择——法国少年皮尔从小就喜欢舞蹈，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
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父母根本拿不出钱来送他上舞蹈学校。
皮尔的父母将他送去一家缝纫店当学徒，希望他学一门手艺后能帮家里减轻负担。
他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苦闷。
皮尔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他准备自杀的当晚，他突然想起了他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皮尔觉得只有布德里才能明白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
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希望布德里能收下他这个学生。
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在一个星期内不回他的信，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了。
很快，皮尔便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
布德里在信中说，他小时候很想当科学家，因为家境贫穷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跑江湖卖艺......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中，首先要选择生存。
只有好好地活下来，才能让理想之星闪闪发光；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布德里的回信让皮尔猛然醒悟。
后来，他努力学习缝纫技术，从23岁那年起，他在巴黎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
很快，他便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
他就是皮尔.卡丹。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皮尔.卡丹说，其实自己并不具备舞蹈演员的素质，当舞蹈演员只不过是少年轻狂的一个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