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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改革史读后感

时间:2014-07-03 15:49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写一篇关于历史近代史的读后感2000字。

拜托

急用

第一遍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

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

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

当然,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

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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