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历史的母本》中作者为什么说“在中华文化史上,让我感动的人很少”
历史的母本阅读答案 15．(1)作者用这句话点明了全文的中心，是点睛之笔；(1分)“感动”一词，奠定本文的感情基调；(1分)同时，在文章开头设置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1分)(2)照应文章开头，回答了司马迁“让我感动”的原因。
(1分)采用反复手法，强调自己对司马迁的成就的高度评价；(1分)“一“全部”“真的”，层层深入地表达了作者对司马迁取得如此成就的惊奇和赞叹之情。
(1分)16．“历史的母本”是作者对《史记》及其对后世影响的高度评价，(2分)“母本”是指(史记》的体例成为后人自觉效仿的通例，(2分)《史记》中的人物，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
(2分)17.答案略。
学生回答能够自圆其说即可给分。
(6分)
为什么把史记称作历史母本
余秋雨《历史的母本》曾写过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
因此，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虽然早已去世，却是全部《二十五史》的总策划。
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枝巨大史笔。
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
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
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魏晋风古化沉香》读后感1500
《中国文脉》是201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秋雨，讲述着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
《中国文脉》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今中国当代文史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余秋雨教授感叹当前“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因此以这部重大的开创性著作来提醒和弥补。
中国文脉笔墨历史猜测黄帝感悟神话发现殷墟老子和孔子黑色光亮稷下学宫第一诗人《离骚》今译历史母本那一家魏晋绝响田园何处走向大唐佛教的事仰望长安唐诗几男子乱麻蕴藏陌生人断·裂六百年郁闷十万进士大地小人
司马迁为何要为李陵辩护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全身心地撰写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的哥哥、二师将军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指责李陵的罪过。
询问太史令的看法，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
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
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
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
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
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
他在其巨著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
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
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
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
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
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
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
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
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
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
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
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
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
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
为李陵辩护，是司马迁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因为这事，司马迁遭重创，之前与之后，司马迁遂判若两人。
司马迁为什么要替李陵辩护呢
原因恐怕有三。
其一，司马迁开头与汉武帝关系不错。
他本想当个模范公务员，“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
这样，汉武帝对其想来也不会坏。
君臣关系融洽，彼此说话可以畅所欲言。
其二，司马迁乃性情中人，他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后来的扬雄还称他“好奇”，这就容易口无遮栏。
其三，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也，趣（取）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敫勤之欢”（《报任安书》），但一旁观察，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是个人杰，降敌乃万不得己。
所以，出于公道而非私谊为李陵求求情，不致于被人曲解。
想不到的是汉武帝翻了脸（当然，汉武帝的翻脸也非没来由，作为三军统帅，大将阵前投降，怒不可遏，能够理解）。
这一下，司马迁就惨了，“受宫刑，不蚕室”，蒙受奇耻大辱。
幸好司马迁有后，要不就香火灭绝，断子绝孙了。
司马迁是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才活下去的。
不过，遭此一击，司马迁的追求遂异。
如果说他开始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话，后来，恐怕掺进了“发愤”的因素，为的是“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报任安书》）。
对司马迁的这个变化，读者是觉察的，故贬之者谓《史记》为“谤书”，褒之者则夸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或褒或贬实一体两面的不同表述而己。
”“诟莫大于宫刑（《报任安书》），司马迁要“发愤”，姑举一个例子：李陵降敌，不好写了，于是司马迁就浓笔重墨写李广。
“飞将军”李广是李陵的爷爷，能征善战，人脉也好，死的时候“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吊唁者络绎。
可李广难封呀，后人道：“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为其鸣冤。
写好李广，写李广的遭遇，不有点“借他人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意味么
而且也隐含着汉武帝的寡恩。
孟子曰：读书评文，必须“知人论世”（《孟子·万章》），确是至言。
以此来读《史记》，也不啻是把钥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