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小调的特点与内容
《山小调》歌词： “人人那个都说哎 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哎 好风光。
那个绿水哎 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 见牛羊。
高粱那个红来哎 豆花香， 万担那个谷子哎 堆满场。
咱们的共产党哎 领导好， 沂蒙山的人民哎 喜洋洋。
” 沂蒙山小调诞生于蒙山第三高峰——望海楼脚下的费县薛庄镇上白石屋村，当年由驻沂蒙山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团员李林(上海歌剧院顾问)和阮若珊(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两位同志创作。
蒙山小调》诞生于蒙山第三高峰——望海楼脚下的临沂费县薛庄镇上白石屋村。
沂蒙山的民歌，沂蒙山的历史和文化，悠远而古老。
在沂蒙这片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土地上，二千多年里孕育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沂蒙山人用勤劳勇敢写下过辉煌的篇章.千百年里，沂蒙山人用歌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传递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
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今天。
走进沂蒙山区，这首沂蒙山小调在山里，在田间，四处回荡，这首歌沂蒙山的百姓已经传唱了六十年，六十年里《 沂蒙山小调》已经成了沂蒙山的代名词，人们认识沂蒙山，就是从听了这首沂蒙山小调开始的。
“正月里来什么花，先开先败，什么人手挽手走下山来，正月里来什么花先开先败，什么人手挽手走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花，先开先败，梁山伯祝英台走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花先开先败，梁山伯祝英台走下山来。
” 在沂蒙山，老百姓个个都能唱上几句民歌，姑娘们聚在一起，最快乐的事就是唱上几首歌，歌词既有祖辈上传下来的，也有现编现唱的。
沂蒙山里的歌，真实记录了百姓的劳动和生活。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日寇经常‘扫荡”，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固派也时常破坏抗日根据地。
他们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与我抗日军民对抗。
为扫除抗日障碍，我费东工委和行署，向黄沙会会员做下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反动派的严密控制，都未能奏效。
最终，我军不得不决定使用武力解决。
当时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以文艺宣传为武器，积极配合这一行动，全团一面在前线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面深入到黄沙会最盛行的沙沟峪、马头崖等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同时搜集创作素材。
《沂蒙山小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白石屋村一间筒陋的民房里创作—出来的。
歌曲一经传出，就以其通俗、易懂、生动的歌词，美妙动听的曲调，很快传遍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普遍喜爱。
以后又流传到华北、东北各抗日根据地。
1964年，华东地区举行民歌会演时，韦友芹用她那甜润的歌喉，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受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称赞，后被录制唱片，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山东民歌”已蜚声国内外。
为纪念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当地政府在村前建了一座纪念亭、立了一座纪念碑，亭前的一块天然巨石上刻着小调的原作者之一阮若珊女士于1999年8月17日亲笔题写的一行字--“深深怀念沂蒙山好地方”，寄托了作者对白石屋、对沂蒙山的一腔深情。
白石屋是个风光优美的小山村。
西、北、南三面环山，形成了一个“簸箕”状的山坳，村子就坐落在北面的山坡上，每个自然村有一、二十户人家。
小村依山傍势，错落有致，四面绿树浓荫，山石林立，村前小桥流水，山路弯弯，西面是海拔1000多米的天然屏障“望海楼”，极为隐蔽和幽静。
当年，在这种隐蔽而幽静的环境中，年轻的抗大文工团团员创作了旷世绝唱《沂蒙山小调》；借助这种隐蔽和幽静，《大众日报》的地下印刷所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着党的指示和抗战的消息。
后来，人们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又对歌词内容相继作了修改、充实和完善，渐渐撇开了反对黄沙会的词句，换上了抗日救国，反动投降的内容，给它注入了更强的时代精神。
建国以后，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群众的不断加工修改，保留了原作的前两段歌词，第三段成为新词，方成今日的歌颂沂蒙山区风光的民歌——《沂蒙山小调》。
多年来，《沂蒙山小调》已成为老区人民发展经济、开拓进取的强大动力，激励着90万多费县人民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沂蒙山小调》是带有山歌风格的小调。
词曲选用传统民歌《十二月调》的旋律，填上了《打黄沙会》的歌词，很快在鲁南地区传播开来。
后来，有人将《打黄沙会》的歌词做了改动，删去了揭露黄沙会反动本质的内容，保留了歌颂共产党的内容，增补了赞美沂蒙风光的内容。
于是，《沂蒙山小调》这首歌终于定型。
1999年，费县委、县政府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建立了纪念碑、纪念亭，记载了《沂蒙山小调》诞生的过程，以及现今流传的《沂蒙山小调》词曲及作者，以启后人，永志不忘。
并请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团长、国家农业机械部副部长袁成隆同志题写了“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纪念碑名，词作者阮若珊同志题写了“深深怀念沂蒙好地方”，分别镌刻在白石屋村旁的巨形花岗石上。
《 沂蒙山小调》作者 阮若珊就读过贝满中学与育英中学，到抗大文工团后来到沂蒙山区。
在一个小小的34人的抗大文工团，不到三年时间里，在没有一个音乐专业人才的条件下，她和李林创作出《跟着共产党走》和《沂蒙山小调》两首广为流传的歌曲，阮若珊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李林的才气再加上久鸣和沙河的激情，就是抗战史上的文化奇迹。
沂蒙山小调议论文
《沂蒙山小调》与《茉莉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中国优秀民歌，蜚声海内外；“沂蒙山区好风光”也逐步渗入到人们的心灵中，成为沂蒙大地的主题形象。
打造以沂蒙山小调诞生地为核心，融汇沂蒙人家、沂蒙历史、沂蒙风俗、沂蒙物产、沂蒙声音、沂蒙精神、沂蒙味道、打谷场为一体的抗战时期合居山村。
放大沂蒙山小调诞生地这一文化元素，恢复1940年的村落场景，立体在线呈现《沂蒙山小调》的创作过程和当时沂蒙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文化，在中心位置建一个大型的演艺广场，周边恢复当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和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印刷所在此战斗和生活的场景，并配套旅游服务设施。
关于战争的故事3OO字
小故事一、《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
影片主角是12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
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
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
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
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
199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故事二、《爱国英雄杨靖宇》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
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
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
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小故事三、《烽火中的儿童剧团：孩子剧团》抗战期间，学生在制作木刻书籍宣传抗日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儿童艺术团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救亡爱国宣传。
小团员在老师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抗日节目的排练，然后再深入到各地特别是抗日前线去演出，宣传抗日。
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演出过《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等优秀节目，为宣传抗日做出了贡献。
小故事四、《活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
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
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
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打动，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小故事五、《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
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小故事六、《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
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
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
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了望，捕捉敌情。
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
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眼前。
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
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小故事七、《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1940年河北唐县儿童团员在执行“安检”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短文学网 ）小故事八、《弟弟，你在哪里
》这是山东战史上空前壮烈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中，万余非战斗人员与装备精良的5.3万敌人殊死斗争，一千多人的伤亡换来了九千人的胜利突围，敌人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被彻底摧毁。
当初的荒山上如今种满了果树，战斗的山真正成了“青山”：收获时节，果实饱满，富裕着这里的人民；山风吹起，漫山的果树“沙沙”作响，永远呼唤怀念着先烈们的英灵……战役背景1941年11月，日寇调动5万余兵力向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29日，我机关数千人误入敌“清剿”包围圈内。
30日凌晨开始，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向我转移到大青山地区的军民发起攻击。
记者行程从临沂出发到达费县后，沿费蒙公路到达位于薛庄镇的大青山脚下，在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前听党史办同志讲述当时的战争场景；沿山而上，探寻战争足迹；在辛锐牺牲地缅怀她的事迹；最后来到转山顶村，找寻当初救助抗日战士的当地村民。
小故事九、《刘老师反日宣传》北平被日寇侵占后，京西一带便成了鬼子的根据地，但在永定河西岸的老八区（当时属宛平县），活跃着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人数虽不多，根据地在斋堂、灵水地区，活动范围却达到了永定河边的坝房子、稻地和侯庄子一带。
小小的游击队在当时可是做了不少大事。
队员们乔装打扮到河东探听日寇的动向，与麻峪村韩×、王×有过联系。
同时，了解到麻峪桥梁小学的刘静轩老师是八区人，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针对鬼子搞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有意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侵略宣传，游击队展开反日宣传，编印揭露敌人侵略阴谋的宣传品，请刘老师帮助刻印，那个时候，刘老师都等夜深人静，在昏暗的油灯下以刻印测验试卷为掩护，刻印宣传品。
这些宣传品再由游击队员秘密取走，分发到老百姓手中。
当时，敌寇在麻峪修碉堡，小小游击队还教大家巧妙地跟鬼子斗争，“出工不出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干活时，村民们都在磨洋工，游击队的宣传作用又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抗战小故事。
小故事十、《活捉敌人翻译官》1943年春夏相交的一天下午，鬼子的翻译官潘××身穿鬼子军装，头戴鬼子牛皮帽，脚下一双黑色牛皮大马靴，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麻峪村，到保公所找到保长王××，带他到一家吸鸦片的人家吸足鸦片后，又骑车回保公所。
游击队安排的老乡发现了潘××的行踪，立刻报游击队的炼星海同志。
当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日本翻译官骑车走出东街要过大影壁时，被藏在影壁后的游击队员用河流石打了来，潘××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游击队员抓住，并夺下了他的手枪，带回了“安全户”，换了农民的衣服押送到河西去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来麻峪村，把人们都集中到西街一个叫“西口儿”的地方，临时找来北街杨某人的姑爷当翻译，说明翻译官失踪之事，让大家举报，众人全说不认识那个翻译官，也不知道他来之事，敌伪保长说他在下午太阳下山时已经回去了。
敌人无法只得作罢。
小故事十一、《游击队巧捉鬼子官》在麻峪村东西两个碉堡修好后，虽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岗放哨，但也阻挡不住在村民们掩护下的游击队河东河西自由地往来。
日寇在其既有武装驻防，又搞了“连环保甲制”的情况下认为万无一失，便在永定河东一些村子随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村庄里，老百姓、游击队已成一家，同时下地干活，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
一天下午（大圈儿）一名叫菊本的军曹和一个叫白连碧的特务从河边碉堡下来，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见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击队长杜钢和队员李英。
两人迅速背上背筐，带上除草的小薅锄，化妆成农民，尾随敌人其后。
当鬼子和特务走到麻峪南“武道庙”时，杜钢队长从后面用没把的小薅锄顶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举手缴械，李英同志健步飞奔过去下了特务白连碧的手枪。
抓住鬼子和特务后，将他们押在村中的进步户中。
第二天，在过河干活的人群掩护下，把敌人押送到河西游击队根据地。
事过两天鬼子发觉菊本和白连碧失踪，便派兵到各村寻找，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询问，人人都说“不认识，也没看见有一个日本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无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小故事十二、《步枪打飞机》步枪打飞机，听起来简直就是神话，但这的确是传扬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川的一段抗击日寇的佳话。
1939年10月某天，我平西抗日根据地挺进军十团八连在门头沟斋堂川青白口永定河畔与日军展开激战。
挺进军隐蔽在河边山林中占据有利地形打击来犯之敌，日军匍匐在河北岸光秃秃的河滩上，目标暴露无遗。
战斗打响后，水面上，河滩上日军尸体横七竖八，伤亡很大。
不甘失败的敌人，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调来飞机，妄图以空中优势遏制挺进军火力，挽回败局。
头上敌机猖狂呼啸，硬拼就中了敌人的圈套。
看看手中顶不上劲的步枪，战士们攥紧拳头眼里喷出仇恨的火焰。
敌机在八连阵地上空时而盘旋时而俯冲，战士们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悬殊太大，如果跟敌人拼火力肯定吃亏。
地面的日军得到空中支援后，乘势又向八连阵地逼了过来，情况万分紧急。
这时候，十团的徐存洋等20名战士奉命赶来增援八连战士。
徐存洋和战友们很快隐蔽好，等待战斗时机。
他观察后发现，由于八连阵地在山谷之中，敌机投弹轰炸就必须尽可能接近地面俯冲，才能对阵地造成威胁。
所以，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距离地面很近，就好像就擦着战士们的耳朵飞。
而且，俯冲一次，敌机就得赶紧拉升，不然就会撞到山石上机毁人亡。
敌机不能连续轰炸，攻击力就减弱不少。
得到这样的结论，徐存洋心里有了数。
徐存洋发现不远处有棵大树，就趁敌机拉升的空档迅速奔到大树下隐蔽好，待敌机俯冲迫近的时候，他噌地闪出身体，抬起手中的苏制水连注步枪“啪”的就是一枪。
敌机翅膀一抖，直奔徐存洋藏身的大树横冲而来，“嗒嗒嗒”一梭子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徐存洋机智地就地十八滚，藏到一块巨石后面。
说时迟那时快，趁敌机还没顾得上拉升喘息，徐存洋抬手对准敌机又是一枪。
这一枪，小日本的飞机吃不住劲了，只见飞机左右乱摆，尾巴拖着长长一道黑烟，一个猛子就扎在塔岭沟中。
战士们欢腾了。
日军飞行员至死恐怕也不相信，自己的飞机会被挺进军战士的普通步枪给打了下来。
挺进军战士徐存洋用步枪打下日军飞机的消息，很快在平西抗日根据地传扬开来，鼓舞着抗日军民更加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小故事十三、《校长指挥我们打突围》“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边的石头上啪啪乱炸。
看到首长们和机关人员都转移了，我们就边打边向西撤。
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我们就拼上几个手榴弹，等敌人卧倒时再向后撤。
”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提起当时战争的场景，今年82岁高龄的刘钢老人仍觉历历在目。
参加过大青山突围战斗又在我市工作的而今仍然健在的仅有两位老人，刘钢是其中的一位，目前在临沂军分区第二干休所休养。
大青山突围战斗发生时，他才18岁，是抗大一分校侦察队尖兵班的副班长。
想起当初，刘老仍然记忆犹新：“大青山战斗是1941年11月30日拂晓首先在大青山西北角的胡家庄、大古台北山上打响的。
抗大一分校校部和五大队就驻在这一带。
校首长迅速派出部队阻击，并组织机关向大青山方向转移。
当我们转移到大青山西侧的南涝坑时，又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115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还有医院等几千人也隐蔽在那里。
这时胡家庄、大古台已被敌人占领，并在我们后边尾追上来，大青山东北方向也发现敌人。
这样东面、北面都有日本鬼子，我们又侦察到南边由石岚方向来了一股敌人，以三路纵队快速向大青山接近。
三面被围，校长周纯全等首长决定立即越过沙河向洋山（今为费县塔山）方向撤退。
”据刘老回忆，当时整个战场人多单位多，周纯全一边组织指挥战斗，一边组织机关人员撤退。
但当大部队向西撤到李行沟时，南面的敌人占领了梧桐沟及上方的山头，一挺轻机枪居高临下向突围人群疯狂地扫射；北边，由胡庄家、大古台方向上来的鬼子占领了李行沟北边的小山头，一挺重机枪向下扫射，南北两挺机枪夹击，把李行沟西口完全卡住了。
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包围上来，大青山下硝烟弥漫，枪炮轰鸣。
“向后撤时一些牺牲的同志身上有手榴弹，我就把它摘下来，一共有8个。
”被刘钢搜集来的这些手榴弹由周纯全校长分给了其他的同志，刘钢和时任班长丁云（现居我市，离休在家）、王俊思沿着地堰迂回到南岭头下边，向敌人的机枪阵地甩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打掉了，打开了敌人南北夹击的封锁口。
小故事十四、《日本投降前一天获勋章》一枚为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老布什胸前的一模一样1944年冬的一天，彭嘉衡执行任务去长江流域侦察，并伺机轰炸日军战舰。
“从空中望下去，能看到日军军舰上的太阳旗，我当时心中怒火陡然升起。
”彭嘉衡说，这次冲动差点让他丢掉性命，“我驾驶着飞机低空向军舰俯冲过去，心想还不如把飞机与日军军舰同归于尽。
”就这样想着，他快要挨着军舰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一个人牺牲了是小事，可是部队却少了一架能与日军作战的战机，便又把飞机拉了起来。
这次，彭嘉衡是贴着日军的炮火冲出来的，在枪林弹雨中，飞机中弹有些抖动，但他还是驾机脱离险境回到了驻地。
彭嘉衡驾驶的是当时最先进的P-51野马战斗机，即便油箱被击中还可以自动封闭，而日军的战机与之相比性能相差甚远。
但也有战友未能像彭嘉衡那么幸运，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安全返航。
有一天，芷江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摇摇晃晃的B-25中型轰炸机，飞机还没能进入跑道便一头栽地，机身立刻起火燃烧了起来。
“飞机里还有一位飞行员，被夹住了出不来，大火烧身，飞行员的叫声异常惨烈，一旁的救护人员也束手无策。
”彭老回忆起那一幕仍感心惊肉跳，“这时，一位美国飞行大队长跑了过来，他拔出手枪向大火中的飞行员连开了两枪，看着飞行员死去，大队长把手枪扔进了燃烧着的飞机，低着头慢慢走开了。
”这位大队长边走边哭，满脸的泪水，他内心的痛苦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亲手打死自己的战友，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后来，军事法庭判这位大队长无罪。
“芷江机场的航空条件设施比较差，碎石子筑起的跑道很短又很窄小，在跑道的两头是两个小山，三面环水，作为机场并不是理想之地，但对战事吃紧的中国战场，芷江机场所起到的作用在战争后期非常显着，压制了日军在华南、中南、西南的空中炮火。
条件奇差的机场时常让对日军作战无损的飞行员却在降落时不能走出机舱。
就在大队长开枪打死飞行员不久，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也是在迫降后起火。
”我们未能看到他活着走出来，火熄灭后，我和战友赶去查看时，看到他的身体被烧得剩下了很小的一团，但他坐着的姿势仍然是双手紧紧握着驾驶盘的样子，让我们肃然起敬。
凡是在中国战场的美国飞行员，只要执行过50次任务，就可以得到回国休假的机会，而且还可以获得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彭嘉衡的飞行超过了50次之后，他得到了到后方重庆休假一个月的机会，在那里，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
1945年8月14日“空军节”，也就是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前一天，彭嘉衡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勋章，其中一枚为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悬挂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胸前的一模一样。
卫辉市第一中学的历届英才
举世闻名的抗大，是国防大学的前身。
这面在抗日烽火中猎猎飘扬的光辉旗帜，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同志早在1941年就指出：“抗大成为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
今天，重温抗大的峥嵘岁月，弘扬抗大光荣传统，对于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神圣使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大彰显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精神支柱 抗大擎起了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
在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以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大规模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
1936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
抗大的成立，春雷般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成为抗战烽火中凝聚抗战力量、鼓舞必胜信念的一面光辉旗帜，在全国人民心中升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胜利曙光。
随着形势的发展，1937年1月，中央军委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
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无数爱国志士和青年男女，身背简易行装，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走进抗大。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
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赞叹：“奇迹，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抗大成为锻造全民族抗日先锋的战斗堡垒。
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而“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
事实正是如此，抗大成立不长时间，就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抗日骨干。
抗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都慕名到抗大参观访问，许多人还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名誉学员。
抗大在抗战烽火中彰显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强大精神支柱。
胡主席站在时代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给我军职能使命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
面对新使命，我们要深入学习抗大坚定的爱国主义传统，永远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要深入学习抗大高举抗战旗帜、积极探索抗日救国真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始终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要深入学习抗大敏锐洞察国际形势变化、果断作出战略决策的前瞻思维和战略思维，善于着眼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利益全局和军事战略大局，统筹和谋划好军队的改革与建设，努力建设与我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
抗大发挥的“大学校、大熔炉”作用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生动样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为夺取抗战胜利，抗大担负起了为民族解放战争造就大批抗战骨干的光荣使命。
抗大第一期招收1065名学员，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罗荣桓、罗瑞卿等既是学员又是领导干部。
抗大第二期开学时，仅大学部就有14个队1300多名学员。
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学员猛增到5500多人，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900多人。
此后，抗大学员不断增加，开设了10余所分校。
东至东海之滨，西至西北高原，到处飘扬着抗大的旗帜；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回荡着抗大的歌声。
抗大是名副其实的锻造战将的最高军政学府。
不仅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还经常为抗大授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不朽的名篇就出自他在抗大的讲义。
朱德总司令兼任抗大教员，并亲自为抗大授课。
抗大办学10年，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可靠的人才保证。
同志曾经赞扬抗大：“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
几万干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
”抗大培养的优秀军政干部中，一大批成为共和国名将。
抗大这所“大学校、大熔炉”，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生动教材。
我们要学习抗大办学育将的经验和做法，牢固树立“用战斗力标准牵引人才培养工程、用新使命要求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学习抗大坚持“名将办校、名师治学”的优良传统，探索信息时代名师成长的特点规律，构建催生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名师方阵；学习抗大“打仗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办学目标和办学风格，按照胡主席提出的“四个本领”、“三种素质”的要求，充实人才素质模型。
要坚持把强化政治素质作为培养打赢人才的灵魂与核心，牢固树立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把学员锻造成让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放心，政治上永远合格的建军治军骨干。
坚持把强化战略素质作为培养打赢人才的重点，依据新使命对军队职能任务的新拓展，进一步搞好顶层设计，调整课程设置，加大包括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所需的新知识含量，大力加强相关新兴学科建设。
坚持把强化科技素质作为培养打赢人才的基础，深刻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特点，树立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掌握科学方法，站在新科技革命前沿，熟练掌握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知识，不断改善和优化知识结构，全方位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通过锻造大批担当履行新使命重任的新一代战将，不断扩大国防大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抗大创立的正确教育方针和先进教学理念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珍贵资源 抗大开辟了现代军事教育的新路。
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抗大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形成了崭新的校风和学风。
抗大一扫千百年来旧的教育体系的流弊和陈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废止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坚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相长”等新的教学方法，在接受实战检验、锻造打赢战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对我们今天办学治校都有很好的启示借鉴作用。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抗大办学治校的灵魂。
抗大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学员的头脑，坚持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学员思想，使学员牢固树立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抗大办学治校的特色。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抗大参观访问后，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就是这样一所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抗大办学治校的优势。
抗大坚持实战化教学，把典型战例充实到教学之中，使学员掌握人民战争思想特别是游击战战略战术。
直接参战是抗大最好的军事课。
抗大经常组织教员和学员直接上前线，在战火的洗礼中提高本领。
抗大的办学条件虽然极端艰苦，但因为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抗大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普通的百姓培养成能打仗的指挥员，把文弱的知识青年塑造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大学担负着培养能够担当履行新使命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任务，必须坚持和弘扬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办学风格，在继承抗大光荣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创新发展。
在教育模式上，要树立新的军事教育理念，进一步拓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超前教育和开放教育的新路子，提高教育的联合水平，实现高级军事教育的综合集成，进一步实现由“陆战型”合同教育为主，向陆、海、空、二炮，司、政、后、装，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联合型综合教育模式转变。
在育才模式上，要着力解决我军高中级干部高科技知识欠缺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不够的问题，大力充实科学技术底蕴，加重联合作战指挥教学，提高研究式教学质量，强化实验模拟的作用。
在课程模式上，要根据机械化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瞄准世界新军事变革前沿，突出特色，着眼发展，改进课程设计，调整课程结构，进一步实现由传统课程体系向与双重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新型课程体系转变。
在组训模式上，要适应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人才和知识需求多样的趋势，满足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军队日益增长的培训需求，拓宽渠道，创新方式，缩短周期，增加班次，进一步实现由相对单一固定的培训、轮训模式向灵活多样的组训模式转变。
通过办学模式创新，进一步突出国防大学的办学特色，使最高军事学府在培养打赢人才上进一步提高层次，拓展功能。
抗大培育的“抗大精神”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不竭动力 抗大书写了伟大民族精神的新篇章。
在浴血奋战的战斗岁月，抗大在培养造就数以万计优秀干部的同时，铸就了不朽的抗大精神，极大地鼓舞、激励着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抗战热情和昂扬斗志。
勇当民族先锋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核心。
抗大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队，抗大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沿。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抗大凝聚一切爱国力量，坚定抗战必胜信念，披荆斩棘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正如朱德总司令为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题词所写：“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抗大造就的抗日干部，都抱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即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着民族解放，反对投降、抗战到底的坚定爱国主义信念，是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伟大政治基础，也是抗大精神的魂之所在。
敢于夺取胜利的英勇战斗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精华。
英勇战斗、敢于胜利是抗大学员最显著的品质。
坚定的革命信念，再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抗大的学员成为“文武双全”的干部，既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
侵华日酋冈村宁次多次叫嚷：“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并多次进攻和偷袭抗大，但均以抗大的胜利而告终。
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特色。
抗大没有教室、礼堂、桌椅，没有教学设备，更谈不上教学仪器，其困难程度在世界教育史是独一无二的，把大石洞改造成教室，在石壁上凿出大石板做黑板，桌椅讲台均用石头制作等。
风趣地说，抗大“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挥笔题词：“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抗大物质条件虽然极其艰苦，但抗大师生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广泛开展文体活动，使抗大处处洋溢战斗歌声，处处呈现蓬勃活力。
勇于牺牲自己一切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崇高风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指示抗大第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奔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
亲临抗大送行，并在毕业证书上题词，要求毕业学员“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抗大学员正是这样，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英勇奋斗。
这种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动力。
抗大所锻造的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烽火中所放射的璀璨光芒。
历史将把抗大精神永远铭刻，抗大校歌将被人们永远传唱，抗大旗帜将在人民心中永远飘扬。
抗大的光荣传统，永远是激励我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大力弘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加速培养大批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优秀将才，更好地肩负起我军新的历史使命。
辽宁大学怎么样啊?
辽宁大学是辽宁省人民政府主管的一所具备文、史、哲、经、法、理、工、管、艺等九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是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入选院校，是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十三所高校之一。
辽宁大学初创于1948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业专门学校，建校之初即招收四年制本科生。
1958年9月15日，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和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辽宁大学，朱德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
学科建设截至2018年5月，学校现有本科专业7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7个，设有MBA（工商管理硕士）、JM（法律硕士）、MPA（公共管理硕士）、MF（金融硕士）、ME(工程硕士)、MFA（艺术硕士）等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6个；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法学、化学、统计学、中国史、物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1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博士后流动站；辽宁大学先说以一下整体情况。
辽宁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省内排名第四至五位左右，原省属211工程大学，双一流学科（应用经济学）建设高校。
第四次学科评估应用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学，工商管理为B+（位列该专业具有博士授予权高校前10%~20%），理工科；化学，数学，生态学，物理学等多为C列（位于60%~70%）综上可见，辽宁大学是一所以文科见长的高等学校，而且文科校区位于沈北新区是新校区四人寝室，环境很好，为新校区，校园面较大，还会满足你对大学的一切希望。
理工科位于皇姑区的崇山中路，多为老建筑，老校区，部分留学生中心为新建，校区较差，教学楼多为旧楼，宿舍为六人寝，上床下桌。
校园环境不尽人意，基本会打破你对大学的所有幻想。
但学校外面为北行属于一条商业街，较繁华，娱乐性很高，离沈阳北站也很近。
综上学文科去辽大是不错的选择，理工科需要谨慎考虑。
但就17年辽宁录取来说提档线为547，理工科多为550左右就可录取，经济等文科专业多为580+600+才可录取。
希望以上可供你考虑。
还有整体还行吧，毕竟是个211院校，今年又有双一流学科。
但是宿舍的话……四人间，水泥地还经常开裂，尤其是暖气我感觉不是很好最高温度13度
而且经常坏
如果真的想来辽大，要考虑你自己抗不抗冻了辽宁是一个比较冷的地方，你们要做好心里准备呀
抗日战争的英雄故事
北平被日寇侵占后，京西一带便成了鬼子的根据地，但在永定河西岸的老八区(当时属宛平县)，活跃着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人数虽不多，根据地在斋堂、灵水地区，活动范围却达到了永定河边的坝房子、稻地和侯庄子一带。
小小的游击队在当时可是做了不少大事。
队员们乔装打扮到河东探听日寇的动向，与麻峪村韩×、王×有过联系，同时，了解到麻峪桥梁小学的刘静轩老师是八区人，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针对鬼子搞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有意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侵略宣传，游击队展开反日宣传，编印揭露敌人侵略阴谋的宣传品，请刘老师帮助刻印，那个时候，刘老师都等夜深人静，在昏暗的油灯下以刻印测验试卷为掩护，刻印宣传品。
这些宣传品再由游击队员秘密取走，分发到老百姓手中。
当时，敌寇在麻峪修碉堡，小小游击队 还教大家巧妙地跟鬼子斗争，“出工不出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干活时，村民们都在磨洋工，游击队的宣传作用又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抗战小故事。
游击队巧捉鬼子官在麻峪村东西两个碉堡修好后，虽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岗放哨，但也阻挡不住在村民们掩护下的游击队河东河西自由地往来。
日寇在其既有武装驻防，又搞了“连环保甲制”的情况下认为万无一失，便在永定河东一些村子随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村庄里，老百姓、游击队已成一家，同时下地干活，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
一天下午(大圈儿)一名叫菊本的军曹和一个叫白连碧的特务从河边碉堡下来，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见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击队长杜钢和队员李英。
两人迅速背上背筐，带上除草的小薅锄，化妆成农民，尾随敌人其后。
当鬼子和特务走到麻峪南“武道庙”时，杜钢队长从后面用没把的小薅锄顶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举手缴械，李英同志健步飞奔过去下了特务白连碧的手枪。
抓住鬼子和特务后，将他们押在村中的进步户中。
第二天，在过河干活的人群掩护下，把敌人押送到河西游击队根据地。
事过两天鬼子发觉菊本和白连碧失踪，便派兵到各村寻找，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询问，人人都说“不认识，也没看见有一个日本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无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游击队员活捉敌人翻译官1943年春夏相交的一天下午，鬼子的翻译官潘××身穿鬼子军装，头戴鬼子牛皮帽，脚下一双黑色牛皮大马靴，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麻峪村，到保公所找到保长王××，带他到一家吸鸦片的人家吸足鸦片后，又骑车回保公所。
游击队安排的老乡发现了潘××的行踪，立刻报游击队的炼星海同志。
当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日本翻译官骑车走出东街要过大影壁时，被藏在影壁后的游击队员用河流石打了来，潘××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游击队员抓住，并夺下了他的手枪，带回了“安全户”，换了农民的衣服押送到河西去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来麻峪村，把人们都集中到西街一个叫“西口儿”的地方，临时找来北街杨某人的姑爷当翻译，说明翻译官失踪之事，让大家举报，众人全说不认识那个翻译官，也不知道他来之事，敌伪保长说他在下午太阳下山时已经回去了。
敌人无法只得作罢。
==================步枪打飞机步枪打飞机，听起来简直就是神话，但这的确是传扬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川的一段抗击日寇的佳话。
1939年10月某天，我平西抗日根据地挺进军十团八连在门头沟斋堂川青白口永定河畔与日军展开激战。
挺进军隐蔽在河边山林中占据有利地形打击来犯之敌，日军匍匐在河北岸光秃秃的河滩上，目标暴露无遗。
战斗打响后，水面上，河滩上日军尸体横七竖八，伤亡很大。
不甘失败的敌人，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调来飞机，妄图以空中优势遏制挺进军火力，挽回败局。
头上敌机猖狂呼啸，硬拼就中了敌人的圈套。
看看手中顶不上劲的步枪，战士们攥紧拳头眼里喷出仇恨的火焰。
敌机在八连阵地上空时而盘旋时而俯冲，战士们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悬殊太大，如果跟敌人拼火力肯定吃亏。
地面的日军得到空中支援后，乘势又向八连阵地逼了过来，情况万分紧急。
这时候，十团的徐存洋等20名战士奉命赶来增援八连战士。
徐存洋和战友们很快隐蔽好，等待战斗时机。
他观察后发现，由于八连阵地在山谷之中，敌机投弹轰炸就必须尽可能接近地面俯冲，才能对阵地造成威胁。
所以，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距离地面很近，就好像就擦着战士们的耳朵飞。
而且，俯冲一次，敌机就得赶紧拉升，不然就会撞到山石上机毁人亡。
敌机不能连续轰炸，攻击力就减弱不少。
得到这样的结论，徐存洋心里有了数。
徐存洋发现不远处有棵大树，就趁敌机拉升的空档迅速奔到大树下隐蔽好，待敌机俯冲迫近的时候，他噌地闪出身体，抬起手中的苏制水连注步枪“啪”的就是一枪。
敌机翅膀一抖，直奔徐存洋藏身的大树横冲而来，“嗒嗒嗒”一梭子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徐存洋机智地就地十八滚，藏到一块巨石后面。
说时迟那时快，趁敌机还没顾得上拉升喘息，徐存洋抬手对准敌机又是一枪。
这一枪，小日本的飞机吃不住劲了，只见飞机左右乱摆，尾巴拖着长长一道黑烟，一个猛子就扎在塔岭沟中。
战士们欢腾了。
日军飞行员至死恐怕也不相信，自己的飞机会被挺进军战士的普通步枪给打了下来。
挺进军战士徐存洋用步枪打下日军飞机的消息，很快在平西抗日根据地传扬开来，鼓舞着抗日军民更加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日本投降前一天获勋章一枚为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老布什胸前的一模一样1944年冬的一天，彭嘉衡执行任务去长江流域侦察，并伺机轰炸日军战舰。
“从空中望下去，能看到日军军舰上的太阳旗，我当时心中怒火陡然升起。
”彭嘉衡说，这次冲动差点让他丢掉性命，“我驾驶着飞机低空向军舰俯冲过去，心想还不如把飞机与日军军舰同归于尽。
”就这样想着，他快要挨着军舰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一个人牺牲了是小事，可是部队却少了一架能与日军作战的战机，便又把飞机拉了起来。
这次，彭嘉衡是贴着日军的炮火冲出来的，在枪林弹雨中，飞机中弹有些抖动，但他还是驾机脱离险境回到了驻地。
彭嘉衡驾驶的是当时最先进的P-51野马战斗机，即便油箱被击中还可以自动封闭，而日军的战机与之相比性能相差甚远。
但也有战友未能像彭嘉衡那么幸运，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安全返航。
有一天，芷江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摇摇晃晃的B-25中型轰炸机，飞机还没能进入跑道便一头栽地，机身立刻起火燃烧了起来。
“飞机里还有一位飞行员，被夹住了出不来，大火烧身，飞行员的叫声异常惨烈，一旁的救护人员也束手无策。
”彭老回忆起那一幕仍感心惊肉跳，“这时，一位美国飞行大队长跑了过来，他拔出手枪向大火中的飞行员连开了两枪，看着飞行员死去，大队长把手枪扔进了燃烧着的飞机，低着头慢慢走开了。
”这位大队长边走边哭，满脸的泪水，他内心的痛苦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亲手打死自己的战友，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后来，军事法庭判这位大队长无罪。
”芷江机场的航空条件设施比较差，碎石子筑起的跑道很短又很窄小，在跑道的两头是两个小山，三面环水，作为机场并不是理想之地，但对战事吃紧的中国战场，芷江机场所起到的作用在战争后期非常显著，压制了日军在华南、中南、西南的空中炮火。
条件奇差的机场时常让对日军作战无损的飞行员却在降落时不能走出机舱。
就在大队长开枪打死飞行员不久，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也是在迫降后起火。
“我们未能看到他活着走出来，火熄灭后，我和战友赶去查看时，看到他的身体被烧得剩下了很小的一团，但他坐着的姿势仍然是双手紧紧握着驾驶盘的样子，让我们肃然起敬。
”凡是在中国战场的美国飞行员，只要执行过50次任务，就可以得到回国休假的机会，而且还可以获得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彭嘉衡的飞行超过了50次之后，他得到了到后方重庆休假一个月的机会，在那里，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
1945年8月14日“空军节”，也就是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前一天，彭嘉衡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勋章，其中一枚为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悬挂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胸前的一模一样。
弟弟，你在哪里
这是山东战史上空前壮烈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中，万余非战斗人员与装备精良的5.3万敌人殊死斗争，一千多人的伤亡换来了九千人的胜利突围，敌人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被彻底摧毁。
当初的荒山上如今种满了果树，战斗的山真正成了“青山”：收获时节，果实饱满，富裕着这里的人民；山风吹起，漫山的果树“沙沙”作响，永远呼唤怀念着先烈们的英灵……战役背景 1941年11月，日寇调动5万余兵力向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29日，我机关数千人误入敌“清剿”包围圈内。
30日凌晨开始，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向我转移到大青山地区的军民发起攻击。
记者行程 从临沂出发到达费县后，沿费蒙公路到达位于薛庄镇的大青山脚下，在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前听党史办同志讲述当时的战争场景；沿山而上，探寻战争足迹；在辛锐牺牲地缅怀她的事迹；最后来到转山顶村，找寻当初救助抗日战士的当地村民。
校长指挥我们打突围”“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边的石头上啪啪乱炸。
看到首长们和机关人员都转移了，我们就边打边向西撤。
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我们就拼上几个手榴弹，等敌人卧倒时再向后撤。
”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提起当时战争的场景，今年82岁高龄的刘钢老人仍觉历历在目。
参加过大青山突围战斗又在我市工作的而今仍然健在的仅有两位老人，刘钢是其中的一位，目前在临沂军分区第二干休所休养。
大青山突围战斗发生时，他才18岁，是抗大一分校侦察队尖兵班的副班长。
想起当初，刘老仍然记忆犹新：“大青山战斗是1941年11月30日拂晓首先在大青山西北角的胡家庄、大古台北山上打响的。
抗大一分校校部和五大队就驻在这一带。
校首长迅速派出部队阻击，并组织机关向大青山方向转移。
当我们转移到大青山西侧的南涝坑时，又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115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还有医院等几千人也隐蔽在那里。
这时胡家庄、大古台已被敌人占领，并在我们后边尾追上来，大青山东北方向也发现敌人。
这样东面、北面都有日本鬼子，我们又侦察到南边由石岚方向来了一股敌人，以三路纵队快速向大青山接近。
三面被围，校长周纯全等首长决定立即越过沙河向洋山(今为费县塔山)方向撤退。
”据刘老回忆，当时整个战场人多单位多，周纯全一边组织指挥战斗，一边组织机关人员撤退。
但当大部队向西撤到李行沟时，南面的敌人占领了梧桐沟及上方的山头，一挺轻机枪居高临下向突围人群疯狂地扫射；北边，由胡庄家、大古台方向上来的鬼子占领了李行沟北边的小山头，一挺重机枪向下扫射，南北两挺机枪夹击，把李行沟西口完全卡住了。
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包围上来，大青山下硝烟弥漫，枪炮轰鸣。
“向后撤时一些牺牲的同志身上有手榴弹，我就把它摘下来，一共有8个。
”被刘钢搜集来的这些手榴弹由周纯全校长分给了其他的同志，刘钢和时任班长丁云(现居我市，离休在家)、王俊思沿着地堰迂回到南岭头下边，向敌人的机枪阵地甩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打掉了，打开了敌人南北夹击的封锁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