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观后感200字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
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
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
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
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
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
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
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
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
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
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
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
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
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
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
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
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
的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
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
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
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
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
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
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
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
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
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
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
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
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
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
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
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
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
直到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
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
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
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
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
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
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
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和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
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
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
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
“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
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
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
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
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
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
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
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
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
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
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
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
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
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
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
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
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
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
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
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改革攻坚期”到底是什么意思
女生最好看看《简·爱》
读后感的演讲稿
细节决定成败》粗一看这题目,似乎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可是仔细一读这本书,却是深有感触,作者在书中,不断强调,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重视小事,关注细节把小事做细,做透,揭示了细中见精,小中见大,寓伟大于平凡的真理.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所以,大礼不辞小让,细节决定成败.在中国,想做大事的人很多,但愿意把小事做细的人很少;我们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决不缺少各类管理规章制度,缺少的是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我们必须改变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毛病,提倡注重细节,把小事做细……,这段话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通病.再高的山都是由细土堆积而成,再大的河海也是由细流汇聚而成,再大的事都必须从小事做起,先做好每一件小事,大事才能顺利完成.一个细节的忽略往往可以铸成人生大错,可以造成事业颠峰之危,而一个细节的讲究,可以让企业咸鱼翻身,可以在谈判中力挽狂澜于既倒.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在比较中国公司员工与日本公司员工的认真精神时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员工每天擦桌子六次,日本员工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是如果让一个中国员工去做,那么他在第一天可能会擦六遍,第二天可能也会擦六遍,但到了第三天,可能就只会擦五次,四次,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他表示,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正如汪中求先生在《细节决定成败》一书所说的:芸芸众生能做大事的实在太少,多数人的多数情况总还只能做一些具体的,琐碎的,单调的事,也许过于平淡,也许鸡毛蒜皮,但这就是工作,是生活,是成就大事不可缺少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细节往往被我们忽视.随着经济的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也要求人们做事认真,精细,否则会影响整个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对一个单位来说也是如此,单位要成功,就得靠每一个员工做好每一个细节.就我们培训中心而言,如果管理人员没有做好每一个细节,中心的总体工作的正常运行就不能得到保证;教研培训人员没有做好每一个细节,就不可能保证教研培训工作的质量.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菲利普·克劳斯比说: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行动所构成的公司行为经不起其中1%或2%的行动偏离正轨.如我国前些年澳星发射失败导致澳星爆炸,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一个单位若想成功,就必须把单位每个员工做的每个细节有机地联系,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才能使单位发展壮大.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注意细节,从小事做起.古人有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 .已故总理周恩来就一贯提倡注重细节,他自己也是关照小事,成就大事的典范.的确,细节在我们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魅力是无予伦比的.你可能因为对它的注重而使你抓住很多的机会,从而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修复了自己的人生,完善了自己的品格.品味细节,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你会更强大,因为成绩与荣誉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没有小的成功,哪来大的收获.细节的文化底蕴与深刻含义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把握的,相反,对细节有一定的认知,能用细节来塑造自己的人,是既聪明又成功的人.他们了解细节之美,能灵活运用细节给他们带来的财富,从而使自己即使置身瓦砾之中,也能闪烁出耀眼的光茫.细节是生活与事业中一些很小的闪光点,但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有些人奉行做大事,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胜人一筹,从而忽视小节,结果不但没有提升自己,反而更加失败.因为他们不明白,浩瀚的大海是由一滴滴水融会而成,茂盛的森林是千百棵树连接而成,骄人的战绩更是无数细小的成功凝聚而成.让我们把握生命中的细节,酝酿过程中的细节之美.只有这样,你才会取得不断的成功. 看不到细节,或者不把细节当回事的人,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对事情只能是敷衍了事.这种人无法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不受的苦役,因而在工作中缺乏工作热情.他们只能永远做别人分配给他们做的工作,甚至即便这样也不能把事情做好.而考虑到细节,注重细节的人,不仅认真对待工作,将小事做细,而且注重在做事的细节中找到机会,从而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
《明朝那些事》读后感 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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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这本书很早就买了，直到寒假，才抽出时间来看。
虽然我还没有把这本书读完，但是我已经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本书那么畅销，那么受人喜爱。
作者最大的成功，我想是用通俗的文笔，把本来艰涩难懂的历史，变得非常活泼，尤其是对人物的描写，篇幅不长，却让读者感到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书中刻画的这些人物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一个皇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皇帝不是开国的皇帝朱元璋，也不是在位最久的万历，而是朱棣。
朱棣是一个传奇的皇帝，在我看来，他一生的功过都有，功大于过。
朱棣打败侄子朱允炆，展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华。
而登基后的杀戮，则体现了他的残暴和软弱。
这也是他最大的过失吧。
在朱棣统治期间，他北征蒙古，南平安南，所向披靡。
他派郑和几次远航，传播了中华文化，永垂青史；他修订了《永乐大典》，这本书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
不少史学家给了朱棣极高的评价： 幅陨之广，远迈汉唐
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得评如此，足当含笑九泉
是的，他不是一个好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皇帝。
两个大臣从1368年朱元璋称帝，到1466年明朝灭亡，几百年里，可谓人才辈出，但我只对其中两位大臣最为钦佩。
于谦是于谦挽救了北京城，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当北京城被围，多数大臣主张逃跑的时候，是于谦一声大吼，坚持留守，并成功的组织了北京保卫战。
没有于谦，历史必将被改写，会被写上耻辱的一笔。
几百年后，我们仍然对于谦充满景仰。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和他的诗将永远被人传颂。
郑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郑和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当之无愧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
他历经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的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的真实面貌。
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
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
而创造这段传奇的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三个女性书中女性人物并不多，但是并不妨碍读者对她们留下深刻印象。
马皇后她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
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攻龙湾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
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 朱元璋要杀朱文正，她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有大功，请你不要杀他。
朱元璋要杀李文忠，她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
朱元璋要杀宋濂，她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
她就是这样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
她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
她重病后，自知很难医好，居然拒绝医生为她医治，朱元璋问她原因，她的回答实在感人心魄。
她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做的。
她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 “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
” 说完，她含笑而逝。
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
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钱皇后（朱祁镇的妻子）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抓，朱祁镇并没有屈服，他依然每天站在土坡之上，向南迎风眺望，无论刮风下雨，日晒风吹，始终坚持不辍。
也先的将领被朱祁镇的这一行为彻底折服了，他们佩服他，却也不理解他。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这个人，使他在绝境中还能如此坚守自己的信念。
“为什么你能一直坚持回家的希望
” “因为我相信，在那边，还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回来。
” 千里之外的京城确实有一个人还在等着朱祁镇回来，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背弃了朱祁镇，但这个人仍然在这里等待着他。
痛苦没有能够换回她的丈夫，却损害了她的身体，由于长期伏地痛哭，很少活动，她的一条腿变瘸了（损一股），到最后，她不再流泪了，不是她停止了哭泣，而是因为她已哭瞎了眼睛，再也流不出眼泪（损一目）。
朱祁镇终于回家了，他知道，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
他终于确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金钱和权势买不到的东西，即使他不是皇帝，即使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依旧在他身旁，一直守候着他。
此情可流转，千载永不渝。
我确信，从古至今，真情永远是有的。
纪姑娘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她进了皇宫，她虽然没有权势，没有背景，甚至于没有过人的容貌，却有着一样女人最为强大的武器——善良。
成化五年（1469）的一天，纪姑娘正如往常一样认真清点着仓库，一个人（明宪宗朱见深）走了进来。
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相遇，他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
上天给了平凡的纪姑娘一个不平凡的命运，就在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可当时纪姑娘面临的环境则应该用另外两个字来形容——危险。
因为当时的后宫正处于万贵妃的管辖之下，而这位万贵妃最不能忍受的声音就是婴儿的啼哭，对于她而言，这无异于丧钟的轰鸣。
为了她的地位，她必须除掉所有可能对她造成威胁的新生命——包括那些即将诞生的。
出于母亲的天性，纪姑娘很想保住她出生的孩子，所以她多方隐瞒，从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年（1475），整整五年时间，紧密森严的后宫中多了一个孩子，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宦官、宫女、妃嫔们都知道，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守住了这个秘密。
只有一个人不知道——万贵妃。
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真实的史实，是发生在以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世的后宫中的史实。
在这里，人们放弃了私欲和阴谋，保守了这个秘密，证明了善良的力量。
读史多年，唯一的发现是：几千年来我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整日都是永远也上演不完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令人厌倦到了极点。
但这件事似乎是个例外，它真正地打动了作者。
在皇帝知道自己有个儿子不久，纪姑娘就去世了。
她什么连叫什么名字都没留下。
她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在那些充斥着流血、屠杀、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文字后面，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将永远存在。
四个文人在《明》书中，让我最为钦佩的是这样几位文人方孝孺方孝孺一介书生，辅佐朱允炆，最终被朱棣所擒，大义凛然，誓死不降，他最终结局是：凌迟，灭十族。
方孝孺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人，他虽然死得很惨，却很有价值，他的行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他告诉后人什么叫做气节，他为我们所怀念。
杨慎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杨慎为第一。
他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人皆惊叹不已。
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
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
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
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
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
相比杨慎并不成功的官场生涯，我更欣赏他给我们留下的文学财富，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一样，名垂千古。
解缙解缙最大的功劳，当属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写。
此书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
全部由人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成它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
感谢解缙，感谢你主编了《永乐大典》虽然你的结局不是那么完美，但历史会记住你，后来的人会记住你。
唐寅他的诗词书画都不拘泥于规则，特别是他的人物画，被认为三百年中无人可望项背。
他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那个心灰意冷的老人。
是那个在无奈中痛苦挣扎、无比绝望的灵魂。
但是我们会永远记住他和那首桃花歌：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 无花无酒锄作田。
《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让人忍俊不禁，让人热血沸腾，让人感慨万千。
比起那些横刀跃马、指点江山的英豪，我们是平凡的；远离那些尔虞我诈、以命搏利的争斗，我们是幸福的。
感谢思想家们告诉了我们生活的真谛—活在现在，活好每一天。
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也许，几百年前杨慎的《临江仙》，是对生活最好的诠释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明朝那些事》读后感 很早就知道有《明朝那些事》这本书。
而且知道这本书先是一本网络作品，由于广大网友们的追捧，好评如潮，作者当年明月把博客里的连载送进了印刷厂，一口气出版了5本，更多的人看了后还是好评如潮。
我还知道当年明月的这套书之所以好评如潮是因为他把枯燥的正史写得生动、风趣，看过的人没有人说不喜欢读这本书的，我还知道但年明月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才27岁
当然佩服之至啊
虽然还没有读完，但是收获已经很多了。
不仅仅是补习了明朝的那段历史，还领悟到了历史之外的道理
读了这套书，我不禁被书中表现的“厚黑学”惊呆了
这些忠臣、奸臣大都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人与人之间哪里还有真诚、信义可言
彼此经常搞些你死我活的斗争。
很多有才华的人：唐寅、徐文长、方孝孺、解缙，哪一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都是在政治斗争中得到了极其可悲的下场。
他们的失败有的源于一句话，一篇文章。
真可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被别有用心的人一曲解，给大老板——皇帝奏一本，说上句“此人别有用心”，再分析一下这句话可能危及你的皇位，事情就办妥了。
圣旨很快下了：满门抄斩，灭九族，还有的灭十族
冤案就此诞生
我们这些文人的追捧的，因为我们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些“清高”。
我的学生们更是单纯得可爱，他们比我还简单。
常常因为得到我的一句赞扬而高兴，为我发的一张小奖状而激动，也常常因为我的一个阴沉脸色而苦闷。
这样的一群喜形于色的人在你的周围，你还用得上勾心斗角
你只需要用最简单的做法来对待他们：真心地爱他们，你就会得到他们对你更真心的爱戴
所以，看完了这套书，还是最想说一遍：真是庆幸我是一个老师
好急啊.有哪位可给小女子提供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
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
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
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
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
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
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
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
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
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
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
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
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
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
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
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
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
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
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
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
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
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
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
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
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
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
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
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
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
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
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
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
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
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
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
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
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
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
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
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
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
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
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
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
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
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
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
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
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
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
“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
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
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
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
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
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
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
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
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
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
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
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
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
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
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
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
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
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
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