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鲁迅的好句摘抄加赏析有哪些
《野草》 鲁迅散文诗赏析 题辞〔1〕 鲁迅 作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3〕，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4〕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5〕。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
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三八期，曾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一九四一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
本篇作于广州，当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不久，它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和革命信念。
本书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
〔2〕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一文中，曾描绘过他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
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 〔3〕大欢喜为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4〕陈死人指死去很久的人。
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塞。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 〔5〕地面比喻黑暗的旧社会。
作者曾说，《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多次为鲁迅所称引，不妨看作是《野草》全书的大纲，倘置换为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凝聚着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思想上处于彷徨时期对人生、对人的存在价值、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和社会发展的深沉思考。
在鲁迅生命最痛苦的时候，“五四”运动高潮后的回落、“新青年”阵营的裂变、统治阶层的专横和欺压……一系列社会的矛盾让鲁迅陷入消沉抑郁的海洋、感受心灵苦闷的煎熬。
黯淡的情绪和痛苦的情愫孕育了《野草》的诞生。
这部作品是鲁迅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方式同痛苦作“绝望的抗战”而催生的小花，是他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心泉所化成的艺术瑰宝，是一部“心灵斗争的记录”。
鲁迅以他不可模仿的艺术才华，将自己微妙的感觉、情绪，难以言传的心理、意识，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愤激与焦燥，感伤和痛苦，苦闷与彷徨，探索与追求，溶入这丛野草之中，从而把内心的痛苦转入《野草》，这是他建立在精神死亡之海上的墓志铭。
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以绍兴人那一碗黄酒垫底的生命底气，以来自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那一派野力，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
这种绝望的坚持尤其艰忍。
殷海光先生曾说，鲁迅既感觉到了生命的虚无，又要在为虚无的压迫下致力于求索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新生之路。
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
更痛苦的是鲁迅在求索民族新生之路上又是这样四处碰壁。
这样的鲁迅我们可以把他描写成一位举着盾牌的战士，盾牌的后方是生命的虚无，盾牌的前方是出路的虚无。
战士要博击的是双向的虚无。
这种战斗就尤其惨烈。
这样的鲁迅才是一个够味的鲁迅。
这样的鲁迅才配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精神高峰。
鲁迅毫不讳言现实在他看来乃是实有的黑暗与虚无，却又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从反抗中得救。
他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黯，一面依然抱着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这是他高出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地方。
他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
野草》的低沉阴郁、桀骜不驯，体现出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者孤愤苍凉的心情，是作者真实的灵魂袒露；是追寻生命意义却感到死亡的悲怆时的焦虑；是独自与黑暗搏斗的直面真相的勇气，是在无路之处走出路来的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哲理性，即思与诗的结合，是《野草》的一大特点。
它通过大量的象征，画面切割，即时场景的设置去表现，也有直接诉诸于一种箴言式的话语的。
而象征，又往往经由梦境的创造进行。
《野草》二十三篇中有九篇写到梦境，好梦如《好的故事》，恶梦如《墓碣文》，作者一面沉浸其中，一面又极力摆脱。
我们都生活在弗洛伊德说的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上，作者则经常潜入海底，明显地比我们多出一个世界，多出另一层冲突。
读者可以在梦幻中思考它精确而又众多的歧义，摸索它同现实的对应性联系，探测作者的灵魂的深度。
《野草》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
激越、明快、泼辣、温润，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
作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悲剧性情绪，它源自生命深处，许多奇幻的想象，其实都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最富含热情的语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气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
《死火》中描写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纤结如珊瑚网，”《野草》的语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无数张开而又纠结在一起的红艳的珊瑚枝。
作为一部灵魂之书，《野草》开辟的境界，在中国的精神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散文诗《野草》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颠峰之作。
参考 林贤治 等人的文章《野草》简介 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本书 于年1927年4月由作者亲自编定，同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印行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此后印行的版本，除个别字和标点有所不同外，各篇文字大都和初版相同。
《题辞》在本书最初的几次印刷都曾印入；后来被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抽去〔鲁迅在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信和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信中，均提及此事〕，至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
《野草》的封面画系孙福熙所作，初版封面题字署“鲁迅先生”，后按鲁迅意思改为“鲁迅著”，鲁迅在1927年12月9日夜致章廷谦信中曾提及此事。
鲁迅 作《野草》时，适值“五四”退潮，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编成本书的时候，如《题辞》篇末所记，正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的稍后。
关于 书各篇作品，作者在1931年曾为本书的英译本写过一篇短序，作了一些说明，收在《二心集》中。
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
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中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本书 《雪》、《风筝》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野 》英文译本序·鲁 ·冯Y S·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
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 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
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
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 几个例罢。
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
《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
《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 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驰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
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
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当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
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 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
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
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
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一 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选 《二心集》〕-- -----------------------------------------------------------------------------《野 》题
魏得胜的概述
这个倔老头，好像总在急吼吼地和各路人神作对，铁着脸横在前面，让人不舒坦 —- 冷不丁地被刺一下，不得不有所顾忌。
他的存在是一个意外：在满堂花醉的欢腾里，天堂的梦近了，人们就要得到永逸的光明，可他一剑霜寒，闹得碍了人的眼，成为直达乐土的绊脚石，他实在是一个扫兴的元素，也不娱乐谁，除了母亲和孩子。
然而，他还是没有倒。
六十八年了，两万多个日子，顽石也被滴水击穿了吧。
真的，他还站在那里。
其实，他的弱处多得数不清，谁不会说他偏激呢，如果看到下面的句子： 1、 不读中国书 2、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3、 一个也不宽恕 看起来简直敌视中国文化，还极端地不留余地。
他还说，“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
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文字。
” ①他不断提示着平民接受基本教育的难，充满忧急：“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 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
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
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② 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胡适有过“拼命走极端”；傅斯年也讲过：“但激流之下，纵有漩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来看，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
”；钱玄同和陈独秀都主张过“废灭汉文”。
（见林贤治） 或许，“偏激”本身就是一种战术。
“五四”一代前驱，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救国的方向，鲁迅在忧虑传统文化令人裹足不前之余，更替底层民众不公平的起点痛心， 他设想的求新之路大约是：普及知识 —〉开拓视野—〉革除旧弊 -〉启迪民智 —〉育立新“人”—〉辟出新天（中西并举的新文明） 他冀望于人，后起的新人。
“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 ③他踏实地做着基础工作，同时充分地估计了其中的艰难，而且经受过足够大的打击：“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 ④ 他斟酌着不肯打击青年的热情，不把内心全盘托出。
事实上，在时代的背景里，绝望才是真诚的，充分正视现状的，也是神圣的；乐观反而可能是空泛的、稚拙的，甚至是率易的。
那些一概把语言风格仅归因于作者自幼遭遇不幸的人，假如不是无知，恐怕是忽略了当时的社会气氛。
“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 ⑤ 在往复无常的推进中，多数人选择了迂回或放弃，或许人性的痼疾太顽劣，人生的变数又如此莫测，这无法探底的自我拷问、不可触及的精神彼岸，让普通人的激情在现实的冷洌中崩颓。
执著的人还是挺了过来，他拒绝了所有精神避难所，选择了更为艰险的承担：为同行者铺路和输血。
“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⑥ 人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有很多：他可以潜心学问，把汉文学史发扬；也可以谋篇布局、作大部令世人仰首的博爱小说；还可以吟风品茶、做一世清雅无争的高士，不管哪种方式，圆融炼达的境界无疑会给他带来更稳妥的声名，也显然不会招来云集电骛的捧杀和棒杀。
可是，他选择了了那个时代最需要他付出的方式。
这 是 怎 样 的 一 种 牺 牲
谭嗣同选择过死，康有为选择过生，如果可以再次选择，他会承担生者的使命，还是死者的决绝
虽然两者同样让人怀着敬意。
试想，如果鲁迅不坚持，有几个人可以做出这种分量的牺牲
假如没有实在的爱，谁又肯这样做
他既知道自己的价值，也知道黄金世界的无价值。
即便在绝望中，他还是把自己的碎片收拾起来，挣扎着托起新的天空，他不是被黑暗击倒的人，而是用了自己产生的抗体来疗救后来者的人，勇于承担使生命得到了升华 -- 从个人追求而言，他的付出彰显了“人”的价值，超越了小我，因而也无从失败。
他没有借助身外的力量，也不排斥信仰，只因为不忍在颠覆了旧的精神统治之后又替苦难者树起新的图腾，继续那改头换面的欺哄和幻梦 -- 在里，他痛恨的正是两边齐锯着祥林嫂灵魂的魔鬼们，他以为只有切近真实，才能起来改变现实，真正地让无拳无勇者不再过“辛苦麻木的生活”。
信仰固然重要，但新的迷信就更加可悲。
正是鲁迅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断提醒：不能为图一时的激励而轻许一个黄金的世界，要切实地为“人”着想。
他着眼于“人”，过客体现的是生命的尊严，发掘的是人的力量，而不是外力的驯服，神的眷顾。
比起空洞的乐观者、歇斯底里的自弃者，他是一个始终立着的伤员。
受伤本身并不可耻，不是吗
他树在那里令对手无法从身上跨过，尽管只擎着一面弹痕累累的旗。
“一个也不宽恕”，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坦荡地把最毒的锋刃对准了自己。
不管如何去阐述，假如总有一方在解读中报持偏差，表达者即便是神仙也毫无办法。
再看下面几段话： “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
” …… “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的茶饭事。
人民真的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得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赖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⑧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坻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作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⑨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并且有毅力。
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
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作大众的事业。
” ⑩ “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予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事刃。
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泥土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 ……“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多年。
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 ⑾ 字字钉在这里，可是阅读者呢
如果当年毛润之真正领悟了鲁迅的苦心，切近地了解国人基本精神特征和觉悟程度，明白脱缰的野马比猛虎还难驾驭，正视现实中满布着阿Q的危险，从而着力培育理性与勇气的平衡，在发起运动前，恐怕会审慎的多、冷静的多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在新潮的游戏规则里，随便谁都可以在你前面树一面哈哈镜，只要他们愿意，就有资格指着哈哈镜里的你高谈阔论，你立刻变得可笑和荒诞，你的棱角变得怪异和玄妙，你的价值就不再能真实地存在了。
禅说里讲，手指在那里，指向的却是明月；而我们的文坛新锐、救世贤哲恰恰只见“偏激”这手指、不见“求新”这明月；只见“黑暗”这手指、不见“惊雷”这明月；“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⑿，只见针砭的冷，就不见心肠的热。
在这精彩的玩笑中，厚重的历史仿佛灰飞烟灭，所有的牺牲与付出变得虚妄和讽刺，真是快意的消解
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因为有过他，不惮用我们的血肉，更以成熟的自觉、深沉的勇毅和韧性的坚持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本早已泛黄的被放在装书的箱子，上周回家找出来看的，模糊地记得高中的时候买的吧，在那位冷若冰霜、死气沉沉让人根本活泼起来的语文女老师的号令下买的，因为课本的教材喜欢引用中的经典短篇小说，大概记得老师教过的有、、（少年闰土）、的节选、、等等吧，学的过程，老师逐句逐段地念，遇到一些段落，便教我们分析此句子是比喻句或是比拟句或是拟人句，此处与前文又是前呼后应，动不动便抬出三座大山、民国的白色恐怖、麻木不仁的民众等来说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临到考试前，大家便背书中的所划的经典名言应付考试：“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不多不多
多乎哉
不多也。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一大堆。
通过学习和考试，记住了名人名言，也记住了小说中的人物：孔乙己、华老栓、红眼睛阿义、闰土、阿Q、祥林嫂。
这本书自从买过以来，好像也看过几次，但似乎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完整看一遍过，光就让我看得一头雾水，失去继续往下看的耐心，挑着语文书出现过较熟识的小说来看，《故事新编》更是看得完全不解其意。
自从前段时间看了电影《阿Q正传》后，便真的有了兴趣去看《鲁迅小说全集》，回家翻出这本书，抱着重新看，希望自己能看懂些，看了足有一个礼拜，在炎热的周末躲在家里，总算第一次将此书完整地看了一遍下来，缺乏对清末民初近现代历史正确清晰的了解，重重的历史浓雾总是使离我们最近的历史那么不真实可靠、那么模糊，缺失了历史背景，小说看起来自然要吃力、晦涩、难懂了。
对于个人而言，语文课成绩从小到大都是拖累总成绩的，上学时的作文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雷锋日记”的盗版，本身阅读障碍确实不小，因此看此书成了类似马拉松运动，不断跟自己说，能坚持看完就好，完全不懂也没有关系，既然有兴趣一定要坚持下去，总会有些好处的。
阅读完，多多少少却从小说中了解了些鲁迅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个时代黑暗丑恶的现实社会、那个时代丑陋吃人的世俗礼教，那个时代的历史。
如下记此时个人的印象或是此刻读后的感觉与疑问（读书笔记）： 《狂人日记》看后还是看不懂，缺乏历史背景，人吃人的社会，“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既然它是开篇，或许便是整个小说集《呐喊》的序。
《孔乙己》镇里的咸亨酒店，唯一站着喝酒的长衫主顾无法进学的老文童孔乙己，虚伪封建腐儒的代言人。
《药》革命烈士的血蘸的血馒头成了华老栓解救肺痨病儿子的灵丹妙药，告状得赏钱的夏三爷、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消息灵通的满脸横肉的康大叔。
《明天》守寡“粗笨”的单四嫂子带生病的宝儿给昏庸欺世、故弄玄虚的中医何小仙看，吃了药呼吸由平稳变到没有。
《一件小事》国家大事增长了坏脾气，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车夫的一件小事“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 《风波》撑船的七斤被城里的革命党割去了辫子，却又在咸亨酒店（消息灵通所在）听得皇帝又坐龙庭了，按赵七爷的说法，这次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最后虚惊一场。
九斤老太口中不断说着的：“一代不如一代。
”九斤、八一嫂、七斤、六斤就是伊的依据。
《故乡》圆规式鲁镇名人“豆腐西施”，聪明充满灵气的胸前挂着银项圈的少年闰土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成为一个木偶人的中年闰土对着昔日的玩伴言必先称“老爷”。
《阿Q正传》阿Q的国民性，很Q很奴才，Q并非Cute的意思，个人胡乱猜测，Q——〉Qin——〉Chin（秦）——〉Chinese，Q真是活画出的清朝遗民，专制下的主子、权威与奴性，“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怒目而视主义，永远得意的阿Q：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祝福》迎接新年祝福的爆竹声却成了祥林嫂的挽钟，“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总是说“我真傻，真的”苦命的祥林嫂，她的命运从来没有属于过她自己，封建儒家的三纲五常，社会的世俗和周围的人活生生地“吃”了她。
无论是她那精明的婆婆、“老监生”四叔一家、镇上的其他人都是“吃人”的人。
《肥皂》“恶毒妇”的意思，对着乞丐孝女，两个光棍说的：“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
”，学洋学的学程。
《长明灯》看不懂，被合伙当作疯子关起来想吹灭长明灯的他。
《示众》酷热的太阳，也没能抵挡拼命向前挤凑热闹围观的人们，一群丑陋的人们，以寻找他人的悲剧为乐趣的无耻的人。
《高老夫子》给女学堂的女生上课后临阵逃脱的高老夫子。
《孤独者》疾世愤俗的孤独者魏连殳（shu，古代的一种武器，用竹木做成，有棱无刃），被认为异类的人，被现实逼到绝境的人。
《伤逝》——涓生的手记，一对追求自由婚姻的青年，勇敢面对现实的子君，懦弱胆小逃避现实的涓生。
《离婚》勇敢有主见不惧怕权威的女子爱姑，老实任人摆布的爱姑的父亲庄木三，和知县大老爷换过贴的权威人物七大人。
《弟兄》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的写照，家庭的儒家道义和生活的艰难现实，矛盾重重，整个环境的虚伪。
《故事新编》： 《补天》、《奔月》看不懂。
《理水》站着说话不腰疼并大发撅词的所谓学者，游山玩水的灾情考察专员，吃榆叶和海苔的老实的灾民们——“他们都是以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 《采薇》不食周栗的两个昏蛋伯夷与叔齐在山上采薇为生，被阿金姐奚落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两个傻瓜饿死了。
《铸剑》优柔的眉间尺，神剑干将与莫邪，空前绝后的把戏，替眉间尺复仇的黑色人，鼎中三个人头的恶斗。
★☆鲁迅晚年事迹☆★谁知道
后来才知道，鲁迅的晚年，有着诸多不可琢磨的东西，那是与中国人的习性完全不同的，于是便觉得，如果有人去写先生的晚年生活，那自然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其中的故事引申出的话题，也含有不尽的意绪。
但写那一代人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因了时代的隔膜，有许多情境已经模糊了。
今人谈鲁迅，大多已没了激情，好似成了古董。
所以诸多图书的描述，仿佛都已格式化了。
但日前读到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心里不禁一动，像被火烫了一样，让我异常地兴奋。
书很有特点，文字亦佳，是目前描述鲁迅暮岁生活的最有张力的文本。
这一本书激情四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内蕴交织在一起，鲁夫子凛然孤傲的形象跃然纸上。
懂得了鲁迅晚年的选择，便会了解现代的中国。
现代史的奥秘与鲁迅的奥秘，就存在于这交织之中。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个颇难写的题目，但林氏却举重若轻，心得独特，多言他人未言之言，有种回肠荡气的气韵。
如梳理政党与文学之关系、“革命文学”的利弊、自由与人权的命运、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等等，思想出于史实，立论惊世。
林贤治在鲁迅面前肃然起敬，行文中有种神圣、悲壮的语态。
鲁迅何以不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写当代人钟爱的长篇小说，何以与形形色色的文人、名人纠葛，作者均有所思考，态度是决然的。
鲁迅的性格，在晚年尤为刚烈，后人对其看法每每不一。
文人喜其文字老辣，斗士热爱其横眉之态，学者又欣赏那通脱、清峻的哲人之风。
同样是写先生的晚年，人们的观点如此有别，也证明了他的博杂。
读者至今仍对其褒贬不一，不仅缘于对历史判断的差异，也缘于对个人主义限度的不同理解吧。
鲁迅的晚年颇不好描述，关于其史实的解析多不一致，论者如云，而莫衷一是。
比如他与左联的关系、与苏俄的关系、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都难用一种理论简单概括。
三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知识群落，都有一种左倾的倾向，但同是左翼人员，对人生、对自我的看法各有不同。
鲁迅虽身为左联的作家，但与周围的人又多有冲突，野性的与个性主义的东西仍在。
你看他推介珂勒惠支的艺术，反抗的意识背后，还有现代主义式的阴冷，那绝不是一般左倾理论可以说清的。
他还译过托洛茨基、高尔基的某些作品，基调与斯大林主义又并不相干。
同是反抗的艺术，鲁迅在关注民众的同时，又保持着先前钟情的尼采式的独立意志，不与公式主义之徒为伍。
这些使他既像左联的一员，又不属于左联的世界。
他以复杂的心境出现在文坛上，而那时，他周围的人很少能进入其世界。
这就是他的复杂性。
然而许多年来，人们对他的叙述大多简单化了。
我看林贤治的书，觉得摈弃了玄学，以心灵体味和生命感受，究先人之思，将鲁迅与外部世界定位在一种彻底的个人无治主义思想上，思路就大不同于先人了。
林著既别于瞿秋白，又远离了王瑶、李何林的看法，乃民间思考者的野性之言。
总觉得作者将自己的经验，带到了书中，好似借着鲁迅，叙述着己身的苦乐，这就增加了诗性的含量，历史的场景也血肉丰满了。
但我读这书，也有一点点不足感，作者大概也有简化鲁迅的倾向，鲁迅世界的多样性，似乎并未勾勒出来。
带着自己的经验阅读前人，有时会发现鲜活的存在，可那毕竟是过于主观的方面，而还原对象世界，则并非那么容易。
比如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怎么看呢
他到底在哪种层面上，接受了苏俄的思想，又拒绝了其中的理念
这些都需要细细梳理。
至于他和国民党左派的交往，与共产党文人的接触，则也非三言两语可道。
写鲁迅的晚年，要遇到诸多的挑战，那里的难题，其实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的难题，用单纯的视角、确切化的语调去打量一个非秩序化、多义性的存在，也会有简化的危险的。
鲁迅之于他身后的审视者最大的问题是，后者总是以明晰的条理规范前者，而前者在根本点上就不属于明晰、而呈现出竹内好所云的“混沌”。
这个现象如何解决呢
据说从一个人的晚景里，大可看清生命的本原，因为老之将至，其态也真。
鲁迅的暮岁，就有他迷人的所在，今人的话题，一时难以言尽。
我们在劳顿之余，有时能听到有人谈及到一个真人的生活，看远去的灵魂的闪烁，那是很快乐的事情。
但这样的讲述者，不是常常可以遇到的。
读林贤治的书，你会觉出，鲁迅给我们的挑战，实在是太严峻了。
邵燕祥：什么是诗歌之敌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
现今的贾平凹隐约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我们想看看这位充满才气的作家和作品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衰落的。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
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
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
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
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
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
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
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
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凹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
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
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
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
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
“我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
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
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
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
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
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
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
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
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
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
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
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
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
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
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
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
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
”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
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
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
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
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
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
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
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
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
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
《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
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
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
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
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
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
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
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
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
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
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
”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
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
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
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
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
“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
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
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王彬彬曾经这样分析这类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
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摆设，在他的作品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
贾平凹曾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
”对政治可以不感兴趣，但是，不能缺乏对政治的敏锐以及主导下人的苦难处境。
贾平凹一方面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个“专业作家”的特殊荣耀，捞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
贾平凹在官员的陪同下到江南“开放”地区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企图再写出类似《浮躁》那样歌功颂德的文章，然而，他先天孱弱，匮乏那种创作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自从《废都》的出产，就宣布了他已经彻底丧失某种能力。
作为一种低俗消极的农民文化现象，越来越侵蚀我们的感觉，遮蔽着时代的血和痛苦，对他的解剖，文坛做的十分不够。
再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无法把这样平庸的作家捧起来。
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已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同。
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
真正好的作品，与灵魂和存在有关。
贾平凹无疑是很勤奋的作家，但是却始终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间徘徊，这是他和一些当代作家无法抗拒的命运。
更让人可悲的是，贾平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而是意识到了，从不敢去正视。
在他那里，面对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种沉思、解析、痛悔。
让一个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仅有的一点成果，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现在的贾平凹再也不是当年自卑的乡下娃了，一副隐士派头，俨然当代的名士，前呼后拥，附庸风雅，写字做画，再也不用躲进所谓的“静虚村”里装隐士了，热中个人名利，抛弃结发妻子，恨不得马上就把政府投资兴建的7000万元的“贾平凹文学苑”更改成“平凹旧居”，恨不得马上就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化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
犬儒、逍遥、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
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的婴孩，与民众隔膜太甚。
贾平凹就是某学者所批判过的“丑陋的中国文人”，这类文人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
请回头看一下他走过的路，他能不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恋而脸红吗
他的庞大的7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裸露出了某种烦琐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狗屁书法作品，果真就比当代的一些书法作品值钱
说实在话，贾平凹的人品和书画作品比起他的陕西乡党现居北京的作家老村差远了。
清醒一下吧，别在做梦了，已经到了考虑入土下葬的年龄了，贾平凹如何还看不透彻红尘色相呢
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切价值观的人，梦想着不朽，梦想着写出《红楼梦》一样的作品，这是笑话，他让我对于当代作家感到深刻的无助和绝望，贾平凹尽管忙碌着经营他的名利，可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再来作践卑微的文学，让文学留给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还对人性和生活报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挣扎的年轻人吧，不就是让人人前人后喊你贾老师吗
不就是要用文学抬高自己的身价再消磨一个崇拜你的美女吗
已经彻底成了这个腐朽和黑暗时代的装饰品了，他和这种恶劣的环境一起在戕害着人的感觉。
或许，一个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须与贫穷为伴，因为肥腻的头脑与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我的一种偏见吧。
看看现在的贾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围，身边簇拥着一批别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与苦难的底层保持血肉联系
快一点将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场吧，贾平凹的佯装看透名利的假姿态，崇尚“生活在别处”，灵魂全面缺席，让我看到了他灵魂的腐朽。
“贾平凹现象”越来越构成一种“文化腐败现象”，这种现象证明，在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财轻义的社会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存处境的疼痛感受，他们瘫软在文化酱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欢的鲁迅，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现实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种对于存在难以化解的灼痛。
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
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考虑具体的生存处境，过早的轻飘的生活状态，未免不实在，要时刻背负一定的精神重担。
高行健从禅宗那里获得解脱，毕竟是经过时事历练的。
反观贾平凹，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怎么就没有打动过他呢
下层平民的生存形态难道就从来没有进入他的灵魂吗
在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中，他个人的声音在哪儿呢
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笔下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着汉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对于农村生活采取了美化与修饰，他已经堕落到对于苦难现实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谓的庄禅佛来给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数》，什么《奇门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玩来玩去，早已经玩物丧志，彻底废掉了。
再来重温一下孙犁当年为贾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到头来往往是跳梁小丑。
”孙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这是文人的可贵的节操。
而贾平凹呢，这个当年“静虚村”里念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现代庄之蝶呢
到底没有真正过了这关，被脚下名利的绊子绊倒了，而且变得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反讽。
一切都透着假，这样虚假的灵魂怎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
鲁迅对这些看得太透彻了，光阴过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
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
他们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
作家是社会良心的基石，也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一旦缺少了起码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突然想起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承接起属于自己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就只能从历史的版图中消失，被时代迅速抛弃，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怎么试图彰显自己。
除了贾平凹个性的原因，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
“专业作家体制”也是导致中国作家缺乏创造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警醒。
贾平凹长期担任文化官僚和刊物编辑，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产物。
这种体制既解决了“专业作家”个人的生存问题，满足了想当文化人的虚荣心，反之，“专业作家”也付出了自由和独立的自由。
贾平凹这样一个“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着对抗社会不公的能力呢
怎么可能直面社会转型时期的污秽和鲜血呢
再比如今天，游民、众多打工者、艾滋病患者、维权最终却得不到维护者、失学者、血汗工厂、童工……现在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而类似贾平凹这样的“专业作家”居然高调大谈闲情和禅佛，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笼子里待惯了的套路思维,早就没有生命力了。
的身上有很深的奴性,除不掉奴性,就无法进步。
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底层民众生活苦难得不改观的情况下，任何毫无节制的“消闲写作”都是可耻的。
这里没有一味地谴责作家缺乏独立的人格的意思，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
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
扣问一下自己，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闲者
胡适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这句话送给贾平凹是最合适的。
我用“昏聩”来形容贾平凹，自然不为过分。
现在的文坛和学界大约只会培养一种“伪人格”，读书人身上的冷气、假名士气、小男人气、鬼气、暮气、迂腐气似乎多了起来，鲁迅先生强调说真话，立足当下社会，自觉肩负“历史中间物”的使命，不想不朽的事，而踏踏实实地做事。
自省、自觉、独立，不躲避、不虚伪、不庸化，不庸俗、不造作，不颓废，不离世，该做事时做事，该发光时发光，即使看透了将来，也绝不嘻皮笑脸一脸冷嘲，也不再回到昏睡和沉寂的状态，仍然坚韧地向前走下去。
环顾四周，这样的作家都死绝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