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十鉴读后感
百余名锒铛入狱的阶下囚，和着一声声的忏悔，他们的形象由远及近。
脑海里“五四”运动学生的呐喊声依然清晰，刚刚看过的红色电影《风声》里男女卧底所受酷刑的场面也历历在目。
此时眼前犹如出现两个屏幕，两个时代，两种人生，鲜明的反差,让人深思。
同样是身处炼狱，一面是背负罪名，自我毁灭；一面是万古流芳，坚贞不屈。
曾经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无法战胜革命战士的理想信仰;今天金钱与利益的诱惑却悄无声息的腐蚀着一批批干部的思想灵魂。
回望历史我们看到，陈燃为表忠诚之志，一身囚衣奋笔疾书“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荡。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再次回眸，我们听到陈毅被困后坚守革命的信心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
一句句、一首首，都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誓言，不仅仅折射出先辈们的文学素养，更多的是表达出了他们对党的赤胆忠诚，救大众出苦难的坚定信念。
而抬头再看看眼前的另一屏幕，一个个空调洋房幸福生活中的国企员工、干部，也曾面对党旗许下铮铮誓言，也曾面对人民表过无限忠诚，更曾在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唯独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迷茫了心态，遗忘了誓言，将高昂的头颅钻进了腐败的枷锁之内。
如果金钱的诱惑能让人俯首称臣，那革命先烈们为何还要宁死不屈
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一份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一份坚不可摧的对民族兴旺的历史责任。
同样是共产党人，强行带着弟弟姐妹走出韶山参加革命，无一幸免，都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上演着舍小家保国家的故事。
另一屏幕里的人呢，利用家属大肆敛财，获取不义之金供家人挥霍......同样是家人亲，同样是手足情，革命者们本可以过贫寒但能安居的生活，为什么非要背起行囊一起冲锋陷阵?那是因为革命者心里怀着那份对党的深情厚谊“没有国家哪有小家，没有先人的献身哪有后人的幸福生活。
”当法网恢恢罩住不法分子时，往往是幡然悔悟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国家。
如今的我们抬头看看为国牺牲的代代先烈，多少悲壮会涌向心头，再低头看看今天的幸福之路，多少恩情又应长挂心间
新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弥留之际留遗嘱，让骨灰埋入沙丘，时刻守护兰考人民；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孔繁森，两离桑梓，独恋雪域，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雪域高原；当地震来临时，张开的双臂护住桌下的4个学生的绵竹市东汽中学51岁教师谭千秋。
用鹰的翅膀保住了4个少年鲜活的生活，而他的妻儿却永远失去了如山的依靠......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九十多年的风雨沧桑，一代代不屈的中国人浴血奋战换回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代代新中国的赤子，经过了艰难探索描绘出社会主义蓝图。
九十二载岁月峥嵘，新千年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已将民族复兴的重任交给了奔向小康的一代人。
如果说法律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越过者自有大法的惩罚。
那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的红色底线呢
它在每个人的心里。
《镜鉴》中一段段活生生的事例犹如一个个嗡嗡炸响的警钟，敲响了法律的尊严，更震撼着每一个人内心世界，让心底里的道德荣辱苏醒，历史使命苏醒，党性觉悟苏醒
回望新中国的成长之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足以让我们坚定信仰、懂得责任。
侧耳常听，一段段悔之晚矣的故事，一声声悲痛低沉的警钟，会让每一个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环顾四周，无论是贫瘠的沙漠高原，还是风雨无情的灾区，一个个将百姓、将他人的利益看作比天还大的人，足以激励我们珍惜生活，满怀激情。
几代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几代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的鉴什么意思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特征，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
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
所谓盛世即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时的状况：内政方面，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科技发达；外,交方面，国际影响力大、对外贸易交流频繁、武力强大等。
载： “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
’僧孺对曰：‘太平无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
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两千多年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度过的，这之间，自然有盛世也有乱世，这是必要的一种循环过程，也就是“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
但是，跳出这种治乱兴衰的外在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其封建社会的本质并无改变。
封,建,社,会的盛世不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能消除封建的剥,削和奴,役，所以它不是人间天堂。
盛世中存在着潜伏的危机与矛盾。
表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不同调和的矛盾；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产,生,威,胁；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暴,政。
中国的盛世王朝由盛及衰的规律是由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确切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在王朝后期的土,地,垄,断,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社会分配体系严重倾斜，继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引起连锁反应，致使帝国逐渐衰弱。
这是由儒家文化体系造成的，这一点在汉、唐、明最为显著，清朝的衰亡，固然有外敌入侵的因素，但严重的土地兼并是导致清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
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明白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几个特点：1、儒家的文化体系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重农抑商”是这个体系的显著特点。
2、“士绅不纳粮”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个人的主要出路最好的情况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它手段成为“士”，或者通过家族的经营成为“绅”，如果还不行就务农。
工和商在社会上地位极低。
比如明朝，干脆以户籍的方式明确等级制度，一旦成为“工户”或“商户”（当然实际上不是这么称呼的，一般细分为“乐籍”、“匠籍”等），既不能参,加,科,举，又要缴,纳,高,额,税,赋，连嫁女儿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门当户对”。
汉武帝打下河套地区后，从内地移民，干脆就规定移民的范围包括“商人、赘婿、囚,犯”等，可见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低。
这种制,度在王朝开始建立之时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只要走上这条轨道，结果都是一样的：王朝建立时普遍采取“均田”政,策——没收上一朝代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于是全,国,人,民都是地主，但是几十年后，由于个人经营能力的差距，有些人很富有了，有些人很贫困。
富有的人避免成为商人，所以有钱也不能投资商业，用钱来生钱，只能扩大自己的土地规模；贫困的人连赋税都交不起，只能把土地卖给有钱人成为佃户，富有的人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成为“士绅”阶层，便不用缴,纳,赋,税，政,府,赋,税,减,少，入不敷出，于是就增,加,赋,税，增,加,赋,税又造成了更多的穷人，就更加剧了土地兼并，恶性循环于是开始。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赋,税大于田租时，很多小农甚至愿意或恳求把自己的田地主动献给士绅，自己成为佃农来免交“钱粮”，士绅阶层也因此有条件提高地租，更加严,酷的剥,削,佃,农。
当赋税与田租都超过了佃农的承担能力，特别是遇到灾年，老百姓走头无路，于是只能,揭,竿,而,起，谋求推翻这个王朝。
农,民,起,义对国家的打击非常大，即使勉强镇压下去，也使政,府,元,气,大,伤，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加赋税来“堵窟窿”，于是又造就了另一批起义的“种子”，又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推翻了旧的王朝后，新建立的仍是同样制度的封建王朝，只是在初期搞一次“均田”，然后就开始了与前朝一模一样的恶性循环。
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
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
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
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
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
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
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
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
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
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
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康、乾盛治，文教大昌”，、、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
一部，堪称时代的史诗。
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
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到宣帝去世，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到爆发，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
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
“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
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
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
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
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
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
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
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
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
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
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许多时候，新王朝取得的统,治,成,果其实并不那么辉煌，但是却在刚刚过去的祸乱痛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
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虽然被后世称颂得无以复加，实际上贞观之治创造的经济成就远不及隋王朝。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
陆贾受刘邦之命总结秦及其他“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写成了一书。
事实很清楚，秦王朝暴兴暴亡的主因是统治者兴作过繁、劳民过度、重税剥削、竭泽而渔。
因此，汉初君臣明智地提出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
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
贞观年间大臣们上奏章谏议，动不动就引用隋炀帝的事例来警诫皇帝。
而唐太宗下达诏旨，也经常都要拿隋炀帝说事。
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
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
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
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
他们通过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
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
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
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他们喜欢提盛世二字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
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
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
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
”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导致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
“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
”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
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
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
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
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
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的来临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
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
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
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
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
”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希望远离它们。
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
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
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
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
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好大喜劝，穷兵黩武。
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
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出于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
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贪图安逸，穷奢极侈。
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
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
宫殿唯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
“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禀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
汉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成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
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
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
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
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
”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
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
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
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
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
恃英雄也。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
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历史是一门学问，我们要认识好这个的问题，继续认真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批判和继承我们的传统，才能更好的总结过展望未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林黛玉和薛宝钗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唐太宗与魏征既是君臣，又是朋友。
没有唐太宗的贤明大度，就不会有魏征的忠直；而没有魏征的忠直，唐太宗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镜鉴。
二人相互衬托，相辅相成。
当初，魏征是唐太宗对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爱材之心，才使魏征有了发挥才干的平台。
他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谬误。
他为唐太宗讲解了“民可载舟，又可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治国道理，也常常犯颜直谏。
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藉可考的达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时竟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当然，皇帝也是人，有时唐太宗回宫后发火，声言恨不得杀了这个乡下佬，但他又不愧一代贤明君主，火气过后又为有这样忠谏之臣感到欣慰，就一次次原谅魏征的犯颜直谏。
以致在魏征死后，唐太宗极为伤感地对众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 详细的：86 86 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长孙仲，太宗以公主是皇后亲生，特别疼爱，敕令有关部门所给陪送比皇姑永嘉长公主多一倍。
魏徵劝谏说：“过去汉明帝想要分封皇子采邑，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
’均令分给楚王、淮阳王封地的一半。
如今公主的陪送，比长公主多一倍，岂不是与汉明帝的意思相差太远吗
”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对皇上说：“人们说您打算到南山，出外的行装都已准备完毕，竟没有出发，是什么缘故呢
”皇上笑着说：“当初实有这个意思，就是怕你嗔怪，所以中止了。
”皇上得一只好鹞鹰，亲自架在手臂上，老远看见魏征来了，赶紧藏在怀里，魏征奏禀公事，故意没完没了，结果鹞鹰死在皇上的怀中。
我想写一篇关于贾平凹的论文，是我们当代文学课程的作业，请问应该怎样构思，应注意什么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