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乐府·古风·歌行体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徐志平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什么叫古诗还有什么叫楚辞 什么叫乐府诗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学者所作的诗。
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
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
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
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
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
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
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编辑本段]古诗体，又称古风。
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
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
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
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
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
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
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
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
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编辑本段]古诗歌的常识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光霜乡是韵脚。
通常第三句不押韵，但也有不规则押韵的诗（如《望天门山》）。
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编辑本段]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名诗人、名句李白 （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将进酒》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布》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送友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秋浦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下独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发白帝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静夜思》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谥号“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忆江南》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唐代诗人，汉族，自号少陵野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春望》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绝句四首（其三）》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绝句二首（其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春夜喜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望岳》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孟浩然(689～740) ， 汉族。
本名浩，字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汉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王维（701－761），字摩诘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岑参（cén cān） (约715—770)唐代诗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贾岛 (779～843) 唐代诗人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
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
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
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身无彩蝶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杨万里（公元1127-1206年），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施扬 （
）著名文学家。
露珠湿沙壁，暮幽晓寂寂。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字务观，号放翁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唐婉 字蕙仙，生卒年月不详。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栏。
难
难
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
瞒
瞒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
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
李清照 （1084～约1155） 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词人。
“七句诗”大全都有哪些古诗
对于李白的诗才，毋庸置疑，只是不知道他连喝酒也这么令人称绝。
明月，且看《将进酒》把愁作乐，一销诗人肠下，即言人生得意须尽欢，便就是五花马千金裘甩之身后。
酒中溢满诗意，诗意里显露狂放，狂放中蕴藉人生境界。
假如李白来到现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或许，什么功名利禄在他经历了那一段人事沧桑后已不能把他左右，他依然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依然超于尘世之上，只要诗在，就能挑起整座精神自勉的山峰，只要酒在，什么忧愁也成欢乐。
但是李白忘了，忘了时代。
千年的岁月啊，改了容颜
就算现代的人能把他的诗倒背如流，却不一定认识他。
即使以诗为证，现场一作新的千古名篇，人们也不会为这绝代诗笔而承认，至多夸奖两句而已；弄不好，还有讽言相讥：空洞文采，过时了
至死，人们也不会相信：今世，真有李白。
埋没啊埋没，埋没的才华纵使偶然亮出光彩，李白也不在是昔日的李白。
诗死了，那么就以酒销这万古愁把，但愿长醉不复醒
只是可惜，若饮了那兑水的淡酒，又该如何结局
幸运的是李白并不能来到现代。
但是我们却能够回到古代啊，到那时我们又改怎样
其实，诗也好，文学也好，人生也好，我们应该走好自己的路，不要把古人的背影看的太高太大，可望而不可及。
文言文的文体分类状况怎样
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
文体分类就是把各种文章按照体裁方 面的特点加以分类。
对于文体进行分类，便于把握文章的特点，对阅读、分析文章或指导写作，都大有好处。
所以，鲁迅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
”从历史上看，文体分类是随着创作的增多而曰趋细密的。
三 国时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 四科，分类很粗略，特别是把大批的记叙文排斥在外了。
西晋人 陆机作《文赋》，将文章分为十体，比《论文》完备了一些。
南 朝梁眧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后代人称为《昭明文选》。
《文 选》不选经书、诸子、史书的文章。
《文选》采用当时流行的 “文、笔之辨”的理论，不选“笔”（没有文采的文章），只选 “文”（有文釆的文章），并将入选文章划分为三十八大类和许多 细目。
《文选》影响很大，但是它的分类缺乏逻辑性，划分标准 不一，而旦显然烦琐了一些。
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只重 视古文，将入选的古文作品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zhudn)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等十三类。
《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仍然缺乏逻辑性，内容、形式 交错，不是科学的分类。
文体分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法，详略取舍也各有差 异。
我们对古代文章进行分类，既要考虑文体本身内在形式、表 现手法等方面的特点，考虑文章的应用范围，又要考虑历史的因 素，如古代的分类方法影响深远，我们不得不全面照顾。
古代讲 述各类文体区别的著作，以明朝人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 的《文体明辨》最为完备。
《文章辨体》辨析了五十九类文体， 《文体明辨》辨析了一百二十七类文体。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主张首先将文言文文体，划分为六个 大类，再在各类中介绍细目，并将流行的古代文体名称归并于 其中。
文言文文体的六个大类是：古文类、韵文类、骈文类、韵散 夹杂类、戏曲、小说。
古文类、韵文类、骈文类是古代的正统文 章，韵散夹杂类、戏曲、小说，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古代 的正统学者，轻视戏曲、小说、说唱作品等通俗文学，实际上戏 曲、小说、说唱作品等通俗文学在古代作品中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大类：古文类。
古文，就是不讲究押韵、也不讲究对偶 的普通文言文。
经、史、子、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古文，一 般的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等都是古文。
《古文辞类 纂》所划分的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沼令、传状、碑 志、杂记等，都是结合应用范畴而给古文划分的细目。
这些细目 的作品，或侧重于议论抒情，或侧重于叙事说明。
(一）侧重于议论抒情的，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 序、沼令等。
“论辨”是论证或辨析事理的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
“奏议”是给君主陈述 事理的文章，如：晁错的《论贵粟疏》。
“序”，亦作“叙”， 作用是总括书的大义，大都放在一本书之前，也可以放在一本书 之后。
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许慎的《说文解字 叙》。
“跋”性质同序，但放在一本书之后，有时只是读后感。
“赠序”是从序演变而生的，是赠别的文章，如：韩愈《送董邵 南序》。
诏令是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汉武帝《轮台沼令》。
“书”是书信，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白居易《与元九书》。
“说”是论说，往往是就某件事情发表看法，如：柳宗元《捕蛇 者说》。
(二）侧重于叙事说明的，有传状、碑志、杂记等。
传状主要 是记叙人物，如：司马迁《史记•廉蔺列传》、柳宗元《段太尉 逸事状》。
有的传状是故事或寓言，如：李朝威的《柳毅传》、 马中锡的《中山狼传》。
“碑志”评述人物或事件的始末，大多 刻在碑上，如：柳宗元的《箕子碑》、《永州铁炉步志》。
“杂 记”，可以写景，可以记事，或记述感悟。
如：柳宗元的《小石 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写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文 章大多数是记事或记述感悟。
第二大类：韵文类。
韵文类，包括各种押韵的诗文，有诗 歌，还有其他韵文、通俗歌诀。
韵文类中的诗歌是大家较熟悉的 文体。
诗歌有不同的体裁，大体可分自由体诗和格律诗两种。
(一）自由体诗：古代的自由体诗，就是广义的古体诗，包括 一切不讲究句数、字数、平仄等格律的古代诗歌，狭义的古体诗 只包括七言古体诗、五言古体诗等。
本题使用广义古体诗的概 念。
广义古体诗包括：①《诗经》及起源于《诗经》的四言诗、 杂言诗。
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模仿《诗经》的四言诗。
②楚辞体诗。
楚辞体诗起源于楚国民歌，它有一个突出的“兮” 字作标志，或一句或两句就有一个“兮”字，内容与手法多浪漫 色彩。
代表作品是屈原的《离骚》《九歌》等。
③辞赋起源于 楚辞，喜欢铺陈夸张，以四字句为主，虽然讲究押韵，但句式自 由，可以夹杂散文句式，实际上是近乎散文的诗。
如：汉武帝的 《秋风辞》、陶潜的《归去来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粲 的《登楼赋》、杜牧的《阿房宫赋》。
④乐府诗。
乐府诗流行于 汉朝、魏晋南北朝民间。
如：汉朝的《十五从军征》，南北朝的 《木兰辞》等。
⑤狭义的古体诗，包括五言古体诗和七言古体 诗。
如：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蔡文姬的《悲愤诗》、曹植的 《七步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 百字》等，都是著名的五言古体诗；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李白的《将进酒》、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 的《山石》等，都是著名的七言古体诗。
(二）格律诗。
格律诗是讲究句数、字数、平仄等格律的古代 诗歌。
包括：①近体诗，起源于南朝，成熟于唐代。
产生较 迟，故名近体。
四句的称为绝句，要讲平仄；八句或八句以上的 称为律诗（八句以上叫“排律”），要讲平仄和对偶。
如：王之涣 《登鹳雀楼》是五言绝句，李白《望庐山瀑布》是七言绝句，王 维《终南山》是五言律诗，李商隐《锦瑟》是七言律诗，杜甫《风 疾舟中伏枕书怀》是排律。
②词。
词是孕育于隋末唐初而成型 于中唐、繁盛于两宋的一种新诗体。
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 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③曲。
包括小令 和套数。
小令是一支曲子，套数由同调的多支曲子组成。
每支 曲子就是一首短诗。
如：相传马致远所作的小令《天净沙•秋 思》，睢景臣的套数《般涉调哨遍•汉高袓还乡》。
作为文体名称的“词”和“曲”，都是指受近体诗影响而又不同于近体诗的 诗歌体裁。
近体诗句式整齐，“词”和“曲”，都起源于民间的 歌曲唱词，大多数是句式参差的长短句。
“词”和“曲”都跟音 乐密切相关，刘熙载《艺概》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
“词”和“曲”的出现，是汉语发展变化的产物。
曲可加衬字， 用语也比词更通俗。
曲，有“北曲”和“南曲”的分别。
“北 曲”起源于元朝的北方歌曲，而旦盛行于元朝，故称“元曲”。
“南曲”，起源于元朝的南方歌曲，盛行于明朝。
(三） 其他韵文。
如：以规劝、告诫为目的的“箴”，以自警 为目的“铭”，都是一种韵文。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古老 的《虞箴》、刘禹锡的《陋室铭》，都是著名的箴铭。
《古文辞 类纂》所划分的“颂赞”、“碑志”、“哀祭”类作品，有的是一 般古文，有的是韵文。
“颂赞”是歌颂、赞扬别人，“碑志”是 评述朝廷的文治武功或死者的业绩，“哀祭”是哀吊死者。
(四） 通俗歌诀。
歌诀是一种押韵的应用文，是为了便于学习 者的诵读和记忆而编写的知识读物。
如：儿童识字和启蒙课本《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中医入门读物《医学三字 经》、《药性赋》等。
第三大类：骈文类。
骈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又称 “骈俪文”、“四六文”。
“骈”的本义是两匹马并列在一起驾 一辆车，“俩”字的本义是配偶，它们的引申意义都是成双成 对。
骈文的基本特点是讲究通篇对仗，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在句式方面，通篇的句子都两两相对，又以四字句、六字句为 主；二是在音韵方面，对偶的上句（出句）和下句（对句），要求平 仄相反；三是在修辞方面，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
如 《滕王阁序》的一段文章：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俨骖腓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
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鹤汀凫渚，穷岛屿 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 盈视，川泽盱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 雀黄龙之轴。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 之浦。
汉语具有句法灵活、容易排比对偶的特点。
文章家们就利用 汉语的这种特点，把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发展为骈文这种文章体 裁。
骈文滥觞于汉魏而盛行于南北朝。
当时，正是中国音韵学 兴起的时代，所以，骈文除了讲究语句对偶外，还讲究音韵铿 锵、平仄协调，又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
唐朝古文兴起 后，句子成对的“骈文”踉散句单行的“古文”，形成相互对立 的局面。
骈文的细目跟古文相同。
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 等都可以写成骈文。
《古文辞类纂》所划分的论辨、序跋、奏 议、书说、赠序、沼令、传状、碑志、杂记等各类文章，都可以写 成骈文。
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几十篇议论文，都是骈文。
特别是移檄（声讨、揭露对方的文体）、哀祭类的文章，更是经常 写为骈文。
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 檄》、李华《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等。
第四大类：韵散夹杂类。
韵散夹杂的文章，是一种由散文和 韵文交错组成的文体。
这种文体，首先来源于佛经的翻译，接着 出现了又说又唱的“变文”。
早期“变文”是宣讲佛教故事，后 来也出现了讲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的“变文”，如：《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
变文直接孕育了 “诸宫调”、“鼓 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孕育了戏曲，也间接孕育了小说。
戏曲既有唱的部分(韵文），又有说白部分（散文）。
小说也往往穿 插韵文。
第五大类：戏曲。
中国最早的成型的戏剧，大概是唐朝的 “参军戏”，宋朝的“南戏”。
中国古典戏剧成熟于元朝。
中国 古典戏剧大都是歌舞剧，既有韵文部分，又有散文部分。
韵文部 分叫“曲”（唱词），是古典诗歌，属于文言文范畴；散文部分叫 “白”（说白、对话），基本是白话文范畴。
元朝盛行的戏曲叫作 “杂剧”，每折戏的唱词都用“北曲”。
明朝、清朝盛行的戏曲 叫作“传奇”，每出戏的唱词都用“南曲”。
如：元朝王实甫的 杂剧《西厢记》、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明朝汤显袓传奇《牡 丹亭》、清朝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
清朝中叶兴起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也大都是“唱”、“做”（舞 蹈化的动作及表情等）、“念”（独白和对话）、“打”（武打动作） 四类基本功紧密结合的歌舞剧。
古典戏剧着重“曲”，故称“戏 曲”。
话剧则是从西方引进的品种。
第六大类：小说。
古代小说有文言文小说和白话文小说两 类。
文言文小说有六朝志怪、唐宋传奇等，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具有集大成的地位。
白话文小说有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 长篇章回小说等。
以上分类照顾了今天的概念，又照顾了古代的习惯名称与写 作实际，便于读文言文时参考。
但是，应该说明两点：第一，一 种文体是不断变化的，切不可死守着分类。
如：“赋”就有四个 发展阶段，汉赋（又称古赋、辞赋)是韵文散文夹杂的（以押韵为 主）；六朝的骈赋则很讲究对偶，介于古赋与骈文之间；唐代的律赋则完全押韵；古文运动后的文赋则句式参差、押韵随便，与散 文接近。
今天，有人写的白话散文也有叫“赋”的（如：《荼花 赋》《珍珠赋》），甚至完全不押韵，那就不是古代的“赋”的概 念了。
第二，各种文体之间是互相渗透和贯通的，即使是古文、 韵文、骈文三大类之间，也无绝对界限。
就某种文体看，如“墓 志铭”，前面的“志”是散文，后面的“铭”是韵文。
又如“祭 文”，既可以是韵文，如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但也可以是 古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
就单篇文章看，如《岳阳楼 记》是古文中的名篇，但它大量使用四字句，讲究对仗，又往往 押韵，明显地夹杂有骈文和韵文（赋）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