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问题1500字文章分析
在当今中国，我们还无法从报纸和官方的媒介上看到有关中国贵族的词汇，但是在全社会，这应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且我们要在这个贵族前面加上中国的修饰语，并不仅仅限定讨论中国的这个阶层，更如“中国特色”这个词汇一样，只因为中国贵族成长史，其特点和其他国家现存贵族有很大不同。
贵族不是仅仅拥有财富， 拥有财富者可以称的上富人，瞬间的利用机会发迹者在中国被称为暴发户，那都称不上贵族。
一代出一个富人，三代才培养出一个贵族。
贵族是从出生就含着金勺子，从出生到儿童，少年，都是在十分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享受了其他同龄人没有享受到的医疗，保健，度假和教育的一个有很多特点的群体。
中国式的贵族具有这些基本特征，也有些同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从本质上，从1949年开始，除了香港，台湾，澳门和一些红色资本家的家族以外，贵族和豪门确实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
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决定的。
但是，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潜在的庞大的贵族群体实际上已经悄然形成。
就如中国几千年历次改朝换代一样，皇亲国戚和其族裔实际上已经成了潜在的红色贵族。
显然，在中国，也只有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是真正的贵族。
然而，在毛的时代，尽管他们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借着父亲祖父之特权而有特别的享受，但是还没有到了日费斗金，挥洒自如的程度，这又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规则决定的。
然后在中国开放后，这个群体开始真正利用父辈的光芒和力量，建立起庞大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和普通群体所能想象和维系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关系网中呼风唤雨，高额交易，官位易主，总之，基本可以做到“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了。
如果把这个群体我们称为中国最高层的贵族的话，那么中国还有一些新贵。
这些新贵是各级现任高官的子女，他们和最高层贵族相比，少了点小时候的培养，多了点后来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健在并且在掌权。
在这个中国社会阶层的次高层的中国新贵中，还包括一些巨富的大商人。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就不算了，他们是个过渡群体，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有限，除了吸引了一下全国人民的眼球，遭到大家的红眼和瞬间的羡慕外，他们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对政治和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接近于零，他们倒是落了一个没文化，粗俗不堪的“大款”的称号很多人的鄙视。
后来者显然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也确实显出了更大的力量，更强的修养，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组成了第二次新贵的浪潮，尽管一些人倒下去，破产了，但是很多维系下来，维系下来的开始尝试做红顶商人，他们再次发现了在中国千古不变的定律，官本位的文化和权力之重。
他们间接或者直接与中国的红色贵族建立起关系，或者干脆与新的各级执政者建立起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不是在桌面上的，几乎都是隐蔽的，悄然的，不动声色的。
但是不论如何，第二批新贵依然是从产业做起，逐步走向融资，壮大，上市这样一个过程。
第三批要成新贵的识时务者出现了，他们的手笔更大，他们已经厌倦了从小作坊开始的直接披星戴月的劳作，把公司做大，市场的弱肉强食和求贵心切让他们想一步登天，于是股份成了一个最好的突破点，上市不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必然过程，而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但是毕竟法律在那里，框架在那里，于是幕后操作成了主要的过程。
国有公司的老板也通过上市，用各种只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和老百姓解释出道理的办法把几十年的千百万工人劳动创造出的国有资产直接席卷到自己手中。
这批人是胆子最大，富的最快的一批人。
人们常说，中国穷人仇富是不对的。
仇贵就更不对。
他们是精英，应该得到尊重，我认为这话并没有错。
实际上，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不会仇视科学界富起来的袁隆平，体育界的姚明刘翔郭晶晶，文艺界的歌星演员，因为尽管很多体育精英如当年的穆铁柱，文艺精英如当年的郭兰英没有赚到如此多的钱，但是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开放，需求的变化，国门的打开，市场的调节，使得这些人成为新贵。
大部分中国人也并不仇视那些真正靠自己的辛劳，汗水，科技和力量打拼出来的青年的楷模企业家，甚至对他们心存敬意，即使他们的起家历史也并不那么干净。
只是因为“劳动创造财富，辛苦换来成功”还是全体劳动者和善良的有良知民众的共识。
如《黑领和白领》一文中所说，“中国真正的财富拥有者是黑领，而不是白领”。
在中国，这些企业家也好，创业者也好，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拥有者，他们更多人，依然会是昙花一现的梦幻。
在中国最高层的企业家和最高管理者白领阶层里，实际上又分成很多层次。
这个层次的有识之士已经有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一边努力参与政治，影响政坛，推动私有财产保护法，一方面做两手准备，随时准备撤退。
这个阶层另有些人人已经开始头脑发热，他们努力发展事业，发展公司，平日高谈精英政治（自然觉得自己就是将来和目前的精英之一），觉得自己和红色贵族可以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头，这些人觉得虽然目前体制还不健全，但中国将来必定会走向欧美体制；这个阶层层次最低的一些人当然是得过且过，只管闷声发大财，他们不理政治，赚钱高兴，赔钱伤心，休妻纳妾，声色犬马，恨不能把几代没有享受到的在他这一代完成。
白领阶层其他层本质都是贫寒者，他们包括各级中小层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他们的工资貌似很高，出入称总，甚至配备秘书，办公环境良好，在农民工看起来，他们是地道的有钱人，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经济的捉襟见肘，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希望实现发达国家富人贵族的生活，他们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他们尽管在生活消费等很多方面表现也很豪华和阔绰，但是他们的迷梦不断被房价的高涨，政策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恶化所影响，他们的情绪也随之波动。
本质上，中国不存在国家公务员，公务员可以划分为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官吏和混日子过的小杂役。
大官吏是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直接进入权利核心的贵族和黑领阶层，中下层官吏和高层白领阶层进行一定的交易，也可以算作高级白领阶层。
小杂役的公务员除了可以靠点报销，蹭饭，梦想继续在权力位置上爬，已经别无特别的好处。
在大城市，一线二线城市的最下层白领之下，在城市，就是中国庞大的普通劳动者群体，他们包括各个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个体商贩，小作坊主，很贫寒的在职和失业的工人群体。
他们的生活清贫，寄托希望于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他们的生活勤俭，他们遵纪守法，他们期盼中国的美好未来，他们捐款灾区，他们支持国家度过难关，然后，很多时候，他们等来的是孤寂和无望。
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可以基本维持温饱，他们更关注的是教育，水电和菜篮子。
他们住在三线城市的老房子里，大城市高涨的房价对他们影响不大。
在中国的最下层，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一个是中国最贫寒的阶层，煤矿工人和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和无数在家乡种菜，种粮食的农民。
在前者中这些人很多都是过去中国的农民，失去工厂买断的工人，他们走出了乡村，到各个几乎没有安全保证的矿场，煤窑工作，他们期盼每日能解决基本的温饱，能有一点点余钱，他们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长夜矿下工作，他们听不懂经济学家的高论，只是知道对他们有好处的政策不多，他们听不懂“专家”的高论，只是知道他们又研究了不允许娃娃出生了等等高论，他们不会仰望星空，也不会眼含泪水的高喊爱国，但是他们是受到教育最少，遇到的不公很多，控诉无门的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们寄托希望于孩子读书，但是学费和生活费用艰难，就算国家高喊义务教育，地方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希望孩子当兵，但是贿赂公行，他们无力提供，他们对一个高官对他们的一个微笑，一个亲切，一个承诺，都会感动的泪流满面，不论是否会被执行。
他们执着，他们期盼，他们每天在为这个国家创造着最多的财富。
他们被称呼为中国人民，被称为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他们很难享受一个生灵，一个平等的地球人的该拥有的基本权利。
作为人民，他们无比强大，作为个体的人，他们无比虚弱。
关于中国民歌的论文
一、民歌的起源和发展 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
民歌，即民间歌谣，属于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
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音乐，唱出了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
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
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
《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
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
《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
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
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
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
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
”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
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
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
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
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
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
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
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
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
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
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
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
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辑本段]二、民歌的分类和特点 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量是相当多的。
至于目前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汉族的除厂民谣、儿歌、四句头山歌和各种劳动号子之外，还有“信天游”、“爬山歌”、“赶五句”以及“四季歌”、“五更调”、“十二月”。
“十枝花”、“盘歌”等备具特色的多种样式。
至于像藏族的“鲁”、“协”，壮族的“欢”，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布依族的“笔管歌”，瑶族的“香哩歌”等，都各具独特的形式。
就风格而言，苗歌瑶歌古朴浑厚，藏歌傣歌光丽优美。
蒙古族民歌健朗悠扬，鄂伦春族民歌则粗犷有力。
同是“花儿”，保安族和东乡族的韵味不同，宁夏和青海的也各有异。
同是汉族民歌，北方的以豪放见长，南方的则比较委婉。
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民歌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生活歌。
1、劳动歌，劳动歌包括各种号子、夯歌、田歌、矿工歌、伐木歌、搬运歌、采茶歌等所有直接反映劳动生活或协调劳动节奏的民歌。
它是一种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起来的民间欧谣。
它伴随着劳动节奏歌唱，与劳动行为相结合，具有协调动作、指挥劳动、鼓舞情绪等特殊功能。
在民歌中，劳动歌产生的最早。
鲁迅先生认为：我们不会说话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劳得特别吃力的时候，懂得唱唱歌谣，来减轻肌肉的疲乏，来鼓舞工作的热忱，来集中注意力……。
民歌，不是有闲阶级的士大夫或骚人墨客，坐在屋里的无病呻吟，它是一切体力劳动者的血汗搅着泪汗的结晶和升华，所以农民们有秧歌，打渔的有渔歌，采茶的有茶歌，牧人有牧歌等。
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常常发出前呼后应的呼喊。
这些伴随着劳动重复出现的、有强烈节奏和简单声音的呼喊，就是萌芽状态的民歌——早溯的劳动歌。
这种古老的劳动歌，历代相传，不断创新，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劳动歌。
在劳动中，到处都有劳动歌：搬运劳动中有装卸号子、板车号子；水上劳动中有行册号子、捕鱼号子，建筑劳动中有打夯号子、代木号子等。
这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古往今来的一切体力劳动中，都有符合它那劳动节奏和特点的劳动歌，只有大机器所到之处，劳动歌才愈来愈多地被它那轰轰隆隆的吼声所代替。
早期的劳动歌调子比较固定，歌词比较单一，有的则只是咳嗬、哎嗨的呼呐声，在劳动中起着号令的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劳动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呼喊号令，而且还描写劳动的过程，表现与劳动者的思想感情相关的生活情态和风俗特征。
呼喊号令式的劳动歌的特点是：歌声与劳动节拍和谐一致。
它的内容主要是靠劳动的呼声组成，在一领众和的形式下，加入少量指挥劳动和鼓舞情绪的伺句。
如《上滩号子》，节奏极为短促，几乎全由“咳
咳
咳
咳
”的呼语组成，表现了在紧要关头，船工们和激流险滩搏斗的紧张气氛。
抒情式的劳动歌，歌词比较长一些，其内容都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劳动的呼声在其中起着点缀节拍的作用。
如反映劳动人民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态度，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人民对劳动是积极热情的，唱出了“神农皇帝也是种田人”，充分显示了农民的自豪感和乐观主义情感。
但是，在贫富悬殊的旧社会，倍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对剥削者的反抗情绪。
如《十二月长工》、《十二月采茶》等歌中，都反映了劳动人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生活情景，发出了“你享福来我受穷，这种世道要改变”的呼声。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劳动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它那强烈的节奏感。
每一首劳动歌都有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节奏，它是凝集了生活中的劳动节奏而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从事紧张而又高强度的劳动时，动作强烈，呼吸短促，劳动气氛浓烈，这时唱出的劳动歌必然节奏鲜明急促、强音不断、顿挫有力，给人以集体力量的雄壮和劳动创造世界的有力的感染。
在体力劳动比较轻，或间歇时间长的劳动中、劳动歌的速度比较柔缓，节奏感较弱，音乐上的变化比较丰富，结人以优美的旋律感。
2、时政歌，时政歌是人民有感于切身的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
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某些政治事变、政治措施、政治人物，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和态度，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理想和为此理想而斗争的精神。
劳动人民从不无病呻吟。
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经济上受到重重的压迫，政治上受到残酷的剥削。
他们不满于现状，于是就把自己对当时的政治见解，用形象的语言编成歌谣，借以表达对统治者的愤懑和抗议。
汉末董卓专权，人民不堪其苦，唱出了“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当人民无法抑制胸中的不平和愤怒时，就会喷涌出控诉之歌，甚至连者天爷也在控诉之列。
劳动人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当他们忍无可忍，就要揭竿而起，进行反抗。
”想着想着心不甘，一心要去上梁山，学会一身好武艺，来挖老板黑心肝。
”这类反映农民起义的歌谣，是传统歌谣中政治色彩最浓、斗争住最强的部分。
我国秦代末年第一次农民起义时，就产生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歌谣。
毛译东同志指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反映农民起义的时政歌，正是历代劳动人民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中的真实写照。
颂歌是解放后新时政歌的主流，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欣喜若狂，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等歌谣大量产生。
时政歌以民谣居多。
它一般篇幅短小，句数和字数都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式。
鲜明性是其主要特点。
如“骑虎不怕虎上山，骑龙不怕龙下滩，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心也甘”，语言坚定有力，毫无矫饰晦涩之处。
3、仪式歌，仪式歌是伴随着民间礼俗和祀典等仪式而唱的歌。
它产生于人们对自然力的威力尚不认识而对语言的力量又很崇拜的时候，即幻想用语言去打动神灵，用以祈福、免灾。
仪式歌就其仪式应用的情况来看，可以分为诀术歌，节令歌、礼俗歌和把典歌四种。
诀术歌是巫婆、神汉进行巫术活动时唱的歌，如“天灵灵。
地灵灵……”之类，也包括用以医病的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
节令歌是对某种节日或对时令描述的歌，它常与舞蹈和游艺相结合。
如壮族春节舞春牛时唱的《春牛歌》，主要内容是歌唱农事生产、人畜太平等。
礼俗歌经常被用于男婚女嫁、贺生送葬、新屋落成、迎宾待客等场合。
如《哭嫁歌》、《妈妈的女儿》等。
把典歌是在重大的庆典时吟唱的祈祷性的民歌，它根据祭祀和庆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如播种祭、收获祭、颂租祭、招魂祭等。
人死了，也有丧歌，以表示生者对死者的哀思。
4、情歌，情歌是广大人民爱情生活的反映。
它主要抒发男女青年由于相爱而激发出来的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
它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纯朴健康的恋爱观和审美情操。
有的情歌也表现了对封建札教的蔑视和反抗。
有相当数量的表现青年男女互相爱慕之情的歌，如“妹是桂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困转，花逢蜜蜂朵朵开”。
这优美抒情的描写，充分表达了他们热烈相求、亲密相爱的情意。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生计所迫或天灾人祸，拆散了多少对情人，把他们抛人生离死别的痛苦深渊，产生了大量的倾诉离别思念之苦的民歌。
如大理白族情歌所唱的“大理坝子弯又弯，妹在海来哥在山；苍山洱海两相隔，想见不能见”。
旧中国，封建礼教摧残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爱情悲剧，但坚贞不渝的爱情和精神却世世代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人们用歌声表示了誓死相爱、决不屈服的决心和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意志。
土地革命以后产生的新情歌，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受慕之情的表白，而是把个人的爱情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
送郎当红军的歌，就是证明，如“红军哥哥人人爱，当兵就要当红军”等。
情歌，在艺术手法上的运用极为丰富，而比较突出的有比兴、双关，重复，如一百蒙古族情歌唱道：“震动山峰的，是黑马的四只蹄；扰乱人心的，是韩蜜香的两只眼睛。
”用马蹄嗒嗒震动山峰比喻少女美丽的眼睛扰乱人心，充分体现了比兴的艺术魅力。
双关在情歌中也运用了不少。
如“街头铜锣声声打，打着中心响嘡嘡。
”锣声的“响嘡嘡”只是表面，姑娘心中的“想郎郎”才是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这种手法使真挚、热烈的感情含蓄地表现出来，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和深思。
重复的表现手法，把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接二连三地使用，给人以情意婉转、回肠荡气的感觉。
一首贵州情歌唱道：“哪个认得妹要来，请人挑水去洗街；请人挑水去洗路，洗条大路等妹来。
”运用重复的手法，把殷切盼望情人的心情深刻地表达出来。
5、儿歌，儿歌是以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井流传于儿童中间的一种口头短歌。
儿歌的内容丰富多彩。
大体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和绕口令。
游戏儿歌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歌谣。
当婴儿还在襁褓中，就听过母亲温存的歌声，如《催眠曲》、《摇篮曲》。
孩子们渐渐长大了，便学会一支支游戏儿歌。
这种儿歌能丰富孩子们游戏的内容，增添孩子们的兴趣，如《拉大锯》。
儿童踢毽子、跳皮筋、捉迷藏等，都有与之相配合的游戏儿歌。
这种歌，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唱起来倍感亲切、有趣，大大增加了游戏时的趣味。
教诲儿歌侧重对儿童的教育作用。
它不但能丰富孩子们的知识，启发他们的智慧和想象，而且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习惯，成为教育孩子的重要工具之一。
如“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觉留一个。
” 绕口令，由于它读起来绕口，颇受孩子们的欢迎。
如“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
孩子们往往由于念错而哈哈大笑。
儿歌在形体上一般都比较短小，没有固定的形式。
在语言上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节奏鲜明，最适宜儿童唱诵。
6、生活歌，生活歌的范围相当广泛。
我们所说的生活歌只取它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反映人民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歌。
如反映社会生活不公平，不合理的歌：“编凉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死路旁。
”字里行间，透露了劳动人民对这种生活的不平。
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及宗法观念给广大劳动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她们从生到死都得不到与男子一样平等的待遇。
“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人民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事物，人们总是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抒发内心的情感，《十送红军》就是优秀的抒情之作。
它触景生情，寓情于景地抒发人民与红军的血肉感情。
人们借物抒情，使情景交融，形式优美，实是民歌中的珍品。
生活歌在表现手法上，大量地运用对比手法。
人类生活中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对立的统一，美与丑、善与恶、痛苦与欢乐，革命与反动、剥削与被剥削等，通过鲜明、生动的对比，表达歌者的思想和感情。
民歌在千百年的人世沧桑变化中，也在不停地变化、发展，至今已形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在浩如烟海的民歌之林，我们只能采撷其中的几朵小花，奉献给大家。
[编辑本段]三、中国民歌的发展轨迹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
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
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
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
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
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
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
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有关古代的民歌，实际音响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见到一些。
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就是有了记谱法以后，劳动人民也不用它。
宜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几首民歌。
全面、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
从历史上看民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时词以及明、清时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种民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五百年间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它的鲜明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
在形式与语言的整齐划一上，不难看出这是经过选择、加工整理过的。
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另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辞》，这是一部在长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础上经过伟大诗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词集。
它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它开始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诗经》的四言体民歌发展成一种句式自由，韵脚多变的“骚”体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里，汉《乐府》民歌实际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汇合。
这时已经有了故事歌，如《孔雀东南飞》、《本兰从军》等故事歌，其内容大多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下的家庭悲剧。
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家喻户晓。
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为戏曲的著名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
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文字部分经过整理，而且在音乐方面得到当时汉代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丝竹乐器伴奏，称之为相和歌。
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内容之丰富，表现力之强烈，已相当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原始时代。
在原始时代音乐文化无专业可言，到奴隶社会，奴隶主有了专为他们享乐的乐奴，才开始有了分化。
真正划分为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两个范畴还是到了封建社会，有了专为帝王、贵族的祭祀、仪礼、宴会、娱乐等演奏、演唱的人员，尤其是有了记谱法与专业作曲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文野界限。
在我国从汉代逐浙有了专业与民间音乐之分，汉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民歌集了。
早期民歌的音调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难确认，但是如今流传在湖北秭归县纪念屈原的划龙船歌（包括《起桨》、《游江》、《竞渡》）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摇橹号》、《拉纤号》等）的音调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吧
也许就是千古遗音。
从汉代到隋、唐当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在历史上这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歌明显的分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与北朝民歌（北方民歌）两大部分。
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
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
这种南北民歌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现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
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
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
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
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
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
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
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
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
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
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
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
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
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五十几种民歌曲牌。
其中有一些一直为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
20世纪以来，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歌达到了高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广大农、牧民的觉醒，民歌得到了振兴。
这个时期民歌的显著标志是，大量的内地新民歌向东部沿海地区传播，部分边疆兄弟民族的民歌也向中原地区传播，反映人民革命和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题材的新民歌，空前繁荣。
此外，如争取婚姻自由、勇女平等、反对烟毒的民歌也为数不少。
五四前后，李家瑞编《北平俗曲集》问世，已经有了民歌的曲谱记录。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在延安兴起的向民间音乐学习的运动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现代音乐史新的一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才真正得到尊重，中国民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春笋般的大量涌现出来，不但题材新颖，而旦音乐格调更加活发、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合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各个民族以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不少民族甚至尚无文字，民歌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都保留着“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
相比之下，汉族由于戏曲、说唱的迅猛发展，民歌演唱活动不如兄弟民族活跃，沿海不如内陆地区传唱的民歌多。
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一个显著特征。
四、中国民歌的分布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
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读《胡雪岩》有感
经商要学胡雪岩 生意人的范本 经世致用的处世运筹学 中国财经小说经典著作 从商必读经典名作运筹学 古有先秦陶朱公，近有晚清胡雪岩。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堪与中国古代商圣陶朱公范蠡相媲美，后人誉之为亚商圣。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银行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人；第一个获清廷特赐二品顶戴、赏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的殊荣。
胡光墉（1823～1885），安徽绩溪人，因在杭州经商，寄居杭州，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
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
并开办胡庆馀堂中药店。
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
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
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
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
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
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
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
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
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
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
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
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
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
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
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
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
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
接着，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
光墉遣散姬妾仆从，姬妾仆从宁死都不离开胡雪岩， 显赫一时的一代豪商胡雪岩，终于一贫如洗。
他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没能给后人留下基业与向往。
倒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虽然钦差大人文煜为了保存这座国药国库，帮助胡雪岩接管胡庆馀堂。
善良的百姓，至今仍记得他姓胡，并因胡庆馀堂而传颂着胡雪岩的名字. 清末时讲，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奎。
我个人认为目前胡雪岩应该是中国商人的偶像。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官商，同时，令人佩服的是他黑白通吃。
在当今中国政府的力量是无穷的，权限极大，所以企业要做大，必须找到这个靠山。
胡雪岩的个人魅力更是了得，他虽然有那么多的老婆，但是他的家庭关系处理的非常好，而且不同时期不同的老婆都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缺乏信用契约的前提下，有老婆相助（相对稳固的夫妻契约）更是如虎添翼
大盛奎是做边境贸易的，在当时封闭的中国，走私肯定获利不菲，所以在今天开放的环境下应该说没有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国外的环境和中国相去甚远，在中国做生意还是要研究国学，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人际关系，信用制度，胡雪岩作为中国商人的偶像当之无愧
胡雪岩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
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一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这里且只分析他的人道。
胡雪岩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
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
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幼时家境贫寒。
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
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
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
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
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
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
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
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
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
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 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
此番进兵浙江，粮饱短缺等间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
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
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
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碱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
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
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
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
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
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
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
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胡庆馀堂在1880年时，资本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之称。
而胡雪岩，胡庆馀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
这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除了创办胡庆馀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
正所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
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
胡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
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贴贴，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
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 值得的。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
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虽然，我们常常把 奸字与 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
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 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
他开设钱塘江义渡。
方便了上八府与 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
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
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古语有云:福分，祸所伏也。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
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二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就是这样一位己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
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
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 牺牲品，成为李鸿章 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
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己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
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
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当然，他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胡雪岩商训，是“天”、“地”、“人”，内容即为：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胡雪岩的启示 出 版 社：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曾仕强 主讲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个传奇人物，《百家讲坛》栏目此次讲胡雪岩，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因为胡雪岩死后被抄家，留下的资料很少。
但是关于胡雪岩的传奇故事，却在民间口口相传，流传甚广。
胡雪岩出身贫寒，却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巨商富贾；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
然而，富可敌国的胡雪岩，最终却是倾家荡产，刚刚62岁就郁郁而终。
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为什么还记得胡雪岩
因为他创办的胡庆馀堂还在，因为他修建的大宅子还在，更因为他传奇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思考。
胡雪岩的一生，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
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失败的教训又在哪里
《百家讲坛》特别邀请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仁强教授为我们讲述：胡雪岩的启示
胡雪岩读后感
有一对父子艰辛地赶着骆驼穿行于无边的沙漠之中，他们要把货物运一沙漠的那一端出售，然后再将那里特有的物品带回卖掉。
炎炎烈日，漫漫黄沙，两人走得辛苦至极。
望向没有尽头的地方，少年抱怨说：“这该死的沙漠，要是再小些就好了!”父亲也望着远方，微笑着说：“我倒是希望这沙漠能再大些!”少年很是不解，以为父亲被太阳晒得头晕了，父亲却说：“你想想，如果这沙漠再大些，那么来回运货的人就会大量减少，而我们的货物价钱就会更高，每往返一次就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少年闻言，如梦初醒，再看沙漠的无涯，竟有了几分亲切。
而此刻的他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挫折并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甚至是恩人，这个少年，日后成为名闻天下的红顶商人，他就是胡雪岩。
挫折、磨难，并不是人生的低谷，而是一个走向更高、更远的契机，但是，要想实现梦想，你必须要有战胜挫折的意志，正所谓有志者，自有千计万计，无志者，(www.)只感千难万难，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纵然路有荆棘，途遇坎坷，我们也要勇往直前，即使太行雪拥，蜀道艰难，我们也要直挂云帆，天道酬勤是我们的信念，永不言弃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铁杵磨成针”的毅力，抒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辉煌，只要珠峰有顶，攀岩者的足迹就能踏上峰顶，只要大海有也，无畏者的歌声就能洒向彼岸。
有谁知道,双双表妹现在的情况???
姓名：倪虹洁 NiHongJie 出生日期：1978年6月9日 出生地点：江苏常熟 星座：双子座 身高：166厘米 体重：93斤 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在读） 嗜好：看到有毛的小动物就想伸手摸 喜爱的运动：骑马、打羽毛球、跳舞 喜爱的季节：春、秋 喜爱的食品：辣辣的 健康秘诀：常笑 奖项：因婷美内衣广告被评为“全国十大广告明星”之一 影视作品： 非常浪漫 Double Dating (2003-1-1) 《武林外传》饰祝无双 没有背景，没有家世，父母是知青，下乡后一直扎根常熟，倪虹洁一岁回到上海，跟随奶奶姑姑一起生活。
倪虹洁走上广告之路，也是“纯属巧合”：“1997年底，我上高二，同学拍矿泉水广告，缺一个群众演员，非拉我去。
”那次拍摄，倪虹洁在冬天里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春季套装，从上午10点一直拍到晚上12点，事后，倪虹洁挨了姑妈一顿训斥，这段经历，使她对记者表示：“那时，我真不喜欢这个行业。
” 第一次广告经历，倪虹洁是群众演员，总共露脸一次，收入400元，其中200元还是照顾她多给的。
不过，这次尝试也开启了她的事业之门：“当时，群众演员其实不用化妆，但那个化妆的老师对我特别好，她给我做了造型，还带我去见导演，后来，摄影师给我拍了一张剧照，挂在那家广告公司。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养生堂就因为这张照片选中我做了‘朵而’胶囊的女主角。
”说到片酬，倪虹洁爽朗地说：“就是1500元。
当时我根本没跟他们谈价钱，也没有挣钱的概念。
后来，陪我去的同学一直说不会吧，不会吧，这么少。
这样，他们才又加了500元。
” 高中毕业，她去了一家部队办的宾馆做公关销售，一年之后，她报名参加高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
1999年，婷美找到倪虹洁，这次，倪虹洁的身价长了不少，她却只肯笑着说“很多”。
婷美，使倪虹洁成了广告明星，给她带来了机会。
2001年，倪虹洁开始涉足电视圈。
记者与她聊天，发现不好意思拒绝是她拍广告的初衷，拍广告、拍戏不会谈条件是她的特点，虽然学的是经济，这个女孩却实在大大咧咧的可爱。
附:该网站有图片倪虹洁主演首部无线音乐青春言情剧青春音乐言情剧《当雪花爱上梅花》昨日在北京举行了开机发布会。
《武林外传》中祝无双的扮演者倪虹洁将饰演女一号，著名音乐人周亚平将担任本剧制片人，导演及编剧则由鸟人公司旗下著名音乐制作人牛朝阳担任。
本剧以竞争激烈的流行歌坛以及最为新锐的手机彩铃下载行业为背景，用大量优美的流行歌曲贯穿并推动全剧，演绎了一段情节曲折、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可以算作一部“超长版的MV”。
《当雪花爱上梅花》的“女一号”由《武林外传》里的“祝无双”、“婷美小姐”倪虹洁担纲。
倪虹洁凭借着当年“婷美”广告的清纯健康的外形迅速走红，随后她出演了《玫瑰绽放的年代》、《长恨歌》、《红顶商人胡雪岩》等多部屡创收视新高的剧集，知名度可谓节节攀升。
最近热播的《武林外传》又使得她扮演的“祝无双”家喻户晓。
此次主演这样一部“概念型”的无线音乐电视剧她是第一次。
这位来自江苏的“无双女侠”能否再次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再次掀起收视热潮，我们翘首以待。
作为国内著名的唱片公司，鸟人艺术在业界始终以“敢为天下先”而著称，并且每每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继与广东卫视合作推出大型娱乐节目“天使明星汇”之后，再次以“无线音乐青春言情剧”这样一个新的形式向影视领域进军，充分展示了鸟人艺术在成功融资以后全方位开拓业务的实力与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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