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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
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
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
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
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
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
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
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
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
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
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
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
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
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
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
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
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
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
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
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
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
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
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
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
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
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
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
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
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
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
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
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
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
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
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
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
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
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
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
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
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
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
”[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
”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
[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
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
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
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
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
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
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
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
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
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
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
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
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
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
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
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
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
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
事实胜于雄辩。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
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
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
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
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
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
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
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
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
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
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
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
真理是具体的。
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
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
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
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
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
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什么是文化史怎么样
究竟什么是文化史
——《什么是文化史》读后 一、什么是文化史
1，早在1882年，文化史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之后它的范围不断延伸。
目前较权威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和接受的其他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
”（1871年，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一书的定义）。
2，历史学家眼中的“文化”概念的演变：由指称上层文化发展到把日常文化也包括在内，包括习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历史学家越来越频繁的使用“印刷文化”、“宫廷文化”或“绝对专制主义文化”等等，几乎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诸如美国的“新文化史”口号，法国的“心态史”、“社会相像史”，德国和荷兰的“日常生活史”）；文化帝国的扩张具有一种不断增强的内在倾向，其中还包括对经济现象提供文化的解释。
3，吉尔兹把文化解释理念的重点放在“深描”上，他给文化的定义是：经由历史传承下来的以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意义模式，是一个以符号形态来表达的被继承的观念系统，凭借这一手段，人们交流，保持和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
二、文化史历史的四个阶段
1，“经典”阶段； 2，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 3，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 4，“新文化史”阶段。
三、文化史的领军人物及其代表著作有哪些
1，经典文化史：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61布克哈特于1860年发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希腊文化史》及荷兰历史学家约翰61赫伊津哈于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之秋》 2，“艺术的社会史”阶段： 马克思61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的解释）、诺贝特61埃里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餐桌礼仪、刀叉和餐巾的历史，自我控制的文化）、阿比61瓦尔堡（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关注古典传统及其漫长的转变过程、集中讨论文化的或概念的图式或公式，例如表达特定感情的手势，或者诗人和画家如何用年轻女子的头发来表现风的流动）、库尔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威廉廷德尔（写的有关约翰班扬的著作）、恩斯特贡布里希《艺术与幻象》（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称谓诸如“真理与套式”，“公式与经验”，或“图式与修正”等之间的关系，他把古希腊艺术中自然主义的兴起描述为“源于对现实的观察而渐次积累的修正”）、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帕诺夫斯基的关于画像解释的经典论文，提出一种视觉诠释学，把“图像研究”区别于广义的“图像学”及其代表作《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讨论不同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的可能联系）。
英国的社会学家曼海姆是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他使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知识社会学，另一个英国的艺术史家安托尔则把文化当作社会的表达甚或“反映”来加以研究，豪泽《艺术的社会史》（将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冲突和变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3，大众文化史阶段：代表人物与著作有霍布斯鲍姆的《爵士风情》（书中不仅讨了爵士乐，还讨论了听音乐的公众。
不仅将爵士乐看作一种职业，还把它看作一种社会和政治反抗的形式。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书中不仅局限于分析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对阶级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还考察了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拉斐尔塞缪尔《历史工作坊》、法国的《年鉴》杂志等等，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蜂起云涌。
4，“新文化史”阶段：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人类与自然世界》；洛特曼利用结构主义或是符号学的观点对俄罗斯18世纪的“日常行为的诗学”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一种文化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容易将它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来对待；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就是受吉尔兹的影响而写的，达恩顿把文化史学家的任务限定为“捕捉他者”，他指出：我们也能够解读仪式或城市，就像我们能够解读民间故事或哲学文本那样；戈夫曼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里斯伊萨克《弗吉尼亚的转变》；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亚的谈判》；史密斯的《欧洲人的视野与南太平洋》；巴克森德尔在《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马里奥比亚基奥里《廷臣伽利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该书分析了西方的旅行者、小说家和学者在认知中东时所使用的各种图式，诸如落后，堕落，专制，宿命，奢侈，消极，沉于声色等套式）；乔治杜比的《西方妇女史》（妇女的教育，男性的妇女观，女性的孝道，女性作家，供女性阅读的书籍等内容）；琼凯丽《妇女有文艺复兴吗
》（妇女史的兴趣推动了研究兴趣从艺术的创作向艺术的消费的全面转移）；新型妇女文化史的代表卡罗琳拜纳姆的《神圣的宴席与神圣的斋戒》（该书研究了中世纪晚期饮食的符号意义，特别是其中充盈着的宗教符号。
）；蒂莫西米切尔《殖民埃及》；克雷格克鲁纳斯《长物志》；杜比的《三个等级》、勒高夫的《炼狱的诞生》、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托马思的《人类与自然世界》；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的场所》；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列特《记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文化史学家在传统上一直比较注重思想，而将物质研究领域让给了经济史学家，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文化史学家转向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如宗教学家（英国社会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民、城市、物品》、文学史家（唐纳德麦肯齐《自传与文本社会学》将自传重新定义为文化史的一种形式，强调需要研究“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印刷术与版式设计的细节”）、饮食史家（锡德尼明茨《甜与权：食糖在现代史中的地位》关注了消费者和食糖，同时关注了食糖的符号意义）、服饰史（丹尼尔罗什《服饰文化》在衣着背后看到心态结构）、居住史家（奥尔瓦尔勒夫格伦《文化的建设者》一书提出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从节俭向富足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是住宅“变成了一个家庭炫耀其财富和展示其社会地位的舞台”）、科学家等（对空间的研究，阅读史学家对图书馆的布局也给予了注意）；1995年《身体与社会》杂志；海登怀特《元史学》； 四、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为何
1，“经典”阶段的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他们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联系，根据不同的艺术类别与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这种联系，目标是描绘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它们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与体现。
2， “艺术的社会史”阶段： 他们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学向艺术史转化的过程，并创造了文化图式的观念。
3，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 他们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诸如艺术、建筑、地理、文学、音乐和科学等等） 4，“新文化史”阶段的文化史家关注文明、集体心态、社会集体想象物；心态史、情感史或“集体表象”；物质文明、社会想象。
五、文化史的经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诸如直觉、计量法、对意义的探索、实践和表象的研究、描述、以故事的形式来展现等等可以视作为文化史的特征 六、文化史的创新在何处
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印象式的”或“系列史”、 “内容分析法”、 “戏剧类比”、“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文化转向、文化心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经济学、文化政治学、 “心态史”、“社会相像史”、“日常生活史”、多元性与亚文化概念、“双栖文化”、表象和实践、“狂欢节化”、“脱冕”、“集市语言”、“怪诞现实主义”、“高级”文化被“下层”文化、“多音性”、“多语性”和“杂语性”、 “窘境的门槛”和“反感的门槛”、 “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竞争”、“惯习”与“组构”、 “谱系学”、 “偶然事件”、 文化的的非连续性或者“断裂”、“知识系统”或“真理的体制”、“权力微观物理学”、 话语实践”、 “规训社会”、 “驯服身体”、 “场域”、 实践的理论、“惯习”、 结构主义、图式框架、“身体图式”和思想图式、文化再生产的思想、“区隔”、 “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策略、“实践”。
《无史学》的作者是谁
1、《元史学概说》，作者：杨志玖（1915~2002.5.24），字佩之，回族，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
曾任天津市第六、七、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常务委员。
2、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以19世纪欧洲八位主要的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为例，证明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
本书尝试构建新颖的史学理论体系，例证丰满，跳出传统樊篱，指出了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本质。
作者：海登·怀特（1928— ） 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
曾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
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揭示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的种种途径。
《元史学》是他的成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