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遥望兮,蟾宫之上”出自哪里
体、风 中国文学上的“体”与“派” 张 《国闻》第4卷第19、20、26、27期1927年 从体：中国古代风格类型论与文学流派论 吴承学 《学术研究》1993年第4期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 王运熙 《文艺报》1962年10月20日 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 王常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中国古代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 吴承学 《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中国古代文论何以最重文体——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体流变之一 刘梦溪 《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 论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吴承学 《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辨体与破体 吴承学 《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文、道 文以载道的问题 雪林 《现代评论》第8卷第206－208期 1928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与“道”的问题 郭绍虞《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期 1930年 文以载道辨 沈心芜 《文学年报》1936年第2期 文以载道的新旧解说及其他 馨兰 《务实》第1卷第3期1937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明道与言志的问题 李源澄 《新西北月刊》第2卷第3、4期1940年 “文与道”“性与情”——理学家之论文艺思想试论 黄继持 《崇基学报》第8卷第1期1968年 “文”的内涵 李顺刚 《学术研究》1992年第2期 “文”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 李顺刚 《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文道：徘徊于哲学与文论之间 刘九洲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意境、意象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 宗白华 《哲学评论》第8卷第5期1944年 论“意境”的美学特征 张少康 《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从意境到趣味 潘知常 《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 意境与非意境 禹克坤 《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建国以来“意境”研究述评 张毅 《江汉论坛》1985年第10期 中国前期意境思想的发展 胡晓明 《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 陶文鹏 《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论“意＋境＝意境” 施议对 《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说意境 叶朗 《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再说意境 叶朗 《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中国古典意象论 敏泽 《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 意象系统论 黄霖 《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 “象”与“境” 李壮鹰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境界论及其称谓的来源 任萍 《人间世》第17期1935年 “境界”说铨证 钱仲联 《文汇报》1962年10月20日 儒、道、释 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 郭绍虞 《燕京学报》1928年第4期 从文与道的关系看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牟世金 《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儒家人格境界向文学价值范畴的转换 李春青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道学家论文与文学家论道 黄坤 《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禅与中国诗论之关系 周维介 《贝叶》1973年第7期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思想 蒋述卓 《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 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 蒋述卓 《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1期 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 蒋述卓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佛教心性论对古代文艺创作心理学的启示 蒋述卓 《学术研究》1992年第1期 诗、词、小说、戏曲 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 罗宗强 《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1980年 中国远古诗歌理论拟议（上、下） 曾铎 《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4期 古代诗歌鉴赏论浅谈 周振甫 《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中国诗学的平淡美理想 韩经太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中国诗学的清莹境界 胡晓明 《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3期 诗与非诗：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初探 张瑞德 《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古代诗学中“清”的概念 蒋寅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式和南宋的诗文评点 吴承学 《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论诗歌摘句批评 曹文彪 《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至法无法——中国诗学的技巧观 蒋寅 《文艺研究》2000年6月 诗话丛话 郭绍虞 《文学》第20卷第1期 1929年 诗话学发凡 徐英 《安大季刊》第1卷第3期1937年 论诗话之起源 徐中玉 《中国文学》第1卷第3期1944年 论古代诗话的种类、渊源及价值 刘德重 《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 张伯伟 《文献》1991年第1辑 诗话缘起、性质及其理论贡献 蒋凡 《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 论诗的历史发展 张伯伟 《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 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蔡镇楚 《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谈词话 宛敏灏 《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 胡明 《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 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述评 吴相洲 《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严迪昌、刘扬忠、王兆鹏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我国小说概念的变迁及其源流 迟子 《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三次重大更新 宁宗一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我国小说观的历史演变 李昌集 《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 黄霖 《中国文艺思想论丛》第1辑1984年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陈谦豫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中国古代小说序跋对小说理论的贡献 于兴汉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我国古代文学评点中的人物塑造理论 王德勇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丛》第12辑1987年 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史学意识 邵明珍 《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史家意识” 于兴汉、吉晓明 《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幻灭意识及其文化根源 石晓林 《江淮论坛》1991年第6期 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四次勃兴 朱振武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 董乃斌 《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展望 陈洪、陈宏 《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试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评点 徐克文 《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论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之类型 谭帆 《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论中国小说的评点样式 白盾 《艺谭》1985年第3期 中国小说批评的独特方式——古典小说评点略述 孙逊 《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叙事理论 徐岱 《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中国戏曲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夏写时 《戏剧艺术》1979年第2期 古代戏曲目录与古代戏曲文学批评 杜海军 《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 古典曲论中的写情论 俞为民 《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类型化：古典戏剧人物理论的逻辑取向 谭帆 《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文论研究方法 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 王运熙 《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 古代文论研究要兼顾社会思潮史和心灵史 吴调公 《文艺报》1984年第11期 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 蒋述卓 《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 中国古典文论思想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问题 漆绪邦 《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走历史必由之路 张少康 《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论当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融合 蒋述卓 《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建设 蔡仲翔 《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科性质的思考 张海明 《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 陈伯海 黄霖 曹旭 王毅整理 《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古文论研究杂识 罗宗强 《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困境与出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反思 李春青、王修华 《文艺报》1999年11月9日 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代文论 陈良运 《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反（返）者道之动——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野 李建中 《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文论话语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用语语义含糊之问题 杨松年 《南洋大学学报》1975年第8、9期 中国古代文论的“模糊”性 张毅 《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 “诗无达诂”论 孙立 《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 董仲舒“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探本 张峰屹 《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 陈洪、沈立岩 《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曹顺庆 李思屈 《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 蒋寅 《粤海风》1998年第9－10期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曹顺庆 《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文论史研究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分期新论 谌兆麟 《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宏观•共时•文学观念——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的思考 陈良运 《争鸣》1988年第3期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发展梗概 李旦初 《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进 寇养厚 《文史哲》1990年第4期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周勋初 《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从思潮史到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回归与展望 沈时蓉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概览 黄鸣奋 《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略评 蒋述卓 《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 罗宗强、邓国光 《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陈伯海 《阴山学刊》1999年第4期 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王晓路 《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香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鸟瞰 刘绍谨 《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其它研究 古代诗论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一些概念 王达津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古代文论中几个形象思维概念 王达津 《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古代文论中有关形象思维的几个概念 王达津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5辑1981年 比兴•神思•妙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艺术思维的认识 张毅 《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 中和意识与中国小说的悲剧思维形态 吴士余 《争鸣》1989年第1期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两种情感观 谭帆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3辑1988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政本位观念和人本位观念 汤贵仁 《文史哲》1989年第1期 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人格化 杨帆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 吴承学 《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 吴承学 《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中国绘画美学对小说审美时空的渗透和影响 安斌 《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肇于道”、“源于物”、“本于心”、“渊于经”——中国古代文源论概观 祁志祥 《汉中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论中国古典艺术的“互补”境界 钱贵成 《文艺理论家》1992年第2期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统序特征 汪涌豪 《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论寄托 詹安泰 《词学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 痛感 钱钟书 《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神似溯源 张少康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4辑1981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气”说 郭绍虞 《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 1928年 说“雄奇” 吴调公 《文史知识》1985年第5期 简论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 吴孟复 《江淮论坛》1985年第6期 “色”与“味” 李壮鹰 《长城》1983年第3期 “本色”论三题 张惠民 《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论气势 叶太平 《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释“自然”——兼论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性 吴承学 《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从古代的“移情”说到现代的“异质同构”说 童庆炳 《百科知识》1988年第5期 我国古代美学的“移情”说 胡雪冈 《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释“兴象”——兼谈晋宋以后我国诗歌创作美学思想的转变 郭外岑 《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先秦 概论 先秦儒家之文学观 郭绍虞 《睿湖月刊》1929年第1期 先秦诸子之学与中国文论 蔡钟翔 《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2期 先秦比兴鸟瞰 蒋力余 《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雅俗观念自先秦至汉末衍变及其文学意义 于迎春 《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论先秦儒家的叙述观念 郭英德 《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先秦阴阳五行学说与风的文艺学内涵 李炳海 《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先秦的情感观念 张节末 《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 孔子和《论语》 关于孔子诗学观的评价 毛毓松 《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4期 试论《诗经》和孔子思想中的“民主”因素 李凌 《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 春秋称诗与孔子诗论 萧华荣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5辑 1981年 孔子论艺术的社会作用 韩林德 《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1期 孔子的音乐评论 刘兰 《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3期 论孔孟的天人观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田兆元 《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思无邪 罗庸 《国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 “思无邪”与“郑声淫”考辨——孔子美学思想探索点滴 蒋凡 《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1982年 论孔子“思无邪”的本旨 踪凡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思无邪”与“温柔敦厚”辨异 孙明君 《人文杂志》2000年第2期 《诗言志辨》自序 朱自清 《国文月刊》第36期1945年 诗可以怨 钱钟书 《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诗可以怨”辨——孔子诗歌价值观研究之一 陆晓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孔子“诗可以怨”命题的历史意蕴——兼论孔子的社会群体关系理想 陆晓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关于孔子“诗可以兴”的再商榷 毛毓松 《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 “诗可以兴”和孔子说《诗》 胡山林 《北京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诗言志与“兴、观、群、怨”考 雒启坤 《文艺研究》1995年第4期 略论孔子的诗教 陈汉才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儒家“乐教”与孔子“诗教” 王尊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1期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李世桥 《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 孟子 文气的辨析 郭绍虞 《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 1929年 文气综论 杜松柏 《文史季刊》第2卷第1期1971年 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王运熙 《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气说 袁行霈 孟二冬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1985年 孟子养气说试析 陶希圣 《哲学评论》第8卷第1期1943年 孟子养气章的几点解释 陈梦家 《理想与文化》1944年第5期 孟子浩然之气章解 冯友兰 《文艺与生活》第2卷第3期1946年 “以意逆志”辨 吴文治 《光明日报》1963年11月9日 《“以意逆志”辨》辨 唐兰 《光明日报》1963年11月16日 “以意逆志”辨 李壮鹰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2辑1987年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 吕艺 《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孟子的文艺思想 顾易生 《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 孟子对现实的批评及其人文主义精神 董平 《人文杂志》1985年第6期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 董治安 王佩增 《文史哲》1978年第6期 孟子的民本思想浅析 李刚兴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庄子 从“意”到“言” （美）杜维明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庄子言意论及其美学意义 刘绍谨 《江汉论坛》1988年第1期 从言意之辨到境生象外（论庄、玄、禅对古代诗论的影响） 邓乔彬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庄子美学思想平议 吴调公 《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 自然之道与“以自然为美”——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讨之一 漆绪邦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9辑1984年 “玄览”“游心”和神思——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讨之二 漆绪邦 《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9期 读《庄》疑思录——有关庄子文艺思想的片断思考 罗宗强 《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 漫谈老庄的文艺观和美学观 张少康 《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 庄子文学思想发微 王达津 《南开学报》1986年第5期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吕艺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虚静”说 朱良志 《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 虚静——庄子审美的核心 赵庆麟 《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 庄子的虚静悟道观及其审美意义 寇养厚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5期 庄子“物化”论的美学意义 王新民 《延安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试析庄子之“忘” 王生平 《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 论道家诗学对《六经》经典文本的颠覆与解构 杨乃乔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缘论“自然”范畴的三层内涵——对一种诗学阐释视角的尝试 李春青《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刁生虎 《学术探索》2003年08期 论《庄子》中的创作运思观 梁葆莉 怀化学院学报 2003年第4期 庄子对古代文论的开拓性贡献 王德军.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两汉 概论 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 许结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 两汉的辞赋论 罗根泽 《经世季刊》第1卷第1－4期1940年 汉代对屈原和《楚辞》评价的争论 张少康 《中国文艺理论思想论丛》第3辑1986年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孙元璋 《文史哲》1989年第5期 汉代对诗歌文体功能的论述与“诗言志”传统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 金化伦 《广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汉初文学思想的历史继承与转换 刘怀荣 《东方论坛》1996年第3期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萧华荣 《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司马迁 略论“实录”理论对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影响 王国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王克韶 《延边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司马迁的实录观与中国文学的自觉 袁伯诚 《历史学》1990年第7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 陈子谦 《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傅昭生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顾易生 《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毛诗大序》 《毛诗》传序相应说 陈国麟 《国故》1919年第3期 《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 顾颉刚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卷第120期1930年 浅析毛诗解诗动因及阐释方法 胡晓琳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论《诗序》 廖平 《中国学报》 1913年第四期 《诗序》作者考辨 陈允吉 《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3辑 《诗序》余论 朱冠华 《文史》第20辑1983年 《毛诗大序》论析 夏传才 《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的合理内核 顾农 《福建论坛》1983年第6期 诗有六义起源考 卢自然 《国文学会丛刊》第一卷第2期 1924年 诗六义说 胡蕴玉 《国学》（上海）第一卷第2期 1926年 “六义”说考辨 郭绍虞 《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 谈谈赋比兴 段熙仲 《雨花》1963年第8期 赋比兴的我见 戴君仁 《文史哲学报》1971年第20期 中国古代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说 叶嘉莹 《嘉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 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 鲁洪生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赋比兴论 黄霖 《复旦学报》1995年第6期 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 王运熙 《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1978年 经学家“比兴”论述评 罗立乾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兴：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 赵霈林 《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论“雅” 孙克强 《复旦学报》1991年第6期 论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 刘怀荣 《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杨明琪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毒 汪春泓 《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王充 王充的文学观点及其文学批评 蒋祖怡 《浙江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 评王充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 蔡钟翔 《文学论集》第2辑1979年 王充与两汉文风 周勋初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 王充论“奇”——读《论衡•起奇篇》札记 石文英 《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论王充的文学批评标准 朱德民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王充论儒 周桂钿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王充文学理论中的真实论 孙宝妹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 概论 魏晋的鉴赏论 罗根泽 《中和报》1934年5月17、27日 南朝何以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发展时期 徐中玉 《艺文集刊》第1辑 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 张文勋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梁代之文学批评 姚卿云 《艺林》1929年第1期 六朝的文气论 廖蔚卿 《思与言》第5卷第4期1967年 从气到风骨——魏晋六朝艺术理论中审美范畴的演进 张节末 《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 汉魏六朝文体变迁之一考察 王梦鸥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0卷2期1979年 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发展 穆克宏 《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用比较方法看齐梁文学思潮和古今文体之争 刘文忠 《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傅刚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论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 敏泽 《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 邓仕墚 《中国文学报》1983年第35期 从文论看南朝人的文学正宗 王运熙 《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 杨明 《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六朝文学的绮丽与文学观念的转变 钟仕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论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 袁济喜 《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 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及其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 葛晓音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1986年 论魏晋南北朝文质观念及其所衍生诸问题 颜崐阳 《古典文学》第9期1987年 南北朝文学批评三题 王运熙 《文学遗产》1988年第1期 论儒学对魏晋至齐梁文论之影响——兼论六朝文艺美学之特征 黄景进《中华学苑》1988年第4期 六朝诗评中的意象批评举例 廖栋梁 《辅大国文学报》1988年第6期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袁行霈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正始时期玄学影响文学思想的三个途径 卢盛江 《南开学报》1989年第3期 玄学与正始诗歌思想的变化 卢盛江 《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 正始玄风与正始文学思想 罗宗强 《文史知识》1990年第6期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原、本质论的影响 张连第、吴相道《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 袁峰 《人文杂志》1995年第6期 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 张海明 《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论六朝诗歌声律说的美感效应 戴燕 《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魏晋时代非中和艺术观：怨愤孤忧 张小元 《文史杂志》1990年第3期 汉魏六朝小说观念的确定性 董志广 《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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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生平
出身曹操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三国志》记载曹操的远祖是汉朝初期的相国曹参。
曹操的养祖父是宦官中常侍大长秋曹腾， 历侍四代皇帝，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
由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所以关于曹嵩的家世，有不同说法。
有一说认为曹嵩本姓夏侯，后来因为成为曹腾的养子，于是改姓曹，所以夏侯氏很多人都与曹操同族；按照这种说法，夏侯惇和夏侯渊与曹操为堂兄弟。
也有一说指曹嵩为曹腾堂兄弟之子，但此说则无法解释夏侯氏与曹氏的亲缘关系。
对此有人提出因曹氏于夏侯氏皆为谯县汉初功臣（曹参与夏侯婴）之后的地方望族，彼此间可能本有相互联姻的关系，从非与夏侯氏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曹氏也与曹操本人以表兄弟相称来看，或者也可如此推论。
但却没有明确考证的证据可为此说提供有力支持。
早年 曹操少时机警过人，通权谋机变，又以侠义自任，行为放荡不羁，不规规矩矩地谋生做事，因此世人都认为曹操并没什么奇特之处。
只有梁国的桥玄和南阳的何颙，认为曹操是非常之人。
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可见桥玄对曹操抱有很高的期望。
（曹操显赫时，桥玄已经去世。
202年曹操北征，路过桥玄之墓，下令用太牢礼祭祀桥玄，并且写了悼文，其悼文风格和当时文风迥异。
曹操在祭文中写道当初桥玄和他约定，如果以后曹操路过自己的墓前，不用备上一壶酒来祭奠的话，走过三步就要肚子疼，现在他已经准备了太牢之礼来祭奠，自己应该肚子不会疼了。
祭文洒脱自然，凸显出了曹操率真的性格）当时曹操还默默无闻，桥玄建议曹操去结交当时的名士许劭，以提高名望。
于是曹操就去拜访许劭，结果被许劭接纳，曹操才逐渐知名。
相传有一天曹操问起自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许劭便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据说曹操听了之后，仰天大笑。
曹操早年就表现出对武艺的爱好。
他身手矫健，曾经偷偷潜入中常侍张让家，被张让发觉后，能够手舞著戟越墙逃出，全身而退。
又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有注释《孙子兵法》的著作传世。
这些活动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基础。
174年，曹操二十岁，通过察举孝廉成为郎官。
所谓郎官，名义上是当时朝廷从贵族大臣子弟中选拔出来，担任宫廷宿卫的优秀人才，实际上是学习做官，熟悉朝廷事务和增加阅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依照情形授予正式的官职。
因此，稍后曹操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
洛阳北部尉是曹操入仕后的第一个行政职务。
曹操上任之后，在官署门口放置了十多根五色棒。
上任数月，宦官蹇硕的叔叔违禁夜行，被曹操依律棒杀。
这使曹操得罪了宦官集团，可曹操是依法而行，这些人又无法中伤诋毁曹操，只好转而称赞他做得好，举荐他去担任地方官。
177年，曹操被任命为顿丘令，第二年，即光和元年(西元178年)，曹操因堂妹夫滁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
曹操被免官后，在洛阳无事可做，便回到家乡谯县闲居下来。
180年，曹操又被朝廷征召，任命为议郎，所谓议郎其工作大约和如今的调研员类似。
此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不料其事未济反为阉党所害。
曹操上书陈述窦武等人为官正直而遭陷害，致使奸邪之徒满朝，而忠良之人却得不到重用的情形，言辞恳切，但没有被汉灵帝采纳。
尔后，曹操又多次上书进谏，虽偶有成效，但东汉朝政日益腐败，曹操知道无法匡正。
陈留起兵 184年，黄巾军起义，朝廷任命曹操为骑都尉，前往颍川镇压。
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任职后罢免了贪污渎职的高官将近八成，并严令禁止当时风行的宗教迷信。
因为曹操当政素称法令严明，济南国的违法作乱之徒听说曹操要来了，都纷纷潜逃到别的郡县。
又过了很久，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但是曹操没有就任，而是称病回乡了。
当时天下已开始大乱。
先是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的事件。
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当时曹操对前来劝其加入的好友许攸说：“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后来王芬事败自杀。
接着，又有西北金城郡（今兰州）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郡守，率兵十余万反叛朝廷。
这时，曹操被起用为典军校尉。
不巧的是，正好此时（189年）灵帝驾崩了，年幼的太子刘辩即位登基，太后临朝听政。
大将军何进想趁灵帝逝世、宦官失侍之机诛灭阉党，但没有取得太后的支持。
于是何进便想召时任并州刺史的董卓进京，胁迫太后同意。
不想此举打草惊蛇，没等董卓到京城，何进却被宦官先下手谋杀了。
189年十二月董卓入京，把汉少帝废为弘农王，而立其弟陈留王为汉献帝，后来又派人把弘农王母子毒死。
于是，京城也陷入混乱。
为了稳定局面，董卓想拉拢曹操，上表奏请曹操为骁骑校尉。
但曹操没有接受董卓给他的官职，而是更名改姓，潜逃出洛阳。
据传曹操在回乡途中路过成皋时，拜访故友吕伯奢，因疑心吕伯奢的儿子图谋杀害自己，便先下手把对方杀死。
完事之后又悲伤地说：“宁可我辜负别人，不能别人辜负我啊
”在《三国演义》中，这个情节被小说作者大肆渲染，并通过让陈宫目击的角度表达对曹操品性的怀疑，已达到贬低曹操的目的。
事实上，史书并未记载陈宫与曹操一起同行，而且陈宫并未担任中牟县县令，也没有捉住曹操然后释放。
史书中只有杀害吕伯奢儿子的记载。
回到家乡陈留之后，曹操散尽家财征募义勇，率先揭竿起义，讨伐董卓。
次年（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河内太守王匡、兖州刺史刘岱、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地方势力，一齐举兵反董。
群雄推举袁绍为盟主。
曹操则行使奋武将军之职。
但董卓军势力强盛，袁绍等都不敢先出兵。
曹操认为董卓焚烧皇宫，劫持皇帝迁都长安，大失人心，正是与之作战的好时机。
于是独自引兵西进，结果于汴水遭董卓部将徐荣击败。
曹操身中流箭，坐骑也伤重不起，后得曹洪出让自己的坐骑，才死里逃生。
此时曹操自己所带领的兵士不过五千人[3]，而其他诸军兵士十余万，却每天只知饮酒作乐，不思进取。
曹操为联军出谋划策，但未被采用。
曹操只好与夏侯惇一起前往扬州招募兵勇，但也并不顺利。
局面僵持之时，联军内部却发生了变故。
先是刘岱杀死桥瑁，让王肱当了东郡太守。
接着袁绍和韩馥又考虑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但曹操表示他还是拥戴长安的献帝，“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从此，曹操就更加认为袁绍行事不正，为后来的官渡之战埋下伏笔。
而刘虞最后也不敢接受，此事遂不了了之。
册立新帝未成，袁绍却趁机胁迫韩馥，夺取了冀州。
191年曹操讨伐入侵东郡的黑山军，袁绍上表朝廷推举曹操为东郡太守。
192年四月，董卓被司徒王允和吕布所杀。
逐鹿中原192年，青州的百万黄巾大军入侵兖州。
兖州刺史刘岱不听济北相鲍信的劝阻，与黄巾军接战，结果被杀死。
鲍信等便暗中使人到东郡迎接曹操，推举他担任兖州牧一职。
后来与黄巾军战于寿张以东，历经苦战，鲍信战死，终于大破敌军。
曹操一路追击至济北，最后逼降黄巾军，收编降卒三十余万并男女百余万口，又从中选出精锐，号称“青州兵”。
到了这时，曹操作为一个地方势力才渐成气候。
来袁绍与荆州的刘表联手，袁术则与幽州的公孙瓒、徐州的陶谦相结以抗。
这时的曹操是袁绍麾下的将领，刘备、孙坚也分别屈身于公孙瓒与袁术之下，是受其差遣调度的客将。
正当曹操协助刘表，大破袁术于各地之际，陶谦却趁机攻打兖州东部的泰山郡，导致曹操的父亲曹嵩被杀。
。
针对这个事件，曹操于193年至194年间，二度讨伐陶谦，并在徐州当地展开格杀勿论的大屠杀。
《后汉书》对此事则描录“男女数十万人惨遭杀害，即便鸡犬也不能幸免，泗水也因此堵塞不通。
”曹操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性格中的残忍嗜杀，亦多为后世诟病。
但另一方面据《三国志·程昱传》所引裴注《魏书》的内容看，诛降卒在乱世，也是一件不得已的权宜做法，且合乎当时的战时律法，同样的故事可参看《三国志·武帝记》建安10年的一段记载。
194年至195年，曹操在兖州与吕布、张邈等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兖州之地也反复易主。
曹操命荀彧、程昱坚守鄄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终于击破吕布，平定兖州。
朝廷也于此时正式承认曹操的兖州牧地位。
奉戴天子195年，汉献帝迁出长安，进驻安邑。
次年，曹操听从谋士荀彧的建议，打算迎接皇帝，派曹洪率兵西进。
不过此时皇帝（或其掌权之臣）对曹操仍有疑虑。
但曹操势力强盛，数月之间又击破了汝南、颍川的黄巾军，朝廷乃封曹操为建德将军。
稍后不久，升任镇东将军，且进封为费亭侯。
费亭侯曾是曹操祖父曹腾的爵号，可见朝廷已对曹操寄以厚望。
同年秋，汉献帝入驻洛阳。
随后曹操也进军洛阳保卫京城，皇帝赐曹操节钺，标志着曹操对中央朝政的实际控制，“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形成。
洛阳经董卓破坏，已残破不堪，董昭等劝曹操定都许。
两个月后，东汉迁都许。
皇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
又封袁绍为太尉，袁绍耻居曹操之下，不肯接受。
此时袁绍势力比曹操强大，因此曹操坚持把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只任司空，行使车骑将军之职。
连年征战使得民生凋敝，曹操在《蒿里行》中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还发生过由于粮食极度缺乏，人吃人的情形。
为发展经济恢复民生，定都许昌之后，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制。
曹操因为奉戴天子，某种程度上促使汉朝“宗庙社稷制度”得以重建，这也吸引了许多拥护东汉朝廷的人才来归附，加之曹操用人有术，不停地举着天子旗号东征西讨，实力越来越强。
197年征讨张绣，张绣举众投降，之后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对这件事感到十分痛恨，于是袭击曹操，曹操在长子曹昂与校尉典韦殿后下逃亡，但曹昂与典韦也阵亡。
此后，曹操又两次攻击张绣，都没有彻底击破。
后来张绣接受谋士贾诩的建议，向曹操投降，曹操才取得对荆州北部的控制，并消除了许都南面的威胁。
198年曹操用荀攸、郭嘉的计策，开决泗、沂二河之水灌入下邳，最后生擒吕布、陈宫，把徐州纳入势力范围。
199年，曹操派史涣、曹仁击破张杨旧部眭固，取得河内郡，把势力范围扩张到黄河以北。
到这时，曹操已经实际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兖州、豫州和徐州，并向南延伸到荆州北部，向北则进入河内。
这时，袁绍也已兼并公孙瓒的势力，占据黄河以北的青州、冀州、幽州和并州，军队十多万人，正试图发兵攻打许都。
当时，很多曹军将领都认为无法抵挡袁绍的进攻，曹操却自信的说：“我了解袁绍的为人，志向远大而智谋短浅，表面严厉而胆量微小，畏惧胜利而缺少威信，将领傲慢而政令不一，土地虽然广大，粮草虽然丰足，正好作为送给我的礼物。
” 举兵南征 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被任命为丞相。
七月，曹操亲统大军10余万南征荆州，企图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以统一天下。
八月，荆州牧刘表病亡，次子刘琮请降。
九月，刘备在长坂坡被曹军重创，不得不与孙权联合。
十二月，曹操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刘备和孙权联军（赤壁战后，曹操逃亡北方。
曾感叹：“若郭奉孝在，我不会败的这么惨
”）。
曹操损失惨重，失去一举统一天下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加官晋爵 212年，董昭等人推举曹操为“魏公”，荀彧以忠于汉室立场提出反对。
曹操答应荀彧永不作魏公，但因此曹操对荀彧不悦。
不久之后，曹操赠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因此迫服毒自尽。
（一说是曹操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因忧虑而死）。
213年，曹操自封为“魏公”，其领地广及魏郡、河东郡、河内郡等十个郡国，甚至远远超过西汉初年的刘姓王国，更加违背了“七国之乱”和推恩令后诸侯封地不得超过一郡的汉制。
曹操之死 建安二十四年冬，孙权上书称臣，史书上说孙权“陈说天命”，就是劝曹操称帝。
曹操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曹操把孙权来书给群臣观看，此时陈群、夏侯惇、司马懿等人都劝曹操登基。
曹操却不想废汉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称臣于纣王，他的儿子周武王才灭商纣统一天下。
有人认为这是曹操暗示要让儿子曹丕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 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廿三庚子日（220年3月15日）薨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
谥曰武王。
他临死前留下《遗令》，内容为：“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
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
台上施六尺床，下施穗帐，朝脯上酒脯米长糒之属，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前作伎乐。
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
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
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
吾馀衣裳，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
220年长子曹丕以魏篡汉，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
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诗篇。
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魏高陵 曹操死后葬于高陵，而在2005年，高陵在河南安阳市安阳县西高穴村南部被发现[。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向新闻媒体公布曹操高陵在河南得到考古确认。
但一些学者表示这种说法还缺乏有力证据。
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有关方面公布的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
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