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对现代中国有什么用?
《国富论》建构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框架。
斯密追求经济自由，又不排斥一定的国家干预。
其思想对经济腾飞和经济转型的当代中国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国家干预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所在。
《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
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
可是，历史通过不断的经济危机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谁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介绍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是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亚当·斯密（英国）。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简称：《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
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
可是，历史通过不断的经济危机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2015年11月，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学术书之一。
作品目录 上卷目录 序论及全书设计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 论分工 第二章 论分工的原由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节 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 第二节 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均等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这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顺便谈谈前四世纪银价的变动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怀疑银价仍在继续跌落的根据 社会进步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本章的结论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序论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第四章 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下卷目录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序论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第三章 论对其贸易的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所加的异常限制 第一节 限使根据重商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顺便谈谈储金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储金银行 第二节 根据其他原则，这种异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 论退税 第五章 论奖励金 顺便谈谈谷物贸易及谷物条例 附录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对于欧洲有什么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第一节 论国防费 第二节 论司法经贯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 第一项 论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 便利一般商业的 便利特殊商业的 第二项 论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 第三项 论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经费 第四节 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 本章的结论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第一节 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源泉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一项 地租税即加在土地地租上的赋税 不与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的赋税 房租税 第二项 利润税即加在资本收入上的赋税 特定营业利润税 第一项和第二项的附录加在土地、房屋、资财上 的资本价值的税 第三项 劳动工资税 第四项 原打算无区别地加在各种收入上的税 人头税 消费品税 第三章 论公债 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
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亚当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有时也因此发生糗事，例如：亚当斯密担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独自出神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
亚当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而且亚当斯密对喜爱的学问研究起来相当专注、热情，甚至废寝忘食。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
1750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中，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
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影响力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
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以欧洲人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
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
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
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
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一块假设的基石之上，即人是理性人，但现实中人真的是理性人吗
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
某些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自私自利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
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甚至是不花钱得到；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
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美国在次贷危机后接手两房就是反例。
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 （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如向他国实施经济制裁 （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诸如将声讨巨型集团定性为非法活动； （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如向他国产品设置高额关税。
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竞争。
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迟早会更多地研究利他主义的问题，研究亚当.斯密的另一半，研究亚当.斯密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
但是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推算，至少300年内，人类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我想学中国古代历史和国学，有没有这一类的讲座和书籍，有的话请列出名字来。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简称：《国富论》），作者：[英]亚当·斯密，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
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
可是，历史通过不断的经济危机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圣经是什么著作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
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
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
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
……所谓六兴者何
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
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
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
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
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
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
”[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
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
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
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
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
”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
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
”[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
”[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
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
”[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
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
”[１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
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
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
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
“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
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
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
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
《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
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
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
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
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
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
”[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
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
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
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
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
”[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
《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
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
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
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
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
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
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
”[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
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
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
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
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
”[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
”[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
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
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
”[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
”[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
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
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
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
“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
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
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
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
”[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
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
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
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
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
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
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
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
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
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９98：288；362－364；303． [2] 管子·五辅篇 [3] 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 管子·国蓄篇 [5] 管子·揆度篇 [6] 商君书·说民篇 [7] 大学衍义补卷二Ｏ，总论理财之道上 [8] 盐铁论·复古 [9] 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 管子·国蓄篇 [11] 管子·山权数篇 [12] 管子·轻重乙篇 [13] 管子·山至数篇 [14] 管子·山国轨篇 [15] 旧唐书·刘晏传 [16] 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 管子·禁藏篇 [18] 管子·禁藏篇 [19] 管子·国蓄篇 [20] 管子·轻重乙篇 [21]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 盐铁论·禁耕 [23] 盐铁论·复古 [24] 汉书·食货志 [25] 王临川集卷八二 [26] 盐铁论·复古 [27] 盐铁论·刺权 [28] 盐铁论·错币 [29] 盐铁论·贫富 [30] 史记·平准书，“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