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的故事读后感
哥伦布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最出色的航海家，而这一切都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一个纺织工匠家庭。
他从小就在家中的纺织作坊中帮工。
多年的劳作及动手实践，培养了哥伦布细致、耐心的性格和极强的动手操作能力，这位他以后出海及绘制海图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热那亚是地中海北部重要和著名的港口，每天数以万计的船只在这里停泊。
港内肤色不同、着装各异的人们，异国的香料、热带木料的信箱、千奇百怪的海上见闻，以及海产品的腥臭，给幼小的哥伦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此优越的外部条件为哥伦布成为航海家买下了伏笔。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由于父亲经商失败，悲惨离世，使哥伦布对从商失去信心，这促使他将目光全部投到大海之上。
当作为一个水手一旦成为可能的时候，哥伦布便离开了陆地，开始了他的海上生涯。
青年哥伦布在热那亚商船上当水手，曾到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及冰岛一代。
这期间，哥伦布积累了相当宝贵的航海经验。
在没有经过正规的航海教育之前，使这些兴趣与经验支撑着未来的航海家。
1476年，哥伦布在航海途中的激战中落入水中，靠着一块破碎的船板泅渡到葡萄牙，从此在这里学习航海知识。
此时，聪慧与勤奋帮助了哥伦布。
是的，在这里，他学会了葡文及拉丁文，并利用这些语言深入研究了航海所必不可少的宇宙学和数学，并且学会了绘制地图和使用各种航海工具。
更为重要的事，在航海强国葡萄牙，哥伦布在思想上为远航做好了准备：他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的富饶遐想无限，使他产生了到东方区的想法；他接触了学者托斯勘内里，接受了“地圆学说”，坚定了从海上到达东方的信念。
至此，远航西去，就只欠“物质”东风了。
当哥伦布向葡国王室提出资助要求被拒绝后，他来到了西班牙。
出于共同的对黄金的追求，哥伦布与西班牙王室达成了一致（签订《圣塔菲协定》），他拥有了自己的船队、自己的船员，带着主的庇佑和任务起航了。
1492年8月3日，第一次西航开始了。
途中，因长期漂流，不见陆地，水手几乎暴动。
但他执著向西，于10月12日凌晨2点，在巴哈马群岛水域发现“陆地”。
他将该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
就这样，新大陆被发现了。
1493年3月4日，哥伦布回到里斯本，并于1494年4月底回到巴塞罗那，被授予重奖。
至此，第一次航行胜利结束。
随后，哥伦布又于1493~1496年，1498~1500年，1502~1504年分别进行了三次西航，不断发现并“完善”这新大陆，新的时代到来了。
虔诚的基督徒 哥伦布的遗嘱中这样写道：“圣灵佑助，我获得了并在后来彻底明白了一种思想……承万能的主宰，我在1492年登上了印度大陆……”将死之时，哥伦布仍然不忘其“主”，其虔诚可见一斑。
再哥伦布远航是悬挂十字军的旗帜出航的，他以此来说明为上帝传教是其己任，对“主”是忠诚的。
而哥伦布西渡的目的之一便是传教，这既是“王命”，又是作为基督徒的他义不容辞的义务。
事实上，西欧的基督徒们认为，不信仰上帝的异教徒应该以杀戮来消灭之，这就不难解释哥伦布在到达美洲后屠杀印第安人的行为了。
哥伦布用屠杀印第安人来表明对上帝的虔诚。
变革时代的先驱 哥伦布的发现成为新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纪元，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5世纪欧洲人口急剧膨胀，新大陆的发现，是欧洲人有了可以移民的场所，也有了可以使欧洲经济发生改观的矿石和原材料。
但同时，这一发现却导致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毁灭。
新航路地开辟，进一步地推动了世界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
美洲的橡胶、玉米、烟叶、番薯、可可与马铃薯等物产都是通过西班牙人带回欧洲后传遍世界各地的。
而欧洲移民则把大麦、黑麦、燕麦、水稻等植物以及马、牛、骡等牲畜带入美洲并生根发芽，这大大丰富了东西半球的文明交流。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此发现还致使西半球出现了一些与曾在该地区定居的各个印第安部落截然不同的新国家（美国），对旧大陆的各个国家带来极大的影响。
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具有非正义基础上的客观进步性。
但是要注意到，引起欧洲资本原始积累和价格革命的大量金银，并非哥伦布一人带回，而是他与其后诸多航海殖民者共同掠夺的结果，若将促使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功绩归于哥伦布一人，太过牵强。
并非偶然 哥伦布与其他伟大的探险家一样，即使没有哥伦布，他的发现同样会被别人作出，这是历史的必然。
15世纪的欧洲通商贸易四通八达，经济高速发展，此局面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刺激探险活动。
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欧洲人迟早都会发现新大陆，且不会与哥伦布的发现相距很长时间。
但如果不是哥伦布在1492年的探险中发现新大陆，而是此后的1510年由法国人或英国人来发现，那么随后的发展就会于今天的历史截然不同。
[编辑本段]发现美洲之谜 著名航海探险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曾声称自己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但事实上他可能并不是第一位登陆美洲的人。
在哥伦布之前曾有许多人抵达到美洲大陆，甚至还在此定居下来。
在哥伦布之前就有美洲土著居民在此生活数百年，此外，还有一些证据可以显示其他文明曾到达过美洲大陆，在美国和墨西哥境内曾发现过古代希腊和罗马钱币和陶器；在墨西哥发现伊西斯和掌握阴府之神的雕像，在美国大峡谷里发现了古埃及的文物，这种远古物品的历史均早于哥伦布登陆美洲的时间。
哥伦布的故事读后感怎么写
1. 今天开始放暑假了。
暑假到了，但是暑假要干什么呢
觉得是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或许本来就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暑假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
在孩子们的眼里，社会总是充满着真善美，生活是甜蜜而多彩的...
读完《少年哥伦布》读后感,出一份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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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之旅》是一部迷人的视觉盛宴，聚集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里数百幅珍贵藏品，收录了历史上十次最重要的自然探险故事，叙述了那些世界知名探险家、生物学家、艺术家在深入海洋深处挖掘深海秘密时的一幕幕冒险旅程。
描绘着几个世纪前扬起风帆冒险于狂风骇浪间的勇者，述说着自然发现史上的一个个传奇。
以冒险发现之旅作画，用几百年前的精美绘图点缀。
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及素描、照片资料等都是自然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收藏之一。
冒险故事主要以非洲、美洲、南亚、大洋洲为舞台，库克、达尔文等名人和更多的对普通人来说陌生的先驱们纷纷登台。
这些先驱们将一生投入到了对未知的探索描绘和研究中，虽然结局各异，但无不为此奉献了毕生的心血。
这些让人赞叹的人物,他们本人对于世界没有野心，只有好奇和兴趣，带着一颗求知的心前往冒险的旅程，探索未知的世界，也因此他们笔下的动植物画显得平和、静美、雍容华贵，舒展着生命的气息。
它们有发芽，有成长，有衰败；有枝叶，有花朵，有果实，静谧而美好。
在冒险家的发现与创作中，我看到一个辽阔而广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万物和谐，生趣盎然，人类灵魂得到净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作为现代文明的创生时期，18、19世纪是一个浪漫年代。
那时有一部分人富有冒险精神，发现自然，以骑士精神从事着对后世来说意义重大的探险事业。
于是随着探险事业的进行，自然主义兴起并开始指导人们的思维，许多新发现就这样促使整个知识界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认识世界。
抛开政治上的野心不论，那些远航的船只给人类科学和文化所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和丰盛。
在读这本《发现之旅》之前，很少听闻早期探索者的故事，更没有亲见过任何来自早期探险的自然史收藏，特别是一些常人所不曾见识过的矿石，树叶，动物标本。
自然课本里有的是干巴巴的结论，连手绘或者标本图画都少见，更别提什么相关的知识与消息。
我只知道达尔文在环游世界之后进化论出现了，却不晓得在这次著名的旅行中，达尔文还发现了珊瑚礁成型理论，我也才知道了无数的雀鸟和海龟们对进化论的贡献并不比鸭嘴兽要小多少。
也正是借着这本《发现之旅》，我才知道，原来收集标本曾经是穷小子致富的快速通道之一，只要你能带回新奇玩意来，总有不缺钱却不愿意冒险的贵族们买了去装饰门厅，彰显品味。
不只是穷小子，女画家梅里安就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带着女儿跑去苏里南探索了一圈，带回了一批兼具艺术性和正确性的蝴蝶和蛾类画作。
梅里安还颇具商业头脑给部分画作制作了不只一份原版，因此获利颇丰。
这位老太太不只是一位艺术家，探险家，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此外，就17世纪的社会环境来说，在没有男人保护的情况下独闯新大陆，梅里安也算得上是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了。
当我读着17世纪以来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忽然有些热血沸腾，真想走出去，亲自去看一下这些收藏。
时过境迁，光阴流过了数个世纪，每每说起工业革命的风风雨雨、大航海时代的波澜壮阔，最忍不住悠然神往。
相比前人，我们享受则他们梦中都想不到的生活 ，却神往着前人波澜壮阔的冒险。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
几百年前如此，几百年后亦如此。
共生于艰辛的是机遇，伴随着安逸的是板结的社会。
生命是公平的，得到总要伴随着失去。
如果没有在小猎犬号上经年的风雨，达尔文这个上流社会的青年也许会成为乡间教堂的牧师，伟大的《物种起源》不知最终会由谁的手写出。
没有人可以得到所有，何必后悔心的抉择，珍惜每一点收获就好。
幸福在于珍惜手中的拥有，并不贪求路上擦身而过的风景。
世界历史第一集的读后感，字数不用太多
纪录世史》观感 煌煌巨作《世界历史》今日终于有幸得以一面对洋洋洒洒整集，想要洞悉全貌无异于以蛇吞象，既耗时又耗力。
对目录加以分析，开篇到第31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为止，是对世界历史上古部分的综述。
而从第32集‘欧洲人的新航路开辟与早期殖民’开始则可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这一点可以从时间上得以佐证：被视为欧洲中世纪的最后堡垒的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公元1453年，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
明确了这一点，则对于不甚了解世界近代史的我而言，可以完全将重心置于前31集，是为性价比最高的观看方式，虽是管中窥豹，亦期掠其一斑。
有哥伦布航海纪的读后感吗?
◎ 绿原：熔铸的执着 熔铸的执着 ——论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 张立群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100089) 作为绿原的诗友，著名诗人牛汉曾经在《荆棘与血液——谈绿原的诗》一文中这样评价过：“从诗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倾向。
”[1] 而在《绿原的诗》一文中，著名诗歌评论家周良沛则又有“绿原诗中表现的全部知性，起先都是来自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各个时期在底层人民之间而有的活生生的感受、思索和剖析，以及同时接受的先进的——由切合抗战现实的民族的、爱国的思想到马列思想的引导。
由于有这些思想准备，他又是诗人，必定会发而为诗，发而为‘知性’强的诗，但决不是概念化的诗的哲理和哲理的诗。
有思想的自觉，有艺术的自觉，才有‘将太阳同向日葵溶解在一起’的诗。
”[2] 虽然，上述两种评价在表面的概念使用上存有不同，但如果联系诗人绿原的具体创作和生活历程的话，我们似乎不难发现：诸如“理念化”、“知性”以及“哲理”等词语（事实上，关于类似的论述远远超过以上所列举的）尽管有语义色彩和程度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在具体指涉绿原的诗歌时，其整体含义却是基本相同的，即这些词语最终所要说明的都是贯穿绿原诗歌写作中的“理性化色彩”。
那么，这种“理性化色彩”究竟如何在绿原的诗歌写作中予以呈现并展开其历史情境的呢
所谓“熔铸的执着”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行阐述的。
一 尽管，最初登上诗坛的绿原是以《童话》诗集的方式，让众多读者在他的“童音”与梦一般的天国中迷醉，而徜徉于其“童话”中那奇妙、梦幻与淡淡哀伤的境界，也会让令人不自觉的想起曾经一度流行于30年代诗坛的、如卞之琳式的现代派诗歌 [3]。
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诗人也往往在类似“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 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
\\\/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
\\\/\\\/ 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
”（《憎恨》，1941年）的诗句中，以“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4]的方式传达出诗人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以及战争的烽烟正焚毁那一个个如梦般的“童话”。
而后，在建国前7年的时间里，绿原便进入了其怒张式的政治抒情诗时代。
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1944年)、《终点，又是一个起点》(1945年)、《复仇的哲学》（1946年）、《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等作品中，绿原不但关注时代风云以及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命运，而更为重要的是，绿原正在这些具有时代性和战斗力的诗篇中和过去的自我进行“告别”。
于是，在诸如“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诗人》，1949年）、“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航海》，1949年）的诗句中，诗人对真理的追求、战士的认可、人生的理解正以理性融合情感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建国前在绿原诗歌中呈现出的“理性化色彩”以及诗风前后的转变，除了与诗人自觉反叛当时黑暗专制社会以及适应时代要求有关外，还与埋藏于绿原心中的幼年生存体验有关。
绿原从小父母双亡，是在比他年长十九岁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的。
父母的过早离世、几个姐姐相继送人当了童养媳，以及生活的清苦，不但使他缺少儿时的快乐，而且也造成了他身体上的羸弱以及性格上的内向、心灵上的孤寂。
这种现实的生存环境不能不在诗人幼年的记忆中留下所谓“苦难的心理原型”，因而，虽然最初的绿原是以一种单纯、透明、充满幻想的“童音”方式登上了诗坛，但这种在详细考察诗人生平之后的“独特表达方式”除了是寄予一种对不幸童年的精神补偿外，更多是在于具体表达方式与创作风格上的不同。
而一旦外在的环境再度发生变化和诗人自我逐渐在成熟的嬗变中走向广阔的“大我”空间后，那么，这种潜在的因子就会适时而发，并在犀利与备份中释放出哲理与思辨性的色彩。
而从“童真”到“莽汉”的转变过程不但是绿原建国前诗歌创作的整体趋势，同时，也无疑是符合诸如“七月诗派”那种融合时代、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创化”的历史特点的。
[5] 自1949年下半年创作出《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1959年写成《又一名哥伦布》之前，绿原进入了他创作上的一段“低回时期”[6] 。
在这一时期内，虽然新中国的诞生让诗人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但由于长期忙于机关工作，无法更深入地进入到生活的内部，所以，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显得有些空泛乏力，而这，对于始终在诗歌创作上有不懈探索精神的绿原来说，无疑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
写于1953至1954年间的《雪》（1953年）、《快乐的火焰》（1954年）、《小河醒了》（1954年）等作品，是诗人努力摆脱束缚之后的创作，其朴实、活泼、自然、明朗的生活气息曾一度让人耳目一新。
然而，无论就当时的发表机会，还是1955年的身陷囹圄，都使得这种探索被人为的中断了。
1955年5月13日，绿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至此基本中断创作达20余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获得重新发表作品的机会。
然而，监狱的生涯并没有使其意志彻底消沉，在1955至1962年单身监禁的七年里，绿原虽然在心灵上遭受炼狱式的煎熬，但他依旧通过顽强自学的方式，练就了德语翻译的技能。
对苦难的反复咀嚼和深入灵魂的体验，不但使其意志得到了巨大的磨练，同时，也为其深刻认识人生、社会、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著名的“潜在写作”文本《又一个哥伦布》（1959年）、《手语诗》（1959年）、《面壁而立》（1960年），以及完成于十年浩劫中的《重读〈圣经〉》（1970年）、《信仰》（1971年）等均在“理性化色彩”方面达到了诗人的顶峰。
与此同时，诗人也由于其坎坷的经历、中年的成熟心态，渐次达到了诗歌艺术与自我人格意义上的双重成熟。
在最近一次接受访谈中，绿原在回忆80年代初期重获新生后的具体诗歌创作时曾经说道：“停笔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重新拿起笔来，我发现距离自己过去的艺术思维很远了，对过去的作品几乎不认识，在感情上已经无法相互交流。
原来我已开始变成一个老人，对很多事物不再是从前的感觉和看法，所以在我的笔下，诗风、文风也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多年来，我已不再写那种激昂的政治抒情的作品，也没有《童话》式的唯美的诗句。
现在我写诗试图表现的，只是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点感悟。
所以，我的诗风比较沉稳，和从前的风格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这里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再写，在思想感情上已不可能像青少年时代那么单纯了。
”[7]这足以证明诗人重新面对诗歌时无论从心态，还是从情感方面都已经有了崭新的认识，不过，在这种认识中，集中传达的仍然是一种理性化的东西。
而完成于这一时期的《秋水篇》、《高速夜行车》以及90年代的《忆昙花一现前后》、《读冯至〈十四行集〉》、《紫色雨》等都是以较为典型的哲理诗、具体象征和寓言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认知，对这种“理性化色彩”进行了具体而外在的表达。
至此，我们在全面联系诗人生活经历的前提下，已经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常常弥漫于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的具体成因了：除了幼年的苦难经历和适应时代性、社会性的外在要求之外，生存背景的强烈转变、炼狱式的生涯、岁月流逝中成熟与坚定都是形成这种理性化色彩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绿原本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兼备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知识的事实。
于是，所谓的“理性化色彩”便在绿原的诗歌中以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式予以展开了。
二 纵观绿原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的“理性化色彩”大致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表达的。
首先，是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
写于1948年的《诗与真》虽然在知名程度上无法与后期的一些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相比，但在这首题记为“诗没有技术 真理没有衣服 人没有世故”的短制当中，绿原还是以“诗是人类底兄长\\\/它指责生活底幻想\\\/诗给人以高度的自由\\\/人必须有海水的方向\\\/诗和真理都很平常\\\/诗决不歌颂疯狂\\\/\\\/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的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诗歌如何乃至为何寄予理性（或曰诗人对自我诗歌功能）进行了一种形象的表达。
而在稍后的《诗人》（1949年）当中，绿原又以“解读诗人”（诗歌内容，见上）本身的方式，对诗歌写作者本身寄予了一种理性的承担。
自然，在这种前提下，诗人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就获得了相对稳定意义上的“写作基础”。
如果说当年的“童话”诗歌常常由于天真、明朗和淡淡的哀伤而掩盖了诗人心中童年的苦难经历，那么，炼狱时期的绿原已经将诗歌中的“理性”暴露的一览无遗。
以著名的《又一名哥伦布》为例，在这首写于囹圄时期的作品之中，绿原通过古今中外的对比与象征，将自己比喻为500年前航海探险的哥伦布。
然而，对比当年乘坐“圣玛丽娅”号航船、在空间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行进的哥伦布，今天的“哥伦布”却是以单身牢房为孤独的“圣玛丽娅”在时间的航线上“没有分秒，没有昼夜”—— 这个哥伦布形削骨立 蓬首垢面 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哥伦布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虽然，“他终于没有到达印度\\\/却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然而，今天中国式的“哥伦布”却只能凭借着“常识”和“坚信”去寻找“新大陆”。
诗结尾处的“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个代表真理与目的的“新大陆”在当时是无法获得任何承诺的。
不过，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坚定信念的意志，却使诗人当时的艰难处境、忧患意识以及透过诗歌可以体验到的宽广意境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重读〈圣经〉》是绿原在这一时期另外一篇重要的作品。
在这首可以与《又一名哥伦布》并称为“双璧”的诗中，绿原以“‘牛棚’诗抄第n篇”的别样自诩和借喻的方式，将《圣经》神话故事与现实高度融合在一起：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马丽娅马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这时“牛棚”万籁俱寂， 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
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 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 “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 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
我始终信奉无神论： 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整首诗不但笔力沉重、深刻犀利，而且，又在不失明朗、乐观的情怀中浸透了诗人对人生、世道的深入思考，因而，其本身投射出来的厚重感、批判意识以及自觉的理性思辨色彩，也就在同类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强烈理性思辨色彩相对应的是绿原诗歌中的哲理化倾向和知识化倾向。
哲理化色彩以及知识化色彩是绿原诗歌的另一显著特征，同时，也可以视为是理性化色彩的又一外在表现。
当然，所谓哲理化倾向往往由于其含义的原因而具有内在的层次感。
在《绿原论》一文中，陈丙莹曾这样论述道：“有的论者认为哲理化是绿原诗歌的致命伤。
事实上恰恰相反，绿原政治诗的独创性正在于他把哲理的艺术引入革命诗、新诗。
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哪一个诗人如绿原这样重视哲理，大量地运用哲理，如此成功地把哲理诗化。
”[8] 确然，浸透于绿原诗中的哲理由于时代语境和诗人个性特点的原因，并非是那些现代玄学派的沉思与默想，而是融合社会现实、革命哲学的以及生命体验的一种理性发挥。
比如，在绿原闻名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中，读者不但可以能够体会到情感的激越，而且，还能在同时得到一种思索的激发。
因而，这种融合情感、但又并非裸露理念的作品，就并不仅仅是写出了人生的哲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以激动人心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与思考中通向诗的哲理。
在绿原诗歌哲理化表征的过程中，常常时隐时现于诗人作品中的宗教意识以及宗教情怀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重读〈圣经〉》等作品中发现了绿原的宗教情怀（如巴巴拉·霍斯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耶稣》中“关于绿原的《重读圣经》”的论述），而反复在作品中出现宗教人物、宗教题材、宗教色彩，在绿原的诗歌中也并非只占领少数地位。
但在这些诸如“晚祷”、“十字架”等意象、类似以诗解读宗教故事的篇章，以及诗人在受难之后于炼狱环境下写出的大量作品中，最终与宗教救赎相关的却是如何思考现实的社会人生与永恒的真理。
比如，在《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这个与“中世纪教会”密切相关的作品中，诗人的最终目的是要引申到现实中的“政治犯”、“人的标准”以及对真理的追求。
所以，这些所谓的宗教意象到最后也就成了一种表达哲理化倾向的“符号象征”，并在狂飙似的政治理性冷却下来之后，转化为一种特定哲学理性的物质承担。
同样地，知识化倾向在绿原诗歌的“理性化色彩”当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里所谓的“知识化”并非就是简单指向绿原大量阅读之后，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的知识性倾向，它在某种程度还指代绿原诗歌接受的诗学影响乃至师承关系。
早在考察建国之前绿原诗歌的创作过程时，有论者便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与歌德性格的重叠，便代表了绿原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9] ，而生性好学和受难之后自我排遣时的阅读与补充，也无疑为这种知识性的写作素养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因而，在后来的《歌德二三事》、《西德拾穗录》、《秋水篇》等作品中，俯仰古今，熔哲学、历史、文学于一体，不但表现出一种更为深远的境界，而且，还常常在个性气质、知识融合的过程中，传达或曰加重了诗人诗歌原来就存有的“理性化色彩”。
或许正因为如此，熟悉绿原诗歌创作的友人才会进行如下的评价：“如果说，解放初期新诗歌创作中那种缺乏艺术感染力的空洞歌颂，与他诗创作上潜伏的理念化倾向容易不自觉地合拍起来；那么他后来多年在孤独中被迫冷静思考问题的经历，他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的习惯，以及他的诗作固有的冷峻的论辩性质，更从诗人主观上助长了那种理念化的倾向。
”[10] 最后，融形象、情感于一体也是绿原诗歌“理性化色彩”的重要特征。
强调“理性化色彩”的诗歌往往由于侧重理性的表达，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诗歌的情感与具体的形象。
但是，如果一旦形象和情感过度的得以放逐，则会使诗歌的说理变得生涩、干枯。
绿原是一位善于处理诗歌情、理以及形象的诗人。
他不但常常通过非凡的想象设造哲理的具体形象与象征，同时，熟识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也造就了他诗歌中可以以诸多知识化形象来拓展了联想的广度和深度，而且，绿原的许多成功的哲理诗也并不晦涩。
与以形象说理相一致的还有绿原诗歌中浓郁的抒情性。
许多研究者都曾经注意到绿原一生很少写过情诗，然而，这并不是诗人缺乏抒情的依据与理由。
事实上，从“童音”时期开始，绿原的诗歌就已经表现出了坦诚而率真的抒情性；政治抒情诗时代的绿原更是以浓郁的感情色彩、尖锐有力的讽刺，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黑暗社会的愤怒发挥到了极致。
只不过，绿原很快由于所谓的“反动集团”而被陷入了逆境，于是，其情感的抒发也相对变得内敛，其形象表达也显得相对深沉。
但是，这样的现实条件也造就了绿原诗歌理性表达的均衡性。
在《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等篇章里，生动感人的形象与深刻哲理、内蕴的情感相互契合所产生的力量是动人心魄的。
而自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呈现在绿原诗歌中那种近乎超然的心态、深刻的理性则正是这种多重结合在岁月淘洗下的自然延伸。
正如绿原在一部诗集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诗人是在生活之中，不是在舞台之上。
生活远比舞台更宽广，更严峻，更难通向大团圆的结局。
因此，诗人只能够、也只应该按照生活的多样化的本色，来进行探险式的创作，而不能是，也不应是舞台上常见的、用一种程式向观众展示一段既定人生的表演艺术家。
”[11] 贯穿于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艺术的执着、岁月的坚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熔铸的结果。
虽然，绿原并没有以理论和口号的方式宣扬过自己的诗歌追求，但对诗歌理性的真善美追求却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实践，并在时光延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他的生命并进而成为其生存的重要方式。
因此，无论就三言两语就能启发读者的心智，还是诗人本身将诗歌视为崇高而神圣的事业，都是其艰难、孤独但又不乏自信的诗歌旅程的必然结果。
“但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理想和果实最后总归可能”，绿原诗歌的理性化色彩是血肉熔铸后的一次结晶，而熔铸过程中的执着则是引人瞩目的一次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