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谓是近十年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作为学术理论著作，它却一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不仅成为法学学子课外必读的著作，专家学者著述立作的参考，也被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大众读者竟相捧读。
一本学术著作，尤其是法学著作，能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在中国知识界实属罕见。
畅销书的流行，大多是因为媚俗，而它，却恰恰相反；深刻，促成了它在读者当中巨大的生命力，塑造了它在理论上持久的影响力，成就它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强劲的渗透力。
变革中的社会终究逃脱不了文化多元所导到的种种不幸。
中国法治进程例外。
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源。
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
中国是没有文艺复兴的，理性渠道的诉求习惯在中国是极少的。
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
全书从变法模式的讨论提出问题----如何建设中国的法治，从而反思法律的功能，进而提出其意见。
从《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和《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多元而导致的法律多元在现实中对法治进程的某种阻碍或不谐调。
这种阻碍往往被人们谁为只有时间才可消除，而忽视其对这种阻力产生的原因---------其价值预设------西方法治文化优于中国本土文化。
从而建立文化价值等级秩序，而这种预设不可避免地也把问题的解决可能性全交付于时间，而非人。
苏力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赵晓力语）。
从而推翻了前述之价值预设，从而提出其解决方案。
在知识平面化的前提下提出两种知识的沟通“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希冀中国法学家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阻”。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谓是近十年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作为学术理论著作，它却一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不仅成为法学学子课外必读的著作，专家学者著述立作的参考，也被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大众读者竟相捧读。
一本学术著作，尤其是法学著作，能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在中国知识界实属罕见。
畅销书的流行，大多是因为媚俗，而它，却恰恰相反；深刻，促成了它在读者当中巨大的生命力，塑造了它在理论上持久的影响力，成就它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强劲的渗透力。
变革中的社会终究逃脱不了文化多元所导到的种种不幸。
中国法治进程例外。
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源。
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
中国是没有文艺复兴的，理性渠道的诉求习惯在中国是极少的。
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
全书从变法模式的讨论提出问题----如何建设中国的法治，从而反思法律的功能，进而提出其意见。
从《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和《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多元而导致的法律多元在现实中对法治进程的某种阻碍或不谐调。
这种阻碍往往被人们谁为只有时间才可消除，而忽视其对这种阻力产生的原因---------其价值预设------西方法治文化优于中国本土文化。
从而建立文化价值等级秩序，而这种预设不可避免地也把问题的解决可能性全交付于时间，而非人。
苏力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赵晓力语）。
从而推翻了前述之价值预设，从而提出其解决方案。
在知识平面化的前提下提出两种知识的沟通“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希冀中国法学家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阻”。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什么才是苏力的贡献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转）
早就很多人推荐这本书，终于在期末的时候拜读了。
在别处看到的书评，感觉还不错，拿来了-------\ 这是一位曾经在美国留过七年学的法学家写的书，但任何学科的人都可以读懂它，并或许可以从中受益不少。
并不是因为他有野心做启蒙者，而仅仅因为他一直深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
他“有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是一名“很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3页） \ 面对那个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代——当大部分法学专家们还沉醉于谈论或者附和“法律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及“法制现代化”的199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对这些热门词汇却不以为然。
\ 他不是在愤世嫉俗，也没有抨击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太满意的地方，相反，他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处；他也不是在标新立异，试图抢占学术领地、圈地为牢。
相反，他追求把“通俗”的东西纳入理论分析的视野。
他似乎离经叛道，竟然研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有人看来简直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问题：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人为她丈夫被村长踢伤而去“讨说法”以及一名偏远山村的党支部书记（山杠爷）惩罚不孝顺的村民的故事等等。
这本书里没有高深的词汇和故弄玄虚的成分，更不会有指点江山、为这个“落后的”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激扬文字的痕迹。
\ 当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评苏力“不够专一”，建议他应该系统地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依然面不改色，还为自己辩解，“在现代，已经无法在理性上发现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也许只是去研究、回答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2页。
）就这样，他在一阵阵怀疑的浪潮中毅然前行。
他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现实、反思自我和认真读书，大致构成了我认为一个法学家的‘应为’。
” \ 他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杂。
他关注农民回避法律选择私了解决纠纷、最高法院对奸淫幼女罪的批复以及的《论十大关系》中的问题。
甚至，他对戴安娜之死也有话要说。
这些问题都很杂，而且和法哲学中那些“权力”、“义务”和“正义”等等主题想去甚远。
二 时间就是检验一切的最好方法。
\ 当年他那曲高和寡的论文如今已经变成了入门读物了。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今日若有人想研究中国社会的法治问题，必定绕不过的一道门槛，便是苏力的这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这是苏力的第一本著作——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本论文集。
\ 他以“什么是你的贡献”作为序，既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或者主要是指法学界的拷问，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和鞭策。
也许，他想对那些善意的批评者作一个交待吧，表明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中国问题的关切。
这里说的“贡献”是指，中国学术本土的知识生产，而不是搬用外国的东西来诊断中国。
他说，“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做出我们的贡献……，这种贡献并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体悟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脚注，充实或者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序言第三页） \ 紧接着，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本土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因此，关注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做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
”他特别指出，我们学者应该如何对待历史，不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品头论足，抑或褒贬，而是“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
这就是苏力的立足点。
\ 苏力主张一种实证的、解释性的法律社会学进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一点。
譬如在序言中，他说“首先是研究中国的现实”。
对于法理学的研究，他还主张“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不仅在他的书评中体现出来了。
例如，在“什么是法理学”一文中，他赞赏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并提倡从各个学科的角度研究法理问题；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一个章节中，他对《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批评更是对法律社会学方法的一种强调和修正，强调考据和例证。
\ 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是美国式法理学的崇拜者。
他主持翻译了波斯纳的几乎全部文章，对于法律经济分析和后现代法学的浸淫路人皆知；他还介绍了美国法理学的发展，并在阅读了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后，写了“什么是法理学”的文章，洋洋洒洒地介绍美国的法理学，还乐此不疲地列出了这对于中国法学的借鉴意义。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把这些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例如，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他用经济学观点分析了中国农民规避法律的原因；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中分析了后现代法学对于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进程的利弊。
\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观点都是但开风气的。
当“法学是幼稚的”还弥漫在法学世界上空的年代，能够且敢于对法理学研究提出这么多根本性的反思是多么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中国法理学的一个转折点。
三 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苏力、黄宗智和季卫东的研究风格各有千秋。
苏力喜欢解剖麻雀，黄宗智重视知识考古和田野工作，而季卫东能将理论论证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
\ 比较巧合的是，关于中国法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季卫东、黄宗智和苏力的观点也很不同。
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中，季卫东认为后现代思想的引入对于中国法学和法制的发展不利，理由是，后现代思想的破坏大于建设，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现代化。
据苏力分析，季的论点有两个前提预设：一是单线社会进化的理论，社会必然是从现代进入后现代；二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紧密联系。
苏力否认了这两个前提预设。
苏力虽然也觉得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觉得后现代思想对于法学的建设还是有一定裨益的。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这有利于现代的建设；并且，哪怕它存在“破坏”作用，但只是在研究层面。
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不一定会对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黄宗智则与以上两者的观点都不同。
黄认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不在于理论上如何界定，而在于实践中.。
“现代性”在法律实践过程之中存在，而不在于性质的层面。
三者的观点虽然迥异，但都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切。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毕竟，学术在于争鸣。
\ 然而，尽管苏力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考据工作还是有些瑕疵的。
仅仅以《秋菊打官司》和《山杠爷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以及相应的官司来刻画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这是值得商榷的。
这类似于国内的影评家们批评张艺谋的电影一样，往往把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展示给外国人看。
虽然苏力先生不至于展示中国国人的丑陋，但他仅仅从这两部电影来作分析中国的法律文化，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
没有田野
什么才是苏力的贡献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转）
早就很多人推荐这本书，终于在期末的时候拜读了。
在别处看到的书评，感觉还不错，拿来了-------\ 这是一位曾经在美国留过七年学的法学家写的书，但任何学科的人都可以读懂它，并或许可以从中受益不少。
并不是因为他有野心做启蒙者，而仅仅因为他一直深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
他“有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是一名“很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希望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3页） \ 面对那个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代——当大部分法学专家们还沉醉于谈论或者附和“法律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及“法制现代化”的199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对这些热门词汇却不以为然。
\ 他不是在愤世嫉俗，也没有抨击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太满意的地方，相反，他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处；他也不是在标新立异，试图抢占学术领地、圈地为牢。
相反，他追求把“通俗”的东西纳入理论分析的视野。
他似乎离经叛道，竟然研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有人看来简直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问题：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人为她丈夫被村长踢伤而去“讨说法”以及一名偏远山村的党支部书记（山杠爷）惩罚不孝顺的村民的故事等等。
这本书里没有高深的词汇和故弄玄虚的成分，更不会有指点江山、为这个“落后的”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激扬文字的痕迹。
\ 当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评苏力“不够专一”，建议他应该系统地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依然面不改色，还为自己辩解，“在现代，已经无法在理性上发现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也许只是去研究、回答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阅读秩序》，苏力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序言2页。
）就这样，他在一阵阵怀疑的浪潮中毅然前行。
他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现实、反思自我和认真读书，大致构成了我认为一个法学家的‘应为’。
” \ 他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杂。
他关注农民回避法律选择私了解决纠纷、最高法院对奸淫幼女罪的批复以及的《论十大关系》中的问题。
甚至，他对戴安娜之死也有话要说。
这些问题都很杂，而且和法哲学中那些“权力”、“义务”和“正义”等等主题想去甚远。
二 时间就是检验一切的最好方法。
\ 当年他那曲高和寡的论文如今已经变成了入门读物了。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今日若有人想研究中国社会的法治问题，必定绕不过的一道门槛，便是苏力的这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这是苏力的第一本著作——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本论文集。
\ 他以“什么是你的贡献”作为序，既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或者主要是指法学界的拷问，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和鞭策。
也许，他想对那些善意的批评者作一个交待吧，表明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中国问题的关切。
这里说的“贡献”是指，中国学术本土的知识生产，而不是搬用外国的东西来诊断中国。
他说，“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做出我们的贡献……，这种贡献并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体悟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脚注，充实或者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序言第三页） \ 紧接着，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本土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因此，关注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做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
”他特别指出，我们学者应该如何对待历史，不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品头论足，抑或褒贬，而是“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
这就是苏力的立足点。
\ 苏力主张一种实证的、解释性的法律社会学进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一点。
譬如在序言中，他说“首先是研究中国的现实”。
对于法理学的研究，他还主张“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不仅在他的书评中体现出来了。
例如，在“什么是法理学”一文中，他赞赏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并提倡从各个学科的角度研究法理问题；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一个章节中，他对《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批评更是对法律社会学方法的一种强调和修正，强调考据和例证。
\ 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是美国式法理学的崇拜者。
他主持翻译了波斯纳的几乎全部文章，对于法律经济分析和后现代法学的浸淫路人皆知；他还介绍了美国法理学的发展，并在阅读了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后，写了“什么是法理学”的文章，洋洋洒洒地介绍美国的法理学，还乐此不疲地列出了这对于中国法学的借鉴意义。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把这些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例如，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他用经济学观点分析了中国农民规避法律的原因；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中分析了后现代法学对于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进程的利弊。
\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观点都是但开风气的。
当“法学是幼稚的”还弥漫在法学世界上空的年代，能够且敢于对法理学研究提出这么多根本性的反思是多么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中国法理学的一个转折点。
三 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苏力、黄宗智和季卫东的研究风格各有千秋。
苏力喜欢解剖麻雀，黄宗智重视知识考古和田野工作，而季卫东能将理论论证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
\ 比较巧合的是，关于中国法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季卫东、黄宗智和苏力的观点也很不同。
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中，季卫东认为后现代思想的引入对于中国法学和法制的发展不利，理由是，后现代思想的破坏大于建设，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现代化。
据苏力分析，季的论点有两个前提预设：一是单线社会进化的理论，社会必然是从现代进入后现代；二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紧密联系。
苏力否认了这两个前提预设。
苏力虽然也觉得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觉得后现代思想对于法学的建设还是有一定裨益的。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这有利于现代的建设；并且，哪怕它存在“破坏”作用，但只是在研究层面。
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不一定会对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黄宗智则与以上两者的观点都不同。
黄认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不在于理论上如何界定，而在于实践中.。
“现代性”在法律实践过程之中存在，而不在于性质的层面。
三者的观点虽然迥异，但都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切。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毕竟，学术在于争鸣。
\ 然而，尽管苏力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考据工作还是有些瑕疵的。
仅仅以《秋菊打官司》和《山杠爷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以及相应的官司来刻画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这是值得商榷的。
这类似于国内的影评家们批评张艺谋的电影一样，往往把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展示给外国人看。
虽然苏力先生不至于展示中国国人的丑陋，但他仅仅从这两部电影来作分析中国的法律文化，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
没有田野
朱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否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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