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史》读书笔记怎样写
本书主要作者大都是云南当今史学精锐，在相应的学术领域多有建树。
书中既有继承，更重创新。
以《绪论》为例。
作者以“融合、统一：云南历史发展的主轴”为题，着眼于宏观，深入其微观，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文笔，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云南各民族在大迁徙、大融合中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轮廓，又清晰地描绘了云南与祖国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渊源关系。
提炼出助周克商、设置郡县、南中大姓、爨族、南诏国及大理国、云南汉族等重要概念，并分别对夏商周时期云南土著与华夏族的政治交融，秦汉时期云南土著王国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合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移民统治者与云南土著融合形成南中大姓，隋唐时期土著民族自融及融合汉族移民形成历史民族共同体爨族，唐宋时期云南土著民族自融及融合汉族移民形成南诏国、大理国等政治实体，元明清时期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融合促进汉族的发展，近代革命与云南的民族融合，特别是对土著民族与土著民族、土著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即“夷变夷”、“汉变夷”、“夷变汉”，并通过融合共荣而与中华各民族内聚成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等论题，进行深入探讨与阐述，进而得出民族融合与促进国家统一，是贯穿于云南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推动云南历史前进的两大主轴的结论。
这是一个新颖独到、颇具说服力的观点。
全书以此为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展开阐发。
书中新意迭出，亮点频现。
三篇序言亦都是佳作，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实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秀丽，文化富集。
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既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有近现代光荣的历史进程。
编写一部云南通史，一直是云南人的共同心愿，也是时代赋予云南史家的历史责任。
本书的出版，开了云南编修五千年通史的先河，实现了云南人的夙愿，填补了云南史学的一大空白，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它的出版，对于正确认识云南、全面建设云南、促进云南更好更快地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交流史等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七年级上册期末试题
历史复习题 一、选择题 1.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是（） A.元谋人 B蓝田人 C北京人 D山顶洞人 2.被尊奉为华夏之祖的是( ) A.炎帝于黄帝 B黄帝与蚩尤 C蚩尤与炎帝 D蚩尤与神农氏 3.“家天下”的意思是（ ） A 按血统组成一个部落 B把天下大事看的比家事还重要 C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D天下人为一家 4.周文王注意用人，他重用有才干的人是（ ） A 姜尚 B 微子 C伊尹 D比干 5.春秋时期，在齐国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改革家是（ ） A 夫差 B 孙武 C管仲 D吴起 6.城濮之战确立了（ ） A 齐桓公的霸业 B 秦穆公的霸业 C晋文公的霸业 D楚庄王的霸业 7.春秋时期，诸侯国不断进行争霸战争的主要目的是（ ） A 为了统一周王朝 B 为了争夺周王室的权力 C 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 D为了排除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 8.“战国七雄”中，地处山东半岛大国是（ ） A燕国 B 韩国 C楚国 D齐国 9.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商鞅变法内容的是（ ） A 国家承认土地私有 B 推行县制 C奖励耕战 D改革军制 10.都江堰的修建造福于（ ） A 江中平原 B 黄河下游平原 C 成都平原 D关中平原 11.“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反映了老子的（ ） A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B 消极厌世的思想 C迷信的思想 D乐观的生活态度 12.下列思想学说中，有孟子提出的是（ ） A “哀民生之多艰” B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C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D “兼爱”、“非攻” 13.下列属于法家韩非子的主张是（ ） A 事物对立的双方能够相互转化 B 减轻赋税，实行“仁政” C 反对不义战争，人们要互助互爱 D 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14.下列各项不属于孔子教育成就的是（ ） A 开创私人办学的风气 B 注意“因材施教” C 要求学生谦虚好学 D强调创造性学习 15.“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说明了屈原（ ） A 对楚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B 对赵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C 对秦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D对齐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16.有一种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记载了商朝的史事，这种文字是（ ）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隶书 17.郡县制度在我国长期沿用下来，郡县制度在全国推广最早始于（ ） A 商鞅变法时 B 西周实行分封制时 C 吴起变法时 D 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时 18.秦统一后，通令全国使用的货币是（ ） A 刀币 B 圆形方孔钱 C 铲币 D 蚁鼻钱 19.秦朝修筑长城的目的是（ ） A 征伐百越 B 展示中国人民的智慧 C 抵御匈奴 D 传递消息 20.下列关于秦朝的表述正确的是（ ） A 我国第一个国家 B 我国第一个封建国家 C 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D 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国家 21.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开始于（ ） A 秦始皇时 B 西汉高祖时 C 西汉武帝时 D 东汉光武帝时 22.史书记载：主父偃说上曰：“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令分子第以地，侯之
”于是上从其计。
文中“上从其计”的目的是（ ） A 增加税收 B削弱王国势力 C 恩泽贵族 D 加强王国的势力 23.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者是（ ） A 陆贾 B 主父偃 C 缇萦 D 董仲舒 24.汉武帝为推行儒学教育，创办了我国古代最高学府（ ） A 国学 B 大学 C 太学 D 私塾 25.西汉时人们所称的“西域”是指（ ） A 河北走廊地区 B 河套地区 C 新疆地区 D 欧洲 26.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目的是（ ） A 向西域传播文化 B 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 C 寻找宝物 D 帮助西域摆脱匈奴控制 27.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统治是在（ ） A 公元前202年 B 公元前119年 C 公元前60年 D 公元73年 28.东汉时，杜诗发明了水排，其用途是（ ） A 灌溉 B 冶铁 C 播种 D 抗洪 29.蔡伦改进造纸术，主要改进了（ ） A 造纸工具 B 造纸程序 C 造纸原料 D 造纸工艺 30.华佗的主要医学贡献有（ ） ①制成“麻沸散” ②着《神农本草经》 ③创制一套医疗体操 ④擅长治传染病 A ①③ B ②③ C ③④ D ④① 31.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刮骨疗毒”面不改色，主要得益于（ ） A 扁鹊的“四诊法” B 华佗的“麻沸散” C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D 酒精的麻醉作用 32.奠定曹操统一北方基础的战役是（ ） A 巨鹿之战 B 赤壁之战 C 长平之战 D 官渡之战 33.赤壁之战对历史的主要影响是（ ） A 曹操完全统一了北方 B 形成三国鼎立局面 C 西晋统一中国 D 消除军阀割据局面 34.杜甫诗：“三顾频烦天下事，两朝开济老臣心。
”只是对下列哪一位历史人物的赞誉（ ） A 刘备 B 关羽 C 孙权 D 诸葛亮 35.三国时期，控制今北京地区的是（ ） A 魏国 B 蜀国 C 吴国 D 羌胡 36.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开发的主要原因是（ ） A 南方生产工具先进 B 南方自然条件好 C 南方统治者施行仁政 D 北方农民南迁，带来劳动力和生产技术 37.不属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主要原因的是（ ） A 北魏孝文帝改革 B 佛教的盛行 C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 D 各族人民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频繁接触 38.北魏迁都洛阳的主要目的是（ ） A 接受汉族文化，加强控制中原 B 解决都城水源 C 被北方少数民族打败 D 解决北方粮食不足 39.数学家祖冲之的突出贡献是（ ） A 最早提出圆周率的计算方法 B 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 C 最早写成数学论文集 D 最早计算圆周率 40.我国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为（ ） A 书仙 B 书王 C 书圣 D 书祖 41.顾恺之的代表作有（ ） ①《女史箴图》 ②《龙门二十品》 ③《洛神赋图》 ④《采桑度》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④ D ②③ 42.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时期是（ ） A 两汉 B 魏晋南北朝 C 春秋战国 D 隋唐 43.隋唐大运河开凿的重大意义在于（ ） A 满足了炀帝有江南的欲望 B 实现了南水北调 C 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D 便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 44.把国君比作“舟”，人民比作“水”，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皇帝是（ ） A 唐高祖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D 唐玄宗 45.唐太宗统治时期，先后进谏200多次的名臣是（ ） A 房玄龄 B 长孙无忌 C 杜如晦 D 魏徽 46.唐朝人在长安的“市”里能够见到的景象是（ ） A 皇帝接受百官朝贺 B 外国人购买丝绸 C 学子挑灯夜读 D 将军训练士兵 47.吐蕃是我国今天哪一个民族的祖先（ ） A 回族 B 蒙古族 C 藏族 D 纳西族 48.唐朝贞观年间，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使者是（ ） A 兆衡 B 鉴真 C 甘英 D 玄奘 49.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是（ ） A 卢沟桥 B 金水桥 C 玉带桥 D 赵州桥 50.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 ） A 《圣经》 B 《金刚经》 C 《诗经》 D 《古兰经》 51.被称为“诗仙”的唐朝诗人是（ ） A 杜甫 B 白居易 C 李白 D 柳宗元 52.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位于今天的（ ） A 甘肃省 B 青海省 C 陕西省 D 山西省 53.北宋都城东京，就是今天的（ ） A开封 B 西安 C 洛阳 D 北京 54.下列横线两端没有联系的一项是（ ） A 契丹政权—耶律阿保机 B 契丹—辽 C西夏政权—李元昊 D 檀渊之盟—西夏 55建立金政权的少数民族是（ ） A 契丹族 B 女真族 C 党项族 D 突厥族 56.南宋都城临安是今天的（ ） A 杭州 B 苏州 C 宁波 D 南京 57.北京正式建为都城开始于（ ） A 西周 B 辽代 C 金 D 南宋 58.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 （ ） A 隋朝时期 B 唐朝时期 C 北宋时期 D 南宋时期 59.“瓷都”指的是（ ） A 定窑 B 钧窑 C 景德镇 D 东京 60.两宋政府在港口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是（ ） A 布政使司 B 彭湖巡检司 C 知州 D 市舶司 61.北宋时，东京等城市出现娱乐场所“瓦子”的主要原因是（ ） A 农业的发展 B 商品经济繁荣 C 手工业进步 D 统治者享乐的需要 62.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是在（ ） A 唐朝 B 宋朝 C 元朝 D 明朝 63.元朝时，管辖澎湖列岛和台湾的机构是（ ） A 台湾省 B 台湾府 C 布政使司 D 彭湖巡检司 64.在元朝形成的新民族是（ ） A 苗族 B 白族 C 回族 D 彝族 65.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 ） A 毕升 B 郭守敬 C 沈括 D 王桢 66.我国历史上最早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在（ ） A 隋唐时期 B 北宋时期 C 南宋时期 D 元朝时期 67.宋代杰出的文学成就是（ ） A 词 B 诗 C 小说 D 散文 68.要查找我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的执政事迹，应选择下列哪部著作（ ） A 《史记》 B 《齐民要术》 C 《千金方》 D 《资治通鉴》 69.八股取士开始于（ ） A 隋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 70.中国历史上创设和废除丞相制度的朝代，分别是（ ） A 西汉 唐朝 B 东汉 唐朝 C 秦朝 元朝 D 秦朝 明朝 71.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的地方是（ ） A 西欧 B 东欧 C 西非 D 非洲东海岸 72.“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逐荷虏，一代英雄。
”诗中赞扬的“一代英雄”是（ ） A 郑成功 B 施琅 C 康熙帝 D 林则徐 73.1685年、1686年两次组织清军在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军的是（ ） A 顺治帝 B 康熙帝 C 乾隆帝 D 雍正帝 74.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的是（ ） A 中俄北段边界 B 中俄南段边界 C 中俄东段边界 D 中俄西段边界 75.台湾府的设置，开始于（ ） A 三国时 B 南宋时 C 明朝时 D 清朝初年 76.清朝前期，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采取的措施是（ ） ①确立册封达赖、班禅的制度 ②设置驻藏大臣 ③设置伊犁将军 ④设立台湾府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77.下列著作中，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的著作是（ ） A 《本草纲目》 B 《天工开物》 C 《农政全书》 D 《徐霞客游记》 78.“北京王麻子剪刀”是享誉海内外几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北京王麻子剪刀的生产技术，曾在“中国17世纪科技工艺百科全书”中被详细介绍。
该书是（ ） A 《本草纲目》 B 《天工开物》 C 《农政全书》 D 《徐霞客游记》 二、填空 1.在（ ）流域和（ ）流域，原是农耕很早就出现了。
从事农耕生产的（ ）居住在村落里。
2.禹死后，他的儿子（ ）取得了王位。
从此，（ ）制取代了禅让制“（ ）”的局面开始。
3.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有（ ）、（ ）、（ ）、（ ）、（ ）、（ ）、（ ），史称“（ ）”。
4.（ ）时期的孔子是（ 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它还是大（ ）家。
他的言论由弟子整理成《 》一书。
5.战国时期，扁鹊是当时民间最有名的医生，他采用（ ）、（ ）、（ ）和（ ）的“四诊法”为人诊病。
6.秦长城西起（ ）、东到（ ）。
7.（ ）著的《史记》是我够第一部（ ）。
8.（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9.《 》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它是北朝的农学家（ ）所著。
10.唐朝时期先后出现了“ ”、“ ”比较清明的封建统治时期。
11.七世纪初，吐蕃首领（ ）统一了青藏高原，唐太宗时把（ ）嫁给了他。
12.唐玄宗时，中国名僧（ ）东渡日本，它设计创建的（ ），日本人民视为艺术明珠。
13.（ ）是唐朝杰出的医学家，他的医学巨著《 》，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建立了宋朝，定豆（ ），史称北宋，他就是（ ）。
15.元朝政府在中央设（ ），总理全国政务，在地方设（ ）执掌地方政务。
这就是行省制度。
16.《资治通鉴》是一部（ ）体的通史巨著。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A C D C A D B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C B B C D C B B A 二、判断题（本大题4小题，共4分） 21、×22、√23、√24、× 三、列举题（本大题2小题，共10分） 25、（6分）文物一：甲骨文（甲骨或甲骨卜辞），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记录的内容非常广泛，是研究商朝历史的重要材料，也标志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文物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广汉三星堆出土（反映与商朝同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也盛行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三星堆”文化）。
文物三：战国编钟（曾侯乙编钟），湖北随州出土（体现出我国古代工匠的高操技艺，也反映了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较高水平）。
26、（4分）《离骚》：屈原，是研究战国时期诗歌发展的重要材料（是千古传诵的抒情长诗）。
《史记》：司马迁，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四、材料解析题（本大题2小题，共20分） 27、（10分）1）秦始皇焚书坑儒。
（1分）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接受李斯的建议。
（2分）2）“百家争鸣”（1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各派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意见，并互相争论。
（2分）3）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
（2分）不同点：它只是排斥儒家之外，持法家、道家等各学说的读书人。
（1分）4）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发展。
（1分） 28、（10分）1）②河西走廊③新疆④西亚⑤欧洲（4分）2）张骞（1分）3）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
（2分）从此，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管辖（新疆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分）4）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西域各国与西汉的联系，汉朝与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
西域各国也纷纷归附汉朝。
（2分） 五、问答题（本大题2小题，共26分） 29、（14分）答：1）排序：① B ② A ③ D ④ E ⑤ C 。
（5分）2）奴隶主贵族（阶级）（2分）3）（列出两条变法内容即可）（4分）4）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3分） 30、（12分）答：1）“江南”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包括福建、广东等地）（1分）2）江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较热，土地肥沃等（2分）3）东晋在南方取得暂时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地区的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等（3分）4）如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大片的荒地被开垦为良田；农业技术发展；小麦种植推广到江南等（列出两条即可）（4分）5）为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2分） 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7.1636年，（ ）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 ）。
18.为加强皇权，雍正皇帝设立（ 军机处 ）。
（ ）年间，正式废除了（ ）会议制。
19.1561年，抗倭名将（ ）率领军队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平息了浙东的倭寇。
20.清朝入关后，（ ）帝在北京接见五世达赖，并赐封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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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媒体不如读报,读报不如读书,读书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读野史不如读笔记. 真实和通史是两回事,想要真实推荐你读古人的笔记,想读通史你读，范文澜、蔡美彪著《中国通史》，比较全面 下面介绍一些相关的通史书：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注： 1.《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3.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年》“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75～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5.笔者于此采用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时间序列标准。
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黄现璠、刘镛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邓之诚序”，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初版。
7、8.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参考资料： 1.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范文澜版 范文澜有《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后续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
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
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宫、文笔流杨，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
上世纪四十年代，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
这部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的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
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
1968年7月20日，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
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
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
第一册是中国通史第一编 收入了原自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即秦朝的统一。
共为五章，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况。
第二册是中国通史第二编 收入了秦汉至隋统一时期。
共为六章，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概况、文化概况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
第三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册。
共三章，第一章叙述隋朝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状况。
第二章叙述唐朝的政治概况和经济概况。
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个王朝和十个割据国的兴亡及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第四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的第四、五、六、七章组成。
分别叙述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亦即藏族、维族、彝族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五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
第一章叙述宋王朝的建立与南迁，即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
第二章叙述宋王朝的南迁与灭亡，即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第六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第三、四、五章组成。
第三章叙述辽朝包括西辽的政治、经济、文化。
第四章叙述西夏的兴亡和经济、文化。
第五章叙述金朝的政治史事和经济状况。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
由本编第六、七章组成。
第六章叙述元朝的政治史事、经济状况和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
第七章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与理学、文学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八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册。
共两章。
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叙述明太祖至武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叙述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九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第三、四章组成。
第三章综合叙述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第四章叙述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即清圣祖至世宗时期的政治概况。
第十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册。
由本编第五、六、七章组成。
第五章叙述清高宗、仁宗时期的政治史事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
第六章叙述经济状况。
第七章是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状况。
白寿彝版 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
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
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
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
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
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
《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
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
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
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
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
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
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白彝和黑彝有什么差别 具体的
说句话 弟弟给哥哥牵马，最后哥哥成彝，弟弟成了白彝，其族本来就是一，不管再咋个扯亲戚，扯到最后都扯的上关系，看过了太多说什么黑彝是贵族，白彝是娃子，什么黑彝血统要高贵，白彝血统要低一个档次，这些只不过是想要搞民族分裂的人的言论，不管是白彝还是黑彝，天下彝族都是一家人，民族团结才是最重要的。
帮忙说一下中国交通百年发展史
壮族：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菖蒲（蒲剑）或石榴、胡蒜，都有其它原因。
通常将 挂艾草、菖蒲、榕枝艾、榕、菖蒲用红纸绑成一束，然后插或悬在门上。
因为菖蒲天中五瑞之首，象征驱除不祥的宝剑，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
所以方士们称它为“水剑”，后来的风俗则引申为“蒲剑”，可以斩千邪。
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有一段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
而晋代《风土志》中则有“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相裁之。
以后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肖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
在 我国古代就一直是药用植物，针灸里面的灸法，就是用艾草作为主要成分，放在穴道上进行灼烧来治病。
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像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
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
躲端午，时端午节习俗，指接新嫁或已嫁之女回家度节。
简称“躲午”，亦称“躲端五”。
俗以五月、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诸事多需避忌，因有接女归家躲端午之俗。
此俗宋代似已形成，陆游《丰岁》诗有“羊腔酒担争迎妇，遣鼓龙船共赛神”之句。
《嘉靖隆庆志》亦记云：“已嫁之女召还过节”。
又，《滦州志》：“女之新嫁者，于是月俱迎以归，谓之‘躲端午’”。
端午雨，时民间岁时占验习俗。
俗信端午节下雨，不吉；反之则吉。
此种俗信在宋代即已存在。
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云：“五月五日哨，人曝药，岁无灾。
雨则鬼曝药，人多病。
此闽中谚语。
”又许月卿《次韵蜀人李施州芾端午》自注云：“临川人谓端午日雨，鬼旺人灾。
清赵怀玉诗自注亦引有“端阳无雨是丰年”的谚语。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
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
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
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 壮族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
据此部分专家推测不排除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
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
”路即骆，此说中的。
《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
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 越骆，国名。
菌，竹笋。
”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
“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
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
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
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
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
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
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民族区域自治。
1952年12月9日在广西的西半部建立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春改为自治州。
1958年3月5日，建立以原广西省地区为范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1958年4月1日，建立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建立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壮族名称虽随代而异，其主要源流：百越一瓯一瓯骆一西瓯骆一西瓯骆越一乌浒一俚僚一僮一俍一沙一侬一壮，为一脉相承。
（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满族满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6000-7000千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1][2]。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都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
后汉书·挹娄传》：“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
”《魏书·勿吉传》“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
”《隋书·靺鞨传》“邑落具有酋长，不相总一”。
满族的历史唐朝的文献中将其称为“靺鞨”，宋朝、元朝及明时期的汉语文献中称其为女真。
辽朝（相当于北宋）时期，女真人在现中国东北地区分别有南女真（熟女真），北女真，生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女真，长白山女真等等，除语言风俗接近外，这些女真部族之间并不相互统属。
其中生女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建立金国，消灭辽国和北宋占据中原地区。
金朝继承了北宋和辽国的君主制政体，迁入中原的金国人在文化和血统上也逐渐和中原民族融合。
经过金朝的发展，女真的概念比起前代变得更加明确起来，但是随着金国被蒙古帝国所灭，女真这一称谓再次笼统化。
女真人除了一部分在战争中死亡，有一部分被汉化，如部分完颜部的人改为汉姓，元朝蒙古人将在中原地带已经逐渐被汉化的契丹、女真和汉族的后裔统称为汉人，而将南宋后裔统称为南人。
而部分没有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和退回东北的女真人继续在辽宁附近地区聚居，亦有其它新的部落迁入。
明朝在今东北地区设立三个卫所，分别称作：建州，野人和海西，分设督司受明总兵节制，因此东北的各民族以地域划分为三部女真，称作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血统关系。
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源自蒙古边缘部落。
野人女真与之前金朝的女真族有较近的血统关系，但其不少部落后来被排除在满族之外，变成现在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
满洲是建州女真其中一个部族的名称。
后来满洲崛起，征服了东北各部族，统一称谓为“满洲”，其中包括了归顺满洲的蒙古人、朝鲜人及辽东汉人。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新疆、青海、河北、河南、云南、山东也有不少聚居区。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吸收了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生活习俗，服饰特别。
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
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大都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因此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回族主要从事农业，有的兼营牧业、手工业。
回族还擅经商，尤以经营饮食业突出。
喜爱摔牛的运动，沧州、临夏地区的回族善于练武。
喜食炸油香。
回族把服饰通常称为“衣着”、“穿戴”。
我国唐朝的杜环在唐和大食的一场战役中，战败被俘，把他自己在其地的所见所闻作了记录，其中谈到大食的服饰：“（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
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系银带，佩银刀”。
这些大食人有不少后来到中国经商，把这种服饰上的习俗自然也带到了中国。
《新唐书》第一次记载了伊斯兰教教民的形象、服饰和宗教活动。
据称：“大食本波斯之地，男子鼻高，面黑而髯，女子白皙，出门障面，日五拜天神，系银带，佩银刀……”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阿拉伯、波斯等地来中国的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妇女的服饰打扮，还是很有特色的。
宋代朱或在《萍洲可谈》中载：“广州蕃坊，蕃人衣裳与华异……”唐宋时期，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来的穆斯林商人，一般都被称为“蕃客”，这是回族的先民。
这就看出，当时回族先民的服饰与汉族不同，是有自己特点的。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则记载得更明确：“宋时蕃商巨富，服饰皆珍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
”可见他们当时穿的是有花纹的丝织品，佩戴戒指，使用金银器具等。
回族男子头缠“戴斯达尔”、戴白帽的习俗，也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宋代周辉《清波别志》说：“层檀，南海旁国也。
贵人以好越布缠头。
人之言语如大食。
”元代，回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比较高，回族人的服饰习俗和其他习俗一样，都是自由的，没有任何限制，有着汉族服装的，有穿阿拉伯、波斯等地样式的，有自制的白帽、巾袍和鞋等，开始向民族服装发展。
但是，到了明代，回族人的服饰习俗就开始受到限制。
回回民族不是依据信仰习俗和祖先的服装样式，结合在中国居住发展的实际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而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强迫命令和限制。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采取禁止“胡服”的政策，让回族人民着汉装，这样，回回民族开始形成的服饰习俗就不能很快得到发展，也不能受到尊重。
到了清代，统治阶级对回族人民更存偏见。
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陈世宫和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等地方大员向清廷上疏，对回民的服饰、信仰等横加指责、干涉，妄加罪名，说回民“平日早晚皆戴白帽，设立礼拜……”因此，他建议：“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
……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
” 这样，回族的服饰，既受到了伊斯兰的影响，又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强迫限制。
但是，回族服饰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禁止就完全屈服而全部改着汉装，而把一些带有伊斯兰教特色和民族特色较浓的服饰习惯，坚持和保留了下来。
如清代袁大化《新疆图志》记载：“阿訇之帽，上锐而高，檐以白布绽之，厚二三寸，脱帽为敬。
人门必解履。
妇女必障面。
皆古制也。
”又说“惟寺中礼拜，戴棱冠。
上锐下圆，五色皆备，而白者为多”。
直到今天，回民仍然头戴白帽，有的头缠“戴斯达尔”，女的搭盖头等，这都是回族服饰习俗发展变化的重要特征。
〖回族服饰作用〗 回族的服饰具有多重作用。
一是保护身体。
这是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客观的必然需要。
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服饰，夏天穿单衣，冬天北方回族人多穿棉衣和皮衣、皮鞋等，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回族人为了防寒还戴棉帽、皮帽或耳套等。
回族妇女为了防风沙还戴盖头、搭围巾等等。
二是装饰的作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回族人也不例外，这是人类美化自身的内在要求。
如男子穿衬衫、套青坎肩，女子点额、染指甲，在衣服上绣花，都有装饰的因素。
三是具有信仰的因素，回族人去清真寺或过民族节日，需头缠戴斯达尔、穿准白、穿麦赛袜子，妇女搭盖头等，因此回族服饰除了保护身体和装饰的作用外，还有信仰的因素，这构成了回族服饰的民俗特点。
回族的服饰，根据性别形成了男子服饰和女子服饰，且男女服饰区别很大；根据年龄形成幼儿服饰、成年服饰和老年服饰，回族女性服饰分未婚服饰、已婚中年服饰和已婚老年服饰；根据地区和季节、宗教职业形成不同的服饰等。
下面就男女服饰两大类中的主要服饰品目，作一概述。
苗族苗族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 苗族的先祖可追 美丽淳朴的苗家姑娘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
商周时期，苗族先民便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从事农业稻作。
苗族在历史上多次迁徙，大致路线是由黄河流域至湘（湖南）、至黔（贵州）、至滇（云南）。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原先苗族有自己民族文字，《苗族古歌》记载了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争和朝廷的追杀与民族文化迁徙秘密等暴露予敌人，不得不将文字抹烧，抹去，当仅有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去世后，文字也随之丢失，留下的只有现在的那写在衣服上的文字。
后20世纪50年代后期苗族又开始创制了拉丁化拼音文字。
现今大部分人通用汉文。
苗族的音乐舞蹈历史悠久，群众喜爱的芦笙舞，技艺很高。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苗族节日较多，较隆重的节日有过“花山节”、“四月八”、“龙舟节”等。
苗族民歌可分为飞歌、游方歌、风俗歌、叙事歌、祭祀歌五种。
飞歌在田间地头演唱，也称“顺络 苗族少女歌”、“吼歌”、“喊歌”、“山歌”，是流行于黔东南的一种特别的民歌演唱形式。
游方歌是苗族民歌的专称，因地域不同称谓有别，包括“野外情歌”、“坐花坡”、“坐姑娘”、“玩表”、“采花”、“走月亮”等。
苗族曾经自称 Hmub(谐音：牡）、Hmongb(谐音：蒙）、Hmaob(谐音：摸）、maob(谐音：毛），有的地区自称“ghab nus(谐音：嘎脑）、ghab Xongb (谐音：仡熊）、deb songb(谐音：带叟）等。
他称“长裙苗”、“短裙苗”、“红苗”、“白苗”、“青苗”、“花苗”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苗族，英文写作：MIAO 和 HONGB. 其中青苗人精通药草，善于运用草药治病救人。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
“牯藏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
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
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祀先人。
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进感情，家庭和睦。
苗族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
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
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
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
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
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
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
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
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
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骗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存在许多精怪。
比如牛在厩内以粪便盖身或在厩内打转、将粪踩成圆圈，猪吃猪仔或躺在食槽里，鸭吃鸭蛋，老虎进田，遇到两蛇交尾，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等均属出现了相应的精怪。
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
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
家神信仰存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
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
龙也是各地苗族的崇拜和祭祀对象。
图腾崇拜方面。
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
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
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
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
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
其中，黔东南的吃牯脏至今盛行不衰，最为典型。
吃牯脏亦称祭鼓节、鼓社节、鼓藏（牯脏）节，以宗族（鼓社）为单位，每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
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击木鼓召唤祖先的灵魂来享用儿孙的供品。
主祭者称为牯脏头，祭品牯脏牛是专门为此而饲养的。
每届祭祀活动前后延续三年之久。
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
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蛊术等。
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
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
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崇拜和巫术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
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讲述本宗支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熟悉各种神话传说、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
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
此外，巫师还掌握一定的医术，懂得一些草药，在为人驱鬼的同时，辅以科学的医药手段。
除了这些传统信仰之外，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传教，在滇黔川交界地区、贵州凯里、湖南沅陵等地区有一些苗族群众皈依了基督教，在滇东南有少数苗族信仰天主教。
尤其是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基督教信仰曾经势头强盛，影响极大。
外国传教使团或者传教士们在苗族地区开设了许多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甚至实施了一些经济发展项目，对于苗族社会的进步、政治地位的改善起到了不可抹灭的作用。
著名的牧师有安顺的党居仁、柏格理、张道慧、王树德等，前二者均殉职苗区。
新中国建立之后，基督教、天主教的影响一度衰微，近年有一定的复苏的趋势。
但是，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实行“三自”，与1950年以前的基督教信仰在社会组织、社会影响甚至信仰内容方面都有许多的不同。
国外的苗族，在越南、老挝有少数苗族信仰天主教。
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苗族也有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
老挝、泰国的苗族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他们的社会中，传统的祖先崇拜、灵魂观念等仍在很大程度上的保留。
彝族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彝族与哈尼族、僳僳族、拉祜族、纳西族、基诺族皆源于古彝族。
关于彝族的族源，迄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成了人们关注的史学之迷，也是民族学、彝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难题。
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羌氐说为主。
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比较充足。
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
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
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
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
彝族少女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它认为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
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三千年前彝族已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侮”、“昆明”、“劳浸”、“靡莫”、叟、濮等部族。
汉朝称“西南夷”。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
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
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
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
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
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
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
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