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读后感
《萧萧》读后感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雄浑气魄的叙事场景，没有情节起伏跌宕的振荡感，《萧萧》给我的似乎一直是这样平坦的心境。
闭上眼，静静地把它捧在手上，却仿佛又有一抹说不明深浅的淡淡的哀伤不清，剪不断，小心翼翼地在另一头牵动着心绪。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总能感受到那流露出的淳朴的乡村气息，朴素勤劳的民风，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仿佛是非常平静的姿态，而在这安宁的表象下总有那么几处汹涌澎湃，或许是泥沼，拉着你一直往下掉。
萧萧，故事的主人公，单纯而又善良，总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边城》里的翠翠，但不同的是，萧萧是1个更悲情的女子，集众多苦难于一身。
她是个孤儿，从小寄养在伯父家。
她十二岁的时候，糊里糊涂地做了童养媳，丈夫竟然比她小九岁，还只有拳头大。
用当时的乡村说法“媳妇年纪大，才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这种习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肯定它对家中劳动力增加的部分意义的情况下，换种角度我觉得它荒诞的近乎可笑。
首先，萧萧和小丈夫之间，“丈夫有些时候对于萧萧的怕同爱，比对于父母还深切”这已然是1种类似于血浓于水的母子之情，若说是夫妻，怎么能连一点点的情爱都没有呢
其次，萧萧“像一株长在圆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而丈夫还是那么小，对于追求者有着强健体魄的花狗，她的心里总怀着对爱情朦胧的情愫，单独一人时，想让花狗留下，却又害怕他留下。
在单纯的少女情怀下，天真的她以为赌了咒一切就都有了保障，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妇人。
这不仅仅是萧萧的错，谁能说这样的习俗就不要负些责任呢
一家人对于萧萧怀孕事件“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按本分乱下去”好像是明文规定该这样做似的，这是不是就表明这些族长只是在表面做事给人看呢
在萧萧等待“发卖”的时候，她的小丈夫知道了这事，但不愿萧萧离去“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究竟是谁定的规矩，是周公还是周婆。
也没有人说的清楚”由此可见，“乡下规矩”的条条框框，框住了这一代代淳朴无罪的乡民。
他们只是机械地在自己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况下循规蹈矩卑微地生活。
或许有人曾想过要反抗，比如，曾经年轻的人，那时的萧萧是年轻的。
她想要挣脱出这个框，渴望像女学生一样，那么神气，那么自由。
于是在花狗引诱她又狠心抛弃她之后，她决然地要出逃，去寻找自由的脚步，任自由带领她飞翔。
但是这样的梦终究做得(]太美，不是说太美的东西连神都会因妒忌而从你手中夺走么
醒来的时候，梦到底碎了一地，这一地的玻璃渣子，戳得人眼生疼，心更疼，一瞬间的坍塌，早已寻不到自由的方向。
该怎么弥补拼凑着重来
在幸运地脱离“发卖”后，她被迫屈服，只留下曾用激烈的血气，挣扎在宿命深渊的美丽剪影。
生命，自此寂寂。
当多年后的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牛儿娶亲，完全习惯了这样平庸的生活之后，也许连她自己也会忘记，她曾经仅有一次地，逐着自由的方向出逃过。
十几年前的唢呐声萦绕着，萦绕着，在耳际，挥之不去。
又一回，倒带般吹唢呐接媳妇的喜事开始了，而我听到的绝非是唢呐无限膨胀的喜悦声，倒是一曲悠扬的牧歌，在欢悦的背后总有抹不去的淡淡的哀伤，一直一直单曲循环，像是生命褪去所有浮华繁盛后苍凉的底色。
沈从文 《丈夫》 读后感
小说是写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故事。
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年轻女子“老七”，由于维持生计，不得不上城里来卖身。
为了铺排故事的矛盾冲突，作者特意选择了丈夫前来探望妻子几个场景，作了绘声绘色而又淋漓尽致的描述。
其间还穿插介绍了与之相关的乡风民俗和社会背景，穿插刻划了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微妙关系，读来别有风致而又耐人寻味。
生活艰难，乡村的农民尽管日日土里刨食，却依然衣食难保，倒是将妻子送到城里的花船上卖身可以轻松地改变家里的窘境。
这已经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了，“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以致于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大都“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到花船为妓)，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
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极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在当时众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男子”，作品中并没有赋予明确的名字。
然而这并不重要，“男子”一词在文中可以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指女主人公老七的丈夫，一个则可以认为是所有在花船上卖身女子的丈夫的总称。
同文章的标题一样，小说正是围绕着丈夫这个中心展开的，当中就极费笔墨地描绘了丈夫的数次心理变化。
作品中女主角老七的丈夫进城后，本没有把妻子领回去的意思，而只是“象访远亲一样”，“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去看看妻子而已。
对于妻子的变化，这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惊讶，只有在妻子问起家乡
读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写一篇读后感800字
《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读后感沈从文，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他没有上过多少学，却凭着自强不息的生活信念和毅力，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沈从文“读一本小书又读一本大书”，读着课本知识，学着大自然与人间生活。
他迷恋一切，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
太多的为什么使他自己充满乐趣地去寻找答案。
充满奇幻的世界又使得他不断地逃学。
沈从文对万物的好奇是他人生成功的一个灵感来源。
他能主动地去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兴趣做了他最好的老师。
沈从文的童年无疑是快乐的、充满好奇心的。
缤纷多彩的大自然对于年幼的沈从文来说，仿佛是一个奇幻美妙的王国。
在这个王国里，他学会了爬树、钓鱼、翻跟头，有时也会调皮地把别人的船开走。
而我们正处于学知识的阶段，虽不能像沈从文那样随意地去进行课外活动，但适当地也该接触一下大自然。
有时课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比课内知识更有用。
在快乐中学习，这是我们一直都向往的。
长大后的沈从文喜欢做一个护兵，这也算他的一个小梦想吧
但意外地做了一个书记。
因为工作出色，他很快便升了职。
一个健康的生态使他从容面对这一切。
一生中每个人都会有转机，在他的生活中，转机让他懂得知识的可贵，懂得爱心的重要。
对生命意义的真正了解使他更加珍爱生命，更加珍惜生活，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无限的人生价值。
沈从文有梦想、有追求、有行动，所以他成功了。
我们生活中有许多转机，抓好每一次机会去实现它，一切都将会是崭新的、真实的。
沈从文虎雏读后感
从《虎雏》看沈从文小与其说沈从文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抵触，毋宁说沈从文从来就不曾试图把文学和政治分离开来。
我愿意称他为最具悲悯情怀的文学家。
他没有鲁迅的犀利，一定要为国民开出一剂药方。
他更不会如郭沫若一般，诗歌口号化，戏剧宣传化，让创作深深打上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
他不喜任何一个政权策略，他就是要一心一意地用文学打造一个神庙出来，人人得以供奉美善。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学打开国民闭塞的心窗时，那启蒙和救亡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渗透其中，不可否认第一代文学巨匠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更是迫不及待地在思想上有所播种，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耕耘仅仅限于投石问路。
那号称让现代文学开始并迅速走向成熟的鲁迅，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创作出长篇小说，后半生陷入无穷尽的论战中，他的思想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片断状，太过于贴近现实而让他走上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变得不可能。
用鲁迅的太过实际来衬托沈从文我觉得似乎有某些道理可言。
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他目睹人民于水火并不比第一代文学巨匠少多少。
也许正是如此，他对任何政论的言说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至于给所有的政权投掷去不信任的目光。
他只想着借文学的美和善来改造世道良心。
他对潜意识和人类欲望的探索只是他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不与当时的文学语境合拍是自然而然。
这也是他进入新中国面临转型却找不到新话语的苦恼所在。
他一生就是这样执著的认识世界。
所以他只好选择改行，从此失语。
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就这样被活着夭折。
我选择重读沈从文在于近日翻看《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有感。
沈从文颇让我感动的一点在于他的天真。
此天真绝非少童之天真，而是文学观念的朴质。
他把善恶泾渭分明的呈现。
我姑且称呼他表现城市文明的文学叫城市文学，表现乡土的文学叫作乡土文学吧。
这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清晰可辨。
他一旦描写起少爷太太，似乎他们就是人性恶的一拨人，披着道貌岸然的衣服，做着伪君子的事情。
而一旦写起翠翠、三三等女孩子形象一如自然神垂青着的小灵兽。
而当我读到《虎雏》一文时，心里悠然生发出对沈从文的同情。
我无法对这篇做出文学史意义的鉴定，但我意识到，这里面充满着矛盾的对话意味。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我”作为读书人，一心想要把做军官的六弟身边的小兵培养成读书人。
他为这个年轻人付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代价，而最终这个小兵还是伙同一个兵杀了人，逃往异地。
故事结构很简单，我和六弟是两个对立的阵营。
我和六弟显然代表着两种思想。
毫无疑问，我是文学救国论，从读书识字振兴文化来立人。
六弟则是当兵做官，安身立命。
六弟的阵营成员还包括一个王将军。
王将军的身份颇具意味，他和“我”曾为同学，而最终当上了军官，背弃了自己当初的梦想，有声势有地位。
王将军出现的使命就是劝说“我”让小兵回部队，好像自己是个活生生的榜样。
三多则扮演了一个犹大的角色。
他不仅诱拐小兵逍遥自在，更重要的在于小兵就是受了他的挑唆，伙同他杀了人，只能远走他乡。
“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到如此的结局，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无法理解自己的理智竟然被一个美丽的外表迷惑。
阅读小说的感受就是作者还是有一个预设，小兵的发展将不会如我所愿。
我设想的结局是小兵最终离开“我”，还是回了部队。
因为小说时时用六弟的嘴说明小兵内敛的外表下怀着颗诡异的心。
然而小兵令“我”满意的是对我无比顺从，学习刻苦努力，确实有立志做读书人来强国的愿望。
沈从文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没有那种天真的蛮横，对城市贵族一意孤行的平面化揭丑，和对乡土无比眷恋的赞颂。
在读者看来“我”和六弟两个阵营的斗争仿佛都有着平等的对话意识。
首先，“我”和六弟对小兵充满着喜爱，尽管两个人的信仰相距甚远，两个阵营的初衷却都是为了小兵的将来。
读者在阅读中只能看着情节怎么走下去，而不是聆听作者的声音，看这两方总有一方胜出。
其次，小兵外表俊美，长了一幅读书人的样子，是迷惑“我”的致命原因。
他内心有着一股蛮力。
尽管如此，还能背叛六弟，放下刀枪，师从“我”，实在是可塑之才。
这一点让“我”深深的感动。
这是沈从文颇为吊诡的一笔。
非不如此写不能表现我愿望失败之痛，也不能说明六弟愿望落空之诧异。
小兵的出路成了令人关心的问题。
他从令人充满希望到让人揪心，即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然而作者也没有任何表态，他的开放性让我突然对沈从文感到陌生起来。
毫无疑问，沈从文该篇的对话性和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不同，鲁迅的两篇只能看作是他的分身术，并且对于国民性和知识分子启蒙身份受到冲击的抑郁溢于言表，都是鲁迅的自说自话而已。
作品中构成张力而不能和读者构成对话性，因而我们在了解他孤独的同时，感受到的是知识分子责任难以坚守的悲哀，以及反抗绝望的毅然决然，对于这样的悲剧英雄我们深表同情。
而沈从文这篇的对话意识分明让我们看出了他的困惑。
他已经流露出一种茫然，那就是知识分子渴望获得改造国民的成就感，而事实上他不仅失败了，并且失败的没有一点儿挽回的余地。
他不能把握这种意外的结局，就像不能阻止厄运的发生。
那种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尽管是人性恶的折射，却让沈从文意识到了，启蒙失败不失败不光有着被启蒙者有吃掉启蒙者的危险性，更有着一种宿命的东西存在。
我认为看与被看，吃与被吃只是一种偶然的原因，是鲁迅发掘出的一种现实存在，而不能说明这是社会的普遍问题。
我想这也大概就是沈从文最终从欲望本身探讨人的存在的一个滥觞吧。
“我”对于自己天真的信赖小兵也表现出一定的自责，颇具反讽意味。
“因为我连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还为他那外表所迷惑，不能瞭解，怎么还好说懂这样那样。
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
”这一段文章让我想到了法国关于环境决定人之性格的理论，从而影响他们文学创作的风格。
这一段是不是“我”试图解释小兵幡然变化的内在原因呢。
总之，这样一解释倒也显出“我”的愚钝。
“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
”这句话像是自我解嘲，倒是和隐含作者合二为一了。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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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沈从文读后感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一）文\\\/李郝自从上了高中就很喜欢看小说，所以这次没有犹豫地就选了这本《边城》。
记得初次接触这部沈先生的作品是在高中的语文读本上，上面节选了一段翠翠和外公在船上听傩送和天保唱歌求婚的内容，当时只是觉得是行文舒缓的一篇文，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但在这次短短几天的阅读中，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让这几年看过了太多浮华、功利、YY文的我感到了久违的宁静，心像承载着祖孙二人渡船的河水一样平静的流淌着，用每一滴的触觉去感受沈先生笔下那充斥着诗意和人性美的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沈先生的代表作，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故事。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这样一个奇特的家庭：靠摆渡为生的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二人。
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傩送，从此心中埋下朦胧的少女情怀。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翠翠，托人向老船夫求亲。
兄弟俩人都爱上翠翠，他们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
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
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
关于《历史，何以至此》的读后感
[关于《历史，何以至此》的读后感]近两周的生活有些不规律，读书的进度有所减缓，完整读完的只有雷颐先生所著的《历史，何以至此》一书，关于《历史，何以至此》的读后感。
其实，生活不规律是借口，心态不平静才是真相。
《历史，何以至此》一书依旧是着眼于清末以来的历史，通过记叙历史事件阐述作者个人的见解和看法。
作者在题材上选取的都是那些不为历史课本所述的个人的历史，我想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的用意也在于此吧。
个个人物提起来都是赫赫有名，但是却都无正史记述。
自《清史稿》后中国再也没有编撰正史，这的确是个遗憾。
在读过这么些讲述和评价1840年之后的历史的书籍之后，我个人觉得假如史家果真要有以史为鉴的动作，而且是关乎中国前途的动作，一个是民国，一个是苏联，这两个对象应该认真地求索和考究。
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只研究这两家肯定远远不够。
我只是在看书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太多现实的影子，对于有些历史的重复感到深深的无奈。
作者在书中划分了四个章节：清末、民国、当代、国外。
这其中有五个人让我感触最深：容闳、蔡元培、胡适、沈从文、茨威格。
容闳亲历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上述清末四件大事，从他个人的成长和经历就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代救亡图存的现行者的种种尝试碰撞在冰冷的封建社会现实的无奈和艰辛。
蔡元培先生治下的北京大学依然为我等现今的学生所羡慕。
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六年，期间多少堪为现今的中国大学所鉴，读后感《关于《历史，何以至此》的读后感》。
现在大家谈论五四必会提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但是长时间来关于胡适的了解似乎一直都很模糊，他参与教育，参与文艺，同时还参与政治。
他的实用主义，他的西化思想，直到现在我还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只知道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边城》是他写的，别无其他。
本书中讲述了沈从文为何建国之后封笔投身文物研究的原因。
1961年，沈从文写了一篇尚未完成、当时也未准备发表的草稿《抽象的抒情》。
在这篇草稿之中，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性令人唏嘘。
因为《异端的权利》而知道茨威格，但是却不知道他还受邀去过苏联。
看过他关于苏联的记叙和评论，不得不感叹人们在政治宣传所带来的狂热的力量之下的不堪一击。
当然，总是会有人总是那么的冷静，也许他默默无闻，但是他一定存在。
严格的说，这已经算不上是什么读后感了，完全是流水账式的读书笔记。
多说一些自己关于电视的感想。
从《潜伏》中的李崖到《风语》中的陆从骏，我发现电视剧中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形象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仍然十分的狡猾，但是他们绝对不愚蠢了。
很多时候他们还有一些别样的特点。
这和以前看到的我方周瑜vs敌方蒋干的对抗已经大不一样了。
浏览过《新周刊》关于去年电视的评头论足的内容之后深感自己的落后：从来没有看过江苏台的《非诚勿扰》(如今也没有这个打算)，那么多的主持人里只看过白岩松和贺炜，电视剧都是只听说过片名…还是要感叹之前的一个状态，生活中有些朋友的话就像是早晨洗脸时的凉毛巾，能够让头脑保持一天的清醒。
真心希望自己每天都可以保持清醒，关键还是在于自己，静心的确是个很大的难题。
今天是清明节，愿生者珍重，逝者安息。
#R.I.P 〔关于《历史，何以至此》的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沈从文作品集读后感
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对完美人性的追求。
2把完美的人性与完美的社会和完美的大自然融会贯通起来，构成特有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湘西的自然风光总是浓墨重彩的一部分。
这也是沈从文小说的总体灵魂与基石。
在沈从文的笔下《三三》里的主人公是一群善良，真挚，美丽的人，无论他的身份是农民。
地主或者是小业者，沈从文以美好的人性反观“常”与“变”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他特殊的文化思辨。
这种独特的审美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看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你会深刻的体会到“女人是水做的”。
小说里的三三也不例外，沈从文把三三描绘成一个善良，纯真，含蓄纯朴的女子。
这也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对完美女子的评价与要求。
从三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生追求。
十五岁的三三依然保持着孩子般的纯真与纯朴，完全不被尘世的所沾染，整日与河里的鱼和溪边的鸭子为伴，三三的心事河里的鱼比母亲知道的还多，如果这些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完全不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