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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洪秀全

时间:2019-03-13 09:30

洪秀全人物传记读后感1500字

《太平天国》读后感 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我非常喜欢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相关事迹,读过了许多关于天平天国的书籍,感慨万千,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给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洪秀全、石达开、李秀成、杨秀清等,我最喜欢的是石达开,被称为“泰山石敢当”,他们不畏清王朝的镇压,带领农民开展了一次全国最大规模的反清运动,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虽然最终失败,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的发生有许多因素,首先是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

统治更加腐败。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

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自然灾害严重。

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本来就地瘠民穷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

鸦片的输入,导致满清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发生了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捻军,陕西回民起义。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它曾多次进行科举考试,屡考不中,在广州偶得一《劝世良言》,拿回了家并没有看,在李敬芳表兄的推荐下,读了这本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创立了拜上帝教,然后感化民众,发动金田起义,并得到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和冯云山等人的帮助,建立了太平天国,改成天王。

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石达开为翼王,韦昌辉为北王。

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天京事变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于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

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

杨秀成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

但是北王得到消息后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

石达开为此被迫离开天京。

最后,石达开带领的太平天国军队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他被俘虏后被清政府处以“凌迟”的死刑。

虽然,洪秀全在后期提拔了一批新的将领,比如李秀成、陈玉成等,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但由于天京沦陷,最终太平天国灭亡。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他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还打击了外国的侵略势力。

最后,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它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

要完成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就要一口气推翻它,不能给它恢复期。

在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只有既反封建,又反对资本主义列强,才能完成救国救民的任务。

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的开辟正是吸取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的失败教训,取得了最后胜利。

太平天国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

三国演义读后感1200字怎么写

一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

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

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

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

《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

到一四00年间。

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

他亦能词曲。

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

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 ”“仁政”治理天下。

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 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

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

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

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

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

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

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日改,……二日增,……三日削,……。

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

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

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

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 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

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 六 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

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它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

鲁迅曾经指出创作《三国演义》处理题材的问题:“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创作成果,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

正如鲁迅所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

”(《鲁迅书简》第六O五页)以曹操的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一向是争论最多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

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在各个时代艺术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作者通过对现实的观察、研究、分析,加深对封建社会“英雄”性格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样经过再创造的人物,已经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这个形象中,同时也体现了历史上其他“乱臣贼子” 的某些特征。

《三国演义》的这一特点,为明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所不及。

《小说枝谈》记述《列国志》创作情况,指出它是把“《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

明代这种依据史书记载,装点成小说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响都远远不及《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是: 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

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的决定性事件,曹、孙、刘三个集团,为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拚死的斗争。

出现在这次历史性舞台上的人物有: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黄盖、曹操、蒋干等十几个人物。

诸葛亮出使东吴,揭开了多种矛盾冲突的序幕。

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各自陈述“战…‘降”的利弊中,孙权动摇于两者之间,既害怕曹操的强大兵力,不敢应战;又不愿向曹操称臣投降。

作者通过孙权一再“沉吟不语”、“低头不语”,以及数次反覆,来写他内心矛盾。

作者从东吴“主战”“主降”两派矛盾冲突中,通过孙权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刻划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

不仅孙权如此,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窄,鲁肃小心拘谨,黄盖、阚泽勇敢沉着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达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谐一致,人物性格个性化得到异常生动的表现。

即便如两次短暂出场的蒋干,虽然着墨不多,却由他自己的言谈举动,活现出一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物。

这种直接描写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艺术表现力,超过作者的侧面叙述。

刘禅是一个处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对他性格的侧面叙述,但形象不鲜明。

第一百十九回,写他做了俘虏后的“乐不思蜀”,从刘禅的言语、体态、神情中,描写他的昏庸、低能,却成为一段表现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精心选择了细节描写,如第十七回“借头压军心”一节,写曹操攻打袁术时,军粮将尽,接济不及,命令仓官王重“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声四起。

“操乃密召王星人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 星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重大惊……。

”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把细节描写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

细节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无的细节,如第二十四回,写刘备要袁绍出兵,乘虚进攻许昌,这是一次极好的出击时机,袁绍却为了小儿子生疥疮而拒绝出兵。

小说描写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丧气地叹息:“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反映袁绍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懦夫性格。

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渭北打了败仗,拒绝再出战,诸葛亮送了妇女衣服,并在信中给以极大侮辱,以为挑战。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

”表现司马懿隐而不露的阴险是很深刻的。

某些细节的反覆着重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

“许攸问粮”写曹操一再说谎,通过曹操装模作样的细节描写,使一般的虚伪深化为奸诈,丰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环境气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划。

“三顾草庐”一节,作者先后曲折地写了司马徽、徐庶对诸葛亮的介绍,影影绰绰地虚写他非凡的才能,用气氛来烘托人物形象。

前二次刘备去隆中都没有遇见,而卧龙岗静谧秀丽的景色、踪迹不定的“逸人隐士”、吟诗唱句的歌声,以及刘备迫切求见的心情的描绘,达到情景交融,使气氛更加神秘,引起人们渴望一见诸葛亮。

“三顾草庐”气氛的渲染,是作者为了美化刘备“求贤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风度和神化诸葛亮的希世之才,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几次败仗,写得很生动,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

”这几次战役,曹操败得相当惨,作者极力描写他狼狈不堪的处境,气氛也很悲凉,但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曹操,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连连大笑,这是用环境描写来反衬曹操“顽强”“狡谲”的一面。

环境描写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划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丰富艺术表现力。

像“温酒斩华雄 ”、“大战长坂桥”,都是小说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极为生动的篇章。

由于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出千军万马奔腾呼啸的气氛,并在典型环境中刻划性格,使关羽、赵云、张飞等的“勇武”气概得到有力的表现。

在艺术结构方面,《三国演义》叙述了上百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

小说前八十回,叙述汉末大小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小说后四十回,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直至晋统一全国。

全文有头有尾,前后呼应。

小说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以描写战争为主要情节,围绕这条主线,串联着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参差错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

在用笔上,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有时还运用插叙、倒叙,说明情节的来龙去脉;显示了《三国演义》在结构上的成就。

间杂文言和白话是《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

它改变正史的全部文言,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文词,使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话相比,选词用字较为精炼,抒情写景也较细致。

作者还注意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张飞;个别地方也有生动的口语,如第五十四回,写吴国太和孙权的对话。

不过,类似这种较为成功的语言是不多的。

《三国演义》保留了大量书面语,有些章节照抄史书原文,因此,这种间杂文言、白话的语言,比起《红楼梦》、《水浒》等接近口语的语言来,就显得逊色了。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它问世以后,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

明清以来,上自写盘古的《开辟演绎》,下迄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或以史事为主线,或以人物为中心,创作十分繁荣。

另外,戏剧、曲艺等,也以《三国演义》的内容为题材,进行大量的创作和改编。

《三国演义》以它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维妙维肖的人物刻划,影响着后代文学艺术。

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艺术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鉴,也应该是肯定的。

洪秀全的个人性格和思想程度是怎样的

作为领袖,自认为是照耀万方的太阳,“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自视甚高。

把他与自卑心理连在一起,似乎令人费解。

其实,许多人(包括伟人)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是具有强烈自卑感的人物,研究他的自卑心理及这种心理对其性格的影响,对于深刻认识,全面评价这一历史人物将具有积极意义。

      1 自卑心理形成与补偿行为自卑心理是指个人所体验到的自己的缺点、无能或低劣而产生的不如别人的心理。

洪秀全自卑心理的形成跟他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紧密相联,大致说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1 出身低微,是洪秀全产生自卑心理的渊薮      洪秀全,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芙蓉幛附近的福源水,不久举家迁至距广州城北约45公里的官禄土布,当时曾有这样一首民谣流传:“官禄土布,官禄土布。

食粥送薯芋。

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

”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况可窥一斑,洪秀全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不堪的小村里度过的。

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少年时“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

”洪秀全7岁入塾读书,全家节衣缩食,尽力为其筹措学费,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幸得几位族人相助,“赠以衣物”,加之他聪明好学,有几位老师自愿不收学费而教之,才使他有机会念了几年书。

尽管如此,到,实在由于家境不济,还是不得不中途辍学。

洪秀全的家世在贫穷的官禄土布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农而已。

在“官以贿得,刑以钱免”的时代,既无富足家资,又无显赫亲贵的低微出身,给洪秀全应科举试带来较大不利,屡试不中,最终连个秀才都未捞到。

      家庭出身的寒微,使洪秀全青少年时代就饱受生活磨难,年轻的心灵难免会受到创伤,于是渐渐就产生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

在其发动起义后,低微的出身又常为统治阶级所攻击,“所谓伪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本广西乞丐。

”在他们眼中,洪秀全不过是一山野乞丐。

这种攻击,不能不触及洪秀全内心深处自卑的角落。

于是,他就不断采取措施抬高自己及整个洪氏家族的地位,甚至依靠一个自创的宗教,把自己神化。

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其内心自卑的反映。

奥地利著名个体心理学家说:“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自卑感的补偿行为必然会同时出现。

”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他的妻子则为太阴月亮。

同时,在太平天国内部实行一套严格的“分贵贱”、“判尊卑”的等级制度。

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更是把自己搞得尊贵无比,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

天王特权,较之历代封建帝王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个人生活上,洪秀全相当奢侈腐化。

太平军刚刚攻下南京,他就开始大兴土木,营造比明清故宫还要大得多的“侈丽无比”的天王府,并广选民间秀女入宫。

天王进膳,也要放炮奏乐,鼓声、锣声、钹声与炮声交作,膳毕始停。

御膳用品也多是金制的。

罗尔纲先生曾就有关材料,说洪秀全摆的是帝王的威风,过的却是农家勤俭的生活。

此说似有替农民领袖开脱之嫌,颇难服人。

实际上,洪秀全满脑子的享乐思想,这固然跟他思想中的封建性因素有关,同时与他因家庭出身的卑微而导致的自卑心态亦不无关系。

他正是力图通过抬高、神化自己的地位和过分突出天王特权等措施来补偿他的自卑感。

      1.2 多次科场失第,是洪秀全产生自卑心理的重要原因      同一般的封建士子一样,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

渴望由士而仕,一举成名,完成由“田舍郎”到“登天子堂”的转变,可以说是洪秀全梦寐以求的愿望,而且洪秀全聪颖好学,其家人和族人都对洪秀全抱有极高的期望,洪秀全自己也希望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光宗耀祖。

他曾先后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命运却总与洪秀全开玩笑,“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

”正所谓希望的花儿开得愈红,失望的果子却结得愈大。

      1837年,第三次考试失败后,洪秀全大病一场。

病间,他做了许多荒诞的怪梦,这些梦幻在以后的太平天国文献中被大加渲染,解释为洪秀全被上帝召上天堂,授以“除妖”大任。

其实,从梦幻的种种迹象:乘轿去天堂,见到“无数穿龙袍角帽者”和“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的上帝等等,结合洪秀全当时的心态,不难看出洪秀全所说的上天堂实际上是梦见自己中秀才后到学政衙门拜师的景象。

在中说,梦是愿望的达成。

洪秀全因考不中秀才而致病,他只能在病梦中“实现”中秀才的愿望,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梦境中的幻象是对其现实残酷的安慰与补偿,洪秀全当然愿意沉浸于这样虚无的幻境中。

然而梦幻终究是梦幻,当他醒来时,他面对的依然是冷冰冰的现实。

悲苦郁闷中,他细读了,从中受到不少的启发,萌发了反抗清王朝的念头。

但这时他的希望还未最后破灭,猎取功名之心依然未死。

1843年他第四次应考,结果还是名落孙山,通过科举猎取功名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

此时长期压抑在他心头的愤恨一齐迸发出来,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

结合以前读过的的内容,联系自身虔诚信奉文昌、魁星却连个秀才都不中的事实,洪秀全想到他们绝不是真神,同时他从中得到了补偿的办法,即信奉“上帝”为惟一真神并去传播这一信仰,通过信教、传教来补偿从科举仕途中不能得到的享尽荣华富贵的优越感。

      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我们亦能清晰地看到科举失第给洪秀全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1848年,洪秀全向拜上帝会宣布这一政治神话时,就借皇上帝的权威,辛辣地嘲弄和鞭挞孔子及其经书,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孔子强辩,皇上帝便派人将孔子提来捆绑鞭打,以致孔子再三讨饶,“哀求不已”。

这个故事把洪秀全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不满表达得淋漓尽致。

太平军进军途中,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据张德坚在天京目击所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

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

”这些举措,正是洪秀全由科举不第而产生严重自卑心理的绝好注脚。

      1 3 、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直接对洪秀全的教主地位构成挑战,是加重洪秀全自卑感的又一原因      1848年,拜上帝会受到地主阶级破坏,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的危局,在这种情况下,,萧朝贵相继出面,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传言,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发号施令,稳定了人心,团结了会众。

但同时这种做法也直接威胁到洪秀全惟我独尊的教主地位,本来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天兄之弟受命下凡诛妖。

但杨、萧借天父、天兄下凡附体发号施令时,洪也只有跪地听命的份,不敢有丝毫反抗。

靠“天父”这的万能法宝,实际上成了拜上帝会和后来太平军的潜在首领。

      据史料记载,杨秀清曾多次借天父下凡,斥责、凌辱诸王及洪秀全长、次二兄。

更有甚者,杨秀清1853年11月又借“天父”之名,指责洪任意打骂部下,要“杖责四十”,北王及众官俯伏地下哭求亦不得免,直到洪愿意俯伏受杖方罢。

此后,杨还用“下凡”办法,宣称“不可尽毁古书”,一方面是纠正了洪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天王说了不算只有“天父”说的才算。

由此可见,平时高高在上,尊贵无比的天王,在杨借“天父下凡”时,也不得不甘受斥责,唯命是从,在天朝诸王及众臣面前尊严尽失。

这不能不强化洪秀全内心原本就有的自卑。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独居深宫,一道“止行”诏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这种做法不正是其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虚弱自卑的外在表现吗?      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天父附体”的特权,所以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

而且,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热衷于个人权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直至发生“逼封万岁”的事件。

对东王的飞扬跋扈,洪秀全显得虚弱无力。

他只能在内心中感到更加自卑。

同时,对杨秀清的态度也开始由推崇、赏识到妒忌、憎恨的转变。

史学界一部分人否认天京事变中洪密诏召韦进京杀杨的事实,实际上,从当时客观形势分析,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是不敢也不能杀杨的。

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洪也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反叛行为。

石达开回京,指责韦的擅杀,却遭韦威胁被迫逃出天京,韦杀其全家。

对这样的恶性事件,洪不但未予制止,反而悬赏通辑石达开,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格“购其首级”这些都证明至少洪对韦是持怂恿和支持态度的。

从洪秀全当时的心态来看,由于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感,他决不是那种心胸宽广之人。

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感到杨秀清对于自己地位和宝座的威胁,感到自己是在杨的阴影下生存,借韦之手杀杨,对他来说,是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对其自卑心理当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2 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      “人的性格是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概括化和定型化的结果”,“表现在人对现实的稳定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之中”。

性格的形成跟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活动分不开。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洪秀全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因自卑感的作用,洪秀全的性格中有明显的暴烈、残酷、刚愎自用、多疑、缺乏自信等特征。

      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

《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

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

”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

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性气太烈”。

而且洪秀全发火,有时是无端的。

罗尔纲先生说这是他当年患病留下的后遗症,其实,从心理上进行考察,这跟洪秀全长期在自卑感作用下内心抑郁、烦躁不无关系。

      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轻则斥责、饿饭、杖责,重则斩手斩脚、杀头甚至更为惨酷。

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往往为一些小事,大耍威风,对身边有功之臣也随意“以靴头击踢”或“杖责”,“身有喜事者”亦不能免。

暴烈残酷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如此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正源自他内心的自卑感。

      固执褊狭,刚愎自用是洪秀全性格中的又一特征。

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迫于斗争形势的严峻,洪秀全还比较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随着斗争的节节胜利,他开始变得刚愎起来。

1853年11月,杨秀清借神权要杖责他,理由之一就是劝其纳谏,并说:“谚云:‘木从绳而得直,君从谏而得正。

’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

天京事变前,掌握实际军事指挥权的是杨秀清,因而洪的刚愎,固未给太平天国带来明显的损失。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然而他长期脱离实际,缺乏对军事形势的全面了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听不进正确意见,以天王权力强令执行,使斗争屡遭挫折。

      1863年12月,天京城遭重重包围,危在旦夕,李秀成从丹阳赶回天京,向洪提出“让城别走”的合理建议,却遭到洪劈头盖脑一番严斥:“朕奉上帝圣旨,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

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洪秀全的固执武断,终于导致失掉挽救天国的最后时机,加速了天国的败亡。

对此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天王“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

”其实“好高”的表象之下,掩饰的正是洪秀全在斗争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感到心恢意懒 ,万念俱灭而不图振救 ,是其内心虚弱自卑的表现。

形势愈严峻 ,他的自卑感愈强烈 ,表现得也更加固执。

      此外 ,洪秀全性格中还有明显的多疑、不自信的特征。

多疑性格主要体现在洪秀全的用人上。

天京事变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但他没有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 ,礼贤下士 ,励精图治 ,反而认为“祸根源于外姓外臣” ,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多疑的反常心理 ,开始猜忌外臣 ,任人唯亲。

      天京事变后 ,深孚众望的石达开是惟一辅佐天王、“羽翼天朝”的人物 ,洪秀全对他却心生疑忌 ,“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 ,众人欢悦 ,主有不悦心” ,故用其兄“挟制翼王”最终导致石达开出走 ,刚刚遭受重创的天朝又一次大受损失 ,实际上是洪秀全猜贤忌能 ,自毁长城的结果 ,天京事变后 ,“国中无人 ,朝中无将” ,洪秀全提拔陈玉成 ,李秀成等青年将领进入领导核心 ,但对他们也并不信任。

陈玉成安徽战败 ,洪氏集团借口防溃兵 ,封江阻他归京 ;陈玉成殉难后 ,李秀成独撑危局 ,天王猜忌更甚。

李秀成说 :“那时主见我辖百万之众 ,而何不忌我尔 !……主观我兵权重大 ,总计分割我权。

”洪秀全多疑 ,对朝臣普遍不信任的心态因于他的自卑。

由于自卑而缺乏自信 ,使他对洪氏集团以外的任何人都十分猜忌 ,想重用而又不信任 ,且用且疑 ,只能导致军队离心力加剧。

      洪秀全缺乏自信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

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 ,他信天不信人。

广大将士出生入死 ,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 ,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

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 ,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

越到后来 ,他越发迷信 ,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

天京被困 ,危在旦夕 ,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 ,提出“让城别走” ,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的痴话 ,简直到了众人皆醒他独醉的地步。

      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

从 1862年初 ,封陈坤书为护王始 ,到10月封王 30余人 ,1863年4月封王达 90多人 ,到太平天国失败时 ,封王竟达 2700余人。

洪秀全对自己和天国前途缺乏信心 ,他想通过封王的办法来维系日益涣散的人心 ,巩固自己万年一统的江山 ,事实上却使太平天国的政治更加混乱 ,收到的是恰与之相反的效果。

      自卑心理尤如一把双刃剑 ,因为自卑而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很多 ,因为自卑而一事无成的人更多。

洪秀全因家庭出身卑微和多次科场失第等原因 ,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由自卑而产生追求优越感的补偿要求 ,他走上了反清起义的道路 ,并取得过重大胜利。

但自卑在他的性格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且愈到后来斗争形势愈严峻 ,他的自卑感也愈强烈 ,由自卑而导致的性格中的消极因素表现得也就愈加明显 ,最终给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洪秀全这个人怎么样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可能出于反满的需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洪秀全的崇拜者。

湖南的辛亥革命党人常称要洗尽湖南人曾国藩给他们带来的羞耻。

不过孙中山也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

”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

“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民国学者可以说是十分分歧,罗尔纲和简又文等人正面评价太平天国对后世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但郭廷以等史家却抨击太平军领导人的残暴反动本质。

例如胡适看到罗尔纲写的第一本书《太平天国史纲》后,愤愤然指责书上“专门表扬太平天国”为不当。

照他看来,“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

  近来,虽然中国大陆官方教科书上依旧正面评价太平天国为主,但是近年来夏春涛等现代大陆学者开始负面评价太平天国,批评太平天国欺骗、落后、残暴。

批评强调太平天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性,激烈的批评甚至认为是典型的邪教叛乱。

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导致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

《周易》读后感1500字

洪秀全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要写他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写完的,我就和你简单地说一下吧。

洪秀全是在屡次不第后,精神受到了很大地打击,大病了一场,病好后受到了基督教的启发,创立了“拜上帝教”,开始在广西进行传教活动,自称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上帝长子是耶稣)蛊惑百姓,广大的贫苦百姓,受其蛊惑,纷纷加入该教,后来形成了以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等人的领导核心,洪秀全自称“天王”,其他五人也就是永安封王的东、西、南、北、翼五王(权利大小按先后顺序),毛主席曾在“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片文章中感慨“吾叹几千年民智之不开也”(原话可能有出入,我是凭记忆写下来的),在当时民智不开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好诱骗的,洪秀全自称上帝之子,大家竟然都相信了,(有不信的估计也被洪杀掉了),洪用精神鸦片来欺骗和控制老百姓,把自己包装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但当东王杨秀清向他手中的权力发动挑战时,他毫不犹豫地发出密诏(事后还不承认有此密诏),命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以及燕王秦日纲率兵勤王,外有磨刀霍霍的北王和燕王(翼王诈称有病,停在安庆静观其变),内有东王府的叛徒陈承榕做内应,东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杀害,其所部2万余人也被残杀,(东王被害后,天京城内尚有其很多部下,不能一次杀掉,洪便与韦、秦商定了一个密谋,洪下诏诈称北王、燕王滥杀无辜,杀害东王,最大恶极,要在大庭广众下杖责韦、秦,要广大的东王部下交出武器,前来观看,东王部众不知天王有诈,既然是天王下诏,大家不疑有诈,都前来观看,结果可想而知,洪之权谋诈术可见一斑),天京事变后,广大太平军将士都痛恨北王和燕王滥杀无辜,群情激奋,洪就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设计杀了北王和燕王,用他们的头来平复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愤怒之情,而把自己摘干净,并且为东王昭雪,让大家认为东王是北王和燕王害死的,与他无关,一个毫无诚信之人,一个只知道玩弄阴谋诡计之人,其心胸和气度,相比文正公不知差了几万几千里。

洪到处捣毁孔庙,甚至篡改中华孔孟书籍(东王掏碳工出身,大字一个也不识,但却反对篡改儒家经典,仅凭这一点,洪差的太远了)。

文正公尊奉孔孟之道,率湘军出湖南,备尝坚信,艰苦奋战,终于消灭了洪秀全,功成后急流勇退,解散湘军,无愧“古今第一完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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